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是上海外國語大學（SISU，即“西索”）上海全球治理與區(qū)域國別研究院“歐洲研究”特色研究團隊與澎湃新聞國際部合作推出的專欄“西索歐洲評論”的第38篇。正在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不僅是歐洲政治的一個“風向標”，其結果對未來中歐關系的影響也值得關注。也許，現在正是一個中歐好好審視一下彼此、思考雙方關系下一步走向的時機。

當地時間2024年6月6日，葡萄牙波爾圖，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中)、葡萄牙總理蒙特內哥羅(中左)和葡萄牙民主聯盟候選人塞巴斯蒂安·布加略(中右)參加歐洲議會選舉的競選集會。本文圖片 視覺中國 圖

正如德國總理朔爾茨用一個切中歐洲時代神經的詞語所表達的那樣，歐洲目前正在為實現“時代轉折”而努力——這首先是歐洲、德國有關重構國際秩序的一種愿景。[i]中國學界也在密切關注歐洲的動向，并就所謂的“時代轉折”進行了多方位的討論。然而，中國學界對德國和歐洲所創(chuàng)造而且力捧的這一話語持一定的保留態(tài)度，舉例來說，中歐之間的關系并非首先因為俄烏沖突的爆發(fā)才開始惡化。相反，自從歐盟在2019年將中國定義為“合作伙伴、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 ”以來，[ii]雙方的關系就已經顯示出進入下降周期的苗頭。 歐盟在2021年對中國的個人和實體實施制裁更是加速了這種趨勢，[iii]2022年2月俄烏沖突的爆發(fā)，使得雙方關系滑落至冷戰(zhàn)結束以來的最低點。

我們不難為中歐之間的疏離找到印證：2022年4月6日，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向歐洲議會報告了第23次中歐峰會（線上）的成果，稱之為 “聾子對話”。[iv] 這與中方對中歐交流的看法差異之大不可以道里計：在歐盟所謂的“合作伙伴、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 ”對華三重定位宣布之前，中方已在2018年12月發(fā)布的第三份全面闡述對歐盟政策的文件[v]中將 “文明對話”的特征置于中歐關系的指導性原則地位。

當地時間2024年6月6日至6月9日，五年一度的歐洲議會選舉舉行，這場選舉結束后，歐盟領導層也將迎來換屆。

“如何理解歐盟”是一個中國獨有的問題嗎？

與歐盟打交道時遇到理解問題其實并非中國獨有，這與歐洲一體化的過程性特點有很大關系。也就是說，歐盟既關涉一個已經存在的政治現實，更指向一個正在進行中的過程以及未來。據說是自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流傳開來的著名玩笑多多少少戳中了這一問題的要害：“如果我想和歐洲通話，那么該撥誰的電話號碼呢？”[vi]  隨著《馬斯特里赫特條約》（1992年）的簽署，歐盟作為一個政治概念得以引入。但是要等到《里斯本條約》（2009 年）開始生效，歐盟才以目前的形式獲得狹義國際法意義的存在——不過，即使這一點也值得商榷。從理論上講，歐盟的政治體制與大多數議會民主制聯邦國家類似。但是在實踐中，歐盟不僅因其制度性的“民主赤字”而自相矛盾，[vii]而且歐洲議會選舉的低投票率也反映了歐盟公民對于歐盟政治意義的普遍評價[viii]——用一句中國的俗話來說就是：與我何干？

以2024年6月6日至9日進行的歐洲議會選舉為例，雖然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自由主義政黨、綠黨、右翼、左翼等泛歐政黨聯盟紛紛推出自己的“首席候選人”，但是這個首席候選人制度，與同樣也要改選的歐盟委員會即事實上的歐盟“政府”有什么關系？難道理論上不應該由勝選的議會黨團首席候選人或議會黨團組合推出的某個成員黨首席候選人成為歐盟委員會主席嗎？

