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像我想了解格羅弗·克利夫蘭的女友凱特·納什那樣想了解一個人在現代的生活，他們會有一個信息寶庫，其信息量遠遠超過凱特不經意間留下的零星的人口普查報告、出生和死亡記錄以及偶爾的剪報。他們只需要簡單地敲幾下鍵盤，就能獲取大量的信息。

然而，并非所有的調查都是善意的。

在2020年夏天，新澤西州一名聯邦法官埃絲特·薩拉斯目睹了她的孩子死于一名種族主義、厭惡女性的律師之手。這位律師對薩拉斯法官法庭上的案件拖延感到莫名其妙的憤怒。對于這位律師來說，想要獲取薩拉斯一家的住址、常去的教堂以及更多信息是非常容易的。于是他帶著一把槍來到了薩拉斯家并對其子痛下殺手。

薩拉斯法官在她兒子遇害后情緒激動地請求保護隱私時說：“有一些公司會出售你的個人詳細資料”，并利用這些信息來達到邪惡的目的。她表示，槍手手中有一份關于她的“完整檔案”，其中部分內容還是通過互聯網上的自由信息流匯編而成。她甚至要求對她的家庭住址進行保密。

如果你曾經經歷過官方意義上的檔案編制，你會明白“檔案”這個詞聽起來非常恰當。如果不該進入正確數據庫的人涉入了，他們就可以購買到關于任何人的數據驅動檔案。這就是為什么據說一家英國小報得知女演員梅根·馬克爾（哈里王子的妻子）及其家人的“家庭住址、手機號碼、社會保險號碼等”，因為一名美國私人調查員編制了這些數據，并將其賣給一名編輯，后者隨后聯系了一些親戚，并報道了馬克爾家庭內部矛盾的情況。

為了了解在這兩種情況下可能被披露的信息類型，讓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檔案資料，也就是我的背景調查結果。盡管我的生活相對平靜，沒有犯罪記錄、破產、取消抵押品贖回權或驅逐的情況，如果有人真的想了解我的情況，他們不會發現什么引人注目的東西。我雇用了一名私人偵探，看看他能找到什么，調查結果給了我一份200多頁的數據。

這些資料包括一些基本信息，大部分是公眾所知道的，比如我的現住地址。傳統上，這類信息并不受到保護，因為它是公共信息，一般來說很多人都知道。

但隨后我檔案的內容卻拐到了令人不安的方向。它包括了我從小到大住過的幾乎每個地址，許多房子都有購買價格和面積，有些還附有內部照片和平面圖。對于我們現在擁有的房產，有抵押貸款的信息；對于我們已經出售的房產，有當前業主的姓名，有時還有他們的抵押貸款利率和出售時的欠款。

資料中還包括我的出生日期、社會保險號碼以及十年前的選民登記記錄。還有我一生中所用過的電話號碼的記錄。駕駛記錄和駕駛執照照片也在其中。還有一張從網上搜集的我的照片。這里還有我們現在的車輛（包括車牌號碼）以及我們十多年前報廢的車輛，還有它們的新車主、新地址以及最近的車牌號碼。

我的姓氏經常被拼錯，所以有一個列出我別名的列表。還有一個列出我親戚的名單，包括我的直系親屬和他們的出生日期（按月和年），還包括侄女、侄子和其他親戚（比如，我嫂子的弟弟，雖然我可能只在婚禮上見過他一次），以及他們社會保險號碼的前五位數字、目前的電子郵件地址、目前和過去的電話號碼，以及目前和過去的地址。對于我“可能的”“很有可能的”同事名單上的人也是如此，其中許多人都是鄰居，否則我可能根本不認識他們。

對于他們來說，最麻煩的是—尤其是那些相對友好的家庭成員和鄰居——報告還包括他們自己的破產、留置權、判決和犯罪歷史等信息。甚至我的所謂“可能的”同事也會被這樣揭露出來。

我還有關于其他名叫艾米·蓋達的人的關鍵信息（根據我的報告，在美國有三個人使用這個名字），以及他們的直系親屬。這包括一個人的最后已知互聯網協議地址，這是與她的個人電腦或家庭相關的一系列數字，即使她使用假名，也可以用來追蹤她的在線活動。

最后，我還有社交媒體報告，盡管我從一開始就避免使用社交媒體，考慮到隱私利益的重要性，但這似乎無濟于事。調查我的存在于臉書和其他平臺的公司向那些對了解目標人物的帖子感興趣的人承諾：“通過一次搜索，您可以發現關于對象的更多數字身份信息，這些信息在其他形式的公共記錄數據中很難獲取，我這邊可以幫助您更有效地收集信息和評估風險。”

