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紐約桃花

編輯｜薛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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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年底的一個冬日，我再次回到東四七條61號大院。天氣雖然寒冷，但格外透亮。北京的霧霾隨著城市周邊工廠的停工而消失得毫無蹤跡，在灰藍色天空的背景下，胡同兩邊的樹木光禿禿的樹杈在陽光的照耀下顯示著鮮明的輪廓，在狹小的街道上投射出優美的陰影。

東四七條61號。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有一瞬間，我仿佛又回到了兒時的北京冬日，同樣深遠的藍天，同樣的街道與樹木。經過七條胡同里某一扇讓我記憶重溫的院門時，偶爾一抬頭，我看到大門頂端殘磚舊瓦上的花紋在藍天下排列整齊地襯托著大門的朱紅色一角，帶著一種時光老去的痕跡，讓我怦然心動。

東四七條在我的生命中占據著一個重要的地位，它伴隨著我童年一起長大，隨著時光的流逝而在記憶中羽翼豐滿。每次回想起東四七條來，我就會想起姥姥住的61號大院，以及我在那個院子里渡過的童年時光。

我六歲的時候，在對外文委工作的父母作為千千萬萬被改造的知識分子一員，被下放到位于河南息縣的五七干校進行思想和勞動改造。我最初跟著他們一起去干校，沒到一年，母親因為干校政治氣氛日趨緊張，怕在精神上給年幼的我造成不好的影響，就托人將我送回了北京的姥姥家。

不久后，留在干校的姐姐騙母親說她要回北京等待她原本讀書的燈市口中學分配工作，也回到了北京，然后報名去內蒙古建設兵團，坐火車去了遠在內蒙古的杭錦旗巴拉亥。

從此，我們四口之家就開始四分五裂，天涯海角，我跟著姥姥開始了在61號大院生活的童年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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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初期， 姥姥與母親在七條61號前院留影

帶著往事的記憶，我跨進了61號大院已經破落的大門。61號大院已經頹廢成一個大雜院，曾經的輝煌和氣派早已蕩然無存，剩下的就是東倒西歪的破房舊院，以及各家加蓋出來的各種東一塊西一塊的類似小廚房的屋子橫陳在原來的大院中的天井里。

早年，61號大院一共有三進院子，前院、中院和后院。前院的左右手兩邊都是雕漆的回廊，下面是一溜擺列整齊的房間，中間是露天的院子，院子里有一顆很大的老槐樹，到了夏天枝繁葉茂，成了“吊死鬼”的天堂。整個夏天，老槐樹上的“吊死鬼”吐出一根根透明的絲，從樹上將自己垂掛下來。平時，肉眼根本看不到這些絲，但走近了，就會看到每一根絲底下掛著的小小綠色肉蟲子，密密麻麻織成一片，我會嚇得幾乎抱頭鼠竄，根本不敢再從樹下走過。

姥姥家住在61號大院前院左手游廊下的一個套間里。套間分里外兩部分，里屋和外屋由一整排古色古香的雕花木門相隔，木門上部雕刻得酷似窗子，用白色厚米紙裱糊起來。現在，前院的游廊、天井與老槐樹都已經消失了。

我憑記憶來到了姥姥曾經住的屋外，努力搜尋曾經的模樣。住在隔壁一個叫老盧的中年男子看到我，與我寒暄起來。他是在我14歲搬離姥姥家后，跟隨他父親一起搬過來的。從姥姥談到我已經去世的姐姐，我才了解到，原來姥姥去世后，他受我姐姐的委托，一直幫著看管出租姥姥的舊屋。他告訴我說，姥姥的舊屋已經出租，因此我無法再進去看看了。

通往中院的大門已經斑駁陸離，原來感覺很高的石頭臺階變得很矮，感覺一跨腿就進入了中院似的。老盧告訴我說，前院通往中院的地重新墊高鋪過，所以感覺一切都矮了一塊。我看著剛到膝蓋的一對上馬石，想著少年時代的我曾經和女孩子們在上馬石的漢白玉般的石頭臺面上玩抓拐子時，臺面剛剛到我們胸口，不禁詫異著它們的變化。