實際上，歐洲議會從2014年的選舉中就開始推行改革，即歐洲議會按選舉結果推選相應的首席候選人為歐盟委員會主席。但是201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之后，德國人馮德萊恩“空降”為歐盟委員會主席，這不僅與一體化的制度化設計相矛盾，而且這種實際仍由歐盟主要大國領導人操縱歐盟政治構架的做法，無疑進一步降低了歐盟的合法性、說服力和接受度。[ix]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次歐洲議會選舉中看到一個奇怪的現象：雖然這是一場歐盟立法機關的選舉，但是各大泛歐政黨聯盟的首席候選人在進行不知道授權為何的辯論，選舉在各成員國更多是被各國國內議題所左右。我們看到的又是一場熟悉的“割裂”：歐洲議會的選舉是在各個成員國按其參選政黨的政治議程“碎片化”進行，但是選出的政黨和議員卻應該去斯特拉斯堡和布魯塞爾討論歐盟整體性的事務！

具體到純粹經驗層面而言，很難指望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對歐盟產生清晰的認識。這是因為，進入歐盟的第一步即入境簽證仍然是由各個成員國簽發(fā)的，而且不同的成員國在辦理簽證的時候遵循的標準和利益訴求各不相同。這一個小小的例子就能夠說明歐盟的困境：歐盟建構了一個疊床架屋的體系，而且還在不斷演進。從積極方面來看，歐盟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發(fā)展水平領先于世界許多其他地區(qū)和國家；從消極方面來看，對很多歐盟公民而言，歐盟是一個高高在上的精英主義工程；對歐盟之外的其他國家來說，歐盟代表了某種不確定性，介于真實的人為產物和虛幻的一廂情愿之間。

在中國外交部網站上，歐盟被列于“國際和地區(qū)組織”類別下[x]。以國家為導向的中國為一方；努力構建具有超國家、國家間制度要素的后國家結構的歐盟為另一方，雙方的相互理解以及對于超大型社會政治形態(tài)的設想之間存在天然的差異，而這些差異往往會導致誤解和不理解。

有鑒于此，有必要以中歐關系中最重要的事件以及中國有關歐盟政策的重要文件為基礎，重構中國對歐盟認識的發(fā)展歷程。

日益成熟的中歐伙伴關系

世紀之交前不久，中歐雙方于1998年建立了中國-歐盟領導人年度會晤機制。3年之后，中歐建立了“全面伙伴關系”，并于2003年升級為“全面戰(zhàn)略伙伴關系”。2003年，中國發(fā)布了第一份關于對歐盟政策的全面文件，[xi]闡述了中國對歐盟的政策目標、合作領域和計劃，以及未來5年的相關措施。

在這份文件中，歐盟被表述為“當今世界一體化程度最高、綜合實力雄厚的國家聯合體”，其在世界上的分量，尤其是在經濟方面，只會隨著“不可逆轉的”和不斷深化的一體化而增加。中國和歐盟之間不存在“根本利害沖突”——盡管雙方因為不同的歷史經歷、文化傳統(tǒng)、政治制度和經濟發(fā)展水平而存在差異，但更多的應該是共同點：在國際秩序中，雙方都“主張國際關系民主化，主張加強聯合國作用”。雙方可以在經濟、技術和文化上達到互補。

這份重要文件不應該被視為僅僅是中國倡議的結果。在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歐盟的對華政策主要關注是讓中國向西方模式靠攏，“把中國更大程度地融入國際社會”、“支持中國走向開放社會”、“把中國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經濟 ”等都是《歐盟對華戰(zhàn)略》（2001年）的內容。[xii] 2003年，也就是中國發(fā)布其第一份對歐盟政策文件的同一年，歐洲共同體委員會談到了一種“日趨成熟的伙伴關系”，其特點是“在許多領域進行更加密切的戰(zhàn)略協調”。[xiii]歐盟將中國視為“全球合作伙伴”，并將與中國的合作視為“制定全球政治行動戰(zhàn)略的共同責任”。[xiv]

