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逝世后的一百年，也是卡夫卡學術發展的一百年。隨著更多卡夫卡原始文字資料的披露，當代學者對于卡夫卡的了解要遠遠超過最早一批的卡夫卡研究者。在眾多的卡夫卡傳記中，萊納·施塔赫三卷本的《卡夫卡傳》廣受贊譽。這部傳記的寫作順序很特別，并不是按照卡夫卡的生平順序寫作的，而是在《關鍵歲月1910-1915》和《領悟年代1915-1924》完成后，最后才進行《早年1883-1910》的寫作。《早年1883-1910》的中文譯者任衛東在譯后記中引用了這一卷所獲得的評價：《早年》回答了“卡夫卡何以成為卡夫卡”的問題。近日，在接受澎湃新聞的采訪時，任衛東也坦言，“讀者和卡夫卡作品的研究者，尤其是我本人，對成為作家之前的卡夫卡一直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一提到卡夫卡，就是《判決》《變形計》《城堡》的作者，是作品中浮現出來的那個作者的圖像。《早年》則從一個既宏觀又細微的角度，讓我們認識成為作家之前的卡夫卡。”

任衛東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學院教授，長期從事卡夫卡研究。任老師的博士論文題目為《卡夫卡在中國——一位現代派經典作家的接受史》，她還曾參與《卡夫卡小說全集》的翻譯，主編有《卡夫卡作品研究》。

在卡夫卡逝世一百周年之際，澎湃新聞特別邀請任衛東老師來談談她眼中的卡夫卡，以下為訪談全文。

任衛東

澎湃新聞：您曾談到過《卡夫卡傳：早年·1883-1910》回答了“卡夫卡何以成為卡夫卡”的問題。那么早年生活對于卡夫卡的影響到底在何處？其實卡夫卡生活在一個還算富足的家庭里，他的父親沒有打過他，對他也并沒有特別殘暴，那么那個具有壓迫性的父親的形象是他想象和構建出來的嗎？

任衛東：我是在《卡夫卡傳：早年》譯后記中引用了別人對《早年》的評價，說《早年》回答了“卡夫卡何以成為卡夫卡”的問題。我引這句話，是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方面，施塔赫的三卷本《卡夫卡傳》的寫作順序非常特別，他先寫了《關鍵歲月1910-1915》和《領悟年代1915-1924》，最后才返回來寫了《早年1883-1910》。也就是說，他沒有按照通行的傳記寫法，按照傳主的生平時間順序寫，而是從卡夫卡27歲時寫起，寫到他41歲去世，然后才回過頭來寫卡夫卡出生、上小學中學大學、工作、開始文學創作。這種反常規的傳記寫法，客觀原因是關于卡夫卡在1883-1910年期間的資料，尤其是文字資料非常少，卡夫卡本人的書信日記也寥寥無幾。還有一個原因是，施塔赫計劃開始寫作卡夫卡傳記時，有些原始檔案還沒有解封。完成了《關鍵歲月》和《領悟年代》之后，施塔赫對卡夫卡本人和作品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理解。這對他寫作《早年》提供了很大的幫助。施塔赫當然查閱了大量的資料，這是毋庸置疑的。此外，他從業已完成的《關鍵歲月》和《領悟年代》中已經成為作家的卡夫卡及其作品出發，更容易逆向推導和塑造出早年的卡夫卡。另一方面，讀者和卡夫卡作品的研究者，尤其是我本人，對成為作家之前的卡夫卡一直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一提到卡夫卡，就是《判決》《變形計》《城堡》的作者，是作品中浮現出來的那個作者的圖像。《早年》則從一個既宏觀又細微的角度，讓我們認識成為作家之前的卡夫卡。《早年》對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奧匈帝國的歷史社會做了全景圖式的描繪，尤其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種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間的沖突與融合、看到布拉格猶太人在德意志人和捷克人之間小心翼翼地求生存、時刻提防著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我們了解到卡夫卡父母的遭遇、卡夫卡幼年時反復經歷的環境變化給他造成的不安全感和陌生感、卡夫卡對上學的恐懼……早年的這些生活經歷對于卡夫卡的影響，尤其是對他后來創作的影響絕對不能用因果關系來解釋，但一定在他的潛意識里留下了看不見也抹不去的印記。了解卡夫卡成長過程中的經歷，有助于我們理解卡夫卡性格中和作品中的疏離感、陌生感和恐懼感。

