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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關讀書會丨馮玉軍談歐亞新秩序:解碼冷戰后俄羅斯30年
【編者按】
21日,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主任,馮玉軍教授的新著《歐亞新秩序》(三卷本)的新書發布會在北京舉行。本書是馮玉軍教授30年來研究俄羅斯-歐亞問題的結晶,也是迄今為止國內由單一作者對俄羅斯-歐亞國家轉型進行全方位深入研究的唯一專著。
俄羅斯作為中國歷史上及當下的重要鄰國,而“后蘇聯空間”或曰“大歐亞”地區諸國或是上合組織的成員,或是“一帶一路”沿線重要國家。在國家的發展、穩定、安全,國人的生活福祉與國際風云變幻密切相關的當下,本書對俄羅斯-歐亞國家轉型的深入剖析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對中國實現兩個“百年夢想”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外交學人”獲授權刊發《歐亞新秩序》一書的序言,以饗讀者。

1991年之夏,是我大學畢業并準備讀研的暑假。8月19日,當從收音機聽到“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宣布接管國家權力”,我頓時目瞪口呆。隨后幾天的電視畫面更是不斷沖擊著視覺與神經:隆隆的坦克開上了莫斯科街頭、戈爾巴喬夫被解除軟禁后從索契返回莫斯科、緊急狀態委員會草草收場……這個超級大國短短幾個月內天翻地覆。1991年12月25日,鐮刀與斧頭之旗從克里姆林宮落地,蘇聯“帝國大廈”轟然倒塌。
蘇聯解體了,而我與蘇聯-俄羅斯的不解之緣才剛剛開始。1991年秋,我進入吉林大學蘇聯研究所師從傅樹政先生攻讀蘇聯史專業碩士研究生。1994年,我進入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當時稱所)從事當代俄羅斯問題研究。在此期間,我在外交學院師從林軍先生攻讀博士學位(1998年至2001年),專攻俄羅斯外交。2016年,在供職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22年之后,我入職復旦大學,仍從事俄羅斯-歐亞問題研究。
從1991年至今,我從事俄蘇問題研究已近30年。這30年,俄羅斯等原蘇聯國家的社會轉型進程如白云蒼狗,而我也以自己的目光和心智觀察、思考著這里的起伏變化、滄海桑田。
任何一國的社會轉型均堪稱“多元多次方程組”,其解法異常復雜甚至無解,任何以簡單線性思維來觀察和理解社會轉型的方式都顯得蒼白無力、不得要領。于研究者而言,其要務就是以多元視角觀察這些國家全面轉型的復雜進程,探究這種復雜方程背后的構成要素及其多層互動,進而揭示不同國家社會轉型的深層邏輯與演進規律,并對其特殊性及普遍性加以比較研究。
本套叢書冠以“歐亞新秩序”之名,由《俄羅斯轉型:國家治理與社會變遷》、《俄羅斯轉型:對外政策與中俄關系》、《歐亞轉型:地緣政治與能源安全》三部分組成,力圖基于由歷史發展、世界比較、中國利益三個坐標共同組成的立體研究框架,系統回顧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及其他歐亞國家的轉型進程,深入剖析其政治社會轉型中的制度、文化與人的因素,全面總結其治國理念、政策、手法及國家興衰的動因與規律,深度揭示其經濟發展波折起伏的邏輯與前景,生動再現歐亞地區的大國合作與競爭。
歐亞國家轉型與舊秩序的崩塌、重構和畸變
回首30年來俄羅斯及其他歐亞國家的轉型進程,可以肯定地說:這些國家轉型的進程基本是平穩的,未引發大規模戰爭、沖突與人道主義災難;這些國家轉型的成效總體是正面的,在不太長的時間里確立了新國家政治體制、經濟運行模式與社會秩序,開始了建設新國家的征程,并作為新的國際關系主體,努力在國際社會中尋求新定位,與其他國際行為主體展開積極、全面而復雜的互動。
與此同時,大國及地區勢力圍繞“歐亞空間”的博弈從未停歇。受內外多重力量的共同作用,大歐亞地區的結構、秩序乃至這一概念本身不斷崩塌、重構和畸變。未來,這種變化仍將持續且具體場景會出現多種可能。可以肯定的是,歐亞地區國家發展模式的多樣化選擇、大國及地區勢力在歐亞地區的多元化存在、圍繞歐亞地緣政治和發展前景的多重博弈與合作將是歐亞地區秩序演變的三條基軸。
在肯定俄羅斯等歐亞國家轉型總體平穩、正面成效斐然的同時,不能不看到,這些國家轉型的“苦難成就”。受傳統文化、現實條件、思維方式、權力博弈、國際環境等多重因素影響,轉型之初的制度設計與目標規劃在很大程度上已扭曲變形。當代俄羅斯及其他歐亞國家的歷史發展表明,任何國家的社會轉型都不會是一蹴而就、一勞永逸、一帆風順的線性進程。“種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這一歷史詛咒在當代依然會出現新的變種。