所有這些并不需要太多費用。最近我進行了一次背景調查，包括以上所有內容，價格為150美元。與我和美國大多數人類似的數據，包括出生日期、親屬、當前和過去的地址、據稱的年薪和凈資產、據稱的就業情況、據稱的種族和宗教信仰，都可以在互聯網上找到，只需要調查者承諾“不會利用這些信息跟蹤任何人”，“不會公開他們的信息或傳播流言”。其中一些信息可能是錯誤的，但其中許多是正確的。

更令人不安的是，一些調查公司承諾，如果價格合適，他們可以獲取更多的數據。據說醫療記錄的價格為450美元；處方信息為400美元；學校成績單為450美元。信用卡活動費用為每月150美元；銀行賬戶活動也是如此。最昂貴的搜索費用為600美元及以上，其中包括國際銀行記錄、保險信息和帶有工資的就業歷史。據說，從登機口密碼到酒店賬單再到普通旅客賬戶數據，幾乎所有信息都可以通過支付費用獲得。

如果這讓人感到不安，請考慮一個更現代的轉變：亞馬遜知道我有一只斗牛犬，盡管我從未告訴過亞馬遜我有一只斗牛犬，但是不知怎么的亞馬遜就是知道關于我的這一情況。如果亞馬遜知道這些，想象一下還有什么其他信息與我們中的任何一個聯系在一起，在某種程度上。閱讀亞馬遜多年來收集的關于我的數據后，我開始意識到亞馬遜對我們的個人信息有多感興趣。（這得歸功于《加州消費者隱私法》，這是一項2020年的法律，賦予加州消費者要求企業收集他們的“個人信息的類別和具體內容”的權利。考慮到這種法律被認為將成為全球趨勢，一些公司會向任何提出請求的人提供這些數據。此外，對于許多公司來說，這些數據請求是家常便飯；自2018年起，根據《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歐洲人已擁有這一權利。）

當人們向亞馬遜請求他們的數據時，該公司發送了大約80個文件夾，每個文件夾都有自己的子文件夾，其中許多都有著專業的標題，比如“Retail.CustomerAttributes.zip”“Digital.PrimeVideo.Viewinghistory.zip”和“PaymentOptions.1.AmazonPayBrowserBehaviorData.zip”。在這些文件夾中，就像我的數據文件中的俄羅斯套娃一樣，出現了“HomeServices.HomeInnovationTechnology.Pets.1.zip”。在該文件夾中有一個被標記為“寵物”的子文件夾，其中包含一個同樣被標記為“寵物”的Excel電子表格。在該文件中，有四個詞：“斗牛犬”“你的寵物”“狗”“活躍”。上述這些內容都是真實的。

亞馬遜如何得知這些信息仍然是一個謎。我聯系了該公司，但從未成功與任何知情人士取得聯系。也許亞馬遜是從我的互聯網瀏覽器的Cookie中得知我有一只狗（回想起來，我想我可能在某個時候在一個寵物網站上購買藥物或注冊她的微芯片時提供了有關她品種的信息；我朋友是一位網站隱私官員，她通過網絡跟蹤器獲得了免費嬰兒配方奶粉樣品的到期日期，盡管她從未告訴該公司她懷孕了），或者也許我的斗牛犬信息來自一家數據收集公司，他們以某種方式了解到這些信息。

其中一家數據收集公司就是益百利，它自稱為“全球領先的消費者和企業信用報告及營銷服務提供商”。益百利維護著超過兩億美國人以及全球更多人的檔案，并根據《加州消費者隱私法》向要求其提供個人數據副本的人提供這些數據。在我收到的數據文件中，只是在我確認了該公司已經知道的事實后才發送的：我們目前的銀行信息、我近30年前的雇主名稱以及我們曾經擁有一輛小貨車的事實，這一切都令人耐人尋味。益百利認為我是一個“極有可能”是“奢侈品女裝購物者”，“有點可能”是“中低檔家具購物者”，以及“不太可能”是“紀念日購物者”，所有這些信息似乎都是從它所謂的我的“地理位置數據”中獲得的，也許與最近的那位牧師的數據類似。我在近40個購物偏好和假期相關類別中的大多數都相當準確，對某些商店來說肯定是準確的，對大型商場則是否定的，對暑假旅行肯定的，但益百利還將我與“管理人”和“某個學府”聯系在一起，有點可能參觀主題公園，這些都是不準確的，但我想這可能是另一個與艾米·蓋達有關的事情。

