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至9日，以“全民參與·創新驅動·綠色未來”為主題的阿拉善SEE氣候周在北京舉行。本次氣候周旨在通過全民參與、多元創新的形式，號召更多力量關注氣候問題、促進更多氣候行動的實踐，向世界講述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努力和成果，推動多方交流與合作。

2024年6月5日是第53個世界環境日，這一天也是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發起日。2004年6月5日，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在內蒙古阿拉善盟發起成立。20年來，阿拉善SEE在荒漠化防治、生物多樣性保護、自然教育等多個環保議題領域，與當地政府展開了深入的合作。

開幕式現場，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副會長、綠普惠科技（北京）聯合創始人張立教授在論壇現場發布《阿拉善SEE氣候周行動綱領》倡議：“阿拉善SEE將持續發揮環保公益組織的專業力量，搭建專門平臺，收集典型案例，完善溝通機制，為企業、學界、環保公益組織、媒體及公眾的多方參與提供服務。”

會議期間，北京大學全球健康發展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國發院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醫學科學院學部委員劉國恩作了題為《人類文明：經濟增長與星球健康》的全會演講，他表示，過去兩百多年人類的經濟增長了很多倍，這種增長所付出的代價越來越明顯。我們不應該把經濟發展指標定為絕對的標準，而是要看付出的增長代價。為此，北大全健院團隊啟動了‘星球健康坐標’工程計劃，旨在定位各國在人類健康、動物健康、生態健康的三維坐標，以期促進可持續發展的人類健康命運共同體。

隨著地球表面平均溫度的持續上升，自然災害和極端天氣事件變得更加頻繁和嚴重。環境污染帶來的破壞加劇了傳染病的傳播，氣候變化對人類健康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脅。會議期間，劉國恩接受了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的專訪。劉國恩表示，隨著經濟增長不斷加速，人類也為之付出更大代價，升溫、污染、生態多樣性減少等問題凸顯，而這些環境和氣候的變化對于人類健康的影響是平常且不易察覺的，人人都不可避免，需要社會共同努力來積極應對。

劉國恩

【以下是澎湃新聞記者與劉國恩的對話】

經濟學在慢病應對管理中可以發揮更好作用

澎湃新聞：慢性病對醫療衛生系統和社會經濟的影響日益顯著。您認為從經濟學角度如何更有效地管理慢性病，減輕社會負擔？

劉國恩：慢性病在全球各個國家，尤其是中高收入國家，基本上都是威脅人們生命健康最重大的風險因素。在全球十大死因中，有九項屬于慢性病。說明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在進入21世紀以后，基本上都完成了從傳染性疾病為主到慢病為主的不斷轉型。在這個大背景下，各個國家的醫療衛生制度和服務的供給當然應該做出相應的調整。也就是說應該把重中之重的工作放在如何去減少慢病的風險，應對慢病的負擔上面。

經濟學在慢病的應對管理上，其實可以發揮更多更好的作用。第一，經濟學是討論資源有效配置的。所以從宏觀層面上看，我們無論是從醫療衛生政策、醫療技術的研發還是基層社區衛生服務的管理，都應該把慢病的管理作為主線來推進相應的工作。

非慢性病，比如急性的一些傳染病，發生的時候我們要積極地應對。但從長遠來看，這并不是我們整個社會目前發展階段面臨的主要的問題，資源是稀缺有限的，所以重中之重的資源配置還是應該放在慢病的上面。這是經濟學從宏觀層面上來指導資源配置的大方向。

第二個方面，通過經濟學的一些行為方面的干預，既能夠發揮干預措施達到更好的效果，同時還能夠讓每個人參與其中。2016年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里提出了一個很有意義的建議：每個人都應該成為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也就是說每個人的行為方式，生活習慣，膳食結構等等是影響我們每個人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

在這個方面，經濟學比如行為經濟學就有一些很有潛力的方法可以利用。所謂行為經濟學講的就是一些干預方法。比如說想采取強制性措施，可能很多時候人們是拒絕的，甚至是對立的，盡管一些強制性措施的初衷是好的。行為經濟學的這一些方式可以通過改變場景，從而使得人們更配合，比強制要求可能會效果更好。所以我覺得經濟學在慢病管理方面有很大的空間去做一些更有效的努力。