對于這些國家來說,如何擺脫過往的循環與宿命,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世界大潮中走出一條既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總體方向、又符合國情特點的道路,仍是舉步維艱。與此同時,“帝國解體后遺癥”在歐亞地區仍有諸多表現,各種類型“被凍結的沖突”近年來屢屢燃爆,俄格戰爭、克里米亞危機、烏東沖突凸顯出歐亞新秩序的構建不會是一馬平川的坦途。
30年來,俄羅斯發展經歷了衰落、振興、遇阻的波峰浪谷,其對外政策也經歷了向西一邊倒、多極化外交、強勢出擊、重陷困境的波折起伏。俄羅斯不甘于沉淪,仍自視為全球性大國,渴望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關鍵作用。但綜合國力下降和大國雄心未泯之間的張力使其國家身份定位前后扭曲,也讓其對外行為經常進退失據、自相矛盾。俄羅斯是誰?要在國際體系中發揮何種作用?會與外部世界構建起何種關系模式?這一連串問題還無確定答案,需在俄羅斯發展、調整及其與外部世界的互動過程中獲得解答。
看待中俄關系需要縱深400年的眼光
中俄關系在蘇聯解體后實現了平穩過渡,兩國結成了全面戰略協作伙伴。歷史證明,中俄關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壞,和則兩利、斗則兩傷。
近30年來,中俄關系在政治、經濟、國際、安全、人文等多重領域均獲長足進展,但我們說“中俄關系處于歷史上的最好時期”并不只是基于具體合作的成果,而是基于在歷經400年風雨之后,兩國終于找到“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世代友好、永不為敵”的關系原則。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些原則是中俄關系發展的“黃金定律”。堅持之,中俄關系就可健康、平穩、可持續地發展;背離之,中俄關系就可能扭曲變形,甚至重蹈忽熱忽冷的覆轍。
長久以來,俄羅斯對中國的安全、發展甚至內政、文化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甚至深入骨髓的影響。看待中俄關系,絕不能僅看30年,更要看400年,唯有把中俄關系放在歷史長河中加以考察,才能在全面深入把握其發展脈絡的基礎上對其實質了然于心。
當前,中俄國力對比正經歷歷史性變化,在繼續致力保持中俄關系良性互動的同時,雙方身份認同的差異性、相互依賴的不對稱性、互利雙贏的不均衡性值得高度關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應更主動地引導和塑造中俄關系的發展。
對于俄羅斯等歐亞國家轉型的研究,不僅僅出于對他者的關注,更出于其對中國的特殊意義。受特定歷史因素影響,中國的政治體制、經濟模式和思想體系一度與原蘇聯國家極為相似。中國的改革開放早于蘇聯,且方式大相徑庭,如果說中國走的是和風細雨般的“漸進道路”,蘇聯搞的則是疾風暴雨般的“休克療法”。很難討論和驗證這兩種方式孰優孰劣,這亦非學術研究的功能所在。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在于,通過對他者的研究為自己提供鏡鑒。我們研究俄羅斯等歐亞國家社會轉型的重要目的,在于深入總結其經驗教訓,以使中國的改革開放行穩致遠。
研究“多層蛋糕”需“第三只眼”和歷史經緯
研究方法的科學化與創新對一門學科的成長來說至關重要。
俄羅斯—歐亞問題是綜合性國別地區研究,應將政治、經濟、外交、安全、社會、人文有機結合,進行多視角深入觀察。唯如此,才能真正把握其戰略脈動,而非唯政治談政治,唯經濟談經濟,永遠“兩張皮”。換言之,要把俄羅斯-歐亞放在多棱鏡而非老花鏡、近視鏡和有色眼鏡下細心觀察。唯如此,才能看到其七色光譜,看到這些國家的斑斕底色。
“層次分析法”是國際問題研究之重要方法,國際層面、國家層面、集團層面、個人層面的諸現象都需要深入剖析。因此,要在多層次上來研究。形象地說,俄羅斯不是“小薄餅”,而是“多層蛋糕”。
沒有完全理性的國家,國家行為是在非常復雜的博弈過程中產生的。在國際層面,一定要關注俄羅斯在國際體系中處于什么位置,發揮什么作用,關注其外交思維與行為方式,關注其與他國的互動模式。而在國內層面,一定要看到俄羅斯國內的利益集團因素,而非視之為單純的“理性國家”。沒有抽象的俄羅斯,就像沒有抽象的美國一樣。談論俄羅斯的任何內外政策,都不能不重視利益集團和個人因素。
中國人對俄羅斯的認知受強烈的歷史因素制約。自20世紀初以來,俄羅斯對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及制度的全方位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鑒此,通過“第三只眼睛”來看俄羅斯-歐亞的意義就非常重要,需借助更宏大體系和更寬廣視角來審視這些國家。于中國學者而言,在與俄羅斯-歐亞國家同行接觸、利用俄文材料的同時,還要廣泛汲取第三方的觀點和視角。加強與美歐日等“第三方”該領域學者的交流,不僅可使我們了解更多元的觀點,還可獲得觀察和理解俄羅斯的更多視角和路徑。
