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的歷史與神話

神話和歷史的界限常常很模糊（比如亞瑟王或寶嘉康蒂），我們將會看到，羅馬是這種界限特別模糊的文明之一。不過，盡管羅馬人在這個故事上展現了出色的歷史洞察力，我們還是有各種理由把它或多或少地視作純粹的神話。首先，幾乎肯定不存在所謂的羅馬城奠基時刻。很少有城鎮是一下子由一個人單獨建立的。它們通常是定居點、社會組織和身份感模式以及人口逐漸變化的產物。大部分“奠基”是回溯性建構，把晚期城市的微縮版本或想象中的原始版本投射到遙遠的過去。“羅慕路斯”之名本身就泄露了玄機。雖然羅馬人通常認為他把自己的名字給了新建立的城市，但我們現在可以相當自信地認為事實恰好相反：“羅慕路斯”是對“羅馬”所做的想象性建構。“羅慕路斯”只是典型的“羅馬先生”。

此外，對于羅馬歷史的最早階段，那些把自己關于羅馬起源的記述版本留給我們的公元前 1 世紀的作家和學者并不比現代作家擁有多得多的直接證據，在某些方面也許還更少。沒有屬于那個階段的記錄或檔案留存。少數幾件早期石刻銘文雖然很珍貴，但并不像羅馬學者常常想象地那么古老，而且就像我們在本章末將會發現的，他們有時完全誤讀了早期的拉丁文。誠然，他們能接觸到一些現已不復存在的更早期的歷史記述。但其中最早的寫于公元前 200 年左右，這個日期與該城起源仍有很長的時間間隔，這條鴻溝只能借助形形色色的故事、歌曲、大眾戲劇表演以及多變和有時自相矛盾的口頭傳統大雜燴（根據環境和聽眾的變化，在一遍遍講述中不斷改變調整）來彌補。有關羅慕路斯故事的零星證據可以上溯到公元前 4 世紀，但線索就此中斷，除非我們重新把青銅母狼像考慮進來。

在埃特魯里亞人的土地上發現的這面雕花鏡（鏡面位于另一側）似乎描繪了羅慕路斯和雷慕斯被母狼哺乳的某個版本。如果是這樣，那么這面被認定為公元前 4 世紀的鏡子將是該故事的最早證據之一。但一些可能過于多疑的現代學者傾向于認為，這里描繪的是埃特魯里亞神話中的場景，或者是一對遠為神秘和鮮為人知的羅馬神明：“守護者”拉爾兄弟（Lares Praestites）

當然，反過來說，正因為羅慕路斯的故事是神話而非狹義上的歷史，它才能切中肯綮地反映了古羅馬的一些核心文化問題，對了解更廣義的羅馬歷史顯得如此重要。羅馬人并不像他們以為的那樣僅僅繼承了奠基者優先考慮和關心的東西，恰恰相反，通過多個世紀以來重述和改寫那個故事，他們自己建構和重構了奠基者羅慕路斯的形象，將其作為他們的偏好、爭執、理念和焦慮的有力象征。換句話說，內戰并非像賀拉斯表示的那樣，是羅馬與生俱來的詛咒和命運；相反，羅馬把對似乎永無止境的內部沖突循環的擔憂投射到了它的奠基者身上。

即便故事已經擁有了相對固定的書面形式，修正或改編敘事的可能性也總是存在。比如，我們已經看到西塞羅如何掩飾雷慕斯的被害，而埃格納提烏斯更是對其全盤否定。但李維對羅慕路斯之死的描述生動地展示了如何讓羅馬起源的故事直接與時事相呼應。他表示，統治了 30 年后，國王突然在一場暴風雨中被烏云覆蓋并消失了。悲痛的羅馬人很快認定，他被從他們身邊奪走，成了神明——在羅馬的多神教體系中，有時允許發生這種跨越人與神的界限的事（盡管這在我們看來稍嫌愚蠢）。但李維承認，當時的某些人講述了一個不同的故事：國王遭遇刺殺，被元老砍死。李維筆下的這兩種情節都并非完全出于他的臆造，比如西塞