弗朗茨·卡夫卡的父親赫爾曼·卡夫卡

卡夫卡出生時，他父親的商鋪生意已經越來越興旺，他家雖然不是富貴之家，但家境殷實，衣食無憂。卡夫卡父母對他和妹妹們的教育方式，也與當時的市民家庭沒有太多不同，父親雖然不會親切平等地對待孩子，但也談不上暴虐。然而，卡夫卡是一個生性過于敏感的人，父親的一些言行在別的孩子眼中或許很平常，但是卻對卡夫卡造成了永久的創傷，使他一輩子生活在對父親的畏懼中。恰恰是這種父子關系中的感受，成為卡夫卡創作的基礎。另一位卡夫卡傳記作者、德語文學研究者阿爾特也認為：“卡夫卡以一種強迫癥般的興致，培養著自己對父親的畏懼，因為這是他存在的前提。”卡夫卡把他在權力和權威下感受到的荒誕、恐懼、無力、絕望投射到父親身上，在作品中以各種變體出現——父親、法庭、城堡——成為無處不在的權力的化身。

澎湃新聞：您在之前的講座中表達過一個觀點：卡夫卡的生活在模仿他的藝術——“對很多作家而言，文學創作是對生活的模仿，而對卡夫卡來說，他的生活則是在實踐其文學作品里虛構的生活模式”。感覺您這個論斷非常新穎，所以想請您詳細解釋一下這個論斷的具體含義，為什么說卡夫卡的生活是在實踐其文學作品里虛構的生活模式？

任衛東：先舉個例子說：卡夫卡的《判決》中除了第一次塑造出一個強大的父親，還折射出困擾他一生的婚姻問題。小說主人公有個未婚妻，但就在訂婚前，兩人因為遠在俄羅斯的朋友有了分歧，主人公產生了猶豫，后來就出了這個令人瞠目的故事：主人公被父親判處投河淹死。小說也是獻給菲麗絲·鮑爾的——卡夫卡那個著名的未婚妻。讀者想當然地以為，卡夫卡在作品中以變形夸張的形式再現了他與未婚妻之間在婚姻問題上的齟齬以及父親對他婚姻的干涉。但是，如果我們注意下時間點就會發現，卡夫卡創作這篇小說的一個月前，才在好友布羅德家偶然結識了來自柏林的菲麗絲，兩人有過短暫的交談，之后再未見面和聯系。寫小說前兩天，他給菲麗絲發出了第一封信，還沒有收到回信。他與菲麗絲之間只是一面之緣的陌生人。但是，后來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他與菲麗絲兩次訂婚兩次取消婚約。——《判決》似乎預言了他一生的婚姻兩難困境。

卡夫卡第三次與另一位女子訂婚時，遭到了父親的反對，這也是那封著名的《致父親的信》的起因。卡夫卡在信中寫道，父親譏諷卡夫卡說：那個女子大概穿了一件迷人的襯衫，卡夫卡就一見鐘情要跟她結婚。——這與《判決》中父親羞辱兒子說，未婚妻撩起了裙子勾引兒子，簡直如出一轍。

我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說，卡夫卡拿自己的小說當腳本上演了自己的生活。我是想說，卡夫卡的生活和作品具有很強的同構性。卡夫卡有一句名言：“我不是對文學感興趣，而是我本身就是由文學構成的，我不是別的什么，也不可能是別的什么。”我認為，這句話不是文學修辭，而是在陳述一個事實：他的生命與文學創作是一體的。反過來，他對自己文學創作的意義也有明確的認識，那就是表現自己“夢幻般的內心生活”。所以，他的生活和創作是一體兩面，共同構成了他的文學世界。我們現在談到卡夫卡，也常常是他本人與作品交疊在一起、交相輝映。

澎湃新聞：德國作家阿爾特曾這樣描述卡夫卡：“卡夫卡的情緒有著驚人的代表性，他的恐懼是現代人最本質的病”，也有人說，“卡夫卡的作品涵蓋了極能代表二十世紀歷史的人類經驗，這些經驗勾畫出一個被西方工業社會的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歷史彼此交疊的炙熱地帶。”但卡夫卡是如何獲得這些經驗的呢？是他經歷了？還是虛構的、猜測的或者預言出來的？如果說卡夫卡的作品絕對不是個案式的心靈傾訴，也不是一個心理病態敏感的神經官能癥患者的夢中囈語，那么他在寫作的同時就一直在反思現代人的病痛嗎？

