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又是一年“考古時”。即日起，“考古2023”系列稿件將陸續見刊，這是澎湃新聞·私家歷史連續第五年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請多位學者撰寫總結性稿件，對過去一年中國的重大考古發現做全時段、全方位梳理，以饗讀者。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統一六國的偉大事業，建立起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從此，“統一是歷史大勢，是正道”。深刻闡釋中華文明的“統一性”，揭示我國長期而連續的統一政治格局的定型和發展，揭示統一國家內各區域間不斷加深的交往交流交融，理所當然的成為了秦漢考古責無旁貸的重要任務。與往年相仿，由于考古工作以配合基本建設為主的隨機性、考古發現的偶然性，以及各地對各時段發現重要性認識的不平衡性，在已公布的2023年全國或省級考古的各種年度“盤點”中，秦漢考古的“重要”發現依然很少“入榜”。當然，這并不能掩蓋2023年秦漢考古發展的巨大業績，秦漢考古一直在“日用而不覺”中“默默”前行。

遺址

1.都城

陜西咸陽秦咸陽遺址的考古工作不斷推進，新確定IA3區一號建筑基址的年代為戰國晚期到秦時期，并在清理中新發現了“中官”的陶文，發掘者據此認為“中官”機構應參與了該建筑的營造?？脊殴ぷ髡咄ㄟ^對劉家村北側大型夯土建筑的勘探，認為基本可以確定咸陽城宮殿區大型建筑分布的東界所在。

陜西寶雞下站遺址是東周至秦漢時期文獻所載的密畤所在，在短短幾年間已發現的祭祀遺跡高達1400余個。經多年發掘，確定遺址的時代從春秋中期一直延續至西漢晚期，是目前所知延續時間最久的秦祭祀遺存。通過在該遺址的精心清理，不斷揭示出的秦國、統一秦王朝、漢代等不同時期的祭祀遺跡及相關器物的演變，深刻展示了我國古代祭祀制度與傳統禮制發展中的王國到帝國之變，為全面探討秦漢祭祀遺存分期奠定了基礎，入選年度陜西六大考古新發現。

下站遺址Cb型祭祀坑中出土金質車馬飾件

下站遺址Cb型祭祀坑出土玉質車馬器及玉器

與自北宮發掘停止后逐漸沉寂的漢長安城內考古不同，近年長安城外的考古工作不斷取得重要成果。2023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基本建設過程中，在長安城東側，先后確定多條東西向大路，發掘者判斷其中的宣平門-謝王莊東西大道應為文獻記載“新豐道”，并推定它可能與秦馳道有一定關系，這對以東向、北向交通為主的漢長安城外道路系統的重構具有當然的重要價值。

地處漢長安城西南上林苑內的昆明池遺址考古已開展多次并持續有年。2019年以來為配合陜西斗門水庫建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聯合組隊，對其開展了持續的工作。2023年完成的漢唐漕渠與昆明池遺址進水區的部分發掘工作揭示，這是一個由溝渠、水壩、魚嘴組成的復雜進水區域，并確定該地點的部分溝渠早在周代既已出現，到漢唐時期更不斷發展，現有面貌是二千多年演變后形成。漢唐漕渠與昆明池從西漢中期開鑿后一直沿用至唐末，前后持續達千年之久，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都城附近歷時最悠久、規模最宏大的都城城郊水利工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隨著漢唐漕渠取水口和部分渠身的發現和確定，之前“中國大運河”在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時因限于資料所限而無奈“砍掉”的漢唐漕渠終于部分顯現，入選年度陜西六大考古新發現。

