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鵝歐洲史”系列是企鵝蘭登出版集團出版的一套面向大眾的全景歐洲史。叢書由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戴維·坎納丁（Sir David Cannadine）主編，全套共九卷，將公元前1750 年至今的歐洲史分為九段，展現歐洲近四千年來形成、興起、衰落、變革、分裂、融合的歷史進程。

近日，中信出版社出版“企鵝歐洲史”中譯本，其中《基督教歐洲的巨變：1517-1648》《追逐榮耀：1648-1815》《競逐權力：1815-1914》《地獄之行：1914-1949》四本率先于2018年11月面市。以下文章節選自《追逐榮耀：1648-1815》，作者蒂莫西·布萊寧選取“國家不斷追求榮耀”和“公共領域興起”兩條主線，串聯起啟蒙時代理性與情感、進步與保守、新秩序與舊制度的交鋒。

1798年，歐洲兩端出版了兩本關于歐洲人口的重要著作。比較權威的一本是奧地利啟蒙運動頂尖政治學者約瑟夫·馮·索南費爾斯（Joseph von Sonnenfels，1732-1817）的《治國指南：關于我們時代的狀況和概念》（Manual of the Domestic Administration of Stat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ditions and Concepts of our Age），在書中，他對傳統智慧——規模巨大且不斷增長的人口是一件好事——進行了總結。事實上，他甚至斷言，人口增長應該被當作“政治科學的首要原則”，理由相當充分：它能夠推進公民社會的兩個重要目的，物質享受和實體安全。在索南費爾斯看來，人口規模越大，國家的農業生產力就越高，抵抗外敵和國內異見分子的能力也越強。他的論點之一是有越多的人承擔國家的開支，個人要分擔的稅負就越輕。這種基于常識的分析方法得到了以下信條的支持：自古典時代起，世界上的人口就一直在衰減。索南費爾斯和絕大部分同時代人，包括伏爾泰和孟德斯鳩都堅信這一點。孟德斯鳩沮喪地評論道：“要是人口的這種衰減不能停止，一千年里世界就將變成一片荒漠。”

同一年里，年輕的英國學者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在《論影響社會改良前途的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中提出了大相徑庭的觀點。他當時32歲，年齡差不多是索南費爾斯的一半，然而他對未來的看法至少要比索南費爾斯悲觀兩倍。他主要關心的是，怎樣反駁威廉·戈德溫（William Godwin）和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等進步論者關于人類可完善性的信念。馬爾薩斯的兩個前提是“對維持人類的生存來說，食物是必要的”和“兩性間的激情是必要的，而且將差不多保持現在的情形”。然而，由于“人口的力量始終會超過土地出產人類衣食的力量”，這兩條自然法則的效力并不相等。一對夫婦可以生下若干子女，他們的子女又可以生下若干子女，因此人口以幾何級數增長，而農業只能以算術級數擴展。換言之，資源的增長數列（1, 2, 3, 4, 5, 6, 7, 8）無力支撐人口的增長數列（1, 2, 4,8, 16, 32, 64）。所以必然的結果是，不管早晚，當人們在這種矛盾所強加的“天花板”上撞得頭破血流時，人口的膨脹將自然停頓。痛苦和“惡習”（馬爾薩斯牧師指的是避孕）加在一起，會迅速修復平衡。

