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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種、封建、法治、國民性、科學、功利主義……這些我們經常會用到的詞匯，到底什么意思？這些詞是怎么產生的？有著什么樣的前世今生？如果用一本書的篇幅來寫一個“詞”，該怎么寫？

整整一年前，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學衡爾雅文庫”（第一輯）七種圖書正式亮相，分別為《人種》（孫江著）、《封建》（馮天瑜著）、《法治》（李曉東著）、《國語》（王東杰著）、《國民性》（李冬木著）、《科學》（沈國威著）、《功利主義》（李青著）。

“學衡爾雅文庫”由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統籌、孫江教授主編，延攬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一流學者，旨在梳理“影響現代中國政治—社會的100個關鍵概念”，在此基礎上形成100本專著，通過對每一個關鍵概念進行深度的知識考察，力求打破古今中外之區隔，樹立本土風范。

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創始院長、“學衡爾雅文庫”主編孫江教授強調概念史研究有這么一個信條：“沒有共同的概念，就不可能有共同的社會，更不可能有行動的政治領域”，“學衡爾雅文庫”期冀把學術成果轉化為公共知識，讓讀者通過一個個基本概念所凝結的歷史，了解過去的經驗，展望未來的地平。

本期政邦茶座，邀請到孫江教授，談談那些“詞匯”的故事。

本期政邦茶座嘉賓：孫江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暨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會黨史研究會會長。提倡“全球本土化”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力求打破古今中外之區隔，學科涉及政治學、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宗教學等領域。近著有《重審近代中國的結社》《重審中國的“近代”——在思想與社會之間》等。主持“學衡爾雅文庫”、《記憶之場》全譯本15卷翻譯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庫理事長

高明勇:剛才談到詞語和概念，兩者的區別在哪里？

孫江：

我經常被問到這個問題，確實是很容易弄混淆的問題。在概念史流行的當下，有些標明概念史的研究，其實是詞語史研究。概念史不能簡單地理解為詞語+歷史。今日我們所說的概念史有自己的一套說道，研究的是18世紀啟蒙時代所帶來的歷史斷裂：圣與俗、內在良心與外在服從、政治與社會的撕裂。啟蒙的歷史哲學取代了神學，它用烏托邦的方式展示了未曾有過的未來的地平線。在差不多一百多年的歷史中，經過時間化、民主化、意識形態化和政治化等形成的主導性概念，不但積淀了過去的經驗，而且還影響了歷史的進程。概念史要研究的是這樣的概念。

科塞雷克在為《歷史性基礎概念——德國政治與社會語言歷史詞典》所寫的導言開頭，引述了一段戲劇家萊辛關于兩個共濟會士的對話。一個叫恩斯特的說：我對某事有一個概念，就能用話語表達出來。另一個叫福爾克的則反其道：并非總是如此。至少一般而言，他人通過我所表述的話語并不能完全得到我想傳達的概念。這就是說，前者認為言語可以表達心中的概念，后者認為人們使用的即使是同一言語，也未必能夠表達同樣的概念。科塞雷克引用這段話是有深意的。

何謂話語？一個簡單而略顯粗暴的表述是：由語言表出的事實。因此，話語是介于詞與物之間的實踐，既可能反映事實也可能扭曲事實。交流可能通暢也可能不通暢。韓國概念史雜志名為《概念與疏通》，這里的“疏通”，比“交流”有動感。

概念與詞語的區別是，詞語的內涵是明確的，而概念就像兩個共濟會士的對話所顯示的，不同的使用者、不同的接受者，會有理解上的歧異，因而概念是多義的，需要置于一定的語境中來把握。特別是，在經歷了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后，隨著概念抽象程度的提高，概念與其本來的面目會越來越遠。

高明勇：我非常認可你的觀點，隨著抽象化程度的提高，“概念”被賦予的含義也越豐富且多元，這種情況下，也最容易讓人誤解和曲解。其實，也有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看待這些詞匯，比如從思想史角度，像葛兆光先生的研究，從觀念史角度，像金觀濤先生的研究，包括從詞匯史角度，從概念史角度，從發生學角度，您如何考慮這個問題，如何看待這幾個角度的區別？