五十年代， 姥姥坐在第一道院子里面的上馬石邊上，后面是鄰居張秀玉（化名）家的旁門

繞過已經看不出漆面的朱漆大門，我走到門后查看門后刻著的一對我曾經最喜歡的燙金喜字是否還在。謝天謝地，喜字尚在，只是字體隨著時光的侵蝕開始變得模糊不清。我不禁伸手去摸那來自清朝的喜字，仿佛重新觸摸我已經變得遙遠的童年和少年。

小時候，我一直聽姥姥說這個大院是清朝官宦人家的院子。我小時候偷看了姥姥的《紅樓夢》之后，就一直想象著我住的地方是《紅樓夢》里的某一個府邸，想象著清朝的男人們披掛好之后在上馬石上騎上馬，去覲見皇帝。

確實，61號大院很有些歷史典故。這座大院是滿族鑲黃旗大將海蘭察的府邸。海蘭察曾經是乾隆的參贊大臣，因為驍勇善戰，立下大功，乾隆皇帝特賜東四七條的一座公爵府給他居住，人稱海公府。據說，海蘭察就是在這個院子里病逝的。

建國后，這座院子歸了海關總署，成為了總署的宿舍。我姥姥年輕的時候是上海海關總署的統計員。1949年建國之后，海關總署遷往北京，人到中年的姥姥就跟著來北京工作。住在這個院子里面的人原先都是海關總署的員工，隨著時光的流逝，老一輩的人去世了，新人不斷住了進來，61號就慢慢演變成一個雜院。

五十年代，我父母站在通往第二道院子的臺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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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七歲住到姥姥家時，61號還不是大雜院，里面住的都是海關總署分配給員工或者直系親屬的房子。姥姥住的前院里有兩家讓我印象深刻的鄰居，一家是進大門左手邊的周爺爺和周奶奶一對老夫妻，七十多歲了，跟姥姥比較合得來。周爺爺喜歡下象棋，但苦無對手，便教會我下象棋，隨時可以跟他玩幾盤。

周爺爺喜歡種花草，在院子里的老槐樹邊上種了幾顆向日葵，黃燦燦的很是好看。 他讓我明白了向日葵每天都是跟著太陽轉著臉盤，每天光影到了哪里，向日葵的盤子就轉到哪里。當我在學校學到蜜蜂是如何傳播花粉的，便搬個高凳子爬到花盤的高度，學著蜜蜂的樣子把花蕊上的花粉涂抹到它的盤子上。到了秋天，周爺爺的向日葵收獲的瓜子比誰家的都肥大，把我樂壞了。

姥姥的另一家鄰居張秀玉（化名）一大家子住在前院右手一進院門的幾間房里。張秀玉矮矮胖胖，穿著一身工人的藍制服，成年累月戴著兩只套袖。她臉頰兩邊各自有一塊像農村大嫂一樣的紅潤，臉龐總是顯得紅撲撲的。她性格外向開朗，生就一副大嗓門，像個揚聲器一樣經常在院子里吵吵。

張秀玉是東四七條的居委會主任，也是61號院子的核心人物，給年幼的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張秀玉孩子多，工廠工作的大兒子結了婚也帶著老婆住在這里，顯得人丁興旺。他們不像周爺爺和周奶奶老兩口深居簡出，也不像姥姥一樣有著海關白領職員的做派，而是像工廠工人一樣每天都在院子里跑出跑進，尤其到了節假日，所有的親戚都不知從哪里冒出來，聚在一起吃吃喝喝的，給人感覺熱鬧非凡，讓我心生羨慕。

姥姥與張秀玉一直合不來，主要是“文革”時候結下的梁子。“文革”初期，張秀玉就帶著紅衛兵挨家挨戶搜查四舊，從上海帶來不少好玩意兒的姥姥就成了她的主攻對象。姥姥有一座非常漂亮的粉色西洋自鳴鐘，是她在1925年結婚的陪嫁。我還記得那座種自鳴鐘，粉花綠葉相間，上面鑲著金線，畫著展開翅膀的溫馨小天使。到了時辰，自鳴鐘便發出清脆悅耳的叮咚音樂。姥姥帶到北京來的陪嫁不是很多，這座自鳴鐘是她喜歡的一件物品，放在她的梳妝臺上，很是珍貴。