對“歷史終結”的向往是2000年代的樂觀主義基調，中國和歐洲均不例外。中歐共同制定的《中歐合作2020戰(zhàn)略規(guī)劃》[xv]（2013年）和中國對歐盟政策的第二份文件[xvi]（2014年）延續(xù)了這一樂觀主義，其標題意味深長：“深化互利共贏的中歐全面戰(zhàn)略伙伴關系”，中國尋求在政治、經貿、教育、文化、社會等領域與歐盟的全面合作與協調。即使在英國脫歐和特朗普入主白宮之后，中國對歐盟政策的第三份文件[xvii]（2018年）的路線仍然基本沒有改變。對中國而言，歐盟仍然是“一體化程度最高 ”的地區(qū)、“國際格局中一支重要戰(zhàn)略性力量”。中國致力于與歐盟建立 “四大伙伴關系”，即2014年達成的“和平、增長、改革、文明”伙伴關系。

然后，制度性競爭的陰影籠罩一切

在中歐關系發(fā)展的過程中，2019年是一個分水嶺。這一年，歐盟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所遵循的對華政治接近路線發(fā)生了范式轉變。在《歐盟與中國：戰(zhàn)略展望（2019）》文件中，歐盟對中國成為“領導性的世界大國”抱有懷疑態(tài)度，并為自己設定了“更加現實、自信和多層面的方式”作為目標。這意味著歐盟認為，過去的對華政策不夠現實和體現自信，并決定對中國采取“更為細致”的方法，也就是說不僅只著眼于合作。

于是，中國從昔日的合作伙伴變成了具有復雜且不乏矛盾的三重角色定位，即合作伙伴、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這種三重角色的定位——尤其是對制度性對手的強調——顯示出與特朗普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的相似之處。

德國在歐盟率先進行其對華政策的重新定位。令人驚訝的是，德國在口頭上沖在第一線的不是政界，而是普遍被認為是中德合作樣板的德國經濟界。2019年1月，德國工業(yè)聯合會（BDI）在一份政策文件中指出了自由市場經濟與中國模式之間的“制度性競爭”，[xviii]稱歐盟與中國的合作空間已經大大縮小，而且這種情況仍在繼續(xù)。

中方驚訝于歐洲對以往對華政策的自我否定，以及選擇性地、以歐洲為中心地賦予中國角色所反映出的機會主義。[xix]在這種新的中國敘事中，工具理性被偽裝成道德化的價值觀。歐盟在崛起的中國面前“軟弱無力”的說法也缺乏說服力。這種敘事更多地表達了歐盟主觀上認為自己在一個日益多極化的世界中喪失了重要性，而這個多極世界的蓬勃發(fā)展已不再由西方一強獨大。在官方層面，中國反對歐盟“競爭者”、尤其是 “制度性對手”的提法，呼吁回歸中歐的“伙伴關系”。[xx]

中方如何解釋歐盟對華政策從“伙伴關系 ”轉向“制度性對手 ”的動機？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角度來觀察：

首先，歐盟對近年來全球政治格局發(fā)生的根本性轉變顯然缺乏思想和行動的準備。歐盟把“地緣政治”視為時代潮流的關鍵詞，并試圖據此確定自身的戰(zhàn)略方向。全球化的邏輯，即經濟相互依存和分工以實現利潤和效率的最大化，現在已被地緣政治邏輯所取代，長期以來鮮有人關注的政治經濟學觀點成為新的顯學。在國際專家眼中，2024年將是歐洲“地緣戰(zhàn)略轉向”的一年。[xxi]多年來，美國不僅將中國視為最大的長期挑戰(zhàn)，而且實際推行對華的“脫鉤”政策，即將全球經濟中以美國為主導的部分與中國經濟分離。[xxii]但是，自從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2023年3月提出“去風險”的說法之后，華盛頓與歐洲的中國敘事就在逐漸接近。[xxiii]

