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于大時代中的個體，都無法跳脫于時代之外——哪怕是兒童，尤其是兒童。小小的人兒與大大的世界之間，是周遭社會給予的定義、設想與標準。成人都是從兒童時代長起的，兒童又將勾勒未來世界的圖景，所以，“小”兒童無“小”事。

《上海兒童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27-1937）》（上海大學出版社，2024年1月）脫胎于劉媛的博士論文。在這項研究中，她突破傳統兒童史研究中的家庭史取向，將兒童置于20世紀20-30年代上海從傳統走向現代這一宏觀社會背景和城市環境中，考察大都市中“不平等的童年”，對這一時期上海兒童的衣食住行、生產消費、學習娛樂等進行總體評估，她提出，兒童不僅僅是城市建設的受惠者或被動接受者，他們在與城市中的人、事、物互動的過程中，形成城市發展的動力之源。在這項研究之后，她又將研究視野轉向根據地的兒童研究，關注了山東根據地的抗日兒童團。二十世紀上半葉，無論城市還是鄉村，兒童無所庇蔭，他們始終在時代的風雨之中成長。

四位小朋友隆重慶祝兒童年。圖片來源：申報兒童周刊社：《兒童之友》第一集，申報館1935年。

《上海兒童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27-1937）》的開篇以魯迅所寫的《上海的兒童》與《申報》所刊的兒童節慶祝活動文字為引子，呈現了20世紀30年代截然不同的上海兒童生活景象，前者令人同情，后者令人向往。不平等一直存在，不平等的童年也是如此。作為率先發起兒童幸福事業的城市，上海在20世紀30年代的發起的一系列兒童幸福事業主要面向哪些兒童群體？

劉媛：20世紀早期，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啟蒙下，兒童的生命主體地位被發現，在突出強調以個體為本位的五四運動中，先驅者們呼吁以兒童為中心，尊重兒童獨特的心靈世界和精神需求；同時關注到兒童對于國家、民族的特殊意義，兒童問題與民族命運聯系在一起，“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國的情形”。二十至三十年代上海工商業發達，文教事業興盛，愈加重視兒童教養。

三十年代上海兒童幸福事業集中體現在兒童節和兒童年的設立上。1931年3月7日，中華慈幼協會致函上海市社會局，指出美國、日本等國均有兒童節，建議“仿照鄰國辦法，準予規定四月四日為兒童節，并通令全國各機關各學校遵于是日舉行各處演講關于維護兒童權利之種種辦法”，上海市政府將兒童節的提案轉呈南京國民政府批示，國民政府通過了提案，將舉辦兒童節的辦法交由教育部社會教育局，隨后這一任務轉交給中華慈幼協會，協會很快提交了兒童節紀念辦法文書，在此基礎上，南京政府1932年頒布兒童節紀念辦法，通令全國執行，又將 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7月31日設為兒童年。在這一效法西方關愛兒童的過程中，中華慈幼協會是兒童節與兒童年的倡導者，上海是兒童節與兒童年的先行者和引領者，1933年上海成立兒童幸福委員會，“以為上海市主持兒童事業，促進兒童幸福之總機關”。

兒童節和兒童年活動在入學兒童中得到普及。當時有人觀察到：“一年一度的四月四日一天，各地都鬧得喧天轟地，來舉行紀念為兒童祝福，兒童在這一天也很歡樂地來享受……此種現象，也不過僅能限于我國茫茫大地之一隅，也可以說一般踏入能夠受教育的兒童所能享受。”學校兒童往往更便于組織各種活動，

三十年代上海的初等教育發展迅速，1936年適齡兒童入學比例約為59%。兒童節和兒童年期間，學校往往組織一系列慶祝活動，涉及健康、衛生、演講、音樂、廣播等兒童生活的各個方面。此外公園免費開放，商店免費為兒童提供禮物或贈品，兒童書刊打折銷售，醫院免費為兒童接種疫苗等活動，絕大多數學校兒童均有機會享受到。

上海城市在兒童節對貧困兒童給予特別關愛，但兒童節未能在底層兒童中普及。每逢兒童節往往特地選出一些貧困兒童參與其中，1934年兒童節慶祝會場，教育局招待學校兒童，社會局招待工廠兒童，公安局、衛生局招待普通兒童，中華慈幼協會、婦女國貨年運動會招待善團兒童。1936年兒童節“450名男女苦兒赴昆山旅行”，社會底層兒童也可在兒童節當天等固定時間內免費游園、觀看電影、接種牛痘等，但商店里的打折商品對于大多數貧苦兒童說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更有眾多童工、學徒、報童等在兒童節這天依舊為了生存而努力勞作。在兒童節和兒童年期間，社會注意到社會底層兒童的悲慘生活，并努力為他們謀求福利，但底層兒童的生存和生活并未發生實質性的改觀。