漢唐漕渠與昆明池遺址

位于河南洛陽的東漢都城洛陽，因被魏晉北魏都城洛陽疊壓，考古工作一直困難重重。過去學者所開展的東漢都城洛陽的復原工作也就只能多數是基于文獻記載而來，復原所用考古信息的完整性、準確性都遠遠不能與漢唐長安等相比。近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魏洛陽故城隊“咬定青山不放松”，利用各種機會持續發力，終使有關問題的解決漸有眉目。在多年艱辛工作后，2023年發現和確定了東漢北宮的東墻、南墻，判斷其充分利用了自然臺地，后延續其使用的魏晉、北魏宮城的規模與其大致相當，這是首次從考古上確定東漢北宮范圍，將漢魏洛陽城宮城的始建年代上推至東漢，大大豐富了漢魏洛陽的歷史內涵。而在開展考古清理的過程中，還意外在北魏宮墻東側出土了大量的新莽錢范，為新莽錢幣的研究提供了一批非常重要的新資料，入選2023年度河南省十大考古新發現。

2.地方建筑與城市

近年來都城之外秦漢時期地方建筑和城市的考古工作不斷取得重要成果，使得秦漢城市考古好事連連、異彩紛呈。

經多年發掘，甘肅隴南禮縣四角坪遺址成功入選2023年度全國十大新發現，是“十大”中唯一的秦漢考古項目，可喜可賀。發掘者在將其與《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西巡“隴西、北地”聯系后，判斷該遺址是為秦始皇西巡祭祖而準備的祭祀場所，并判斷建筑群為秦統一營建。我們知道，秦始皇是在二十六年完成一統，因此若據前述判斷，則意味著該建筑群的營建時間必然非常短暫——至多不超2年，那么遺址出土的相關遺物都必是國祚短暫秦王朝考古中非常難得的斷代“標準器”。

四角坪遺址

四角坪遺址考古發掘現場

四角坪遺址出土的云紋瓦當

不過從十大考古新發現發布會上發掘者公布的該遺址出土建筑材料看，遺址最少出土了3種特征差異明顯的云紋瓦當，其紋飾的復雜程度，甚至超過無論是文獻記載還是簡牘發現所證明的從戰國晚期一直延續到秦二世時期的秦始皇陵的出土瓦當，讓我們很難看出它是短短2年內營建而成——這與王莽在長安城南營造禮制建筑時為“趕工期”而拆用上林苑內宮觀建筑，使用舊材料有明確記載的情況完全不同。

若依發掘者的時代判斷，那么以這批“標準器”來衡量，之前一大批出土過類似瓦當的關中地區秦漢建筑的時代均需重新認定——甚至漢長安城未央宮、武庫等文獻中建設時間非常明確的漢初建筑，都可據而認定是在統一秦的早期所建——這是一個“動搖”秦漢建筑考古斷代根本的“重大”問題。

因此，單從建筑材料的時代特點看，四角坪遺址并不能“卡死”到從秦始皇二十六年統一到二十七年出巡前的“狹窄”的2年之內。從數十年來建立的秦漢建筑斷代的既有認識看，該建筑群的時代應是戰國晚期到西漢早期，既不能排除為戰國建筑，也不排除為西漢建筑的任何可能。其性質，就所有的傳世文獻言，我們找不出它與始皇西巡有關的直接或間接的任何記述。

近年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開展了陜西關中秦漢縣治的考古調查，成果值得期待。陜西高陵車張遺址出土“高市”陶文，揭示該遺址大體是西漢高陵縣側聚落，是京畿地區難得的聚落發現。

北京通州路縣故城發掘繼續推進，新清理出遺跡的時代從西漢一直延續至明清，新發現的東漢窯址、磚砌沉淀池及周圍大量規制較整齊灰坑，均顯示出該區域可能與窯業生產有較密切關系。房山區廣陽城西城墻外新發掘78座戰國晚期至西漢時期甕棺葬，及東漢至魏晉時期磚室墓3座，并清理灰坑、水井、窯等遺跡，對廣陽城沿革的研究有重要價值。

雄安新區容城南陽遺址通過發現的多條道路確定了大城南門所在，填補了城南路網系統的缺環。經多年工作，基本確定該遺址由兩座城址構成，上限為戰國中晚期，主體遺存是東周至漢代的燕文化因素，這是雄安新區兩周、漢代城市考古當然的重要發現。