益百利收集了關于我們的信息，根據它所稱的“來源”，包括“汽車公司、企業對企業公司、消費者包裝品公司、消費者調查公司、消費者、授權數據編譯者、電子公司、父母產品公司”以及其他13家公司。它表示，它與“第三方”共享所收集到的信息，例如“公共機構、健康產品公司、媒體和出版公司”，以及其他17家公司，包括“監管機構或執法部門”和“保險公司”。

而益百利很可能比它所披露的更了解我。益百利在我的數據報告中解釋說：“我們還保留著被認為是個人信息的消費者數據，”但這些數據受到其他聯邦和州法律的保護，其中包括《公平信用報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駕駛員隱私保護法》（Driver's Privacy Protection Act），以及保護醫療記錄的《醫療保健信息可攜帶性和責任法案》（Health and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益百利還隱藏了（甚至對我來說）它所謂的“敏感信息”，其中包括令人耐人尋味的是我的家庭地址。

想象一下，如果某些實體可以獲取更多數據，比如來自可穿戴健身追蹤器、汽車黑匣子、超市會員卡、新聞消費（一些新聞網站確實跟蹤和分享）以及DNA檢測結果等方面的信息，他們可以在個人數據報告中添加這些信息。這將構建一個非常全面的個人畫像，沒有任何一項要素會被遺漏。

這不僅是廣告商、雇主和保險公司所希望獲得的數據，也是潛在敲詐者甚至似殺手所需的數據。而且，至少在傳統上，我們與他人分享的關于自己的信息越多，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我們對信息隱私的要求就越低。

這也難怪薩拉斯法官對數據隱私的追求引起了如此多人的關注。目前有93%的美國人表示他們愿意選擇優先考慮會對數據做隱私化處理的公司，65%的人希望能夠準確管控公司收集各種數據的能力（另外35%的人可能對這個問題還有誤解）。民調公司解釋說，對數據隱私的關注是一種“非常強烈且根深蒂固的感覺”，任何認為這種關注會消失的人都在做出否定的判斷。

但數據隱私并不僅僅是現代人的關注，法官和其他關鍵人物早已認識到在信息數據匯編中侵犯隱私的危險。在20世紀50年代，在第一臺真正的計算機問世大約十年后，美國最高法院曾對“為了收集數據而無情地暴露個人生活”而表示擔憂，并暗示這種行為會使“憲法自由處于危機之中”。20世紀60年代初，計算機科學家開始意識到他們“獲得大量新信息存儲”的能力可能會呈現出“幾乎令個人尷尬的隱私畫面”。作為回應，一些書籍出現了，例如《入侵隱私者》（甚至在你閱讀此文的時候，你生活中最私密的細節也正在被記錄、購買和出售）和《春光乍泄的社會》（這本書描述了大政府、大企業和大教育如何使用窺探設備侵犯你的隱私）。到了1966年，國會開始舉行聽證會，調查“計算機和隱私侵犯”之間的關系。

那是在20世紀70年代，在哈佛大學法律教授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著作《對隱私的攻擊：計算機、數據存儲和檔案》（Assault on Privacy : Computers, Data Banks, and Dossiers）出版之后，以及在《新聞周刊》發表了一篇以一臺隱約可見的計算機作為封面的文章“隱私不存在了嗎？”之后，最高法院提出了保護公立學校編制的有關特定學生數據的建議。一些法官特別擔心技術已經產生了數據庫，其中關鍵信息將被存儲，使一個人永遠成為犯罪嫌疑人。隨后的一年，國會采納了沃倫和布蘭代斯在《隱私權》中的思想以及他們對“個人和家庭生活的神圣領域”保護的理念，并通過了《隱私法》，該法主要是基于對“計算機數據庫對個體隱私影響”的關注，限制政府收集和發布個人信息的能力。此后，最高法院作出了裁決，承認“計算機數據庫中積累的大量個人信息對隱私構成威脅”。在20世紀80年代，大法官們還保護了逮捕記錄的整合，指出“計算機化數據庫對個人隱私的影響”。

