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把農場給了抵押持有人，但我們還是會被告上法庭被要求償還債務余額。二十年代早期的土地繁榮之后，土地價值一直在下降……在1928、1929年，眼看著天似乎亮了一點點，結果遇上了利息到期不付，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又來了致命的一擊……”這是一位普通的農民口述的二十年代。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這可能是對1919年到1929年這十年間美國經濟最為貼切的描述。在都市繁榮的背后，則是鄉村的持續凋敝。占全國人口一半的農業人口中，雖然很多農村家庭也擁有了城里買來的各種家用電器、很多農場主開著福特的T型車運送谷物、在閑暇時也能收聽到收音機里的各種娛樂節目，但他們的經濟境況卻始終沒有得到改善。從一戰結束（1919年）到二戰爆發，農業的衰敗如同一股“暗流”，在繁華的背后涌動。

戰時的繁榮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農產品占據美國出口總值的一半以上。戰爭推動著農產品價格的節節攀升。如果以1913年的農產品價格作為100的話，到了1919年一戰結束，農產品價格指數已經上升到了209。五年間，農產品價格翻了一倍還多。

國際市場蓬勃的農產品需求，令美國的農場面積迅速膨脹。汽油拖拉機、深耕淺種方式、化肥的采用以及種子改良技術等新技術和新方法不斷得到普及，單位農田產量不斷上升。美國的農業體系比歐洲更早地實現了機械化和現代化。

同樣膨脹的，還有農業信貸的規模——農場主們用長期貸款購買土地，用中期貸款購買農業機械設備，短期貸款則通常用于種子、化肥和殺蟲劑的季節性采購。

戰后的萎縮

戰爭一結束，農業的膨脹戛然而止。

一方面，歐洲各參戰國的農產品產量開始回升，從美國進口農產品的需求銳減。另一方面，為了償還戰爭債務，縮小對美國的貿易逆差，歐洲各國也不斷出臺各種關稅法案限制農產品進口。

還有一個經常被忽略的問題。一戰在歐洲大陸所導致的大量青年人傷亡，使戰后十多年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長都在較低的水平上，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農產品需求持續萎縮的一個因素。

戰時膨脹的產能遇上驟然減少的需求，結果可想而知。1921年的農產品價格下跌到了戰爭時期（1919年）的60%，并且在整個二十年代都保持低位徘徊。1929年的股市崩盤和隨后的信貸緊縮則更加令農業雪上加霜。1933年的農產品價格僅為1913年的63%，這種狀況直到羅斯福新政時期才逐步改善。

經營規模的膨脹速度明顯慢了下來。1924年與1919年相比，農場土地的總面積僅僅增加了3%。1919到1929這十年間，農業產量僅增加了12%。

農業土地的價格也迅速滑落，全國農業土地總價格從1920年的790億元下降到1927年則僅為580億元。農業的蕭條，再加上發達地區就業崗位和生活方式的吸引，農業人口平均每年流失60萬人口。農場主為此不得不提高農業工人的工資。

多方面的因素令很多農莊撂荒，成為草地和林區。整個農業領域并沒有在繁榮中獲得任何紅利。更為可悲的是，越是農產品價格下降，為了獲得更多盈利，農場主反而更傾向于增加產量，這進一步加劇了農產品的生產過剩局面。

無盡的債務

整個二十年代，懸在農場主頭上的一把利刃是是持續累積的債務負擔。

戰爭時期為了購買土地而簽訂的長期貸款合同在農產品價格暴跌之后不斷壓垮一座又一座農場。1920年，農場的破產率為6.4%；而到了1924-1926年間，則有多達17.7%的農場破產。

與此同時，土地價格的下降形成的抵押物貶值則逼迫著農場主不得不借新債換舊債來支撐運轉。債務循環形成的債務累積，不斷增加著農場主們的負擔。受此影響，從1920年到1928年，在農場大量破產的背景下，農業抵押貸款總量卻增加了二十多億美元。