其次，歐盟解釋自己對華政策范式的轉變根源在于中國，即中國的變化引發(fā)了歐洲的反應，給人一種托詞和牽強的印象。[xxiv]試問，哪個國家、哪個社會、哪個經濟體不是處于不斷變化之中？英國不是已經脫歐了嗎？歐盟能否向世界其他國家解釋一下，10年后的歐盟還有多少成員國？這個規(guī)模的歐盟給自己的定位如何？歐盟難道不知道，中國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以來就一直處于不斷改革和現代化的過程之中嗎？難道歐盟 2019年才意識到這一點？而且，每個主權國家——包括根據國際法擁有主權的歐盟——都會根據自己的權益判斷行事。將行動動機歸于他人，實際上是承認自己缺乏判斷力。

第三，對中國所謂不尊重人權和國際法的指責——關鍵詞：新疆、香港和臺灣——受到了中方的重視和回應，當然主要是反駁式的回應。這種敘事已經不可避免地對中國的國內政治產生了影響。然而，中方對歐盟指控的反應與歐盟方面的假設存在本質區(qū)別——這一點對歐洲來說可能有仔細研究的必要。

怎么辦？

在歐盟看來，中國已經是一個政治和經濟上的世界強國，要求在世界上占有相應的位置，老牌強國于是擔心自己的權益受到影響。歐盟近年來對華政策的不安和轉向，主要原因莫過于此。但是在中國人的觀念中，中國與歐盟的人均發(fā)展差距并沒有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不過，歐盟對中國的看法會對中國對歐盟的看法產生很大的影響。

從根本上說，盡管英國脫歐、歐盟為各種負面因素所困，中國仍對歐洲抱有欽佩之情，繼續(xù)支持歐洲的一體化。歐洲在思想和物質層面所取得的成就仍被中國視為需要認真學習的榜樣。這也是在歐盟的中國留學生人數始終保持較高水平的原因。與此同時，中國人對許多發(fā)生在歐洲的事情也越來越覺得難以理解，比如右翼極端主義的興起以及由此引發(fā)的 “文化崩塌的危機”。[xxv]人們還非常擔心歐洲可能引發(fā)戰(zhàn)爭，并將戰(zhàn)爭輸出到世界其他地方。[xxvi]歐洲的愿景與現實之間的距離似乎越來越大。

對中國而言，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內外部的挑戰(zhàn)也隨之大大增加。一方面，中國正在努力克服經濟增長放緩、人口結構變化和出生率下降等問題；另一方面，美國正千方百計利用其霸權地位試圖減緩或遏制中國的發(fā)展、維系美國的領先地位，這在科技領域尤為明顯。[xxvii]特朗普政府對華打出了“混合拳”，包括故意升級貿易戰(zhàn)、更嚴格地控制中國在美投資和中國對美國技術的獲取等。拜登政府也以國家安全為名采取了同樣的對華政策。事實上，這種遏制政策得到了美國兩黨的一致贊同。[xxviii]

為了避免中歐之間的緊張局面進一步升級、甚至走向惡化，當前雙方至少面對以下共同的任務清單——就內容而言，這個清單更多是基本性的建議，而非針對具體項目的具體建議：

首先，中國和歐盟作為世界政治的重要參與者，有責任立即盡全力防止世界分裂為敵對陣營。為此，雙方須釋放積極的信號相向而行，不妨從解除相互的制裁措施開始。歐方作為制裁的始作俑者，須在世界歷史的重要關頭展現出大局觀，否則所謂的“時代轉折”就僅僅流于說辭而已。

其次，中歐雙方需要相互交流，而不是相互指責。即使交流停留在博雷利所說“聾子對話”的層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達到相互了解觀點、引發(fā)思考的目的。雙方在政治、經貿、社會、文化等領域成功的對話機制——盡管存在意見分歧，但也正是因為存在分歧——必須繼續(xù)進行，甚至擴大。在可能會發(fā)生沖突的領域如歐盟指責中國在新能源汽車等領域存在所謂“產能過剩”等，雙方應該通過談判縮小立場差距。