從長遠看來，他們兩人的觀點都被證明是錯誤的。然而在1798年，兩種觀點好像都言之成理。在索南費爾斯的有生之年（他生于1732年），他所屬國家的權力和繁榮的增加都同人口的增長齊頭并進。約瑟夫二世（索南費爾斯侍奉過的四位皇帝之一）闡明了一條核心的公理：“在我看來，我政策的主要目的，也是所有政治、財政甚至軍事當局都應該多加注意的，是人口。也就是說，保持和增加臣民的數量。國家的一切優勢都源自盡可能多的臣民數量。”然而在歐洲各地，周期性的生存危機支持了馬爾薩斯的悲觀預測，特別是可能促成了法國大革命的歉收。要是馬爾薩斯活得再長一點（他去世于1834年），他也許會帶著些許冷酷的得意看到“饑餓的四十年代”的悲慘狀況，特別是導致愛爾蘭的人口在短短5年里從840萬下降到660萬的“馬鈴薯饑荒”和隨之而來的大規模移民。這種矛盾暗示18世紀晚期在這方面正處于新舊時代的交替點上。我們將會看到，就人口而言，1648—1815年這一時段在很多方面都更接近15世紀而非20世紀，雖然它同樣具備許多現代特點。

生育

關于歐洲世俗人口的增長，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女性的婚齡提前導致其生育力上升。女性平均婚齡下降五六歲，就可能意味著生育子女的數量增加50%。事實上，托尼·里格利（Tony Wrigley）曾經提出，1750-1800 年英格蘭3/4 的人口增長都是婚齡下降造成的。在英格蘭結婚當然很容易，男孩的法定婚齡是14 歲，女孩則是12 歲，也不需要去教堂舉行儀式，在見證人面前交換誓言，甚至只是交換有意結婚的聲明然后發生性關系，都被看作有效的結婚手續。然而和歐洲北部和西部別的區域一樣，在英格蘭，實際婚齡往往在性成熟之后很久，人們的平均婚齡是24.5歲到26.5歲。雖然在18世紀下半葉的英格蘭，婚齡確實下降了，但里格利提出，它帶來的影響可能被女性更早停止生育抵消了。婚外生育沒能抵消晚婚——在英格蘭，只有1/8的女性結婚時不到20歲——的影響。按照21世紀的標準，婚外生育率低得驚人：在大部分歐洲國家，婚外生育率都不到5%，通常在2% 以下，英格蘭就是如此（現在聯合王國的婚外生育率超過30%）。在法國鄉間，婚外生育率僅有1%，在巴黎也不過4% ～ 5%。然而毫無疑問，在18世紀的進程中，婚外生育率上升了。到1789年，在人口超過4000的法國城鎮里，婚外生育率達到了4%，在發展程度更高的城市里達到了12% ～ 17%，在巴黎則達到了20%。同一時期在德意志，婚外生育率也出現了上升，從2.5%增長到11.9%。然而，這些數字體現的不算明顯的生育力增長，對整體狀況的影響可能相當小，哪怕所有非婚生子女都能夠長大成人。而實際上正如我們所見，這些非婚生子女特別容易夭折。

在那些教堂、行業工會或莊園主能夠實行強有力的社會控制的歐洲地區，晚婚的決定通常是由上而下強加給人們的。然而在北歐、西歐和中歐，它通常是人們對經濟狀況做出的自愿反應。人們似乎普遍認為，要是一對夫婦不能獨立養家糊口，就不應該結婚，也正是在這些區域，終身未婚的女性數量最多。在歐洲西北部，10% ～ 15%（有些區域甚至達到25%）的女性保持獨身，這對人口增長的抑制效果比晚婚更加顯著。在東歐和南歐，女性獨身的比例要小得多，她們也沒那么不情愿接受在大家庭中的從屬地位，這相應降低了婚齡。在任何地區，嫁妝都是個問題，對女兒過多的父親們——比如《傲慢與偏見》中的貝內特（Bennet）先生——來說更是如此。已故的英國社會史學家羅伊·波特（Roy Porter）并不覺得威廉·坦普爾爵士（1628-1699）的這段文字過于憤世嫉俗：“我們婚事的訂立和其他常見的討價還價沒有多少差別，只不過是基于對利益或收益的考量，同愛和尊重毫無關系。”波特為支撐這一概括而列出的報紙公告顯然十分講求實際，考慮到它們的宗教背景，這種感覺更加明顯。

