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珍珠港、香港均被日軍空襲。次日，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宣戰，同時開始幫助在港要人及其眷屬脫險。10日凌晨，載有宋慶齡、宋靄齡的航班自香港飛抵重慶，同行人數有限，但接機群眾見有人攜洋狗下機，導致期待親友脫險而未能如愿的人們心生不滿，于是有傳言此狗為兼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與財政部部長的孔祥熙的夫人宋靄齡所有，輿論大嘩，是為“飛機洋狗案”，時人稱該案“事涉極峰”。現有研究多聚焦于事件的真實性與影響力，本文則以謠言—話語—記憶三重視域，將該案納入太平洋戰爭爆發伊始之時空背景，進一步揭示“飛機洋狗案”的表與里。

民航困境與“飛機洋狗”謠言傳播

太平洋戰爭爆發當日，國民政府交通部在港12架客機被炸毀9架，雖然中國航空公司副總裁威廉·邦德（William L. Bond）曾做過疏散撤離計劃，事發當天機航組主任夏普（Charles L. Sharp）、總工程師兼維修總監索爾金斯基（Zygmund Soldinski）、飛行員希格斯（Frank L. Higgs）、雷諾（Roger M. Reynolds）等人在日軍轟炸伊始便合力保護、修復飛機，但可搭乘飛機撤離的人數依舊十分有限。孔祥熙要求邦德以“救援宋家人”為首要任務，但撤離過程中，中國航空公司具有極大自主權，飛行員、機組人員及家屬可以率先撤離。雖然每名乘客的行李限重10磅，但當索爾金斯基的家人攜兩只臘腸犬、夏普的未婚妻攜一只斗牛犬登機時，卻得到駕駛員麥克唐納（William C.Mcdonald）的許可，而攜帶政府文件的宋靄齡則被嚴格限制行李重量。

此次事件反映了戰時中國民航的困境。坊間早有“中國航空公司者，實一美國的中國航空公司耳”的評論。從制度來看，中方在該公司持股55%，且董事長和總經理由中方人員擔任，但在國民政府交通部管理下，該公司權責不明，其財政、運營、人事分屬交通部各下屬單位。更重要的是，直接關涉航空載運業務的核心部門機航組為美方控制，且駕駛員、機械師、無線電管理員等技術人員均由美方培訓，故在中國航空公司，主要負責職能部門的中方與掌握核心業務部門的美方涇渭分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海外部部長陳慶云在1941年初就該公司“負責人雖欲有所作為而不可能”的情況發表過意見，建議交通部設法爭回職權。交通部部長張嘉璈答復陳慶云，稱戰時交通線不能中斷，合辦合約也無法輕易變更。此時，“飛機洋狗案”成為中方爭取民航管理權的契機。交通部規定中國航空公司自1941年12月10日起不許運載公司職員，行政院于20日出臺《外籍人士乘機限制辦法》，完善規章制度。但此時“洋狗屬孔祥熙夫人”的謠言已甚囂塵上。

民航抵渝之際即為謠言生成之時。不少接機者未見親友之面，卻見洋狗下機，氣憤至極，故“有謂狗屬孔夫人，有謂狗屬美機師”，在場者共同促成“飛機洋狗”謠言的生成，且“每個個體都是謠言的傳播媒介”。因此，從傳播謠言、引起民憤來看，當日張嘉璈即稱此案“事涉極峰”，并非夸張。最早公開報道此次事件的是當時在機場的重慶《新民報》采訪主任浦熙修。該報讀者以公教人員、城市平民為主，編采特點是“中間偏左”。12月11日，浦熙修擬發“孔夫人愛犬飛渝”消息，但原文被扣押，于是將消息混在小欄目“重慶風”花絮中，題為《佇候天外飛機來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條》，并加以醒目邊框登出。隨后幾天，又刊發作家張恨水《犬吠云中》一文，借古喻今，稱“若半天云里，鬧一個‘雞貓子狗叫’，成何體統？”

在重慶，消息登在《大公報》上才被讀者認可，“看看《大公報》說什么，經常是讀者心理”。報社主筆王蕓生聽聞社長胡霖未能返渝以及“飛機洋狗”一事，甚是氣憤，于12月22日發表社評《擁護修明政治案》：“最要緊的一點，就是肅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戰事爆發，逃難的飛機竟裝來了箱籠、老媽與洋狗，而多少應該內渡的人尚危懸海外。”雖然新聞審查使“孔夫人”未同“洋狗”一并出現，報紙敘述也所言寥寥，但這種模糊、分散的碎片化報道更易傳播。因此，與洋狗一同返渝的孔夫人、前去接機時與洋狗有過接觸的“孔二小姐”孔令偉以及背后的孔祥熙，一時成為眾矢之的。