把握醫療技術投資尺度，盡可能做到資源最優配置

澎湃新聞：醫療技術創新對提升醫療服務質量至關重要，但醫療技術創新往往伴隨著高成本。您如何看待醫療技術創新與成本效益之間的平衡？

劉國恩：醫療技術的作用在任何時候顯然都不能夠被低估。技術的研發、新的創新產品在各個行業里面的作用從來都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主要動力。

技術的研發確實需要投資。醫藥領域里的技術研發大概率是先針對疾病找到一些相對來說比較容易的方法，來進行藥品、器械研發等，剩下的都是比較難啃的骨頭。也就是說，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期望壽命的提高、社會的進步，未來的醫療技術攻克難關的難度系數會越來越大。投入的這個規模、力度都會越來越大。這就帶來一個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就是投入的費用，投入的成本越來越高。

相對過去獲取健康報酬比較容易的那些醫藥研發的問題來說，現在的技術研發可能就不那么具有高度的成本收益。在這個時候我們確實就要判斷，這些醫藥的研發是否要從優化的角度去考慮它。因為很多資源還可以用在其他方面，如果是一味地去追求所謂的創新手段，就可能出現新的醫藥手段出來了，但是投資的成本和代價會非常的高，而相應的健康獲益不一定那么大的情況。那這個時候就存在對資源利用的優化問題。

我們的生活還有其他方方面面多種多樣的問題，我們的教育、環保、和諧社會的治理等等都還需要資源。總之就是我們要把握投資的尺度，從經濟學的角度，盡可能做到資源的最優配置，使得研發新醫藥技術的投入帶來的回報能夠盡可能保持一個較高的水平，我覺得這樣才有可能不會浪費我們的資源。

氣候變化對公眾健康的影響是溫水煮青蛙

澎湃新聞：近幾年我們極端天氣也是頻發，那您怎么看待現在的氣候變化對未來生命健康帶來的影響？

劉國恩：氣候變化對于人類的影響有兩個重要特征。第一，氣候一旦變化，人人都會遭殃。盡管高收入群體可能會在短期內有更好的手段方式適應或者調整場所場景，但低收入者適應性就比較差一些。第二，氣候變化對公眾健康的影響是溫水煮青蛙，他不是一下就讓我們感知非常的強烈，往往這種溫水煮青蛙的現象是很難有回頭路可走的，當你意識到的時候已經太晚了。

現在全球地表平均溫度比19世紀末升高了1.1 ℃，而《巴黎氣候協定》設定的變暖上限是1.5℃。隨著時間的推移,氣溫變暖正在改變氣候，破壞自然的正常平衡，也會給人類的健康產生很大的影響。

北京去年七月份的高溫，你們應該有所體會。從來就沒見過那么高，跨過40度，現在我們的升溫是年年創紀錄，每一年都是最高，這是非常危險的。現在每年因為極端氣溫的產生導致的直接死亡人數，全球大概在500萬左右。如果今天全球近80億人生活生產的方式不改變，那到2100年，因高溫天氣死亡的人數每年可能多達1000萬。所以我們國家在幾年前就積極響應巴黎協定，提出2030年實現碳達峰。如果中國這個大國能夠做到這一點，對人類的貢獻就是巨大的。

知道離危險還有多遠才能提前做好準備

澎湃新聞：為了應對氣候變化，我們能做出哪些努力？

劉國恩：從我們個人來說，你會不會發現一個問題，就是自己的衣柜越來越小，鞋柜越來越小，買了很多，想扔結果又舍不得扔，這就是碳排放的一個源頭。從生產開始到加工運輸，消費者購買、使用，都是碳排放的過程。穿衣服當然是很小的一件事兒，但也是我們大家能夠做的基本的事情。

除此之外，就餐點單、交通出行等方面，我們每個人都可以作出努力，應自發踐行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同時，也需要國家部門等進行配合，這就是2016年健康中國里提到的“健康入萬策”，要各個部門都進行配合，形成聯動機制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全社會要共同努力，這對我們對子孫后代都有好處。積極踐行綠色發展理念，穩步推進雙碳目標外，需要在國家、地區之間建立更強大的伙伴關系，加強多方位合作。北京大學全球健康發展研究院發起的“星球健康坐標”工程，將會繪制一個全球健康坐標系，告訴我們每個國家地區目前處于什么位置，首先得知道自己離危險還有多遠，才能提前做好準備。盡管我們也許避免不了，但至少知道自己還有多少時間，還有多長的路可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