婚事

圣阿瑟夫（Asaph）的主教大人，同擁有3 萬英鎊的奧雷爾（Orrell）小姐結婚。

約克的牧師羅杰·韋恩德（Roger Waind）先生（大約26 歲） 同林肯郡一位超過80 歲的女士結婚，他將因此獲得8000英鎊現金、可以終身享用的300英鎊年金和一輛四馬大車。

天主教會的成員必須獨身，因此沒有舉行此類婚事的資格。然而通過成立為貧窮女孩提供嫁妝的機構，比如意大利的婚事基金會（monti di maritaggio），天主教會為人口增長做出了微小的貢獻。為了防止陷入貧窮，人們普遍決定“無土地，不結婚”，大批男女注定只能獨身或守貞。在信奉天主教的歐洲，最常見的庇護所是修道院或女修道院。不得不變成基督新娘（而非男人的新娘）的未婚女孩也必須給女修道院提供一筆嫁妝，然而錢數明顯少得多。我們往往想象不出18世紀歐洲的修道院有多么欣欣向榮。18世紀中期左右，至少有1.5萬家男修道院和1萬家女修道院，總共收容了大約25萬人。伏爾泰不屑一顧地概括了這些人對社會的貢獻：“他們唱歌，他們吃喝，他們消化。”同伏爾泰大多數反教會的嘲弄一樣，這是非常不公平的，因為許多修士和修女勤奮工作，扮演著各種各樣要求頗高的社會角色。然而有一件事他們不能做：生育。

修士和修女們通常不會生育（極少情況下除外），雖說可能暗中進行性活動。事實上，如果18 世紀那些越發下流的反教會文學可信，那么他們沉迷的可能只有這件事。已婚夫婦被明確鼓勵（雖然并非被強制要求）進行性行為，但性行為并不總能造成生育。由于缺乏直接證據，避孕是人口統計學中迷霧重重的一個領域。然而在這個領域，人們達成共識的程度非同尋常。記述科利頓（Colyton）、日內瓦、貝桑松（Besancon）、魯昂的文獻在這點上是一致的：計劃生育得到了普遍實行（特別是在精英當中），規模也越來越大。試舉一例，1642—1792 年魯昂的生育率一直呈現下降態勢，只在18 世紀中期出現過短暫的中斷。由于女性停止生育的時間提前，甚至完全沒有生育（同一時段內，完全沒有子女的家庭比例由5% 上升到10%，翻了一番），每個家庭生育的子女數由1670年的8個下降到1800年的4個，減少了一半。

由于任何形式的避孕都遭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強烈譴責，所以相關技術幾乎沒有留下什么證據。在售的草藥和（或）巫術方子有很多，然而它們的效果很可疑。避孕套更加靠，但絕非不出差錯。據說它是由一位名叫孔東（Condom）的醫生發明的，意在限制查理二世私生子女的數量，雖然這個詞更可能源自condus（拉丁語，意為“容器”）。19 世紀30年代橡膠硫化法發明以前，人們僅有的材料是布料（滲透性太高）或動物腸衣（敏感度太低）。雖說當然有人使用避孕套（如詹姆斯·博斯韋爾），但他們的目的可能是預防疾病而非避孕。1744 年，一位英國匿名詩人寫道：

要是沒有收效不錯的安全套的友善協助，

就不要嘗試她提供的歡愉。

人們總是設法將避孕套說成其他國家的發明，可見它有多受輕視，英國人叫它“法國信”，法國人卻叫它“英國外套”……1662年的英國國教會公禱書指出，上帝設立婚姻是出于三個理由，一是“生育子女”，二是“防止犯罪，避免淫亂，讓不具備守貞恩賜的那類人可以結婚”，三是“在順境和逆境中相互陪伴、幫助和安慰”，這該如何解釋？雖說存在上述問題，但性交中斷法依然廣為流傳，許多非常流行的痛斥它的小冊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