河北石家莊長安區東垣古城經大規模勘探，基本究明了古城規模和路網信息，并發掘出兩漢遺跡200余處，發掘者從出土建筑材料等判斷，該城址應為兩漢常山郡的郡治所在，是兩漢郡國考古、冀中南城邑考古的重要發現。

山東青島瑯琊臺是秦皇漢武登臨巡視之處，近年開展的瑯琊臺遺址考古不斷揭示出遺址的豐富內涵。2023年發掘進一步明確了對大臺臺頂建筑的有關認識，并對小臺結構有了直觀了解，新揭露的秦代磚瓦窯更是近年山東地區首次發現，為當地秦漢建筑材料的分期斷代提供了重要材料。

山東邾國故城遺址是東周邾國都邑和秦漢鄒縣縣治所在。“十三五”以來連續的系統考古工作不斷取得重要成果。現不僅確定了邾國宮殿區、貴族墓葬區、青銅器作坊區、居民區與墓地的所在，還確定了秦漢鄒縣的官署位置。新揭露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建筑始于戰國，為邾國工官府邸，秦漢時為縣衙。在基址周邊灰坑、灰溝中還出土秦漢封泥821枚、陶文243枚，以“騶丞之印”“騶亭間田宰”為最，并包括騶縣下屬的鄉印、庫印，及周鄰十余縣縣丞之印封泥。發掘揭示，秦漢縣衙之下疊壓一處戰國中期青銅冶鑄遺存，發現熔爐、烘范坑、澆鑄坑、沙料存儲坑、廢棄物堆積場等遺跡。邾國故城考古的重要發現，深刻揭示從王國向帝國轉變過程中地方城市的歷史進程。

內蒙古包頭謊糧堆墓群北側清理1座半地穴房址，發掘者通過出土遺物及動物骨骼測年，判斷其為西漢晚至東漢中前期，為研究漢代五原地區房屋建筑的形式提供了新資料。

浙江臺州章安故城的考古已持續多年，2023年在清理道路、房址等各類遺跡時，出土磚、瓦當、筒瓦、板瓦等建材1800余件。發掘者從遺址正向縱橫規劃、大體量成規模、以房址、排水溝、水井構成的建筑群及“太守孔”“中使”“章”字銘文磚、大型板瓦、簡牘及大量居址建筑構件出發，判定章安故城為臨?？ぶ喂偈鹚?。

浙江余姚杜義弄漢六朝遺址新清理出灰坑、灰溝和建筑等漢代遺跡。在H48中清理出竹編、葫蘆、核桃、橡子等植物遺存，特別是大量橡子鋪滿坑底，厚近半米。發掘者判斷該坑應為漢時人的橡子儲藏坑，而橡子是當地漢人的重要食物。該項發現，與前述章安故城考古一起，均入選年度浙江考古重要發現。

福州武夷山城村漢城遺址清理了西城門及臨近水門。西城門由門墩、門道、南北兩側門房組成，出土大量漢代磚瓦殘片，及罐、盒、盅、釜、器蓋、支座、紡輪等陶器殘片，還出土鐵護樞、鐵斧、銅頭鐵鋌箭鏃等金屬器。通過發掘，確定當時應是在先對地基夯筑后，才修筑水門。城村漢城陸、水門考古，是南方地區相關遺存的重要發現。

湖南長沙天心區朝陽巷遺址清理的漢代夯土建筑基址東西28、南北已清理18米以上，基址下層為厚35-40厘米較純凈紅土，上層黃土厚55-79厘米，包含西漢筒瓦、板瓦和云紋瓦當等與建筑材料。J29中還出土寫有“卅一年五月壬子朔”“蒼梧守”“長沙丞”等內容的秦代簡牘，是秦蒼梧郡研究的新發現。