以《申報》呈現內容來看——無論是如何推進兒童事業的言論，還是商業廣告，當時社會力圖打造/構想的好的兒童生活是什么樣的？

劉媛：20世紀20-30年代的上海處于從傳統到現代的社會轉型期，同時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斗爭也日益高漲，城市發展為兒童發展提供契機，也對兒童成長提出一些要求。首先希望兒童強身健體，復興民族，身體的強健是城市發展、民族復興的基礎，上海城市重視兒童衛生事業，號召兒童參與體育運動，舉辦兒童衛生運動、健康比賽等，以擺脫“東亞病夫”的恥辱和應對亡國滅種的危機。兒童自身也意識到“這國家所渴望著的是強健的兒童，將來長大了會為祖國打仗的兒童”，“有了強壯的體魄，不怕沒有強壯的國家，這是積極的具體的良好辦法，然而應該自己反省一下，欲謀國家健康，須努力與人民康健”。

另外城市需要新式人才，要求兒童學習現代科技知識、掌握現代生活技能，兒童圖書、兒童電影、兒童玩具、兒童音樂等都傳達這樣的訊息。

那威鳘魚肝油廣告。圖片來源：《申報》1937年4月4日。

回到您開篇的引子，魯迅筆下的底層兒童大概是鮮少獲益于那個時代的兒童幸福事業，那么，作為那個時代中的一分子，他們之于這波社會浪潮是一個什么樣的存在呢？

劉媛：社會底層兒童包括流浪兒童、童工、學徒、難童、報童等兒童群體，數量多、年齡小、收入低。以我書中采用的史料來舉例說，石庫門弄堂里，報童一天來兩次，早晨七八點他們是最早的商販之一，下午又販賣當天的晚報，他們的愿望是多賣出一些報紙；在兒童節的早上遭受工頭鞭打驅逐的童工，他的愿望是逃離工廠；因家庭貧苦無法上學的張家11歲女兒，她的愿望是去學校讀書；雖然夢想不盡相同，但都是為了改善生存環境，提升生活質量。

由于上海第二、三產業發達，農業萎縮，底層兒童大多從事工商服務業，他們的謀生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與機器生產相聯系，以工資或零售收入為生活來源，童工、學徒等在上海是普遍存在的，這些兒童為了生存而從事著與他們年齡身體不相稱的體力勞動，經年累月的重復勞動造就了大批熟練工人和具備一定經驗的管理人員，他們為三十年代上海的繁榮貢獻了自己的童年——這是由轉型期社會體制的不健全和分配制度的不公平造成的，大概過去在主流歷史敘事這又是我們忽略的一點。另外，底層兒童的遭遇也造就了他們的反抗意識，他們往往具有強烈的求知欲望，樂于接受革命道理，有的底層兒童后來加入了共產黨。

對于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兒童日常生活，您關注了教育、體育、娛樂、群體生活等多個方面，可否選幾個方面談談這一時期上海兒童生活中的時代特征、地域特征？

劉媛：20世紀20-30年代是上海城市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轉型期，城市發展亟需新式人才，客觀上要求培養作為“時代新人”的兒童。和同期其他城市相比，上海的初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兒童入學率、學校設施等方面是領先的，許多學校根據城市發展和生活需要不斷調整課程內容，應用型課程如數理化、工商經濟與外語等課時往往超出標準，有的高小每周外語課時多達12小時，比部頒標準高出6倍，儼然成了今天的外國語學校。

在學校教育之外，城市還向兒童宣傳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重視兒童衛生和兒童保健，《申報》刊登大量的兒童魚肝油、維生素、牙膏、藥皂等廣告，倡導兒童進行體育運動，引導兒童養成現代生活習慣。

另外，我們去看當時的一些出版物，也可看到城市鼓勵兒童掌握現代生存生活技能，將現代科學知識應用于兒童玩具、電影、圖書之中。1932年上海的兒童書局出版《兒童科學玩具》一書，介紹了照相機、電話機、熱空氣球、魔術箱、紙飛艇等25種新式玩具的做法及原理。運用淺顯易懂的熱學、光學、力學、聲學等知識向兒童渲染現代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運用。舉個例子，怎么理解照相機運用小孔成像的原理，這本書指導孩子自己做玩具，在廢舊牛乳罐上扎一小孔，再做一個稍小的紙罐，一端開口，一端糊上半透明的紙，在野外把紙罐插入牛乳罐中，人在開口一端望過去，便可在另一端紙幕上看到清楚的倒像。進而，書中做出解釋：這是“因為光是以直線進行的緣故，所以當物體的反射光向四方射出來的時候，只有和我們的那個牛乳罐上小孔成直線的光，才能穿過來，其余的都不能進來。物體各點所反射出來的光，經過小孔達到紙幕時，便在紙幕上現出一個倒像來。”