第三，雙方應秉持務實的態(tài)度，使合作再度成為可能。無人能在零和思維的格局中獲勝。雙方應從意見分歧最小的領域或主題入手，如采取聯合協調行動應對氣候危機，[xxix]國際協調應對大流行病或類似的衛(wèi)生緊急情況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畢竟，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間，中歐都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第四，應大力為促進社會交流與溝通提供便利條件，包括更容易獲得入境簽證或免簽證入境、為學生流動提供更多獎學金和資助、增設更多直飛航班等。在這一方面，中國已經邁出了主動的第一步。

第五，從長遠來看，很有必要在中歐雙方的中小學、大學和研究機構開設有關對方的專門知識課程，以增強相互之間的共情能力。雙方在對彼此的了解方面存在著太多的空白點、敘事多于事實，這種局面必須得到改變。

（胡春春，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qū)域國別研究院“歐洲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負責人）

注釋：

[i] Bundesregierung, Regierungserkl?rung von Bundeskanzler Olaf Scholz am 27. Februar 2022,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suche/regierungserklaerung-von-bundeskanzler-olaf-scholz-am-27-februar-2022-2008356; Olaf Scholz, The Global Zentenwende. How to Avoid a New Cold War in a Multipolar Era,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germany/olaf-scholz-global-zeitenwende-how-avoid-new-cold-war.

[ii] Europ?ische Kommission/Hohe Vertreterin der Union für Au?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 EU-China – Strategische Perspektiven, 12. M?rz 2019.

[iii] dpa, EU verh?ngt gegen China Sanktionen wegen Menschenrechtsverletzungen, 23. M?rz 2021, https://ednh.news/de/eu-verhaengt-gegen-china-sanktionen-wegen-menschenrechtsverletzungen/.

[iv] EU-China Summit: Speech by High Representative/Vice-President Josep Borrell at the EP plenary, 06. April 2022,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eu-china-summit-speech-high-representativevice-president-josep-borrell-ep-plenary_en.

[v] 《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2018年12月，https://www.gov.cn/xinwen/2018-12/18/content_5349904.htm。

[vi] Robert Cooper, Europa hat eine Telefonnummer, 19. November 2004, https://www.welt.de/103082820.

[vii] Wissenschaftliche Dienste des Deutschen Budenstages, Das Demokratiedefizit der Europ?ischen Union und der Vertrag von Lissabon, Dokumentation WD 11 – 3000-65/08, 2008; ?Demokratiedefizit“, Glossare von Zusammenfassungen der EU-Gesetzgebung, https://eur-lex.europa.eu/DE/legal-content/glossary/democratic-deficit.html; Stichwort ?Demokratiedefizit der EU“, in: Lennart Alexy u.a., Das Rechtslexikon. Begriffe, Grundlagen, Zusammenh?nge, Bonn: Verlag J.H.W. Dietz Nachf., 2. Auflage, 2023. Lizenzausgabe: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https://www.bpb.de/kurz-knapp/lexika/recht-a-z/323239/demokratiedefizit-der-eu/.

[viii] Manuel Müller, Für die niedrige Europawahl-Beteiligung gibt es nachvollziehbare Gründe – w?hlen gehen lohnt sich trotzdem, 17. April 2019, https://www.foederalist.eu/2019/04/europawahl-wahlbeteiligung-gruende-waehlen-gehen.html.

[ix] Mariusz Maciejewski, Das Europ?ische Parlament: Wahlmodalit?ten, 11.2023,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factsheets/de/sheet/21/the-european-parliament-electoral-procedures.

[x] 見中國外交部網頁：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

[xi] 國務院公報2003年第33號，《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2003年10月13日，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3/content_62478.htm。

[xii] Kommission der Europ?ischen Gemeinschaften, Die China-Strategie der EU: Umsetzung der Grunds?tze von 1998 und weitere Schritte zur Vertiefung des politischen Konzepts der EU, 15. Mai 2001.