湖南臨武渡頭古城遺址是漢至六朝時期臨武的縣治所在，衙署區近正方形，四周壕溝。2022年-2023年連續揭露出大型建筑、道路、水井等遺跡，并在衙署區的兩口水井內出土吳簡1萬余枚，是三國臨武縣的官府簿籍檔案、行政文書。發掘者指出，該城址是湘粵古道上保存最完整的古城邑，其選址、形制、布局和結構都為漢至南朝時期南方城市的研究有重要價值。

重慶武隆區生基坪遺址考古發掘清理出西漢墓葬和東漢磚窯，出土陶罐、陶盒、陶缽、陶釜、陶壺（帶蓋）、陶井、陶甑、銅錢、銅鍪等大量遺物。武隆信號臺遺址出土“聿卿”封泥，發掘者指出其是漢“鄉”級行政區劃及聚落研究的重要線索。武隆田壩遺址漢至六朝繩紋筒瓦、板瓦和云紋瓦當的發現，自然是烏江流域漢代聚落研究的新材料。

云南昆明晉寧河泊所遺址的發掘工作繼續開展，新發現大量漢晉時期遺存，出土“益州刺史”、“廣漢太守章”等封泥300余枚，進一步擴大了已知益州郡文書的往來范圍，出土有字簡牘303片，無字簡牘1832片，有字炭牘（碳化簡牘）26片，無字炭牘40片，為西南地區自古以來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實證，為益州郡治的探尋提供了重要線索。

云南昭通昭陽區朱提故城地處云、貴、川交匯地帶，是漢晉朱提縣（郡）治所的所在，2023年發掘西門遺址和城內西南倉儲建筑，出土大量建筑材料，確定已揭露遺存的時代從東漢晚期至蜀漢時期，判斷城內建筑規模較大，應為官署區的所在，是西南城市考古、西南絲綢之路考古的重要發現。

墓葬

1.帝陵與諸侯王陵

秦始皇陵的考古工作不斷推進，其中秦陵西側1號的發掘持續多年。在之前出土金銀駱駝等發現引起轟動后，2023年在該墓的東北清理的陪葬坑內確定了羊車的存在，六羊并列，是文獻中羊車的第一次也是時代最早的實物例證，而在北墓道下端出土的彩繪四輪獨輈車，更填補了秦漢帝陵車馬陪葬制度的空白。該墓的發掘還在持續，秦始皇陵層出不窮新發現的吸引力再次凸顯。當然，作為2023年中國考古大會參觀點之一的秦始皇帝陵園內城東門遺址的不斷發掘，是當然的秦漢帝國門闕制度研究的重要資料。

秦始皇帝陵1號陪葬墓出土文物

陜西西安張閆遺址新出土一定數量的“安陵令印”等封泥，為進一步探索陵邑“官署類”建筑的分布提供了重要參考，是西漢陵邑研究的新發現。

漢文帝霸陵考古繼續推進，外藏坑K15中出土鎏金編鐘、石磬、琴軫等與音樂有關重要文物，在不斷豐富西漢帝陵外藏系統內涵的同時，不斷更新著我們對西漢帝陵陪葬制度、漢代樂府等等的學術認知。

張家山M336號墓出土漢簡《功令》中出現文獻未載的“北陵”，金秉駿判斷北陵之主應是高后、前少帝、后少帝之中的“前少帝”，“很可能位于高祖長陵東側”（《簡帛》第二十七輯），高婷婷認為北陵“似乎并不指某個具體的山陵或在具體的某個城市北部的山陵，而是相對來說泛指在北的山或丘陵”（《簡帛》第二十七輯）。從簡中北陵與萬年、長陵、安陵并列情況看，北陵作為陵名的可能性不小，但從文獻中對此居然毫無記載的情況看，該枚簡的點讀等似有進一步討論的可能。

湖南長沙漢長沙王陵考古取得重要成果，在栗樹嘴墓地發現2座帶墓道的大型漢墓及其殘存封土及漢代建筑基址1處；在馬坡山-廟坡山墓地確認道路4條，發掘者判斷其中的L1、L2為神道，L3、L4為徼道，并判斷金雞山墓地發現的1處條帶狀漢代遺跡為陵園墻，是南方地區諸侯王陵墓考古的重要發現。

