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5月24日，法國駐華大使白玉堂（Bertrand Lortholary）在法國駐上海總領事官邸為作家王安憶女士頒發了法國國家榮譽軍團騎士勛章。這既是法國政府對王安憶文學成就的肯定，也是中法兩國文化與文學交流的見證之一。

法國駐華大使白玉堂給王安憶女士授勛

法國駐滬總領事王度與王安憶女士及其家人

2013 年，王安憶被法國文化部授予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勛章。本次被授予的法蘭西共和國榮譽軍團勛章是法國的最高榮譽，由拿破侖于 1802 年設立，授予為法國作出卓越貢獻人士，包括軍人和平民。

王安憶女士現場致辭

以下是王安憶女士在此次勛章授予現場的致辭，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全文完整發布：

尊敬的大使先生

尊敬的總領事先生

尊敬的各位來賓：

大家下午好！  

非常榮幸站在這里，接受高貴的法蘭西共和國榮譽軍團勛章，不僅在于軍團勛章本身具有的光輝，更因為這是我們的巴金先生得到過的榮譽，這增添了它的重要意義。我并不認為，因此就可以狂妄地以為，和巴金先生在同一高度，相反，它給我自省的機會，檢視我和巴金先生以及他的同時代作家的差異和距離，于是，不禁感到羞慚。

我出生在1954年，父母是軍旅中人，次年，跟隨轉業的母親來到上海，從此，就在這里生活成長。仔細回想，這城市有許多奇特性，比如，滿街的法國梧桐，其實是英國樹種，名字叫做“懸鈴木”，現在，正是它結籽的季節，于是，滿天飛絮；再比如，在我們居住的淮海路的弄堂房子后面，有一所中學，前身是法國震旦女子學院，在它的樓頂，立著一個石頭亭子，亭子里是圣母圣子的雕像，夜晚在我們家樓梯口的窗戶，看得見夜幕下的剪影，有趣的是，就在同一個方向，有一顆閃閃的紅星，那是中蘇友好大廈的尖頂，現在的上海展覽館，建造于中蘇交好時期；還比如，我們的兒童歌謠有一首叫做“馬鈴鐺”，“馬鈴鐺，馬鈴鐺，大家一起馬鈴鐺”，后來知道，它其實是英國民歌，唱的是一座大橋，“Falling Down，Falling Down，London Bridge Falling Down”；在我小時候，上海放映過一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老電影，《夜半歌聲》，是一部左翼革命電影，上海的電影人大多是進步知識分子，這部電影在坊間的流行卻側重它的恐怖懸疑，里面的人物被用來嚇唬不聽話的小孩子，也是后來，知道它其實改編于二十世紀初法國小說《劇院魅影》，1986年英國同名音樂劇也是來自于它；共產主義少年先鋒隊的活動中心“少年宮”，原先是猶太富商嘉道理的私人住宅；前面說的中蘇友好大廈則是另一個猶太富商哈同的宅邸；我們從小玩耍的公園里那一座洋蔥頭拱頂的建筑，是東正教堂——你們知道，如此混雜錯綜的歷史地理人文，就是我們生長的環境，所有的知識最后全都一鍋燴，歸納成新民主主義教育。

1966年，世事開始動蕩，小學教育就在惶惑中結束，直到下一年的冬季，才進入中學，就近分配中學。幸運的是，我恰巧進入方才說的那所中學，不太幸運的是，教育依然在摸索中，企圖走出一條中國式的革命新路，所以，每一科目都有頭無尾，惶遽中開始，惶遽中結束，沒有課本，沒有教綱，后來，連課時都不能維持，于是，不到兩年，匆匆畢業，從理論上算，我們叫做“69屆畢業生”。這個名字幾乎是個謔稱，是沒有上過學的學生的同名詞，也是個隱喻，喻示著一代人被教育放棄，兩手空空地走上社會。在我幾十年來各種履歷表學歷這一欄，我還是很厚臉地填上“初中”兩個字，明白人一看就知道我是誰。