羅就曾在他之前提到過羅慕路斯成神（雖然抱有一定的懷疑），而在公元前 1 世紀 60 年代，一位野心過大的政客曾受到將會遭遇“羅慕路斯的命運”的威脅，這很可能并非指的是成神。李維寫下這些話時距離愷撒遇害僅僅過去了幾十年（后者同樣被元老砍死，然后獲得了神明的地位，最終在羅馬廣場擁有了自己的神廟），他的記述顯得尤其意味深長和別有所指。在這里，忽視愷撒的影響將會不得要領。

埃涅阿斯和其他

羅慕路斯與雷慕斯的故事時而引人入勝，時而讓人困惑，時而又深刻揭示了羅馬人的重大隱憂，至少是精英階層的隱憂。此外，從錢幣圖案或者大眾藝術主題來看，這些故事廣為人知，雖然饑餓的農民不會花很多時間來思慮劫掠薩賓婦女背后的微妙之處。但讓羅馬起源傳說的復雜圖景更加撲朔迷離的是，羅慕路斯和雷慕斯的故事并非該城唯一的奠基故事。同時還存在其他幾個版本。它們之中有的是與標準主題區別不大的變體，有的在我們看來則完全自成一體。比如，某個希臘故事引入了著名的奧德修斯和荷馬《奧德賽》中的情節，暗示羅馬的真正奠基者是一個名叫羅慕斯（Romus）的人，此人是奧德修斯與女巫喀耳刻艷遇的產物，而人們有時設想那位女巫的魔島就在意大利沿海附近。這則小故事雖不可信，但很巧妙地表達了文化帝國主義，給羅馬安了一個希臘出身。

另一個同樣牢牢扎根于羅馬歷史和文學中的傳說是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的故事，他在神話中希臘人和特洛伊人之間的戰爭（荷馬《伊利亞特》的背景）結束后從特洛伊城出逃。在牽著兒子的手和背著老父親離開燃燒的廢墟后，他最終前往意大利，命運注定他將在意大利土地上重建自己出生的那座城。他帶來了家鄉的傳統和一些城毀時搶救出來的珍貴護身符。

和羅慕路斯的故事一樣，這個故事中也有同樣多的疑團、問題和含糊不清之處，關于它何時、何地和為何產生的問題也懸而未決。維吉爾于第一位羅馬皇帝奧古斯都統治時期創作的關于這個主題的12卷偉大史詩《埃涅阿斯紀》讓這一切變得更加復雜，但也使其內容變得極為豐富。這部史詩是最受廣泛閱讀的文學作品之一，成了埃涅阿斯故事的標準版本。它為西方世界留下了一些最富感染力的文學和藝術亮點，包括埃涅阿斯與迦太基女王狄多的悲劇愛情故事——埃涅阿斯在從特洛伊（位于今天的土耳其沿海地區）前往意大利的漫長旅途中被沖上了迦太基海岸。埃涅阿斯決定追隨自己的命運，當他拋棄狄多前往意大利后，女王爬

上柴堆自焚身亡。在17世紀亨利·普塞爾（Henry Purcell）的同主題歌劇版本中，她的詠嘆調“記住我，記住我”令人難忘。問題在于，我們經常很難分辨故事中的哪些元素來自維吉爾（幾乎肯定包括埃涅阿斯與狄多相會的大部分情節），哪些屬于更傳統的故事。

這幅來自英格蘭南部下哈姆（Low Ham）羅馬別墅中浴室地面上的 4 世紀鑲嵌畫描繪了維吉爾《埃涅阿斯紀》中的一系列場景：埃涅阿斯抵達迦太基，狄多與埃涅阿斯外出打獵，畫面盡可能簡潔地刻畫了迦太基女王與特洛伊英雄的激情

