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楊國強教授在“陳旭麓先生誕辰百年暨逝世三十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由華東師大歷史系整理，經楊先生本人審定。文章原題《三十年以后，懷念陳旭麓先生》。

陳旭麓先生

三十年之后緬懷陳旭麓先生，我想講三點。

第一，我感謝陳先生給了我以學術自信。1985年我入陳先生門下，已經三十七歲了。我的本科出自政治教育系，當時考研究生，專業課是不及格的，傳聞之詞，一說是58.5分，一說是59.5分，都在水平線之下。所以，很長一段時間里我是非常自慚形穢的。陳先生講的課結束之后，要求每個人交一篇作業。我那個時候正好在舊書店里買到一部鉛印線裝的《曾文正公全集》，我問陳先生，寫曾國藩可以嗎？他說可以。我就以曾國藩為主題寫了一篇文章，最后的篇幅大概是一萬兩三千字，但我整整寫了七個月。差不多在寫每句話的時候，我都會自問，陳先生看到這句話會怎么評判。因此，在我所有的論文中，這篇文章寫得最拘謹，最戰戰兢兢。我寫完之日已是86年、87年之交了。當我交這篇文章的時候，陳先生人不在，過了兩天，我到他那里送信，一進門，他第一句話是：“寫得好。”第二句話是：“我已推薦給《歷史研究》了。”那個時候我的感覺就像是解放了，這種解放使我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做學術自信。人有自信和沒有自信，精神狀態是不一樣的，學術狀態也是不一樣的。當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時候，誰會相信你呢？所以，三十年來我始終感謝陳先生，因為他給了我學術自信，才會有今天的我。

第二，我感謝陳先生，他使我知道什么是好的史學，以及怎么樣做好的史學。當年陳先生論述歷史，常常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此謂之史識。通過三年跟陳先生讀書，跟著陳先生上課、讀他的文章，都在感受他具體地向我們演示自己是怎么樣選擇歷史題目的，怎么樣分析歷史過程的，怎么樣闡述歷史內涵的。通過這些非常典型的示范，我至少了解了從事史學，一、要有一個廣闊的歷史視野。這個視野就是你長期讀書所形成的知識積累和知識結構，這個結構越大、越寬越好，這種積累和結構從史實中來，所以既是具體的又是貫通的。有了這樣一個視野，則你所研究的歷史人物、事件、問題，放到這個視野當中，它就成為歷史的一部分，而不再單單是一種個體的存在，從而既能看出其間縱向的歷史因果，又能反照出橫向的時代內容。二、要有足夠強大的理論思維能力。陳先生之所以和馮契先生長期交往，心心相印，我個人認為，這與他們都擁有強大的理論思維能力，并善于運用這種思維能力的相似和相通有很大的關系。我們面對的史實，不但是片斷的，而且是表象的。片斷的史實需要串連為一個整體。表象的史實需要看到背后的歷史內容和歷史意義。這就要求我們不能不進入歷史之中，而從歷史之外進入歷史之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理論思維能力。所以，我感到那三年跟陳先生讀書，這一面的感知是一種極大的開悟。當然，這兩點未必能夠窮盡陳先生的學問，但是對我來說已是受益不盡。

新近出版的《陳旭麓文集》

第三，陳先生是一個能把學問化為德性的人。他晚年處境不順，但是仍然表現從容。他以他的學問使我們敬仰，他以他的為人使我們敬愛。他是一個好人，一個學者，但又是一個平常人。所以，像他那樣的好人，是可以學習的。中國人講“學以為己”，說的就是學問能成就人的人格。所以學界論人，常常學問、道德連在一起講。一個好人不一定是個能夠做大事的人，因為做大事，做澤被蒼生，惠及四海的事，與所居的勢位相關，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有此勢位，因此不是每個人都能澤被蒼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顧炎武說的“行己有恥”，“匹夫有責”，其實重心不在有為，而在不為。每個人未必都可以做你想做的大事，但是每個人都可以不做不應該做的事。人之能夠成為一個好人，有時候不是因為你做了什么，而恰恰是因為你不做什么。剛才丁鳳麟大師兄講的，他要繞來繞去把這件事解決，被陳先生堅決拒絕，這就是不做不應該做的事，就是行己有恥。其實一個人有時候做了不應該做的事，并不是不知道這個事情不該做，而明明知道，但還要做，那么就牽涉到學問能不能化為德性，學問能化為德性，則內有所守，外有不為。學問不能化為德性，則內不疚神明，外不慚清議，明知不能做的事還會去做。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緬懷陳先生，除了他的學問之外，學問化為德性這一面我們尤其應該學習。努力做一個好人。謝謝大家，我講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