“在東北社會，獲得體制內的工作是順利邁向婚戀大門的‘通行證’，除卻私人關系，社會組織或單位也會主動擔任‘紅娘’身份。”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趙丹在研究文章《體制分割與青年的婚戀行為和就業選擇分析——以東北青年為例》中指出，無論形式如何，體制內與體制內的單身青年聯姻成為一條不成文的社會規范，這條規范對東北單身青年擇偶行為的形塑與約束，不僅體現于個體的婚戀行動中，而且表現在有組織的相親活動中。

該文是黑龍江省社科規劃2023年度一般項目的階段性成果，已于近日刊發在2024年第6期的《中國青年研究》上。

趙丹介紹，其曾于2017年7月至2019年8月，在東北X市實地調研，針對現在或曾經于X市就業和生活過的個案（18人）進行訪談。該市在東北區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典型的工業城市之一。

該文提到，體制對東北青年婚戀的影響力，或許超越了收入、學歷、戶籍、畢業院校、個人能力、樣貌，甚至包括愛情在內等諸多常見因素。沒有進入體制內的單身青年，盡管擁有收入來源、高學歷、房子和車子等優越條件，也難獲得與體制內單身青年發展一段長期穩定的親密關系的機會。如果一對青年在偶然的情境下產生了情愫，若得知一方在體制內就職，另一方暫無體制內的職業，則有可能導致這段感情無果。甚至，處于體制內的一方還可能產生被對方“占便宜”或被“高攀”的顧慮。只有雙方同在體制內或體制外，喜結良緣的可能性才會顯著增加。總之，體制內的工作對東北適齡單身青年做出婚戀決策的影響很大。

“在東北社會，缺少職工身份，無論是主動選擇還是被動選擇，婚戀機會均大幅降低。”趙丹在文章中直言。其中，一名受訪者曾在某機關事業單位從事公益性崗位，其間受單位領導安排準備參加公務員體制內組織的一場聯誼活動，但在報名環節就以失敗告終。據她轉述，舉辦單位的一名負責人在電話里給出的理由是“公益性崗位身份不是正式入編人員，不能參加這次活動；再說了，就算是去了，公益性崗位人員在自我介紹的時候肯定自己都不好意思說不出口......”回憶起這番“勸退”的言辭，這名受訪者至今憤憤不平:“當時我就感到自己受到了歧視和侮辱，公益性崗位怎么了，有啥見不得人的。”

趙丹還注意到，身在東北地區，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區隔是東北青年從就業到婚戀繞不開的議題。體制內的工作或許在一些青年看來無足輕重，但是只要在面對婚戀問題時，就會被重新帶回關于體制內外的審視和拷問。視體制內就業結果為最優的單向社會評價體系，助長了一些東北青年盲目“考編”的跟風行為。而且，這也打擊了那些憑借技能優勢、依靠勞動謀生的體制外東北青年。更重要的是，這種評價標準還加劇了一些東北青年不出門、不社交、不就業、不婚戀等社會問題的嚴重性。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主動離開。當下已有不少東北青年選擇逃離東北，向外尋找更多的發展機會。

文章分析，對于東北地區的大部分青年而言，先“立‘體制內’的業”，可為“成家”推波助瀾。獲得體制內的一席之地，或與同為體制內的單身青年聯姻，不但是社會個體的理想，而且是重要他人乃至社會的共同期望。這種集體共識甚至成為一種具有潛在強制性的婚戀行為規范。一旦沒能獲得編制，東北青年的婚戀過程也將受阻，社會個體及其家庭都可能面臨較大的社會壓力。體制內與體制內的單身青年締結婚姻的潛在社會規范，既排斥了體制外的單身青年，又加劇了體制內單身女性的婚戀難度。

在趙丹看來，探討青年的就業取向與婚戀行為，需要重視制度結構因素的作用力。處于體制分割程度較高的地區，青年的失業率可能較高，青年的單身率或也隨之水漲船高。勞動力市場的體制分割現象在東北社會貫穿始終，且仍在被強化。對于體制內的青年來說，梯度婚姻匹配的理論觀點頗具解釋力;但對于體制外的青年而言，難以通過教育、收入、職業或愛情等交換條件，與體制內的單身青年實現跨體制通婚，這阻礙了東北地區的社會開放進程。跨越體制障礙通婚在東北的難度較高，群體邊界因體制分割而涇渭分明，社會融合度欠佳。值得警惕的是，關于體制外的就業歧視已蔓延和滲透至東北青年的婚戀場域，對于未能符合社會期待的任何就業形式，婚戀機會也將受到削弱。更重要的是，這也導致潛在社會人才資源的浪費和擱置，加劇當地青年的失業率和單身率。

該文最后呼吁，東北地區近來以發展冰雪經濟帶動了全國冰雪旅游熱效應，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打卡，也增加了全國對東北區域發展的關注度，更提升了青年游子返鄉創業就業、安家落戶的意愿和動機。不過，若勞動力市場體制分割問題依然嚴峻，就不得不重新回到東北青年關于就業與婚戀的老問題。應當鼓勵東北青年樹立正確的婚戀觀和就業觀，但前提應是基于東北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以及社會評價體系的多元化與豐富化。只有突破體制內外二元對立的職業結構，社會對本地青年和返鄉青年的包容性和開放性才能逐漸增強，東北青年的就業選擇與婚戀行為才能得到進一步的優化與改善，從而形成一系列的良性循環，這也是更好地應對東北少子化、老齡化和人才流失等挑戰的關鍵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