孫江：

現在的學者，無論是研究哪一個——觀念史、思想史、概念史以及詞語史，都會關注語言。回到我們剛才談到的話題，語言不止是我們認識歷史的媒介，還是歷史本身。雖然如此，切入研究的方式各有不同。詞匯史研究者，關心的是詞語如何被發明/翻譯出來的、以及在使用中發生的變化。觀念史研究的是觀念單位，觀念不是實在的，因而沒有真正的歷史。思想史有時被稱為觀念史，很容易混淆。斯金納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似乎可以稱作政治語言史、政治話語史。他研究言與行之間的關系，依托的是奧斯汀的語言學，這與概念史根本不同，概念史是從德國的歷史語義學和闡釋學傳統中產生的。

觀念史、政治思想史、概念史、詞匯史，這四者共有一個“史”字，這里的“史”是有必要追究的，即到底是什么歷史？如果不確定“史”的含義，即使對“史”的前綴理解得再準確，也無濟于事。觀念史的“史”，是觀念演化的歷史，與真實歷史之間存在距離。概念史的“史”，在科塞雷克那里指的是“結構史”。在斯金納那里，思想史是特定情景里的語言或話語的歷史。詞匯史是詞義本身變化的歷史。這么看來，金觀濤和劉青峰的大著《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雖然名為“觀念史”，實際上應該歸入“概念史”。

高明勇：這樣的話，這幾個詞匯之間的關系就相對清晰多了。我日常與出版界交流較多，觀察過去近二三十年的出版界，會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比如書名里的高頻詞，如常識、思維、等高頻詞的出現，其實也與社會觀念水位的變化有很大關系。

孫江：

從大的方面說，八十年代是一個轉折點。一個去高度政治化的社會，才有可能使反映日常生活世界的詞匯凸顯出來。離政治越遠，距常識越近。很自然地，一些使用頻度不高的非政治化的詞語出現了，而政治化的詞匯被安置在特定的領域里。非政治化的詞匯的流行和影響可以檢測生活世界是否安泰，生活世界越安泰，政治需要付出的就越少。

高明勇：還有一些被“發現”或者被“發明”出來的詞匯，也在社會生活領域熱起來，比如前些年歷史寫作方面的“潛規則”、“血酬定律”、“隱權力”、“軟制度”等，也提供了一些觀察歷史的新角度與新思考。作為歷史學家，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孫江：

有“潛規則”必定有“明規則”，其他詞匯同樣存在“對應”的詞匯。這些詞匯的發明，說明人們在表象的世界之外看到了內隱的東西，從兩個方面警示人們，規則本來是契約，如果契約還要為其他因素所制約，那么這個契約肯定是有問題的。就研究者來說，歷史的表象令人眼花繚亂，我們能夠看清楚的十分有限，要防止自己封閉在洞窟中只看到自己的倒影。

高明勇：您在進行相關歷史寫作時，會使用類似新詞匯嗎？

孫江：

我很少使用，或者說我不會簡單地使用新詞匯。作為一個研究者，我追求的是一種明確的敘述。如果有必要，我會在比較之后，選擇切合所指稱的事物的解讀方式，包括新詞匯。中文寫作難度很高，隨便使用新詞匯，任意套用西式句子，會造成文意混亂。現在提倡外譯，很多著作，我真的不知道譯者是怎么譯的，因為根本無法譯。

高明勇：確實，年鑒學派的跨學科方法對史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孫江：

我不認為新思潮出現后就會淘汰舊的寫作方式。實際上，二者是一種競存關系。互相競爭，共同存在。還有，歷史寫作多少要回答當下的需要，歷史是活在當下的，活在人的意識中的，所謂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是指的這層意思。