要言之,務必看清世界發展大勢,惟如此,才能在世界坐標體系中找準俄羅斯的真正位置。
研究俄羅斯,一定要正確處理好國際關系理論和歷史的關系。很多人拿著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套現實,而未將俄羅斯及中俄關系放在復雜的歷史經緯里來思考,這是萬萬要不得的。我們不能完全不要理論,但在理論和歷史之間,深邃的歷史或比抽象的理論更重要。
比如,在中俄是否需要結盟問題上,不能簡單套用結構現實主義的邏輯,而要從中俄關系的歷史來全面把握。歷史上,中俄曾經三次結盟,每一次都是俄羅斯獲益多多、而中國損失慘重。“殷鑒不遠,在夏之后世”,沉痛的教訓我們不能輕易淡忘。特別是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我們更應該堅持“四個自信”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自己的奮斗、智慧和堅韌去直面挑戰和困難,以進一步的改革開放融入新一輪全球化進程。在中華民族實現兩個“百年夢想”的過程中,沒有人會為我們遮風擋雨。
西方看俄羅斯,主要基于歷史記憶和現實考慮,包括烏克蘭、中亞、高加索國家在內的原蘇聯國家也是這樣。但中國對于俄羅斯的歷史記憶和反思卻略嫌不夠。俄羅斯究竟是什么樣的國家,它對于中國的意義何在,我們還未進行過系統、深入、認真的思考。我們對俄羅斯的認識仍然是碎片化的,中俄關系史的研究同樣也是碎片化的。
質言之,俄羅斯對中國意味著什么,我們尚不十分清楚。我們對俄羅斯還缺乏清晰的戰略判斷和明確的戰略目標。崛起的中國需要什么樣的俄羅斯,我們暫時還無十分清晰的概念。與此相關,抑或是最重要的一點,任何時候都要清醒地認識到,研究俄羅斯的根本出發點是維護和拓展中國國家利益,否則涉俄研究就可能找不到方向,甚或會誤入歧途。
一個小結與一個新起點
本套叢書出版是對我個人從事俄羅斯-歐亞問題研究的一個小結。30年來,我的點滴學術成長離不開諸多領導和師長的培養與信任,離不開同事、同行和朋友們的幫助與支持。對此,衷心表達真誠感謝!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是我奉獻青春之地。春來秋往22載,讓我懷有難以割舍的感情:初心不改,永遠牽掛。至今,還清晰記得原院長陸忠偉先生的初任訓導,“板凳須坐十年冷,文章絕無半字空”。自那時起,我以此為座右銘;今后,仍將一以貫之。人到中年,復旦大學給了我新平臺。入職以來,領導和同事們給予我極大信任和支持,讓我擁有了繼續成長的園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我當以復旦校訓明志,為學、教書、育人。
叢書正式付梓之際,我要感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趙劍英社長與王茵總編輯助理的大力支持,感謝郭梟編輯細致、認真的工作,這是叢書得以順利出版的重要保證。
叢書出版也是我學術生涯的新起點。以往,更多關注現實問題;今后,當更注重歷史與現實結合。學術研究是件苦差事,所幸,我所學專業、所事工作與興趣完全吻合。因此,苦亦是樂。
我出生于1970年,1987年上大學。可以說,我們這代人的成長伴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家國情懷永遠是內心中最深沉的情愫。我們經歷過物質生活從溫飽到小康的轉變,也經歷過社會氛圍從人人自危、噤若寒蟬到朝氣蓬勃、相對寬松的轉變,我們期待祖國更加繁榮昌盛、更加政通人和。經歷了40年改革開放,中國已深深地融入世界。今天,國家的發展、穩定、安全,國人的生活福祉與國際風云變幻密切相關。作為主要從事俄羅斯-歐亞問題研究的學者,我當以“把俄國脈動、攬歐亞風云”為己任,為中國成長為一個更強大、更文明、更智慧的世界大國盡綿薄之力。
2018年10月,初到岳麓書院。書院的楹聯特別符合自己的心緒,特錄以自勉:
是非審之于己,毀譽聽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數,陟岳麓峰頭,朗月清風,太極悠然可會;君親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賢道何以傳,登赫曦臺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歸。
(本文經作者最后修改審定,文內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擴展閱讀:《歐亞新秩序》(三卷本)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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