埃涅阿斯的羅馬奠基者形象顯然在遠早于公元前 1 世紀的時候就出現在羅馬文學里了，并在景觀中留下了印記。公元前 5 世紀的希臘作家們簡單提到過他的這個角色；公元前 2 世紀，請求與羅馬人結盟的希臘得洛斯（Delos）島使者似乎特意提醒羅馬人，埃涅阿斯在西行之旅中曾在得洛斯島停留，這是他們給出的結盟理由的一部分。在意大利，哈利卡那蘇斯的狄俄尼修斯相信自己在離羅馬不遠的拉維尼烏姆城（Lavinium）見過埃涅阿斯的墓，或者那至少也是一處紀念他的古老場所。他表示那里“很值得一看”。還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說，羅馬廣場上的維斯塔女神廟（廟中的圣火由羅慕路斯傳說中的瑞婭·西爾維婭那樣的貞女祭司侍奉著，人們要求圣火永遠不能熄滅）保管的珍貴器物中有埃涅阿斯從特洛伊帶來的那尊女神雅典娜像。至少某個羅馬故事是這樣說的。關于誰搶救了這尊著名的塑像眾說紛紜，整個希臘世界的許多城市都宣稱自己擁有真品。

顯而易見，埃涅阿斯的故事和羅慕路斯的故事一樣是神話。但羅馬學者對這兩個奠基傳說的關系感到困惑，花了很多精力試圖理順它們的歷史脈絡。羅慕路斯是埃涅阿斯的兒子或孫子嗎？如果羅慕路斯建立了羅馬，埃涅阿斯怎么可能做了同樣的事呢？最大的困難在于，羅馬人將自己城市的起源定在公元前 8 世紀，而他們公認特洛伊城陷落（同樣被認為是歷史事件）的時間為公元前 12 世紀，兩個日期的差別非常扎眼。公元前 1 世紀，通過構建把埃涅阿斯和羅慕路斯聯系起來的復雜的家譜樹、敲定“正確的”日期，不同的說法一定程度上融貫起來：埃涅阿斯開始被視作拉維尼烏姆而非羅馬的建立者；他的兒子阿斯卡尼烏斯（Ascanius）建立了阿爾巴隆迦，后來羅慕路斯和雷慕斯就是在這座城市中被遺棄，再之后他們才建立羅馬城；朦朧不清且即使按照羅馬的標準也純屬公然虛構的阿爾巴王朝，成了連接阿斯卡尼烏斯和公元前753年這個神奇年份的橋梁。這是李維認同的版本。

埃涅阿斯故事的核心主張呼應了羅慕路斯故事中的庇護所這個根本主題，或者說實際上是放大了該主題。羅慕路斯歡迎所有來到他新城的人，而埃涅阿斯的故事更進一步，宣稱“羅馬人”實際上最初是“外邦人”。這對民族身份來說是一個悖論，與許多諸如雅典這樣的古希臘城市的奠基神話形成了鮮明反差，后者認為他們最初的全部居民是奇跡般地從本土的地里冒出來的。 羅馬起源的其他故事版本也一再強調了這種外來性。事實上，在《埃涅阿斯紀》的一個情節中，主人公造訪了未來羅馬城的所在地，發現羅馬人的原始祖先已經在那里定居。他們是誰？這是一群埃萬德國王（King Evander）統治下的定居者，國王是從希臘伯羅奔尼撒半島的阿卡迪亞流亡來到此地的。該情節傳達的信息很清楚：無論上溯到什么時候，羅馬的居民總是來自他處。

在狄俄尼修斯記錄的一條奇怪詞源中，上述信息得到了尤為清晰的概述。希臘和羅馬的學者對詞語的由來著迷，認為這不僅能展示詞語的來歷，而且能揭示它們的意義。他們的分析有時正確，有時則錯得離譜。但就像在狄俄尼修斯這個例子中一樣，他們的錯誤也常常發人深省。狄俄尼修斯在所著史書的開頭考慮了一群羅馬城址上甚至更早的原始居民：阿伯里金人（Aborigines）。這個詞的由來本該一目了然：這些人是“自始”（ab origine）生活在那里的人。公平地說，狄俄尼修斯的確提到了這種解釋可能是正確的，但就像其他人那樣，他同等重視甚至更偏向另一種很不可信的解釋，即這個詞并非源于 origo，而是來自拉丁語的errare（流浪），最初被拼作 Aberrigines。他寫道，換句話說，這些人是“居無定所的流浪者”。