高明勇：新詞匯的出現也和大眾史學的流行有關系。

孫江：

大眾史學或者公共史學的流行意義重大。大眾或公眾不僅僅是讀者，還是“作者”。我常說，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很僵化，要么是說教，要么在說書。說教是道德化的歷史，從小學到中學，我們一直在學習這種歷史，這是培養一個公民的必要過程，所謂公共教育或義務教育，目的正在于此。另一方面，人是復雜的動物，大部分時間生活在世俗空間里，需要一種與自己生活相接近、情感相關聯的知識。這時歷史的另一個功能便出現了，即說書的功能。說書的歷史的流行，說明市民生活的多樣化。說教的歷史影響越大，說明公共生活越貧瘠。補充一點，如果在說書里套上說教，歸根究底還是說教的歷史。

中國歷史悠久，但中國的歷史學并不發達。原因是我們的歷史意識搖擺在說教和說書之間，我們的歷史學家沒有創作出多少優秀的著作，在世界上有影響的中國歷史著作很少。你剛才提到年鑒學派，年鑒史學只是法國歷史學的一道風景，還有其他靚麗的風景。更多的法國學者在說教和說書之外，探尋歷史的真理，磨礪歷史的修辭。在法國學生喜歡的科目中，歷史一直位列前三甲，這和史家的寫作不無關系，值得我們學習。

高明勇：您既是歷史研究者，也是歷史教育者，有什么建議？

孫江：

我問我的學生，對你們影響最大的歷史學家是誰？幾乎所有的回答都是太史公司馬遷，都能說出那句名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就是歷史教育的效果。你可能沒有翻過《史記》，但可以通過這句話理解或想象歷史的內在同一性。但是，細細想想，“通古今之變”，僅僅有“過去”和“現在”，沒有“未來”！是的，“未來”進入歷史學是18世紀末以后的事情。如果我們沉迷于太史公這句話，說明我們還沒有真正理解何謂歷史學，準確地說是現代歷史學。

在18世紀末以前，傳統史學足以從過去吸取資政的經驗，換句話說，過去持續影響著現在。但是，當“未來”與“進步”攜手進入歷史學后，從此，現代歷史學便掙扎在過去的經驗和未來的地平之間巨大的斷裂之處，過去夠不著，未來不可觸，縮小經驗與期待之間的距離便成為史家的工作。

你看，現代歷史學家應該通古、今、未之變，這是司馬遷所沒有的時間意識。在傳統社會，歷史可以發揮鏡鑒作用，可以是生活的導師。在現代社會里，歷史的實用價值是限定的，能夠提供的資政經驗更是少之又少。

作為資深的歷史學從業者，我從未認為歷史有多么重要。對過去有多執著，對當下就有多冷漠。實際上，因為歷史是復數的，如果你抱著探求真理的目的進入歷史，必定會遍體鱗傷地返回生活世界。

高明勇：您這句話，也讓我想到一個有趣的問題，我認識不少法律人，有次一位法律人說，學習法律、從事法律工作二十多年，在這個行業工作的時間越長，反而更多的是懷疑，甚至有些不再相信法律。您有沒有同感？

孫江：

法律關乎秩序，用佛教的話說是一種“助道品”。我們追求美好生活的方法要明確善惡界限，制定懲罰的規矩。如果將法律被置之高閣，任由潛規則作為，從業者產生幻滅感是理所當然的。其實，更糟糕的是，在倫理上對共同體所造成的持久的傷害。“學衡爾雅文庫”收錄了李冬木教授的《國民性》一書，里面的內容會讓很多單細胞的讀者血脈噴張的，但捫心自問，很多殘余還在。

歷史是現代國家強化認同的工具。在全球化時代，民粹主義和民族主思潮抬頭，反映了強化認同的需要。認同在英文里是identity,還可譯為“同一性”，自我同一性的訴求含有排他的暴力，黨同伐異的暴力。正是因為同一性中充滿血腥的張力，真的歷史學家都會以“和”為歷史研究和教育的目的的。（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