謠言傳播之際正是大后方極度困難之時，該案很快發酵。辛亥革命元老楊滄白自港返渝后作《狗來謠》諷喻，其中“誰家八犬吠云中”一句傳播一時。西南聯大學生中亦有傳言稱，“飛機洋狗”謠言涉及的孔令偉來昆明，在銀行樓上窗口撒鈔票引街上行人爭搶，逗自己開心取樂。這些消息傳出，在學生中激起“倒孔”運動，而教師們的態度也進一步推動事件發展。該校總務長鄭天挺聽聞學生群起運動，深感“此事勢難抑制”。歷史系教授吳晗更以南宋賈似道玩蟋蟀被人稱為“蟋蟀宰相”，類比孔祥熙為“洋狗院長”。學生的“倒孔”情緒被進一步點燃。

“飛機洋狗案”是戰時中國民航困境的具體體現，也是點燃戰時民眾情緒的火苗。謠言之所以能廣泛傳播，是依靠重慶新聞界的碎片化報道以及大后方知識界的共情式聲援，該案也成為被多方共有與利用的典型話語。

從謠言到話語：多方因應下的“飛機洋狗案”

《大公報》12月22日刊發的社評《擁護修明政治案》將矛頭對準孔祥熙，使民眾群情激奮。而針對此次事件，蔣介石在謠言傳出當日就讓交通部查究明白，又在社評刊發當天即令王蕓生“嚴切糾正”。此后，在12月29日又囑交通部致函《大公報》更正，并稱曾親詢孔夫人，“知絕無其事”。30日，交通部在《大公報》公開辟謠，稱“至美機師兩人，因有空位，順便將洋狗四只，計三十公斤，攜帶到渝，確有其事”，但“決無私人攜帶大量箱寵、老媽之事”。

蔣介石為孔家辟謠，但對美國機師未作處理，反而使謠言演變為大后方的“倒孔”話語之一。事后，云貴川各省加強了對該事件輿論的管控，明令擦去標語、禁止登報，并飭查暗中有無煽動者。1942年1月15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報告認為，“飛機洋狗案”為“倒孔”運動發生之遠因，且“奸黨分子更欲伺機活動”。至此，國民政府對“飛機洋狗案”的工作重心即從澄清謠言轉變到嚴控事件范圍、降低影響、防止“奸黨”借題發揮等方面。

當前學界認為，中共地下黨在“倒孔”運動中的表現并不突出，西南聯大學生黨員屬于自發參與運動。曾任鄂西特委書記的馬千禾后來談及此事，稱南方局當時的方針是“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自己組織關系也未轉來，無法向云南地下黨組織請示，而西南聯大黨員之間也都不能相互表露身份，于是大家便自發地參與“倒孔”運動。在黨組織未組織發起“倒孔”運動的情況下，參與運動的黨員后來也對這一行動違背了黨的隱蔽方針做過檢討。雖然黨組織沒有推動“倒孔”運動的發展，但一封現有研究均未關注的信函反映出中共在其中的作用。1941年12月31日，交通部登報辟謠后一天，重慶《時事新報》刊登了一封讀者來函，落款日期為12月29日，作者自稱為中國航空公司職員及“一個幸與狗同機逃命的人”，來信指出該公司“總工程師”“管飛機航行的主任”以及“飛機師”都帶了狗，且并非見機上有空位而臨時起意，并呼吁政府從速法辦，懲罰帶狗之人。來函顯然直接針對此前交通部辟謠中“至美機師兩人，因有空位”的說法。《時事新報》雖為孔祥熙控制的報紙，但報社有不少單線進入、互不了解身份的中共黨員，比如曾任主筆的中共黨員張友漁即是在報社人事改組時，由時任南方局副書記的董必武授意入社工作，以“發揮一些作用”。孔祥熙對于該報宣傳國共合作、團結抗戰并不干涉，以借此在社會上抬高自己。來信雖可為孔夫人正名，但呼吁嚴懲法辦“以平息一般人的氣忿”顯非孔家授意，其得以順利刊發，與報社的左翼色彩不無關聯。值得注意的是，這篇來信后續成為中共抗日根據地用以揭露國民政府腐敗，反映大后方人民公意，批判孔祥熙的重要論據：“狗的主人是誰，似乎從這里還看不明白。但只要我們回想起‘某夫人’的狗曾飛港治病，那么，對于這場公案，也可有些了然吧。”