任衛東：卡夫卡書寫的是他的感受。他的感受基于他的敏感。他的朋友們都認為他是一個極度敏感甚至敏感到病態的人。我覺得卡夫卡就像一只沒有外殼的蝸牛，柔軟而敏感，由于沒有了保護殼，他比所有人都更早、同時也更強烈地感覺到疼痛。他像一個先知一樣，比所有人都提早感受到了這個世界的病癥和人的無能為力。他在一百年前就感受到了我們今天的感受，并且以一種令人震撼的方式表達出來。

《卡夫卡傳 : 早年·1883-1910》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卡夫卡成為形容詞這個文化現象？當我們說美國的卡夫卡、以色列的卡夫卡、中國的卡夫卡時，一般這里的“卡夫卡”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

任衛東：您說的“卡夫卡成為形容詞”是指“Kafkaesk”這個詞嗎？這個詞中文一般翻譯成：卡夫卡式的，這個詞表達了卡夫卡作品中體現的人在世界中的陌生感、異己感、莫名的恐懼感、謎一般不確定而又無處不在的威脅、人面對晦暗不清的權力時的無助感和絕望。Kafkaesk既是卡夫卡作品的主題，也是他的寫作風格，同時是他傳達給讀者的感受。這個詞的出現充分體現出卡夫卡的獨特性：已有的詞匯不足以說明卡夫卡的特點，最終只有讓他的名字變成形容詞才能充分描述其作品的特征。

如果說有美國的卡夫卡、中國的卡夫卡等各個國家的卡夫卡，那就正好說明，卡夫卡是超越國界、超越民族、超越語言的。Kafkaesk所表達的，是普遍意義上人的感受。

澎湃新聞：您的博士論文是關于卡夫卡在中國的接受史的，那么卡夫卡對于中國文學的影響是不是在不同的時期也是不一樣的？比如說剛剛改革開放的1980年代和改革深入一些的1990年代，再到目前的社會狀況。中國作家是否學習到了卡夫卡文學中最核心的部分？

任衛東：我的論文是寫卡夫卡在中國的接受史。不過我的接受研究基本關注的是中國在不同時期、不同背景下對卡夫卡作品的研究狀況以及這種狀況背后的原因。我的研究對象是公開發表的學術成果。所以，說卡夫卡對中國文學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或者說影響的變化，這方面我沒有做過系統研究，不敢下什么判斷。不過我猜測，影響的變化一定是有的，就像國內學界對卡夫卡的接受研究隨著時代的發展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樣。我們從一開始接觸卡夫卡時的大吃一驚、到現在的習以為常，從一開始的無所適從，到現在的多角度純學術研究，這種發展變化，也折射出我國文學研究的發展歷程。

澎湃新聞：有些文學傳統一開始會覺得卡夫卡文學是比較消極的，但我們現在可能一般不會用消極這個詞來去形容卡夫卡的文學。那我們現在從這種“消極”文學當中獲得了哪些“積極”的影響？

任衛東：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卡夫卡被正式介紹到中國。卡夫卡作為現代派經典作家，與當時我國讀者的文學品味和期待視野大相徑庭，對讀者的閱讀習慣提出了極大的挑戰。在經歷了最初階段驚喜、狂熱但有些僵化單一的接受之后，中國的卡夫卡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逐漸呈現出開放性、多元性樣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讀者也被迫改變了最初被動的閱讀習慣，積極參與到闡釋作品和生成作品意義過程中，扮演一個能動的角色。卡夫卡在中國的接受史，也折射出中國新時期文學標準、審美意識、創作美學、讀者期待視野和文學研究的變化發展。

四十多年前，我們把卡夫卡當作頹廢派作家批判地接受。今天也有不少年輕人喜歡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尋找“喪”。但是，在卡夫卡及其作品表面的軟弱、絕望下面，隱藏著巨大的勇氣：卡夫卡直面人世的苦難與人的不完美，在自己身上展示人類的傷口。卡夫卡的捷克語譯者和情人米倫娜曾經評論卡夫卡說：“我們每個人，整個世界和所有人，都是病態的，而他是唯一健康、唯一能夠正確理解和正確感知、唯一純潔的人。……他不是在抵抗生活……他是奮起自衛……在世界上，再沒有第二個人又有他這樣的巨大力量，對完美、純潔和真理的絕不動搖的追求。”卡夫卡也許不是一盞能給我們指明方向的明燈，但他是一束永不熄滅的微光。

澎湃新聞：您曾經也談到閱讀卡夫卡和將卡夫卡作為研究對象的不同體驗。那么當卡夫卡成為研究對象的時候，研究者是不是也會感受到卡夫卡作品中的那種異化？相對來說，卡夫卡作品帶給普通讀者的意義是不是更為重要？