正是在那個時候，《新媒體》雜志預測，由個人與計算機互動所創建的數據庫將很快被證明為“數字黃金”，對于那些可能想要獲取特定用戶或一般信息的公司來說，這將是一個數據驅動的寶庫。《麥客世界》雜志警示說，從事這種數據收集的計算機很可能使個人隱私成為過去。這意味著當國會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考慮如何通過第230條限制網站和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的責任時，已有68%的美國人對與計算機和他們的數據收集有關的隱私入侵表示越來越多的關注。這也意味著當一位太陽微系統公司的高管在1999年告訴他們：“你們已經沒有隱私了—接受它吧”時，他們并沒有。

如今，在數據隱私方面，對此關注的美國人已經增長到98%。人肉搜索已經成為一個常見詞匯，它是“Dropping Documents”（放下文件）的縮寫，指的是在互聯網上公開披露個人的身份信息（例如，家庭地址），以對“被曝光”的人進行報復和騷擾。國會的聽證會議題也轉向了臉書、社交媒體隱私以及數據的使用和濫用。此外，美國法律協會推出了一個名為“數據隱私的法律原則”的新法律改革項目。

對數據的擔憂已經滲透到現代法院的裁決中，尤其是在最近幾年，大數據引發了涉及隱私問題和對隱私有重大影響的案例。一家法院審理了劍橋分析公司在2016年總統選舉前利用臉書數據投放政治廣告引發的隱私案件，指出個人照片和視頻、所觀看的視頻、宗教信仰、政治觀點和社交關系信息，即使在社交媒體上與朋友的分享，也應被視為私人信息。法院表示：“當您與有限的受眾分享敏感信息時（尤其是明確聲明您的受眾是有限的情況下），您保留了隱私權，可以起訴某人侵犯這些權利。”另一家法院指出，社交媒體公司可能會受到限制，不能僅僅為了識別目的而掃描照片中的人臉，因為這種使用可能侵犯隱私權。該法院強調，普通法和“對隱私的字面理解”都包括對個人“信息的控制”，甚至包括個人的面部外貌。出生日期已受到某些法院的保護，手機號碼、社會保險號碼以及互聯網瀏覽記錄也都受到法律的保護。

最近，一家聯邦法院決定允許一項訴訟繼續進行，原因是出版商被告將原告的“個人閱讀信息”（包括他的期刊訂閱信息）發布給“數據挖掘公司”，后者隨后將其與包括姓名、年齡、性別、收入、雇主和“家庭住址”在內的“私密且高度詳細的人口統計和個人信息”進行匯總。同樣，在2021年，一位聯邦法官也允許繼續進行一起涉及“從搖籃到墳墓的詳細檔案”以及個人助理中的語音激活和語音攔截數據隱私權的訴訟。早在2004年，一家聯邦上訴法院就認定在編輯過的墮胎記錄中的個人隱私應受到保護。法院指出：即使無法從編輯過的醫療報告中了解病人的身份，一旦公開將構成隱私侵犯。

其中一些法院的裁決基于生物識別隱私的利益，例如視網膜或虹膜掃描、指紋、聲紋、手或臉部幾何形狀掃描等生物特征的隱私。這些內容在《2008年伊利諾伊州生物識別信息隱私法案》中得到明確列出，這是第一個保護此類信息的法規。當時的立法者擔心，社會保險號碼等受損數據可以更改，但生物識別技術對個人在生物學上是唯一的，因此一旦受損就無法挽回。基于伊利諾伊州法律的效力，用戶最近獲得了針對臉書“標簽建議”功能涉及6.5億美元的和解方案，該功能在照片中尋找并識別人臉。監督該案的聯邦法庭法官稱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結果”，在激烈競爭的數字隱私領域為消費者贏得了重大勝利。

伊利諾伊州是這方面的一個案例，而其他一些州，包括特拉華州、紐約州、得克薩斯州和華盛頓州，已經頒布了某種生物識別隱私法規，或正在制定相關立法，可能會在生物識別數據和其他類型數據的保護方面提供某種程度的隱私保障。在加利福尼亞州，立法者對生物識別信息的定義包括視網膜、虹膜、指紋、面部、掌紋、靜脈模式和語音記錄的圖像，還包括個人的生理、生物或行為特征、擊鍵模式或節奏、步態模式或節奏，以及睡眠、健康或運動數據。國會也曾試圖制定國家生物統計學隱私法。