張秀玉知道姥姥有這么一座自鳴鐘，“文革”一開始，她就沖到姥姥的屋子里跟她說，這座自鳴鐘應該作為“四舊”上交。姥姥堅決不同意，跟張秀玉爭執起來，張秀玉便嚇唬姥姥說，她第二天就會帶領紅衛兵小將來收“四舊”。當天夜里，姥姥就用紅漆將自鳴鐘涂成紅色，等到第二天張秀玉真的帶著紅衛兵來的時候，姥姥就指著紅色的自鳴鐘說，你們看，這是革命的顏色，是毛主席紅衛兵的顏色，根本不是什么“四舊”！張秀玉萬萬料不到姥姥來了這一手，只好悻悻然走了。

從此，這座紅色的自鳴鐘取代了小資產階級的粉綠色，經受住了文革的洗禮而幸存下來。我一直記得那座鐘的最初淡雅的粉白和嫩綠，很不喜歡它后來的紅色，因為一到晚上，那座被拙劣的油漆涂成深淺不一的紅鐘在暗淡的燈光里看起來非常怪異可怕，好像刻意地要在我的童年歲月里，投下一個陰影似的。

七十年代，我站在院子大門口附近，后面就是張秀玉家的房子，她的花園和加蓋出來的小廚房

張秀玉的小女兒、比我大幾歲的平平是我們院子的孩子頭，她如同得了她媽媽的真傳一樣，喜歡領導管理別人。有一年秋天，姥姥給我買了個小皮球，我就興沖沖地拿出去跟院子里的孩子們玩。沒想到平平很嫉妒我的新球，便跑過來把球往遠處使勁一扔，就找不到了。我眼看著我的新皮球被平平丟了，氣急敗壞地哭嚷起來叫她賠。平平便號召院子里面的小伙伴孤立我，不再跟我玩。

回到家，我越想越氣，決定不再做縮頭烏龜，而是想辦法報復一下平平。半夜三更，我跑到張秀玉的花園里，將她養的正在盛開的七八朵白菊花的腦袋全部掐斷，扔到了院子大門的外面。那天夜里，我聞著滿手的菊花香氣進入了夢鄉。

第二天清晨，我就被張秀玉的大嗓門驚醒了，聽著她用哭音向全院人進行實況廣播:“哪個兔崽子把我的花掐了，還扔到了大院門口！”她叫嚷哭罵著，弄得院子里盡人皆知。姥姥進門跟我說了這件事，問我知不知道是誰干的。我冷靜地搖頭否認，心里面卻樂開了花。

此時此刻，站在院門口想起孩童時的往事，心里面帶著些許的感傷與歡愉。我的記憶回到了七歲的一個冬天的暗夜，我就是站在這個石頭池子的臺階上，向遠處漸行漸遠的父母背影揮手，壓抑不住滿腹的傷心。那年，我父母借著從干?；乇本┛床〉木売?，到姥姥家來看過我一次。我平時總覺得張秀玉一大家子熱熱鬧鬧的，充滿羨慕。此時，看到父母遠道來看我，我內心充滿了興奮，希望他們可以留下或者把我帶走。對于一個七八歲的孩子來說，能夠跟父母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處境是否艱難困苦根本就不在孩子的意識里面。

然而，我父母還要回干校去，無法帶我一起走，也無法跟我講清楚為什么。于是，到了晚上，我只好懷著滿腹的失望到大院門口送他們走，看著我父母的背影逐漸消失在暮色中，眼淚順著臉頰潺潺而下。在夜色的掩飾中，我擦干淚水回到姥姥家的一間半屋里，努力裝作什么事都沒有發生的樣子。

然而，一看到姥姥轉過身去忙活，淚水又不爭氣的奔涌而出，我趕緊偷偷抹去淚水?！坝惺裁春每薜模　崩牙押孟窈竽X勺有眼睛似的回過頭來斥責說。于是，我趕緊低下頭來，憋住呼吸試圖止住淚水。但是，更多的淚水卻不爭氣地成串滾落下來，打濕了我衣襟。那個傷心的夜晚給我在61號院子的生活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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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61號大院的大部分時光是與姥姥以及她的第二任丈夫、我的“阿公”一起度過的。那時，姥姥和阿公都已經從海關退休。原本，他們兩個人之間的關系就很不好，經常吵架。等我住到姥姥家后，姥姥與阿公的關系更是降到冰點，甚至都很少說話。阿公每天一大早就搬個馬扎出門，每天坐在胡同西口的東四北大街看風景和行人，避免呆在家里。