大量的小型鄉村儲蓄銀行曾經是農場主們的財神爺，而在這一時期卻變得面目可憎了起來。為了催收貸款，他們用盡一切辦法，令農場主整日惶恐。有時候，貸款的催收員像偵探一樣在集市或農場附近埋伏，一旦有人購買了農產品，他們就沖上前去拿走客戶的貨款。即便是農場主沒有逾期，新的貸款發放時，銀行也想盡辦法以各種名目克扣一部分費用。

其實，鄉村銀行的日子也著實不好過。從1921年到1929年，鄉村銀行的活期存款總額占全國的存款總額的比重從34.2%下降到31.4%，鄉村的凋敝令存款越來越少，存款的利息也不斷上升，貸款的利息也不得不上升。并且，放出去的貸款經常因為農場破產而成為呆壞賬，最終銀行也會破產。

在咆哮的二十年代，當東西海岸城市的銀行坐收房地產和股票繁榮所帶來的紅利的同時，鄉村銀行卻平均每年破產五百多家。

盡管1923年通過的《農業信貸法令》允許每個聯邦土地銀行可以成立一個聯邦中間貸款銀行，并且可以發放十倍于資本金的債券，還可以經營以土地為擔保的長期債券。但這一系列措施都沒有能夠改善農業的整體狀況。

對銀行來說，與其將貸款放給農場主還不如放貸給股票經紀人或者房地產開發商，因為他們可以支付更高的利息。很多聯邦政府或州政府擔保的農業信貸在金融體系里面轉了個彎流入了那些繁榮的行業，最終為此后股票和房地產領域的泡沫膨脹埋下了禍根。

持續的隱患

農業衰敗的這股“暗流”在不斷地涌動，系統性風險的諸項因素在不斷積聚。

一方面，農產品和副食品的價格遲遲難以提高。另一方面，農業流失的人口建立起來城市周邊的大面積貧民區，也為工商業提供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后備軍，工業品的價格也相對低廉。兩者合流形成了一種通貨緊縮的力量，與信貸泡沫所推動的通貨膨脹相互抵消。

結果是，展現在人們面前的二十年代，在貨幣不斷膨脹的時期卻有著相對穩定的物價，通貨膨脹始終沒有發生。物價的穩定造成一種錯覺，無法提供給貨幣當局必要的警示信號，導致對信貸監管的放松。

此外，農業信貸向消費信貸、房地產信貸和股票信貸的流動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這些領域的虛假繁榮，令產業結構和區域之間的失衡不斷加劇。新英格蘭州、南方各州、中西部農業州的經濟低迷，與大西洋沿岸各州、東北部工業區和太平洋沿岸各州的繁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不容忽視的農業

經濟學家們的主流觀點多集中于大蕭條期間貨幣因素的分析，但是近幾年的研究開始有了一些改變。

2012年，諾獎獲得者、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等人撰文指出，大蕭條的根源在于農業的衰敗。由于農業技術革新和農產品的持續供過于求，導致大量剩余人口涌入城市，農業的資本流轉速度、累積速度持續低于工業，使得農業的運轉主要依賴信貸鏈條維持。一旦信貸體系出現系統性風險，脆弱的農業將首當其沖受到打擊。而反過來工業品的銷售也隨之下滑，從而影響整個的經濟體系。

文章還指出，與當年情況類似的是，現在的美國工業與服務業的關系，就猶如當初農業與工業的關系。而制造業的持續低迷，也可能成為未來經濟的隱患。

整個二十年代，沒有搭上繁榮列車的除了農業，還有煤炭開采、棉紡織業、鐵路運輸、造船、皮革與造鞋行業。這些行業既是傳統行業，也是戰爭時期的受益行業。戰后，他們或者被新興行業所替代（鐵路運輸量下滑源自汽車運輸的競爭），或者由于產能過剩而持續萎靡。

（作者郝宴偉為山東大學（威海）商學院教師，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