東漢晚期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曹操墓的發掘曾在2009年曾引起廣泛關注，入選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后國務院公布其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從其埋葬后曹魏方始建立的時間關系看，曹操高陵應可視為時代最晚的高等級東漢墓。它的發現和確認，對漢魏陵墓制度研究的重要價值不需多言。4月29日，地處河南安陽的曹操高陵遺址博物館正式開放，除墓葬本體和出土遺物外得以全面開放后，多年來陸續開展收獲的神道、陵前建筑、圍壕、垣墻、南側建筑等均得到集中展示，是目前唯一一處墓葬要素“全內涵”展示的漢代高等級墓葬，非常值得仔細一觀。

當然，位于陜西秦咸陽遺址南側的陜西歷史博物館秦漢館，是目前國內規模最大的時代限定為秦漢的專題博物館，一經試運既盛況空前，是了解秦時明月漢時都的必去之處。

2.中小型墓葬

陜西西安灣子村戰國中晚期至西漢初期墓葬發掘出土隨葬陶器上多見“芷”字戳印，發掘者指出這里是芷陽遺址、秦東陵之外該類陶文發現最多的地點。

陜西西安蓮湖區大白楊墓地位于漢長安城東南龍首原，2023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該地發掘了1700余座西漢小型墓葬，分布非常密集，判斷該處當是長安城外一處大型的平民墓地，對都城外平民墓地的時空分布、小型墓葬發展演變的研究均有重要價值。

大白楊墓地全景

河南尉氏縣將軍冢的墓室墓壙長27米，寬15米，室內面積達80平方米，墓中出土的鉛質買地券上有“地下兩千石”“地下諸神墓門皆不得留難”等文字，通過其上“熹平五年閏月辛卯”紀年，發掘者判斷墓主去世于東漢靈帝熹平五年閏五月廿二（176年7月16日）左右。從墓葬形制、規模等出發，認為該墓墓主為東漢晚期列侯，發掘者還注意到該墓后室的砌法與其他墓室有打破關系，前者構筑較晚，這無疑是漢代高等級墓葬研究的新材料，入選年度河南十大考古新發現。

將軍冢遺址出土買地券

浙江紹興柯橋區南洲地塊清理西漢墓2座、東漢墓9座，山南洲墓地清理多座合葬土坑墓。其中M35清理的排水溝為當地罕見，是漢代土坑墓排水設施的重要發現?？卤毙陆ǜ咧型炼漳笵3清理近30座序列清楚的漢墓，對漢代磚槨墓—券頂磚室墓演變的研究有重要價值。安吉青龍村墓群清理27座漢六朝墓葬，其中M33保存較完整，未見隨葬品，后室頂部可見盜擾后的修復跡象，是東漢墓地管理研究的新材料。M30出土殘存可見“鄉”字的銅質半通印，為漢代基層治理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福建建陽溪葛村王垅遺址清理3座閩越墓，發掘者判斷年代大致在秦末至西漢文景帝之間或稍偏早的M30中出土1件硬陶甕，肩部貼塑蛇首，認為其應是閩越蛇圖騰崇拜的實證，或有鎮墓之義。

湖南懷化中方荊坪桐林發掘戰國至西漢墓葬253座，部分有單墓道，多數單槨，少數兩槨，推測均為單棺。發掘者指出舞水河西發現的這批西漢墓改寫了之前對該地區戰國、西漢墓分布規律的既有認識，對荊坪古城（漢無陽故縣）研究有重要價值，并認為可該地西漢中晚期墓葬的發現進而探討當地居民活動的廢止下限。