任衛東：不論是閱讀卡夫卡或者是別的作家，作為普通讀者和作為專業研究者的態度和立場都應該是不完全一樣的。普通讀者在閱讀文學作品時，首先獲得的是一種感受或者感覺，這種感受可能是因為被打動而產生共情，也可能因厭惡而憤怒。對于研究者來說，這些感受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研究者必須要在感受的基礎上，與作者和作品拉開距離，讓自己從某種情緒中抽離出來，針對作品提出問題，進行冷靜、理智、邏輯的分析，從而加深對作品的認識和理解。

澎湃新聞：彼得·蓋伊曾說，“卡夫卡的諷刺對象比任何體制都要全面復雜得多，包括人性的各個方面。那么，他又會不會在內心深處是一個徹底的虛無主義者，留下無人能解的謎題？”您覺得卡夫卡是個虛無主義者嗎？

任衛東：我不認為卡夫卡是個虛無主義者。這從他對文學的認識上就可以看出來，他曾說過：“一本書必須是一把能劈開人內心堅冰的斧頭。”卡夫卡的創作風格雖然是現代主義的，但他對文學功能的理解還保留著古典的傳統。他的作品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意義，只不過他不讓這些意義直白地表露出來。他的作品最大的特點就是像謎一樣。而且他把謎面設計得極為晦澀，盡量抹去過多的提示，故意讓讀者絞盡腦汁地去尋找謎底。但是，他是有謎底的，而且會透露出一些暗示。就像他的作品《法之門前》：法吸引著鄉下人想進去一睹法之真容，但守門人阻攔他進去，同時又鼓勵他闖進去，并且在鄉下人臨死前告訴他，這扇門就是為他而開。卡夫卡的作品以一種荒誕的方式表達著更真實的真。阿多諾曾經說過，卡夫卡作品中的每一個字都在邀請讀者去闡釋，但每一個字同時也拒絕被闡釋。就像卡夫卡的朋友評價他：他活在一個孤獨的世界里，卻徒勞地努力搭建一座通往他人世界的橋梁。——作為讀者和研究者，我們需要而且可以自己搭建起進入他的世界的橋梁。

澎湃新聞：能否請您具體解釋一下哪里體現著“保留著古典的傳統”？因為我們一談到卡夫卡就會想到荒誕小說，超現實主義之類，但是不是“古典的傳統”這個特點是將卡夫卡與荒誕或者超現實主義區分開來的方面？經過了超現實主義，我們能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古典傳統”的新意義嗎？

任衛東：我的表述也許不夠精準，我的意思是，卡夫卡作為處在歐洲傳統文學向現代主義文學轉折點上的作家，他在文學創作的方法上有了非常多的突破和創新，但是在對文學的本質、意義和任務的理解上，他依然沿襲了歐洲自啟蒙運動以來的傳統，即文學要承擔其對人的功能。在這一點上，他與后來的后現代主義文學有著本質的不同。對于卡夫卡來說，文學絕對不是抽空了意義的能指游戲。文學對他來說是神圣的、絕對的、純粹的，關涉到人的存在。

卡夫卡墓碑

澎湃新聞：卡夫卡十分擅長反思和自我分析，如果他活得更長，我們會看到他作品中的變化嗎？或者說他會真正長大嗎？比如說擺脫父親的影響，真正從兒子的身份中走出來？

任衛東：卡夫卡雖然活得不長，但他的作品里也是有著豐富的變化的。然而，即便他能活得更長，他也不會“長大”的。與卡夫卡有過交往的人回憶他時，出現頻率非常高的一個詞是“少年感”，即便是三四十歲的卡夫卡，還給人留下羞澀少年的印象。這種純真的、長不大的狀態，就是他感受世界的方式，是他的存在和創作基礎。

按照阿爾特的觀點，卡夫卡從來沒有擺脫過或許也不愿擺脫一個猶豫著不肯長大的兒子的角色。卡夫卡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他知道，擺脫父親最好的方式是結婚，所以他短暫的一生中不斷地、迫不及待地努力進入婚姻生活，但是他所有的婚姻嘗試都以失敗甚至是災難告終，因為這是他的兩難：進入丈夫或者父親的角色，就意味著摧毀了兒子的身份。而兒子的身份，是他創作的前提條件——婚姻生活與文學創作是互斥的，但這種張力卻為他的創作提供了營養。所以阿爾特撰寫的卡夫卡傳的書名是“永遠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