回想五十年代初期，姥姥作為上海海關總署的統計員自愿從上海搬遷到北京海關總署后一直住在集體宿舍，經人介紹，認識了阿公。姥姥與他結婚的最大動機就是阿公有一套一間半的房子，她結婚后就可以搬離海關的單身宿舍，在北平有一個自己的蝸居。

雖說姥姥看上的是阿公的房子，但自從28歲守寡、在上海拖著幼小的孩子度過了二十多年動蕩不安的生活，姥姥還是希望可以有一個心儀的男人一起終老。可惜阿公不是一個風流倜儻的男人，床上床下都很難討得像姥姥這樣在金錢和感情上都曾經滄海的女人的歡心，因此姥姥越來越看不上木訥的阿公。

姥姥一直保持著她在老上海生活多年的生活習慣，喜歡吃點心。她經常帶我去東四的上海小吃店吃粢飯團，到東風市場買西式奶油餅干。姥姥買了奶油餅干回來后，喜歡放在一個瓷罐子里面，時不時拿出一塊來給我吃，卻從來不會給阿公吃。

有一次，我正在吃餅干，阿公坐在我對面看著。姥姥忽然就火了，沖過去一邊將阿公的頭扳到一邊，一邊氣沖沖地說：“讓你看，讓你看！”我嚇得不知所措，呆呆地看著他們兩個。姥姥回過頭來，看到我的驚愕，忙展開一個笑臉對我說：“你接著吃吧，喜歡吃就再吃一塊”。

別看張秀玉在“文革”的時候是非常令人討厭的一個人，但是“文革”后，她變得隨和了，跟姥姥的關系也緩和了許多。我小學快畢業的時候，阿公去世了，據說他是像往常一樣帶著馬扎坐在胡同口的時候突然倒地死的。姥姥不知道怎么辦，還是張秀玉叫居委會幫助，叫卡車把阿公的尸體拉到火葬場燒了。

阿公死后，姥姥四處在屋子里找錢，看看阿公是否留下了什么財產。阿公每個月都有退休金，原來是交給姥姥看管的，后來兩個人不講話了之后，阿公就不再把退休金拿回家，這讓姥姥更加憤怒，不再做飯給阿公吃，也不許阿公吃她買的任何食物。阿公也不在乎，他每天像上班一樣白天晃在外面，晚上就是回來睡個覺而已，他的退休金每個月都花在外面的館子里，一天三頓吃在外面。阿公去世后，我就睡在他的單人床上，總算不再睡外屋用樟木箱子搭的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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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的小學就是東四七條小學，位于七條31號，一條稱為“德華里”的胡同斜對面。我們每天早上都是出了院門往東走去七條小學上學，中午回來吃午餐后再回去上課。當時的七條小學也是個大院，進了大門的第一道院子有回廊教室，后邊靠左就是學校的一個大操場，每天塵土飛楊。

我們學校的?；ㄊ谴鞯ず团９鈨蓚€長相秀氣，瘦小機靈的小姑娘，她們都是學校文藝宣傳隊的隊員，經常參加東城區組織的各種慶?；顒印Ｅ９庾≡?1號大院左邊的一個三進院落里，而戴丹則住在61號右手邊的一個大院子里，比61號大院顯得更加氣派，大門口還有一顆參天的大榕樹，春天結滿粉色的花朵，在微風中搖曳生姿，給我近乎黑白色的童年記憶涂抹上一道靚麗的光彩。

61號大院的日子總是平淡地流過，小孩子們在前院的上馬石邊上玩丟拐子、玩逮人，一伙孩子大大小小地彼此追逐著從前院奔跑到后院。自從中院地下開始修防空洞后，就引得我們這幫孩子老是往那土堆里鉆。后來，我們嫌不過癮，便開始跑到院子外面的胡同里面追逐打鬧，或者跑到隔壁的院子里面追逐，搞得街坊鄰居雞犬不寧。

現在回想起來，在七條61號院的童年是無人管轄的自由自在以及遠離父母家人的內心孤寂。我的生活最親近的人就是姥姥，她對我最大的疼愛就是一日三餐的周到，以及從來不管我學習的放任自流。我們之間除了小時候聽她講年輕時在上海的故事，沒有任何精神和思想的交流，我唯一的精神伴侶就是各式各樣我可以找到的書籍，在書的世界里找到一點點內心的安慰。

