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4年6月3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帶，以色列對代爾拜拉赫的Bureij營地發動襲擊后，一幢被毀的建筑上空升起煙霧。 本文圖均為 視覺中國 圖

進入20世紀80年代，美國里根政府提出了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中東和平方案，但仍拒不承認巴解組織，反對巴勒斯坦建國；蘇聯則支持阿拉伯國家的“拒絕陣線”和巴解組織內部的主戰派，其巴勒斯坦政策完全服從于蘇聯的中東戰略和利益需要。可見美、蘇各自的中東和平計劃仍是它們爭奪中東的手段。但是，隨著美、蘇爭霸態勢發生有利于美國的轉變，中東和平進程的主導權逐漸掌握在美國手里，這既為冷戰后在美國主導下推進中東和平進程創造了條件，同時也為后來美國肆無忌憚地偏袒以色列埋下了歷史伏筆。

總之，追溯從一戰到冷戰時期的歷史可以發現，大國政治對巴勒斯坦問題的長期化、復雜化、邊緣化產生了嚴重影響。第一，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美蘇操控等大國政治形式是巴勒斯坦問題產生的根源。第二，冷戰時期美蘇否定巴勒斯坦民族權利、反對巴勒斯坦建國，是巴勒斯坦民族權利長期難以實現的重要根源之一。第三，美國對以色列的偏袒，美蘇對阿拉伯世界的分化，是導致阿以沖突中雙方力量失衡，阿拉伯國家力量不斷遭到削弱和分化的重要原因，并對巴勒斯坦問題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

當地時間2024年6月3日，巴以沖突持續，以色列對加沙地帶中部城市的一座居民樓進行空襲，現場升起塵土和黑煙。

造成巴勒斯坦問題的復雜化（20世紀80年代）

（一）黎巴嫩戰爭中形成美國縱容、偏袒以色列與蘇聯“不卷入”的不同立場

在1970年約旦把巴解組織驅逐出境后，巴解組織轉入黎巴嫩南部繼續從事反對以色列、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伴隨埃及和敘利亞分別與以色列達成脫離軍事接觸協議，黎巴嫩南部成為阿以沖突的主要地區，使以色列確立了進入黎巴嫩打擊巴解組織的目標。1978年和1981年以色列曾兩次對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組織基地進行打擊，經聯合國、美國、沙特等多方調解才實現停火。1982年6月，以色列發動入侵黎巴嫩的戰爭，迅速占領了黎1/3的領土，并推進到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把巴解組織及其主要武裝力量圍困在貝魯特西區。

對此，美國里根政府對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采取了支持和縱容的態度，把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視為“完成戴維營和平進程的新機會”，并尋求借此實現阿以和平進程的“新突破”。事實上，在以色列發起入侵行動前，美國就增加了對以色列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在入侵過程中，美國對要求以色列停火、撤軍和對以色列進行制裁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行使了否決權，對譴責以色列并要求其撤軍的聯大決議投反對票。與此同時，美國總統特使菲利普·哈比卜又根據以色列的要求提出了迫使巴解組織撤出貝魯特西區和整個黎巴嫩的方案。巴解組織武裝1萬余人在美國、法國和意大利軍隊的監督下撤離貝魯特，再次遭到重創。

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并得到美國偏袒和支持的情況下，蘇聯則對黎巴嫩戰爭采取了“不卷入”的立場，并且明確拒絕了阿盟代表團要求蘇聯對沖突進行直接干預的主張。1982年7月，阿拉法特在接受采訪時指出，自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蘇聯沒有向巴解組織提供過重武器，任憑巴解組織的部隊單獨與以色列搏斗。另有巴解組織領導人表示，蘇聯對巴解組織的支持“即使不是等于零，也是有限的”。蘇聯對黎巴嫩戰爭的“不介入”立場及其對巴解組織十分有限的支持，再次體現了蘇聯對巴勒斯坦問題和巴解組織的政策完全取決于其自身需要。

20世紀70年代以來，盡管蘇聯對巴解組織的政策發生了從反對到支持的轉變，“但這種支持是有限度、有保留和有條件的，有時甚至采取兩面派手法，又拉又壓。在它表示支持、提供援助的時候，從不忘記提出條件”。總之，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間，蘇聯“既對巴解組織‘見死不救’，又拒絕按照《蘇敘友好合作條約》對敘利亞履行直接的軍事義務”，進而“使‘拒絕陣線’唯一的前線國家敘利亞對抗以色列的力量進一步削弱”。