[xiii] Kommission der Europ?ischen Gemeinschaften, Die Beziehungen EU-China: Gemeinsame Interessen und Aufgaben in einer heranreifenden Partnerschaft (Aktualisierung der EK-Mitteilungen über die Beziehungen EU-China aus den Jahren 1998 und 2001), 10. September 2003, S. 7, ?2. Ein neuer Grad der Reife in den Beziehungen EU-China“.

[xiv] 同上, S. 9, ?3. Wegmarken für Aktionen der EU im Jahr 2003 und danach“。

[xv] 第十六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發(fā)表《中歐合作2020戰(zhàn)略規(guī)劃》， 2013年11月23日，https://www.mfa.gov.cn/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1206_679930/1207_679942/201311/t20131123_9389343.shtml。

[xvi] 《深化互利共贏的中歐全面戰(zhàn)略伙伴關系——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2014年4月，https://www.mfa.gov.cn/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1206_679930/1207_679942/201404/t20140402_9389344.shtml。

[xvii] 《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2018年12月，https://www.mfa.gov.cn/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1206_679930/1207_679942/201812/t20181218_9389350.shtml。

[xviii] 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Grundsatzpapier China: Partner und systemischer Wettbewerber – Wie gehen wir mit Chinas staatlich gelenkter Volkswirtschaft um? Januar 2019. BDI-Dokumentennummer: D 1008.

[xix] Chunchun Hu, Es war eine intensive Zeit. Ein Rückblick auf die gefühlten Temperaturen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in den Merkel-Jahren, in: C. Hu et al. (Hrsg), Im Spannungsverh?ltnis zwischen Selbst- und Fremdverstehen. Globale Herausforderungen und deutsch-chinesische Kulturbeziehungen,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23, S. 99-119.

[xx] 見中國駐歐盟大使傅聰在《環(huán)球時報》2023年12月21日的采訪， https://3w.huanqiu.com/a/de583b/4FqBJbbPTzc?p_af4a4086e1c800353cd52ada4501062a9.

[xxi] Henning Hoff, Europe’s Geostrategic Tur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Quarterly, 1/2024, https://ip-quarterly.com/en/europes-geostrategic-turn.

[xxii] Max Bessler, The Drive to Decouple, 24 January 2023, https://www.csis.org/blogs/new-perspectives-asia/drive-decouple.

[xxiii]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7 April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4/27/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renewing-american-economic-leadership-at-the-brookings-institution/; Agathe Demarais, What Does ‘De-Risking’ Actually Mean? 23 August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8/23/derisking-us-china-biden-decoupling-technology-supply-chains-semiconductors-chips-ira-trade/.

[xxiv] 德國聯邦政府的《中國戰(zhàn)略》（2023）是這么論述的。原文為： ?China hat sich ver?ndert – dies und die politischen Entscheidungen Chinas machen eine Ver?nderung unseres Umgangs mit China erforderlich.“ Ausw?rtiges Amt (Hrsg.), China-Strategie der Bundesregierung, 2023, S. 7.

[xxv] Oska Negt, Gesellschaftsentwurf Europa. Pl?doyer für ein gerechtes Gemeinwesen, G?ttingen: Steidl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m ifa, 2012, S. 32.

[xxvi] Chunchun Hu, Europas historische Verantwortung im Ukrainekrieg: Eine chinesische Sicht, WeltTrends. Das au?enpolitische Journal, 30. Jahrgang, Nr. 187, 2022, S. 52-57.

[xxvii] Sean Kenji Starrs and Julian Germann, Respond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in Techno‐nationalism: Divergence betwee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52(5), pp. 1122-1146. https://doi.org/10.1111/dech.12683.

[xxviii] 見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 April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4/27/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renewing-american-economic-leadership-at-the-brookings-institution/.

[xxix] 鑒于日益緊張的世界局勢，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Adam Tooze認為，應對氣候危機可能是國際政治的最小公約數。Podcast von Petra Pinzler und Stefan Schmitt, ?Es w?re Glück, wenn es keinen Krieg zwischen China und Amerika gibt“, 1. November 2023, https://www.zeit.de/wissen/2023-11/adam-tooze-historiker-krisen-klimawan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