我12歲那年，父母從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上高中后，我就搬回了父母在東四十條的家，但是幾乎每個周末我們都會回到七條看望姥姥。我們一路步行，順著朝陽門北小街從七條東口進去，一直走到61號。一路上，經過七條小學，經過打醬油的大嬸和抱著孩子在大門口曬太陽的老人，更躲不過在胡同里奔跑玩耍的小孩子們，以及他們推著滾圈揚起來的塵土。那些情景總是讓我想到在此渡過的童年。

八十年代初期，我和姐姐拍攝于姥姥的屋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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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12月冬日的下午，我站在七條61號院門口再次審視著這個我曾經最熟悉不過的院子，大門口磨損的石頭池子圍起來的大門已經破爛不堪，如同被時光消磨的歷史以及殘存的記憶。

記得我在2012年也曾特意來看過七條61號，看看姥姥的老屋，回味我成長的往事。那時，姥姥住過的屋子已經變得面目全非，一間半房子被打通，原來的古色古香的隔扇門不見了。我探頭往里面一看，里面好像已經成了單身宿舍，上下鋪都住著外地民工一樣的租客。他們看到我站在屋門口，禁不住紛紛上下打量，好奇我是誰。環顧著四周的凌亂不堪的擁擠，我也頓覺陌生，似乎我從來都沒有在此住過一樣，找不到一丁點的童年記憶。

我當時的心情也如同此刻，被雜亂不堪的景象塞滿了內心的那點懷舊感，充滿了五味陳雜的感覺。兒時孩子們相互追逐時候的歡聲笑語再次在耳邊響起，但是卻與眼前的情景對不上號。有一瞬間，我似乎覺得恍然隔世，記憶中的一切不過是一場夢而已。

走出院子，我沿著七條胡同朝東走去，尋找到我的七條小學。原來的朱漆大門和平房已經消失殆盡，一道鐵柵欄后面矗立著高大的九十年代式樣教學樓，高出周邊胡同的所有老舊平房，顯得非常突兀。我站在那里愣了很久，在寒風中似乎感覺不到往昔的熟悉。

附近的一個老四合院正在修繕，工人們用仿舊的瓦片與水泥雕花的仿古墻壁修繕著這個已經破爛的院門，讓它成為新式的與時代相符的四合院。我忽然有舒了口氣的感覺，畢竟還有人珍惜曾經的四合院的面貌，愿意花大錢來維修。

沿著胡同，我向東口走去。在記憶中重新走回那條兩邊不曾停滿私家車，而是樹木蔥綠、充滿生機的老胡同，回憶著在東西七條度過的日子，以及七條小學時代的人生。

我眼前浮現出老七條那條彎曲的胡同，臭味熏天的公共廁所，街角上燈光暗淡的小賣部，以及夏天吆喝著“紅豆冰棍三分錢一根”蓋著棉被的賣冰棍的小轱轆車，還有經常吆喝著“修剪子來啊鏘菜刀”的磨刀師傅以及收舊貨的小販。雖然歲月流逝了這么多年，他們當初的叫賣聲音依然回響在我的耳邊，刷新著我童年時代的碎片式記憶。

偶爾，走過幾個修繕過的四合院的院門，我不禁舉起手機，拍攝下干凈整齊的院門，在藍天下屋脊上灰色的瓦片，以及大門上紅色的新漆。鏡頭中，我又看到過去的老胡同和四合院似曾相識的影子。

【作者簡介】紐約桃花，原名胡桃（Sonia Hu），祖籍上海，出生在北京。 詩歌、散文以及非虛構傳記等作品散見美國《僑報》、《世界日報》、《新州日報》、中國臺灣《傳記文學》以及馬來西亞《國際日報》等中文媒體。作品還收錄于中美兩國出版的詩歌與散文書籍《生活，還不錯》、《紐約流光詩影》、《法拉盛詩歌節作品集》、《99種他鄉》以及《三重奏》中。出版過傳記文學《上海浮生若夢》、中短篇小說集《上海以北 北京以南》，獲得中國臺灣2018年華文著述佳作獎。胡桃是北美中文作家協會（AACW）、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OCWWA）、海外華文作家筆會以及紐約中文女作家協會會員。 

本文由北美文學家園（微信公眾號：AACW2016）協助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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