（二）黎巴嫩戰爭后美國堅持不承認巴解組織，而蘇聯支持巴解組織內部強硬派

美國里根政府支持以色列發動黎巴嫩戰爭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消滅巴解組織，這一政策深受美國國內親以院外集團和政府內親猶太勢力的影響。黎巴嫩戰爭結束后，美國國內反戰呼聲高漲，石油壟斷集團和軍界人士擔心美國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引起阿拉伯國家的反對，并威脅美國在中東的利益。在此背景下，美國國務卿舒爾茨擬定了《關于和平解決中東和平問題的方案》，并通過里根總統于1982年9月1日發表的電視演說進行宣傳，其內容主要包括：巴勒斯坦享有民族自治權；必須要有一個五年的過渡期，由經過選舉產生的巴勒斯坦自治機構管理巴勒斯坦事務；反對建立巴勒斯坦國；主張建立約旦控制的約旦-巴勒斯坦聯邦；用領土換和平，通過為了和平而交換領土的談判來解決阿以沖突；巴勒斯坦地位未定，“我們仍然相信，耶路撒冷必須不分裂，但是它的最終地位問題應當通過談判來解決”。

里根的中東和平方案強調通過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實現中東和平的重要性，提出“領土換和平”的原則，反對以色列吞并或永久控制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反對建立新的猶太定居點，不再把巴勒斯坦問題視為難民問題，其方案有一定積極性，但它仍堅持反對巴勒斯坦建國、拒絕承認巴解組織。

里根的中東和平方案不僅遭到了巴解組織拒絕，也遭到了以色列的堅決反對，阿拉伯國家也表示反對。1982年9月6日在摩洛哥古城非斯召開的第12屆阿拉伯國家首腦會議上，阿拉伯國家通過了《非斯宣言》，該宣言在中東和平計劃的八點原則中，特別強調巴解組織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是擬議中的巴勒斯坦國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中東和平的關鍵是建立以耶路撒冷為首都的巴勒斯坦國，進而以阿拉伯國家集體的方式否定了里根的中東和平方案。

在里根的和平方案夭折后，美國又極力推動約旦和以色列進行單獨談判，而約旦則主張舉行包括巴解組織和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參加的國際會議，但由于美國、約旦、以色列之間存在嚴重分歧，約旦和以色列的談判、中東國際會議均未能舉行，這標志著里根政府的中東和平方案的徹底失敗。當然，美國的中東和平方案與《非斯宣言》在“土地換和平”等問題上存在一定的共識，進而為冷戰后美國繼續推動中東和平進程，并把巴勒斯坦建國問題納入其中奠定了一定基礎。

美國的中東和平方案引起了巴解組織內部分化，而蘇聯則根據這種變化改變了對巴解組織的政策。盡管巴解組織在整體上拒絕美國的中東和平方案，但其內部圍繞如何對待中東和平方案卻存在著3種不同主張：

其一，以阿拉法特為首的主和派主張面對現實，采取武裝斗爭與政治斗爭相結合的方針，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建立巴勒斯坦國，對里根方案既不贊成也不反對。

其二，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解放巴勒斯坦民主人民陣線、人民解放戰爭先鋒隊（閃電）等左翼武裝組織為代表的主戰派，主張只有武裝斗爭才能解放巴勒斯坦，并得到“拒絕陣線”國家的支持。

其三，折中派主張應以《非斯宣言》為原則基礎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不應對美國寄予不切實際的幻想。

面對這種分化，蘇聯減少了對阿拉法特的支持，加強了與主戰派的聯系，并通過敘利亞支持阿拉法特的反對派。蘇聯選擇支持巴解組織內部的主戰派，其原因在于主戰派與“拒絕陣線”主張一致，而“拒絕陣線”國家是蘇聯當時在中東擴張依靠的主要力量，同時也是對抗美國把蘇聯排斥在中東和平方案之外的策略。總之，蘇聯力圖使其對巴解組織的政策和策略服從于蘇聯全球戰略和它在中東利益的需要。

由于對美、蘇等國提出的巴勒斯坦問題解決方案感到徹底絕望，對以色列利庫德集團政權的高壓政策強烈不滿，巴勒斯坦地區于1987年爆發了規模空前的反以大起義。在這場持續達6年之久的大起義中，流亡非洲的巴解組織竭力確保巴解組織參與起義并發揮指導作用，宣稱起義爆發是巴解組織革命所取得的最新成就，進而實現了本土反以民眾運動與流亡精英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結合。此外，此次大起義也為巴解組織獲得國際合法性、推動國際社會啟動中東和平進程創造了條件。