除上述國共雙方對“飛機洋狗案”的因應，日本作為戰爭另一方，也在積極關注并利用該案。《讀賣新聞》1942年3月14日載同盟社對“倒孔”運動的報道，介紹該案稱：“救援飛機被孔家獨占，女兒、女仆和7只愛犬乘機，連財物都載著……女兒把椅子等家具堆起來拒絕其他乘客搭乘的事實被曝光，高喊‘倒孔’的學生團體遭到政府、學校的阻撓。”事件同時被收錄進當年4月日本外務省情報局編輯的《國際月報》。國內日偽報刊也以該案指責孔祥熙“大發國難財”“貪污走私變本加厲”，以致“倒孔運動，乃再復起”。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方意在“摧毀重慶政權的抗日意志”，并對國民政府進行“和平工作” ，因此夸大謠言，并將其與大后方學生運動糅合進“反蔣介石政府”的對華宣傳攻勢話語，成為其利用“飛機洋狗案”的目的。

“宣揚”還是“隱匿”：作為抗戰記憶的“飛機洋狗案”

“飛機洋狗案”的多方敘述各有側重，關于該案的記憶是一個不斷被建構的過程，敘述與記憶差異化的背后是身份地位、歷史認識的不同。

親歷者對“飛機洋狗案”的回憶敘述呈現出“宣揚”與“隱匿”交織的特點。在中國航空公司飛行員的回憶中，該案總被津津樂道。索爾金斯基回憶稱：“新聞媒體看到我們的狗，并對此大驚小怪，指責為孔夫人攜帶。”雷諾在回憶中稱該案為“丑聞”：“事實上，這些狗沒有剝奪任何人的位置，因為它們被安置在乘客所無法容身的空間。此外，這些感到震驚的旁觀者應該也知道，孔夫人對狗過敏。”

然而，國內當事人面對“丑聞”卻“不在乎澄清”，反倒是社會各界形成了對該案的共識與記憶。直接關涉該案者以報人王蕓生、曹谷冰為典型，他們對于“飛機洋狗案”的回憶成為塑造孔祥熙“皇親國戚”“橫行無忌”形象的重要話語。親歷“倒孔”運動的西南聯大學生在回憶中多有提及該案，李曉、鄒承魯雖然對于事件全貌未深入了解，但對于“洋狗院長”“最后一架飛機是裝孔祥熙的家人”“我們全上街去了”等信息記憶深刻。趙寶煦在運動爆發時還未到校，卻也能回憶起“孔二小姐，拉著一條碩大無比的洋狗下來了”等“生動細節”。當時還未考取西南聯大、正在香港參與銷毀法幣工作的中國銀行練習生顧潤興也強調自己“親歷了‘孔二小姐洋狗’事件”。雖然顧潤興1945年才考入西南聯大，但同該校其他學生一樣，似乎“飛機洋狗案”及“倒孔”運動成為彰顯其“聯大人”身份的集體記憶。

除當事人的回憶敘述中“宣揚”與“隱匿”交織，學界研究也同樣有所側重。研究者多聚焦“倒孔”運動，忽視對“飛機洋狗”謠言何以成為“倒孔”契機的進一步思考，似乎“謠言傳播—民眾因應”成為必然。但當時還流傳著諸如吳稚暉全家在港被困自殺、陶希圣被日寇抓到后剝皮等多種政治謠言，這些謠言既未被當時人記住，亦未被研究者關注。“飛機洋狗案”之所以影響深遠，其關鍵在于“洋狗屬孔夫人”未經核實即廣被宣揚，這與時人對“孔夫人”既有的形象認識有關。

抗戰之際，宋慶齡、宋靄齡不論以其個人，還是作為“孫夫人”“孔夫人”之象征，都具有重要的政治分量。相比于宋慶齡“舉世共尊”之國母形象，姐姐宋靄齡多以負面形象呈現于輿論場。國內報刊曾這樣比喻二人之別：“假使孔祥熙夫人——宋靄齡女士——是一頭雌老虎，那么她（宋慶齡——引者注）是一頭馴服的羚羊”，還有俗語說：“孔夫人愛黃金，蔣夫人愛權力，孫夫人愛中國。”宋慶齡的公眾形象溫文爾雅，但對關乎國家民族命運的事也敢于抗爭，曾被贊為“力圖沖破一切羅網的雄獅”，而宋靄齡雖也參與政府建設，但其作為“孔祥熙夫人”，因財政特權與官僚作派多遭詬病。所以，兩夫人作為民航返渝當晚機場的公眾人物，其一舉一動都在民眾與媒體視野之內，又因孔令偉“在機場等她們時，和老外聊天，逗他們的狗玩”，這才有了“孔夫人與洋狗”“孔二小姐與洋狗”一類的傳言與討論。

