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更好利用和吸引外資、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推動從內向型經濟向內外結合型經濟轉化，1984年，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被國家委以重任，成為全國第一批對外開放城市。

今年恰好是這14座沿海城市，成為全國首批對外開放城市的40周年。回望和盤點這些城市的發展軌跡，對于今天的城市發展和競爭，不無啟示意義。

14城的重要地位

從整體成績看，這14個首批開放的“幸運兒”，總體上可以說是不負眾望，在當前全國經濟和開放版圖上占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

一組數據很有說服力：截至2023年底，這14個城市地區生產總值達20.7萬億元，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6.4%；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10.4萬億元，占全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1/4；實際利用外資規模達到538.5億美元，占全國實際利用外資規模的1/3。今年一季度，全國GDP三十強城市中，首批沿海開放城市占據十席。

當然，從內部的具體情況看，這些城市各自的表現又有較大的差異。

比如，以GDP來看，上海、天津、青島、南通、寧波、福州、廣州、煙臺，都已是萬億級城市。其中，上海GDP在2023年底已接近5萬億，高居全國第一，廣州GDP也超過3萬億。

另一些城市的GDP，則沒那么突出，像北海、湛江、汕頭、秦皇島，目前都還低于4000億。

從外貿看，上海、寧波、廣州、青島、天津等，都是典型的外貿強市，2023年進出口總額都在8000億元以上。

同樣，也有一些城市的外貿表現相對沒那么活躍。如2023年，湛江、秦皇島、北海，進出口總額都在1000億以下。

從港口影響力看，上海港、寧波舟山港、青島港的表現都居全國前列。如上海港集裝箱吞吐量更是連續14年位居全球第一。但也還有一些港口的存在感，并不突出。

甚至，這些城市中，連云港、秦皇島、北海、湛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目前還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與作為首批沿海開放城市的身份，形成了較大的落差。

當然，也要看到，這種內部的分化局面，與每個城市客觀的開放條件、發展基礎和資源稟賦等先天差異有直接關系，不能一概而論。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上海、廣州在確定為首批開放城市之前，就屬于綜合實力上的頭部城市，包括天津、青島、大連、寧波在內，它們還都屬于副省級及以上的城市。也就是說，每個城市的“起跑線”和綜合的發展定位，本身就有很大差異。這對于它們在開放中的表現，自然會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

城市的發展，事在人為

被確立為全國首批開放城市，本質上其實就是在對外開放上被賦予了更多的政策機遇。

比如，這些城市在當時被放寬了利用外資建設項目的審批權限，在對外經濟活動中享有一系列的稅費優待，還可以增加外匯使用額度和外匯貸款等。

另外，也享受到了一些先行先試的紅利。如今天已然“遍地開花”的各類經濟技術開發區，最早就誕生在首批開放城市中：1984年9月，國務院批準建立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成為我國第一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

身處同樣的政策機遇下，盡管不同城市原本的區位、發展基礎都不同，但最終表現上所顯示出的巨大差異，還是能夠反映出一個非常樸素的常識，那就是在政策之外，城市的發展，主要還是“事在人為”。

事實上，將政策優勢、開放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這背后涉及一系列的復雜原因。這一方面，是有客觀性的。如以腹地規模和各類資源的聚集能力來說，上海、廣州、青島、寧波等城市，明顯要強于北海、湛江、汕頭等城市。這使得盡管都手握首批開放城市的政策紅利，但各自的開放勢能，或者說發展的天花板，的確是不一樣的。

但另一面，其中也有很多能夠決定城市發展高度的因素，是屬于可以改變的范疇。如產業升級能力、營商環境建設等。比如，拋開首批開放城市的標簽，今天的南通、寧波、溫州等，更多是以民營經濟重鎮的身份為人所知。

所以，這些城市在發展表現上的差異，對于今天的城市發展和競爭是有啟發意義的。因為當前各類區域發展政策、開放政策，實際上已經很完善了，不同城市發展在政策上的差別，相對于過去其實要小得多，那么在發展上，實際就更依賴于每座城市自身的“后天發揮”了。

值得注意的是，首批開放城市設立的時間，幾乎與以簡政放權，搞活企業，打開城門，放手發展橫向經濟聯系，增強城市的輻射力、吸引力、綜合服務能力等為核心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時間完全吻合。也就是說，中國城市的發展也差不多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真正由計劃為主向市場化為主轉變，意味著更多的城市要在一個市場化的、開放性的空間中去打拼未來。

這在一定程度上說，也正是今天“爭奇斗艷”，高度“自由”的城市競爭的一個開端。

14城的輻射、引領作用

但要指出的是，在今天觀察這14個首批開放城市的發展價值，又不能僅僅把目光放在它們身上。

很多人可能忽視了，這14個城市被列入首批開放城市，其所承擔的作用，并不只是促進自身的發展，而是要充分利用它們在交通、產業、人才等方面的對外開放優勢，“支援和帶動各自的腹地，有力地促進全國的經濟建設”、“實現從東到西，從沿海到內地的信息、技術、人才、資金的戰略轉移，以便發揮對內對外的輻射作用，帶動內地經濟的發展”。

也就是說，首批沿海開放城市，以及在它們之前所確立的四大經濟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所承擔的實際是一個開放窗口的功能，是要成為推動全國開放的突破口，是推進對外開放由點及面的一個重要步驟。

比如，1992年，國家又決定對五個長江沿岸城市，東北、西南和西北地區十三個邊境市、縣，十一個內陸地區省會（首府）城市實行沿海開放城市的政策。這其實就離不開前期四大特區城市和首批開放城市的探索和引領。

所以，拋開具體城市的表現差異，評價首批14個開放城市帶來的綜合價值，要放在全國的對外開放歷史語境下才會有一個更為客觀的評價。

比如，沿海開放城市之外，今天的中國已崛起了一批內陸開放城市，如重慶、成都、武漢、鄭州、西安等。這背后，其實就離不開最初的開放城市所打下的基礎。像這些城市的外貿崛起，就與承接了沿海開放城市的產業轉移有直接關系。

同時，沿海開放城市表現的分化，也與全球外貿格局的變遷相關。因為隨著全球制造業的轉型升級，貿易流通在今天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海港，像航空港的重要性就空前提升。由此甚至出現了一個很有代表性的說法：世界將從“海權時代”到“陸權時代”轉變。

這一說法當然很有爭議，但是，城市開放格局或者說開放路徑，已由過去主要依賴于海港，向今天的海運、空運、鐵路等綜合方式轉變，的確是事實。這自然意味著不同類型的城市發展，要面臨新的不確定性。

但這也并不意味著沿海開放城市的重要性就必然下降。特別是在當前全球化遭遇新挑戰的大背景下，這些開放基礎好、經驗豐富的沿海城市，無論是對外推動開放，還是對內帶動區域發展，都依然扮演著重要角色。比如，即便像湛江這樣的經濟體量并不突出的沿海城市，都被確立為所在省份的“副中心”城市。

面對當前區域競爭態勢日趨激烈的大環境，如果要從首批開放城市的沉浮中總結一條經驗，或許可以是——“城市發展，不進則退”。唯有保持持續的奮進、開放姿態，努力抓住每一道機遇，城市才能保持住不竭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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