認為嚴肅的古代學者對擺在面前且明顯正確的詞源視而不見，卻贊成了一個通過 Aborigines 的有傾向性的拼寫而推導出該詞源自“流浪”的愚蠢想法，這并不表示我們覺得他們愚鈍。這僅僅表明，關于“羅馬”一直是個多變的民族概念和“羅馬人”不斷遷徙的想法是多么深入人心。

挖掘早期羅馬

從羅慕路斯和其他奠基者的故事中，我們能得到很多有關羅馬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城市、價值觀和缺陷的信息。它們還展示了羅馬學者如何對過去展開爭論、如何研究自己的歷史。但對于它們宣稱將要向我們展示的內容——最早的羅馬是什么樣的，它經過了什么過程、在何時成為城市社區——卻什么也沒說，或者最多也只是言之甚少。有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在西塞羅擔任執政官的公元前 63 年，羅馬已經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了。但如果沒有建城時期的作品留存下來，而我們又無法依靠傳說，那么我們將如何獲得關于羅馬起源的信息呢？有什么辦法能夠讓我們了解臺伯河畔那個后來成長為世界帝國的小城的早期歷史呢？

無論多么努力進行嘗試，我們都不可能構建一個融貫的敘事來取代羅慕路斯或埃涅阿斯的傳說。確定羅馬歷史最早階段的確切年代同樣非常困難，盡管有許多人自信地斷言這很容易。但我們可以開始對該城發展的總體背景增加了解，并獲得一些關于那個世界的出奇生動的印象，有的甚至令人難以捉摸，充滿誘惑。

方法之一是離開建城故事，轉而尋找隱藏在拉丁語或后來的羅馬制度中可能指向最早期羅馬的線索。這里的關鍵是經常被簡單而錯誤地稱為羅馬文化中的“保守主義”的東西。羅馬并不比19 世紀的英國更保守。在這兩個地方，在與各種表面上保守的傳統和修辭進行對話的過程中，激進的創新茁壯地成長了起來。但羅馬文化的特點是永遠不愿完全拋棄自己過去的習慣，而是傾向于保留各種宗教儀式、政治或其他任何方面的“化石”，即便它們已經失去了原先的意義。一位現代作家說得好，羅馬人很像那些獲得了全套新廚房設備但不愿扔掉陳舊小廚具的人，而是繼續讓它們占地方，即便再也不用。古今學者經常猜測，其中某些化

石或陳舊小廚具可能是羅馬最古老狀況的重要證據。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每年12月在城中舉行的“七丘節”（Septimontium）儀式。我們完全不清楚在這個慶祝活動上會發生什么，但一位博學的羅馬人指出，“七丘”是該城在成為“羅馬”之前的名字；另一位學者列出了該節日中涉及的山丘（montes）的名字：帕拉提烏姆山（Palatium）、維利亞山（Velia）、法古塔爾山（Fagutal）、蘇布拉山（Subura）、科爾馬魯斯山（Cermalus）、奧庇烏斯山（Oppius）、卡伊利烏斯山（Caelius）和基斯皮烏斯

山（Cispius）。名單中共有 8 個山名，這意味著什么地方出了問題。但更能說明問題的是，這份名單中的古怪之處（帕拉提烏姆山和科爾馬魯斯山都是被通稱為帕拉丁山的一部分）連同“七丘”是“羅馬”舊稱的想法，暗示這些名字可能反映了各處村鎮在發展成熟的羅馬城出現之前所處的位置。名單中缺少奎里納爾山（Quirinal）和維米納爾山（Viminal）這兩座醒目的山丘，這促使一些歷史學家走得更遠。羅馬作家們經常把這兩座山稱為colles，而非更常用的拉丁語詞匯 montes（兩者的意思大致相同）。這種差異是否表示在羅馬早期歷史中的某個時候曾經存在過兩個不同的語言社群呢？進一步說，我們是否可能遇到了羅慕路斯故事中所反映的那兩個群體——與 colles 聯系在一起的薩賓人和與montes 聯系在一起的羅馬人——的某個版本呢？

