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教授是為數不多敢于和大學排行榜分庭抗禮的學者。前不久，在一次教育論壇上，他直言：“大學排名害慘了教學，也害慘了人文學”。進而他提到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北大的很多文科教授，不申請課題，成果的質量反而勝于手握經費的團隊。

課題與經費的數量，卻被用來評價一所大學的優劣。不僅學術界如此，政府的決策咨詢，同樣被課題主導。是時候重新審視一下“課題”這種知識產出的模式了！

課題的優點，在于權責分明，易于管理。這個模式，深受現代管理思維的影響。課題的運作好比項目管理——在一定的預算和時間內，產出相應的成果。而科研基金或政府研究部門的責任，是組合管理——將有限的預算分配給不同課題。隨之而來的，則是這種管理模式的弊端。在19世紀的英國，工程師忙于設計大量的項目，不得不把工地上的建造活交給承包商。前期規劃與實際建設的脫節，到今天仍是導致項目延期完工和預算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不少大學里，教授忙于申請課題，研究交由學生團隊完成。這樣的研究，自然不能和那些從靈感、假設、研究到結論一氣呵成的成果相比。

同時，用項目管理的方式進行科研，就需要產出可計量的成果。這不僅忽略了科學研究失敗的可能性——沒有成果的研究經常是值得的——以此來要求政策性的課題，也和決策咨詢的初衷格格不入。不論是期刊論文，還是智庫報告，都很難說是政策建議的理想形式。期刊的文章面向學者，智庫的報告雖然更容易消化，卻仍是基于一定前提條件的靜態研判，不能引起和政策制定者之間有效的討論。

那么，什么樣的制度能取代課題呢？在學術界，取消文科的課題經費，可以讓教授安于教學。在保證教學——尤其是本科教學——這個本職工作的前提下，可以對優秀的學術成果給予獎勵。由此節省的經費，用來提高科研單位的薪資，扭轉當下的人才流失。比起期刊文章，潛心攻堅的一線科研人員，對國家的科技進步貢獻更大，待遇卻不成正比。

決策咨詢擯棄分配課題的模式，則可以讓政府的研究部門從課題管理者的角色，回歸智庫的本職。這種智庫，可以立即回應決策部門的調研需求，而沒有課題的周期性。善于利用它的機動性，就有可能對政策做出及時調整，降低誤判的風險。決策部門與智庫的頻繁接觸，不僅有利于決策本身，也能夠幫助智庫熟悉政策制定的環境，以提出有的放矢的建議。美國智庫外交關系協會所以成功，正在于它對決策的深度參與。另一方面，媒體的調研能力尚未得到決策部門的充分利用。優秀的新聞調查，堪比頂尖的學術成果。思想家韋伯就曾說，記者的才能與責任，至少和學者相當。媒體擁有和政府直屬智庫一樣的機動性；比智庫報告更精煉的語言，也能讓決策者一目了然。

專家的意見，一直是決策咨詢的重要部分。一些地方的國際企業家咨詢會議，同時也是外交上的創舉。然而，跨國企業的總裁，需要為各自股東的利益服務。在參考其需求的同時，也要兼顧他們的意見是否有利于國家的長遠利益。論壇是目前專家咨詢的一個主要形式。這種形式有很好的能見度，卻始終與決策部門存在一臂之隔。

更為理想的形式，或許是由決策部門牽頭，經常與專家們座談。這些專家，不應局限于學科帶頭人，以免造成意見的同化，而應該包括各種相關行業的從業者：有學者，也要有記者；有行業協會負責人，也要有一線職工。

（作者為牛津大學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