現在，我將要說到文學這件事了。如我這樣，連基本的文化常識都不具備的人，從哪里汲取文學藝術教育呢？我的母親，也是一位小說家，從小失怙恃，由她的祖母養大，最無望的日子里，她的祖母總是和她說，一株草頂一顆露珠，意思是人不養人天養人。我的“露珠”是什么呢？那就是書籍。說來很神奇，一方面，學校停課，出版停業，電影院關門，滿目荒蕪，另一方面，隨處可見書籍。廢品收購站滿地皆是，一車一車送去，搗成紙漿，作下一輪的用途；圖書館打碎的門窗，路人皆可自行進出，一抱一抱地拖出來；失去管教的小孩子，偷走父母的藏書，我們都掌握一門技巧，就是從書櫥的封條底下，小心抽開櫥門，再小心合上，那封條有的是紅衛兵，有的是自己貼上，表示自我革命；抄家物資從院子里流散到弄堂，再從弄堂流散街上；私下交易，互換有無，在年輕人里面，最走俏的就是翻譯小說。沒有經過中國古典文字學習，這就閉上了一扇門，沒有外國語的學習，又閉上一扇門，翻譯小說卻打開一扇窗，其時，翻譯者多是由大作家、大文豪擔任，比如巴金先生，比如傅雷先生，這又是一扇窗，很幸運的，我們得到了五四人文進步背景的新文學營養，它及時地填補了學校教育的缺失，讓我們避開成長的危險，滋潤了青春，走上人生的正途。

在今天這個日子里，我必須要提到傅雷先生翻譯的羅曼·羅蘭小說《約翰·克里斯朵夫》，似乎是命運的安排，與它的邂逅適當其時。第一次接觸時，我還是個孩子，得到包含卷一到卷三的第一冊，封面已經脫落了，書頁卷邊，那時候，我們拿到的書常是幾乎翻爛，有頭無尾，而且，分配給的時間非常局促。這一本書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我們家滯留較長時間，很可能是被上家錯記借給了誰，由于交換續接往往是在數人之間進行，難免會發生失誤。這三卷所寫是克里斯朵夫混沌初開的時節，正合乎成長所需，感官從蒙昧中蘇醒，世界呈現輪廓，最要緊的是愛情。像我們這些人，往往是膽小鬼，大概也因為這，最后選擇文字為終身職業，我們從書本上學習生活。克里斯朵夫的少年情愛，甜蜜和苦澀，誘惑和背叛，悸動和戰栗，可說滿足了前青春時期的所有的傷感主義，同時，也給予了抵抗力，讓我能夠避開羅曼蒂克的窠臼，趨向更為思想性的境界。幾乎花費了十年時間，我才等來以后的三冊，接下來的閱讀卻并沒有之前的快感，也可能這時節書籍的選擇多了，至今記得，翻譯名著重版發行，書店門前的長龍，天不亮排起，繞街區幾周，實行限購，不得挑選，輪到什么是什么。這真是一個富有象征的景象，象征著文學生活回來了，而這文學生活在很長時間里，依然以譯本的形式為體現。但無論怎么說，《約翰·克里斯朵夫》是必修課，它的意味不僅在敘事藝術本身，還在于它是匱乏時代的豐饒想象，現在，夢想成真，你必須親身體驗。卷七“戶內”當時感到晦澀，可后來經久不衰地閱讀。克里斯朵夫到法國去尋找思想的救贖，他到音樂戲劇里找，到資產階級的沙龍找，到貴族找——巴黎的貴族都是些失魂落魄的人，到革命中去找，法國大革命是世界激進政治的源頭，都失望而歸，最后，他在公寓的閣樓養病，卻與他要找的法國精神不期而遇，他的鄰人，認真生計，養兒育女，暖老溫貧，就在這世俗的生活里，蘊藏著拯救他脫身虛無的力量。就這樣，在有余的日子里，我得到對稀缺的想象。我知道，法國文學界不像我們中國人對《約翰·克里斯朵夫》的喜愛，我想，有很大原因是因為傅雷先生的譯文，業內人常說，先生幾近重新寫了一部小說。就像先前說的那樣，文化的傳播總是經過誤解，這是多么寶貴的誤解，我們在讀羅曼·羅蘭的同時，又讀了傅雷先生。

曾經有個時期，我們家住在傅雷先生對面一條街的弄堂，進來出去常常從他家走過，已經人去樓空，但花園里常年青綠，鮮花盛開，據傳是他們的鄰居，一直繞進花園，澆水剪枝。我時常揣測，這位鄰人是什么樣的人，也許，他并不從事有關文學的行業，甚至，未必讀過《約翰·克里斯朵夫》，他只是不愿意讓花園荒蕪，要它季季繁榮，這不就是克里斯朵夫公寓里的鄰人嗎？這不就是文學這虛構的藝術和人的關系？

我扯得太遠了，可是，在這個日子里，饒舌是免不了的。最后，我要向大家表示感謝。謝謝大使先生，謝謝總領事先生，謝謝陳楠先生，他一直幫助我參與法領館文化方面的事務，也謝謝法領館的工作團隊，你們向來對我很好，這里是上海所有領事館里，我走動最勤的地方。謝謝陳豐女士，是你把我的書帶給法國出版社，讓法國讀者認識我。謝謝今天所有來到的朋友，同事，謝謝你們捧場，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