這是有可能的。幾乎可以肯定，“七丘節”與羅馬的遙遠過去存在某種關系。但具體是什么關系、到底有多遙遠，卻很難知道。該觀點并不比我提出的觀點看起來更有根據，甚至很可能更不可靠。畢竟，為何我們要相信那位博學的羅馬人關于“七丘”是羅馬舊稱的說法？這看上去只是孤注一擲做出的猜測，用來解釋一種讓他和我們幾乎同樣感到困惑的古老儀式。而堅稱存在兩個社群的做法看起來可疑，背后似乎受到了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羅慕路斯傳說的“歷史”色彩的欲望的驅使。

考古學證據要實在得多。向羅馬城地下深處挖掘，在可見的古代歷史遺跡之下仍然存在著早得多的某個或某些原始定居點的遺跡。羅馬廣場下方有一處早期墓地的遺址，當該墓地遺址于 20世紀初被首次發掘時曾極大地引發了人們的興奮。一些死者是火葬的，他們的骨灰被盛在簡陋的骨灰壇內，旁邊是原先裝有食物和飲料的瓶瓶罐罐（有一個人得到了少量魚、羊肉和豬肉——可能還有些粥）。另一些死者是土葬的，有時被裝在將橡木切開并挖空制成的簡陋棺材里。一個大約兩歲的女孩下葬時穿著珠飾衣服、戴著象牙手鐲。古城的其他各處也有過類似的發現。比如，在帕拉丁山上一座大房子下方很深處埋著一個年輕男子的骨灰，陪葬品為一支袖珍長矛，這可能是他如何度過一生的象征。

來自早期羅馬墓地和周圍地區的典型骨灰壇。關于生者居所的外觀，這些形狀為一座簡陋小屋的死者之屋為我們提供了一項最佳指導。

在考古記錄中，死者和被埋葬者經常比生者更顯眼。但墓地暗示著一個社群的存在，而在羅馬各處（包括帕拉丁山）地下發現的茅屋群的依稀輪廓也被認為是社群的痕跡。除了它們是用木頭、黏土和茅草建造的，我們對它們的特點所知甚少，更不清楚它們所支持的生活方式。不過，如果把目光投向羅馬城外不遠處，我們可以填補一些空白。20 世紀 80 年代在距離羅馬以北幾英里處的費德奈（Fidenae）發現的遺址是保存最完好和發掘最細致的此類早期建筑之一。這是一座長 6 米、寬 5 米的長方形建筑，用木頭（橡木和榆木）與夯實的土建造——所謂的夯土結構，至今仍在使用——周圍有懸挑屋頂形成的一個粗糙而簡易的柱廊。屋內有中央火爐、一些碩大的儲物陶罐（還有一只較小的，似乎用于盛放制作陶器的黏土），以及某些完全不出所料的食物（谷物和豆子）與家畜（綿羊、山羊、牛和豬）。廢墟中最意外的發現是一只貓的骸骨，它死于一場最終摧毀了這座建筑的大火，可能是因為被繩子拴住了。現在，它作為意大利已知最早的家貓而聞名。

這里有人類和其他生命的生動剪影，從那個身著她最好的衣服躺在墓中的小女孩，到那只著火時沒人為其解開繩子的可憐“捕鼠者”。問題在于這些剪影合起來意味著什么。考古遺跡無疑證明了在我們看到的古羅馬背后存在著漫長和豐富的史前史，但具體有多長是另一回事。

部分問題在于城中的發掘條件。羅馬城在經歷過多個世紀的建設后，我們只有在碰巧沒有被碰過的地方才能找到此類早期居住生活的痕跡。在公元 1 世紀和 2 世紀，羅馬人為羅馬廣場的巍峨大理石神廟挖掘地基時毀壞了地表下的許多東西；在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在修建豪華住宅的地窖時挖穿了該城其他地區甚至更多的地下遺跡。因此，我們只有小小的剪影，從未獲得大幅畫面。這是最艱難的考古工作，而且盡管不斷有新的證據碎片出現，對它們的解讀和重新解讀幾乎總是受到質疑，而且常常充滿爭議。比如，人們對 20 世紀中葉在羅馬廣場發掘出的荊笆墻碎片仍然爭論不休，不清楚它們表明那里曾經也有一座早期的小屋，還是它們是幾個世紀后為了墊高這里的地面而無意中混入的瓦礫的一部分。必須承認，這里作為墓地還不錯，但對村子來說這個地方非常潮濕和泥濘。