1988年11月，巴解組織便利用約旦政府宣布中斷與約旦河西岸行政和法律關系的有利時機，宣布建立巴勒斯坦國，并接受聯合國安理會第 242號和第338號決議提出的“土地換和平”原則，等于事實上承認了以色列的存在。在巴解組織做出務實選擇后，巴勒斯坦國得到130多個國家的承認。

巴勒斯坦大起義和巴解組織的突出作用，促使歐洲多國紛紛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對起義的武力鎮壓，主張巴以雙方通過政治對話解決爭端，同時促使美國重新評估巴勒斯坦問題政策，進而為冷戰后中東和平進程的啟動奠定了基礎。

當然，巴勒斯坦大起義也導致了巴勒斯坦問題的復雜化，其重要表現之一是在大起義中誕生的伊斯蘭主義組織哈馬斯（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與巴解組織的尖銳矛盾。哈馬斯與巴解組織圍繞巴勒斯坦建國方案、以色列的合法性、巴以和平進程均存在嚴重矛盾分歧，成為制約巴勒斯坦內部發展和巴以關系的重要因素。

當地時間2024年6月3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帶，當地兒童用塑料桶裝水。

總之，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開始推動排斥蘇聯的中東和平進程，謀求通過推動埃及和以色列和解主導中東問題，而蘇聯則支持阿拉伯國家中的“拒絕陣線”對抗美國。在美蘇中東政策的影響下，阿拉伯世界不斷分化，在阿以沖突和巴勒斯坦問題上團結合作的能力遭到嚴重削弱，阿以沖突“前線國家”日趨渙散，巴勒斯坦問題日益成為孤立的巴以問題；盡管巴勒斯坦問題的重要性有所上升，但巴勒斯坦民族權利和巴解組織的地位仍未得到承認；巴勒斯坦內部分化，導致巴勒斯坦問題更趨復雜。

巴勒斯坦悲劇的反思：大國政治的消極影響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大國政治既是巴勒斯坦問題產生的深刻根源，也是其復雜化、長期化的重要影響因素。從一戰到冷戰時期，大國政治對巴勒斯坦問題的產生、發展及其復雜化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第一，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美、蘇操控等大國政治形式是巴勒斯坦問題產生的根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英、法對包括巴勒斯坦在內的“新月地帶”的瓜分，特別是英國通過“麥克馬洪-侯賽因通信”（1915年）、《賽克斯-皮科協定》（1916年）、《貝爾福宣言》（1917年）對“新月地帶”進行的3種自相矛盾的安排，直接導致了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圍繞巴勒斯坦的爭端。

在一戰后對巴勒斯坦的殖民統治中，英國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其政策在“扶猶抑阿”和“扶阿抑猶”之間搖擺，極大地激化了阿猶矛盾，并最終導致巴勒斯坦問題的失控。在巴勒斯坦問題轉交聯合國后，美、蘇出于自身在中東進行擴張和滲透的需要，奇怪地在巴以分治問題上達成一致，使嚴重不合理的巴以分治方案獲得通過，以色列據此建國，并由此導致二戰后五次大規模的中東戰爭，而巴勒斯坦建國問題卻由此變得遙遙無期。

第二，冷戰時期美、蘇否定巴勒斯坦民族權利、反對巴勒斯坦建國，是巴勒斯坦民族權利長期難以實現的重要根源之一。

二戰后，伴隨冷戰爆發和美、蘇兩大陣營對中東的爭奪，通過操控阿以沖突和中東和平進程擴大勢力范圍，組建地區盟友體系，爭奪中東霸權，成為美、蘇中東戰略的核心，卻嚴重漠視、忽視或輕視作為阿以沖突本源性問題——巴勒斯坦問題。巴勒斯坦問題被長期視為難民問題而非巴勒斯坦民族權利問題，爭取民族獨立的巴解組織也長期得不到美、蘇的承認。

1973年中東戰爭后，美、蘇對巴勒斯坦問題重要性的認識有所增強，并各自提出了解決中東問題的方案，尤其是美國開始通過推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和解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但仍反對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拒絕承認巴解組織，其根本目標是與蘇聯爭奪中東國家。蘇聯對巴解組織從不承認到承認、再到限制和分化并重的政策，也完全服務于其中東戰略和利益需要。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忽視巴勒斯坦民族權利，拒絕承認巴解組織，反對巴勒斯坦獨立建國的做法，是巴勒斯坦問題被長期擱置并以難民問題進行處置的根源所在。