重慶武隆關口一號墓保存完整，是重慶目前所見最完整的西漢早期木槨墓，雖墓葬規格較小，墓口長6.50米、寬4.25-4.30米、距現地表深4.13-4.78米，但由于墓內常年處于滿水狀態，且未盜擾，故槨室、木棺及隨葬品均得以較好保存。在大量漆木竹器出土同時，更出土了罕見的木牘文書，發掘者判斷其中的“二年二月己未朔丙戌”紀年為公元前186年，若是，該墓自是目前國內發掘的最早西漢紀年墓。

四川鹽源老龍口墓群清理各時代墓葬1893座，發掘者據此構建起鹽源盆地商代晚期至西漢早期的年代框架與文化譜系，其中戰國至西漢早期大型墓葬流行石蓋墓，常見頭蹄葬、朱砂葬；隨葬品包括銅器、陶器和玻璃器，銅器以兵器為主，馬具成組出土的情況較為常見。小型墓葬則存在毀兵，疊葬情況流行，墓室多有隨葬品，主要為銅兵器、工具及石器等，少見玻璃器；陶器以各類雙耳罐為主，是我國西南山地秦漢時期多元發展的重要例證，生動再現了源遠流長的我國西北與西南地區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對闡釋中國古代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闡釋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統一性等等均有重要價值。

貴州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大坪漢墓資料的整理工作順利推進，整理者提出本土朱砂等礦產的開采至遲秦漢之際已蔚然成風，認為這是改寫貴州礦產資源開發史的重要發現。

考古報告、學術成果

2023年秦漢考古報告出版取得巨大成績，不僅《荊州郢城遺址：2018-2021年考古發掘報告》《云陽舊縣坪（1999-2006）》《敦煌懸泉置遺址：1990-1992年田野發掘報告》《新疆石城子遺址（二）》等遺址報告順利出版，而且《何家墳墓地考古報告》《廣陽城墓地（一）：東周兩漢至明清時期墓葬考古發掘報告》《葦溝-北壽城遺址考古報告》《三門峽剛玉砂廠墓葬》《萬州糖坊墓群》《云陽楊沙村墓群》《西安黃渠頭漢代墓地》《臨澤黃家灣灘漢晉墓發掘報告》等墓葬報告順利付梓，不斷為秦漢考古研究增添新資料。

2023年征集、出土簡牘的出版成就驚人，《北京大學藏秦簡（壹-伍）》《天回醫簡》《益陽兔子山七號井西漢簡牘》《張家山漢墓竹簡（336號墓）》《睡虎地西漢簡牘（壹）》《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柒）》《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捌）》《懸泉漢簡（叁）》等均順利刊行，《長沙走馬樓西漢簡牘選萃》讓人在簡牘報告出版之前即可先睹為快。需特別一提的是，隨著《敦煌懸泉置遺址：1990-1992年田野發掘報告》出版，已出版多部的懸泉漢簡的考古信息完整公布，細心的讀者不難從中找到值得深思的研究課題?！俄n國的古代木簡Ⅰ》的出版，讓我們可以借此了解到鄰國簡牘的一些情況。

《北京大學藏秦簡（壹-伍）》

2023年精美的各種圖錄，如《簡述中國：甘肅簡牘博物館精品文物圖錄》《滇王與南越王》《跨越兩國的審美：日本與中國漢唐時期文化交流》《兩漢簡牘墨跡研究》《大漢雄風：上海圖書館藏漢碑善本》《家常貴富：咸陽原新出土銅鏡擷珍》《只此絢麗：廣州出土漢代珠飾展》《走近?；瑁耗喜凉h代?；韬顕z址博物館概覽》，在不斷為深入的秦漢考古研究提供越來越高清圖像信息的同時，其所帶來的專題研究的深度較之以往更在持續加深。