同時，近代以來“洋狗”形象多具有負面意味，人們已有“華犬馴善而和平，洋狗猛摯而兇悍”之認識。晚清以降，多篇“洋犬傷人”報道令民眾對其心生恐懼與厭惡。隨著民族主義勃興，“以七華犬抵一洋犬之命”、“十個中國人不及一只洋犬”等報道涌現，又揭示出洋人洋犬之優越。面對民眾“寧為外洋犬，不做中華民”的無奈感慨，輿論界開始做出喚醒“黨國的偉人們”與“親愛的同胞們”國恥心與進取心的努力。有報刊節選魯迅發表于上海《文學導報》的《“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一文內容，并以“洋大人的寵犬”冠名，突出對帝國主義鷹犬的批判。當時“洋狗”“洋犬”已經不再單指動物本身，而是成為凌駕于華人之上的外來強權勢力之代表，是與民族主義相關聯的隱喻。

于是，當大后方民眾聽到強調“孔家”與“洋狗”關聯的謠言，特權對公權的侵占這一民眾普遍反感的主題被突出，對“四大家族”、官僚主義的固有印象與負面情感再次加深加劇。而“洋狗”作為隱喻，又喚起民眾的國難與國恥情感，這既包括心理、生理上的恐懼與厭惡，也有直指民族主義的壓迫感與羞恥心，并激發起反抗行動。西南聯大學生在時人看來情緒麻木、作風散漫，連響應慶祝英美參加反法西斯抗日戰爭游行者也寥寥無幾，但“飛機洋狗案”卻成為學生們邁過隱忍情緒與采取行動之間的門檻的關鍵動力。

綜上所述，關注“飛機洋狗案”的各方因身份地位、價值標準的差異，對事件的情感反應、敘述重點并不相同，卻共同凝聚為關涉該案的記憶共同體。該案的重要性在于其展現了隱沒于戰時飛機轟鳴聲、槍炮聲之下的，區別于統治階層、精英視角的大后方民眾反腐與愛國情感的集體宣泄與對國難國恥記憶的集中覺醒。

余論

“飛機洋狗案”雖在1942年即被平息，但該案在后來常被提及，成為《中華民國史事日志》中的代表性事件。戰后對該案的敘述“既是一種記憶行為，也是一種新的闡釋，新的文本由此浸入記憶空間”。張恨水在其“夫子自道”式小說《巴山夜雨》中以孔令偉為原型創作出一位“比軍閥還兇”的方二小姐，并借主人公之口說：“二小姐不是說不怕演講，不怕登報嗎！對不起，我算唯一的武器就是這一點。”在此意義上，“飛機洋狗案”不僅成為文藝作品中“國人群起反孔家”的重要素材，更顯現出后人對戰爭的反思和對歷史的記憶。

為何“飛機洋狗案”事屬謠言卻獨具張力？對于“謠言的張力”的思考，也是對于“洋狗何以事涉極峰”“情感如何參與歷史”“各方如何塑造記憶”的考察。該案具有典型的“后真相”（Post-Truth）特征，即“客觀事實在形成輿論方面影響較小，而訴諸情感和個人信仰會產生更大影響”。可以說，在“飛機洋狗”謠言傳播發酵的各個階段，事實真相與各方“建構真實”之間的張力一直存在。而事件中隱而不彰的中共因素，則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裴宜理所強調的“情感工作”之于中共革命的重要作用：面對“飛機洋狗”謠言，中共并未組織“倒孔”運動，但報人學人抱持左翼立場，黨員個人關注民眾情緒并因勢利導，無須組織統一部署與動員，便已在輿論和情感上占據了主動。從“飛機洋狗案”可以看到，中共動員力和宣傳力的核心，并不在于輿論鼓動、話語爭奪或記憶建構，而在于堅持國家與民族立場，同廣大民眾形成緊密的心靈震顫與真實的情感共鳴。一旦“幾萬萬人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勝利的天平就會發生傾斜。

（本文首發于《抗日戰爭研究》2024年第1期，作者常家瑋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