準確定年甚至更有爭議；因此我在上面幾頁中有意模糊地使用“早期”一詞。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來自最早期羅馬或周邊地區的任何考古材料都沒有獨立的確鑿年代，幾乎所有重大發現都仍然充滿爭議。在過去的差不多一個世紀里，人們花了幾十年時間——通過輪制陶器（被認為晚于手制陶器）、墓中偶爾出現的希臘陶器（人們對它們的年代了解較多，雖然仍不夠好）等判斷標志和對不同遺址進行詳細比較——制作了從大約公元前1000年到前 600 年的大致年表。

以此為基礎，羅馬廣場最古老的墓葬可能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帕拉丁山上的小屋屬于公元前 750—前700 年（就像許多人注意到的，這個時間段令人興奮地非常接近公元前 753 年）。但即使這些年代也遠遠談不上確定。新近的科學方法——包括通過測量有機材料中殘留的放射性碳同位素來計算其年代的“放射性碳定年法”——表明上述結果都太“年輕了”，最多的晚了100年。比如，根據傳統的考古標準，費德奈的小屋年代被認定為公元前

8世紀中期，但放射性碳定年法將其上推至公元前9世紀末。目前，年代的變動甚至比以往更頻繁；總而言之，羅馬似乎在變老。

可以肯定的是，公元前 6 世紀時的羅馬已經是一個城市社區了，擁有城市中心和一些公共建筑。對于更早的最早期階段，我們從所謂的青銅時代（大約公元前 1700 年和前 1300 年之間）獲得的足夠多的零星發現表明，當時已經有人在那里生活，而非僅僅“路過”。對于兩者之間的時期，我們可以相當自信地認定已經發展出較大的村子，很可能（從墓中的物品來看）同時出現了日益富裕的精英家族群體；在某個時候，這些村子合并成單一的社群，其城市特征在公元前 6 世紀時已經清晰可見。我們無法確知各個定居點的居民何時開始認為自己屬于同一座城市的。我們也完全無從知曉他們何時開始把這座城市視作羅馬，并如

此稱呼它。

不過，考古學不僅僅是關于年代和起源的。城中和周圍地區乃至更遠處挖出的材料中包含了一些重要的東西，向我們展示了羅馬早期定居點的特征。首先，它與外部世界有廣泛的接觸。我已經簡略提到了墓地中那個小姑娘的象牙手鐲和從羅馬發掘出的希臘陶器（科林斯或雅典制造的）。用進口琥珀制作的幾件首飾和裝飾品則是羅馬與北方有聯系的標志；我們沒有能揭示它們如何來到意大利中部的線索，但它們無疑指向羅馬與波羅的海地區有直接或間接的接觸。就我們所能追溯的幾乎最早的情況來看，羅馬與外界保持著良好關系，一如西塞羅在強調其戰略位置時所暗示的。

其次，羅馬和鄰邦間存在相似點和某些重要差異。公元前 1000 年到前 600 年左右的意大利半島組成極其復雜。那里生活著許多不同的獨立民族，擁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傳統、起源

和語言。記錄最翔實的是南部的希臘人定居點，比如自公元前8 世紀起由來自一些希臘大城市的移民建立的庫邁（Cumae）、塔蘭托（Tarentum）和那不勒斯（Naples）——它們通常被稱為coloniae，但并非現代意義上的殖民地（colonies）。從各方面來看，半島南部的許多地區和西西里都是希臘世界的一部分，通過文字和藝術傳統聯系在一起。事實上，留存至今的一些很古老的（也許是最古老的）希臘文字作品樣本是在那里發現的，這絕非巧合。

不過，考古學發現的確顯示，早期的羅馬的確非常普通。我們在羅馬大致看到了從分散定居點向城市社區的發展，但差不多與此同時，同樣的過程似乎也出現在羅馬以南的全部鄰近地區。墓地中的實物遺存、當地的陶器和青銅胸針，還有更具異域風情的進口物品在那里也相當普遍。

本文摘錄自《羅馬元老院與人民——一部古羅馬史》，[英]瑪麗·比爾德 著，王晨 譯，后浪·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8年1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