2023年秦漢考古學界出版大量研究成果，如《流動、融合與秦的統一：秦文化考古學專題八講》（陳洪）、《周秦漢考古研究》（趙化成）、《歷史時期考古研究》（楊哲峰）、《中國南方地區兩漢墓葬研究》（余靜）、《合浦漢墓研究》（富霞）、《此處葬曹操》（唐際根）、《漢代東王公圖像研究》（龐政）、《公元前三世紀至公元三世紀朝鮮半島漢式器物的考古學考察》（蔣璐）、《漢唐時期河西走廊墓葬壁畫整理研究》（賈小軍）、《磚畫印象：洛陽出土西漢畫像空心磚》（沈辰、徐嬋菲）、《秦始皇陵之外：秦藝術新視域》（柳揚主編、趙婧譯）、《蜀山琢玉：喪葬制度與帝國氣象》（霍巍、王煜主編）、《秦漢研究論叢：秦漢墓葬制度比較研究專集》（徐衛民、王永飛主編）、《洛陽西漢畫像空心磚發現與研究》（趙曉軍、徐嬋菲主編）、《?；韬钅钩鐾廖奈镅芯俊罚ㄐ扉L青主編）等等，持續彰顯著秦漢考古的巨大活力。

《漢代鑄錢手工業考古學研究》（徐龍國）、《廣西合浦望牛嶺漢墓考古發掘資料整理與研究》（蒙長旺）、《秦漢時期云貴高原融入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考古學研究》（夏保國）、《山東青島土山屯墓群考古發掘資料整理與研究》（彭峪）、《秦漢“大一統”觀背景下三個典型遺址出土玉器的對比研究》（葉曉紅）、《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視閾下的秦系玉器研究》（楊岐黃）、《基于出土圖像材料的先秦兩漢“北方”信仰研究》（潘攀）、《益陽兔子山遺址三號井出土簡牘整理與研究》（張忠煒）、《漢唐時期鮮卑融入中華文明的考古學綜合研究》（張國文）、《中國西南地區漢代崖墓資料收集整理與保護研究》（黃海濤）、《秦漢出土儀式類文本綜合研究》（田天）、《新出古井簡牘群與東漢三國長沙地方行政體制因革研究》（徐暢）、《秦漢地方行政簡牘資料整理與研究》（田河）、《云夢鄭家湖與睡虎地墓地考古資料整理研究與價值闡釋》（羅運兵）等各類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成功立項，讓我們滿懷期待著在接下來幾年內一大批中期成果、幾年后結項成果的“滾滾而來”。

紀念

3月27日，曾參加或主持陜西秦咸陽城遺址、秦漢櫟陽城遺址、秦阿房宮遺址、秦廢丘遺址、漢長安城遺址、秦漢上林苑遺址、漢宣帝杜陵遺址、秦漢唐中渭橋遺址、漢唐漕渠與昆明池遺址、秦鄭國渠漢白渠遺址考古等秦漢時代最重要都城、苑囿、陵墓、交通、水利工程考古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李毓芳先生去世，享年80歲。

6月15日，在《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中國古輿服論叢》等等著作中不斷開展秦漢遺物研究的國家博物館孫機先生逝世，享年94歲。

6月21日，曾參加陜西漢長安城、河南漢魏洛陽城等都城遺址考古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孟凡人先生去世，享年83歲。

9月12日，曾主持江蘇天山漢墓、東陽城考古的南京博物院梁白泉先生去世，享年95歲。

11月7日，長期開展東周秦漢考古教學與研究、對秦漢陵墓制度、早期秦文化研究等做出重要貢獻的北京大學趙化成先生去世，享年71歲。

12月20日，曾參加陜西漢長安城南郊禮制建筑、未央宮、長樂宮、武庫等遺址考古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張連喜先生去世，享年86歲。

漢武帝時李延年在改編的《薤露》中唱到，“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曹操在“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的最后，唱出“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這些，多被視為漢時人在認為人生苦短，但當如朝露迎朝陽晶瑩璀璨，希望能力有所樹的真實體現。

紀念她（他）們，我們的前輩。薪火相傳，更多秦漢考古的重要發現必將如朝露般日日更新。

（文中所述和圖片或源于新聞報道，或綜自各單位刊布的年度總結，不當處望多多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