圖畫游戲。圖片來源：《申報》1934年4月4日。

對于上述內容，兒童是接受者，同時也會做出回應。比如六年級14歲男生李宏鐸提議小朋友“要努力讀書和運動，使我們國家復興，民族復興”，“要有堅強的體格，有遠大的志愿，有豐富的現代知能，讓我們成為適應時代的國民。個個身體健壯，精神飽滿，本事高，學識足，新中國的建設，就可以在我們新少年培成的新國民手里完成了！”一代代上海兒童努力生存、認真生活，進而希望民族解放、國家強盛的美好愿景構筑起上海城市的繁榮與進步。“大都市中的小兒童”并不僅僅是一個純粹的受惠者和被動接受者，他們與城市中的人、事、物互動的過程，形成城市發展的動力源泉。

您在博士研究之后，還做了根據地的兒童團研究。對于兒童團，一般人們印象深刻的大概是其革命性的一面，可否請您介紹一下根據地兒童團的組織情況。

劉媛：以山東抗日根據地為例，全面抗戰爆發后，1938年膠東天福山起義后不久，一些十三四歲的男女少年便找到起義部隊，要求參加抗日，于是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和下屬各路部隊都組建了少年先鋒隊。5月徂徠山起義組建的部隊在沂水縣20多個村莊建立兒童團、少先隊等，山東根據地的兒童團組織隸屬于青救會。抗日兒童團吸納7-15歲左右的兒童，在山東抗日根據地中國共產黨通過小學盡可能多地吸收適齡兒童，對兒童進行初次組織，再通過青救會等黨的群眾組織的號召與動員，將學校內和學校外的適齡兒童進行再次組織，使其加入兒童團，成為兒童團員。做到縣有縣團部，區有區團部，鄉有鄉團部，各村分別有兒童團的大隊、中隊、小隊等，縣區鄉村層層有兒童團部。兒童團動員和組織了80%多的兒童，1944年山東根據地的兒童團團員數量約為88萬多人，到1945年抗戰勝利前發展到100多萬人。

根據地兒童團是如何定義“好兒童”和好的兒童生活的？

劉媛：朱德曾為山西武鄉縣王家峪兒童團題詞中：“斗爭與學習缺一不可”，可以看做是根據地對“好兒童”的期望。根據地兒童日常生活主要圍繞斗爭、學習、生產而展開。兒童團員們“宣傳抗日送書信，偵察敵情捉漢奸；站崗放哨查路條，尊敬抗戰官和兵；幫助抗屬把事做，學習生產兩不誤”。

《山東省縣兒童團團章草案》規定兒童團的工作包括“(一)學習道理，認識字。(二)積極幫助家庭生產。(三)宣傳抗戰建國道理。(四)慰勞受傷戰士，動員參軍、歸隊。(五)慰問抗屬，幫助抗屬作活。(六)幫助抗日軍隊帶路送信。(七)站崗、放哨、盤查漢奸。(八)捕捉害蟲，保護莊稼。(九)實行衛生，鍛煉身體。(十)組織全體兒童進行學習、生產、游戲。”基本上，根據地兒童的生活大體圍繞這些內容展開。一些場景在過去的影視劇也有體現，比如兒童團員演唱革命歌曲，幫助軍屬抬水、拔草、打掃院子，等等。

從對于兒童生活的設想和倡導來說，根據地的兒童事業與近代都市（以上海為例）所倡導的有何不同？

劉媛：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在城市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廣大農村依然貧困，城市兒童所享有的物質和精神資源是農村兒童難以企及的，如多元的衣食住行、流光溢彩的建筑、內容豐富的兒童圖書、兒童電影等。但即便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中，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現象十分嚴重，兒童事業的主要受益者是城市中上層兒童，底層兒童生活困苦，盡管也有“取消工廠里的童工”的口號，但并沒有實質工作，無法實現童工的解放和城市底層兒童的幸福事業。

根據地的兒童事業更多地關注出身于貧下中農的兒童，兒童團的成立促進農村各階級、階層之間的流動與整合，平民、貧民家庭的兒童獲得更多權利，如受教育的權利，山東抗日根據地莒南一兒童團長吳希榮說：“全莊能上學的小孩，不管窮富，沒有一個不識字的，過去窮人哪敢進學屋門。”臨沂南關的回民孩子許林回憶他在日寇時期上學光挨打，除了闊主（少數有錢有勢的人），沒人敢上學，八路軍來了之后，老師不打人了，沒有錢的小孩也都能上學了。兒童團運動打破了原有的社會階層序列，提高了下層家庭兒童的社會地位。

山東抗日根據地政府在改造下級政權撤換村鄉長時，兒童團表現最活躍。魯西兒童團為爭取兒童團的合法化進行示威游行；膠東兒童團因為先生不讓唱救亡歌曲、不教學生國防課本而進行全體罷課，迫使這位先生去職……在敵后根據地，抗日兒童團成為一所使兒童得到鍛煉和成長的學校，成為一種兒童成長成才的方式，以民族和兒童為核心的兒童觀開始取代以家族為核心的兒童觀，平民、貧民家庭的兒童獲得更多權益，一大批底層兒童的成長促進鄉村社會的階層流動，并改變著鄉村社會的傳統秩序，兒童團和青抗先、婦救會等都是黨的基層群眾組織，共同構成對鄉村社會舊有秩序進行改造整合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