第三，美國對以色列的偏袒以及美、蘇對阿拉伯世界的分化政策，是導致阿以沖突中雙方力量失衡、阿拉伯國家力量遭到削弱和分化的重要原因，并對巴勒斯坦問題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

在歷次中東戰爭中，美國等西方國家均對以色列提供了巨額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伴隨美國與以色列特殊關系的形成與鞏固，以色列成為在中東地區接受美援最多的國家。此外，在歷次中東戰爭特別是1948年和1973年中東戰爭中，在阿拉伯國家占據優勢時美、蘇向阿拉伯國家施加停火壓力，是以色列在停火后扭轉劣勢并重創阿拉伯國家的重要原因，而蘇聯對阿拉伯國家和巴解組織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也嚴重削弱和限制了阿拉伯國家對抗以色列的能力。

隨著冷戰的全面展開，美國和蘇聯對阿拉伯國家展開了爭奪，進而造成了阿拉伯世界的不斷分化，嚴重削弱了阿拉伯國家團結對抗以色列的力量，也對巴勒斯坦問題產生了十分消極的影響。

例如，西方國家在20世紀50年代通過建立巴格達條約組織組建軍事同盟體系，蘇聯則通過支持埃及、敘利亞、也門等國家進行擴張，導致阿拉伯國家、中東國家之間的關系不斷分化組合。

又如，美、蘇對埃及的爭奪導致了阿拉伯世界的嚴重分化。二戰后初期，美、蘇曾展開對埃及的激烈爭奪，但由于美國不斷向埃及施壓進而使埃及倒向蘇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蘇聯在阿以沖突中對埃及施壓，并拒絕提供埃及希望得到的軍事武器，加之美國拉攏，使埃及在1973年中東戰爭后逐步轉向親西方政策，并在美國推動下簽署了《戴維營協議》與以色列單獨媾和，引發阿拉伯世界“溫和派”與“拒絕陣線”之間的嚴重分裂，而蘇聯則通過支持“拒絕陣線”對抗美國主導的中東和平進程。阿拉伯國家由此發生的分化不僅嚴重削弱了阿拉伯國家聯合對以斗爭的能力，也是阿以沖突逐步轉向巴以沖突、巴勒斯坦問題被孤立的開始。

當地時間2024年6月3日，加沙地帶，布賴吉難民營的巴勒斯坦難民排隊領取食物。

再如，在美國里根政府提出中東和平方案后，蘇聯繼續支持“拒絕陣線”對抗溫和派阿拉伯國家，同時支持巴解組織內部的主戰派制衡阿拉法特領導的主和派，都嚴重破壞了阿拉伯國家和巴解組織內部的團結，使阿拉伯國家和巴解組織難以在中東和平特別是巴勒斯坦問題上形成合力。

總之，巴勒斯坦問題的悲劇在本質上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推行大國政治、爭奪中東霸權的產物，其根本原因在于近現代西方大國和當代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從自身利益出發制造和操控巴勒斯坦問題，進而使巴勒斯坦問題成為久拖不決的世紀難題。在此過程中，巴勒斯坦的民族權利被嚴重踐踏，民族國家建構進程遭到嚴重破壞和扭曲，阿拉伯世界乃至整個中東也因大國政治操控阿以沖突、巴以沖突而處于長期動蕩之中，進而嚴重影響了中東的和平與發展。

由此可見，未來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必須擺脫大國政治，堅持國際公平正義，以“兩國方案”為基礎使巴勒斯坦問題得到徹底、公正的解決。

當前，新一輪巴以沖突的爆發同樣與影響巴勒斯坦問題最大外部力量美國的政策失敗有著密切的關系。2000年中東和平進程遭遇挫折以來，美國對推動中東和平進程意愿下降，不斷偏袒以色列的右翼激進政策，特別是特朗普政府嚴重漠視巴勒斯坦民族權利，極力推行“世紀協議”，在耶路撒冷地位、領土問題、定居點問題、戈蘭高地歸屬等問題上嚴重侵害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國家權益，片面通過“亞伯拉罕協議”推進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都構成了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的根源。

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以來，美國繼續對以色列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領域提供全方位支持，并在聯合國安理會極力阻撓呼吁停火止戰的聯合國決議案，嚴重阻礙了新一輪巴以沖突的政治解決，并且在紅海方向、敘利亞和伊拉克方向成為巴以沖突外溢升級的重要推手。因此，冷戰后美國對巴勒斯坦問題的影響也是一個迫切需要進行系統研究的課題。

（本文根據發表于《西亞非洲》2024年第3期的《20世紀大國政治與巴勒斯坦問題的悲劇》一文的部分內容改寫）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