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市民李昭（化名）的親戚從外地趕到北京一家三甲醫院做手術，需要用血，醫生讓家屬在采血點獻血400毫升。如果親屬無法獻血，也可以“想辦法”——花2000元找人代為獻血400毫升。據《法治日報》報道，在北京、天津的多家醫院，都存在“有償代為獻血”現象。

在不少醫院，患者做手術前，院方一般都會要求親屬參加互助獻血。這作為醫院應對血庫資源緊張的一種應急辦法，可以理解。根據獻血法規定，國家提倡并指導擇期手術的患者自身儲血，動員家庭、親友、所在單位以及社會互助獻血。需要明確的是，法律規定的互助獻血的本質是無償獻血。

但現實中，互助獻血常被異化為“有償代獻血”。這主要是因為，很多患者在外地大醫院求醫時，一時找不到符合要求的親人、朋友參加互助獻血，于是有償請人代為獻血的“生意”就出現了。

這種以“互助獻血”名義進行的交易，明顯變了味，不僅加重患者經濟負擔，也涉嫌違法，還容易導致血液浪費和交叉感染，滋生非法買賣血液等行為。絕不能任由這類灰色“生意”大行其道。

由于曾發生“血頭”利用互助獻血的幌子組織非法買賣血液現象，北京市原衛計委曾發文決定于2018年2月10日起停止開展互助獻血。但正如媒體報道所示，這并未真正讓“有償代獻血”消失，因為醫院的血液資源緊張狀況依然客觀存在。要從根本上讓“有償代獻血”失去市場，歸根結底還是需要壯大無償獻血，擴大血液資源的供應。

眾所周知，中國臨床用血基本上全部來自無償獻血。為了解決血液供需的“緊平衡”狀態，提升無償獻血的社會參與度，近年來很多地方都在想辦法，如有的地方甚至將無償獻血與教師評職稱掛鉤。但是，無償獻血要獲得更多的社會認同和參與，最重要的還是要真正把無償獻血者及其親屬的優先用血權保障好，走出“獻血容易用血難”的困境。

中國青年報的一項調查顯示，56.2%的受訪者不愿意獻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認為缺少全國聯網的獻血信息系統，獻血容易用血難。這其實很好解釋了大眾無償獻血積極性有待提升的癥結。

以此次媒體報道的案例所示，患者的外地親友有獻血證，但在北京的醫院不能使用，最終只能花錢購買“代獻”。這樣的現象并不少見。就在上個月，媒體還報道了一個特殊案例：山東一男子曾獻血13次，還因此獲獎，但當其妻子需在省內異地用血時，卻遇到了困難。

個案經媒體報道、輿論影響后，可能得到妥善解決，但它們所指向的共性現實問題不容忽視：在優先用血多實行屬地管理的背景下，獻血者優先用血的落地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由此帶來的是連鎖和循環反應：個人參與無償獻血的積極性不足——醫院血液資源緊張——倡導患者親屬互助獻血——一部分患者親屬只能被逼花錢買“代獻血”——人們因“獻血容易用血難”，對無償獻血更不信任、不積極……

因此，推動無償獻血信息的跨區域共享、互認，切實破除獻血者及其親屬優先用血權益的落地梗阻，宜早不宜遲。有全國政協委員建議，建立全國統一的獻血用血信息平臺，運用大數據技術，實現血站、醫療機構、獻血管理機構等相關信息全地域、全方位、全鏈條互聯互通，讓數據多跑路、讓用戶零跑路。從公開信息看，已有省份在推動無償獻血證在省內互認。

另外，加強對血站、醫院等的血液資源管理也非常重要。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要完善跨區域的血液調動機制，確保血液需求量大的地區有血可用；二是要建立公開透明的血液管理機制，包括血站、醫療機構等對血液的使用情況，以及“不得將無償獻血的血液出售給單采血漿站或者血液制品生產單位”等規定是否落實，都應讓公眾有更多的了解、得到更充分的監督。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深和醫療服務量的持續增長，臨床用血的社會需求還將增加。有效提升公眾參與無償獻血的積極性，從根本上擴大血液供應，已有越來越強的迫切性。無論是加強對無償獻血者優先用血權的保障，還是提升無償獻血系統的公信力，都是時候拿出更多的辦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