這些法律的存在可能會限制某些涉及隱私的人工智能工作。最近的一起訴訟聲稱，在網絡上抓取個人照片并提取某些生物識別信息以識別個人，“侵犯了隱私并影響言論自由”。據稱，涉及的人工智能公司擁有一個數據庫，其中包含超過30億張從社交媒體和其他網站上獲取并識別的個人照片，據說該公司與有意識別某些人身份的執法機構分享這些信息。一位知名媒體辯護律師在代表該人工智能公司時，以一種引人深思的平行方式辯稱，該公司的行為完全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護。與此同時，另一家公司為所有用戶提供了免費掃描互聯網上某個人臉部的能力，到2021年，這一工具“在希望在網絡上基本追蹤婦女的陌生人中廣泛流行”。一位技術研究員告訴《華盛頓郵報》：“這些婦女和其他人，這些將他們的照片放在互聯網上的人——他們的孩子、他們的父母、他們生活中可能是脆弱的人，他們這樣做不是為了給公司提供可以獲利的數據庫。”

這帶來了一種迂回的方式，即深度偽造技術。在涉及視頻的案件中，雙方很可能就隱私和言論自由展開爭論。這些視頻看起來像是他們本人，實際上是由“深度學習”人工智能生成的逼真視頻。這種未經授權使用他人面孔和身份的做法曾引起克利夫蘭和艾比·羅伯遜的關注。

也許，所有關于生物識別器、互聯網掃描照片和深度偽造的討論能夠讓名人更容易理解對未經授權照片中隱私的需求。電視真人秀明星科勒·卡戴珊（Khloé Kardashian）曾提出這樣的論點：“當有人在光線不好的情況下給你拍了一張不討喜的照片，或者沒有拍到你的身體……你應該有權利要求不與他人分享這種照片。”她在這種情況下是指一張未經她允許的比基尼照片被發布到照片墻上。“我的身體、我的形象，我有權選擇如何呈現，我有權選擇分享什么內容是屬于我的選擇。”

這也適用于生活的其他方面，甚至是對死亡的擔憂。正如益百利數據共享語言所指出的，一些保險公司現在使用大數據來決定是否以及向客戶提供何種人壽保險政策。他們通過借鑒成千上萬個數據點來提供更個性化的分析，而不僅僅依靠過時的精算表。換句話說，申請人可能被歸類為“快餐店常客”或“健身房常客”，這告訴了他們一些有用的信息。

因此，是的，薩拉斯法官實現了她對隱私的令人心碎的愿望，即涉及她居住地的數據點。新澤西州通過一項法律，在她兒子被謀殺后的四個月內，規定在互聯網上或以其他方式披露“現任、前任和退休的司法官員、檢察官和執法人員”及其某些家庭成員的家庭住址和電話號碼是非法的。盡管面臨與第230條的某些沖突，該法律還要求出版商在收到刪除請求后的72小時內刪除這些信息。

所有這些法院裁決和立法機構通過的法規令人信服地表明，那些希望在某些數據點上保護隱私的人最終將獲得保護，甚至可能在家庭地址上也享有某種程度的隱私。實際上，2021年，美國最高法院注意到了這種廣泛可獲取的數據中的“隱私問題”，并在一起稅務案件中表達了擔憂，即“任何有計算機能力的人都可以編制關于他人的大量信息，包括家庭地址等敏感細節”。大法官們認為，這種數據匯編為慈善機構的捐贈者帶來了“更大的風險”，包括來自“恐嚇和淫穢電子郵件”以及“威脅和騷擾”，如“抗議、跟蹤和身體暴力”。大法官們決定，這些擔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慈善捐贈者的姓名和地址甚至可以對政府保密。

類似的擔憂導致谷歌地圖在收到請求時對個人住宅的照片進行模糊處理。臉書也有類似的程序，涉及新聞業務：如果一篇新聞文章“揭示了你的住所所在城市，并顯示了你的家或公寓，而你不喜歡這種情況，你可以向臉書投訴”最近的一份報告解釋道，此后“臉書將確保沒有人可以分享這篇文章”。所有這一切開始聽起來非常像歐洲，那里的“數據保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細節，如地址、工作和年齡，也不允許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透露給第三方。

這再次涉及那些可以在網上或可以購買到的冗長檔案，其中包括當前的家庭地址和許多其他內容。對于曾被逮捕的人來說，相關數據包括臉部照片將在這200多頁中呈現。這將包括成年人的犯罪歷史，甚至可能是十年或更久以前的記錄，即使此人已經改過自新。

而這引出了美國的被遺忘權這一新興隱私權利的問題，令人驚訝地在美國崛起。

（本文選摘自《尋找與隱匿：隱私權史的多重面向》一書，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