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為期數周的印度大選投票正在進行中。5月20日，印度金融首都孟買開始投票，在這座印度最富有的城市和寶萊塢電影業的發源地，影視名流、實業家和政治家們先后出現在各自所在區的投票站，向鏡頭展示了沾滿墨水的手指（登記投票后，需使用一種可以持續兩周的紫黑色墨水，在左手食指與指甲上劃記，以防止重復投票和詐欺）。

其中，寶萊塢演員阿米爾·汗（Aamir Khan）與前妻、導演基蘭·拉奧（Kiran Rao）等都被拍到參與了投票。寶萊塢是1995年在印度孟買建立的電影基地，是印度電影工業出口海外市場的主打品牌，也是印度社會的一面鏡子。

印度電影曾一度反映了印度開國元勛所倡導的世俗、民主價值觀，但許多評論家認為，在過去的十年里，印度電影業已經向右走——與印度總理莫迪及其印度民族主義政黨印度人民黨（BJP）的民粹主義統治不謀而合。

一些業內人士指出，最近的一系列大片延續了反穆斯林的陳舊觀念，并將反對派的觀點擱置一邊。這些類型的電影將常見的浪漫愛情英雄形象換成了擁護莫迪印度教優先政策的英雄，而反派則幾乎都是穆斯林。雖然這些電影只占每年電影產量的一小部分，且非由印人黨制作或直接資助，但卻獲得了巨大的宣傳效果，有時還得到了政府以及莫迪的支持；批評人士擔心，這些電影會成為印人黨的宣傳工具，“現在有很多這樣的電影上映，這不是選舉年應該做的事情。”曾獲得印度國家電影獎的導演拉賈·森（Raja Sen）說道。

當地時間2024年5月21日，印度北方邦安拉阿巴德，印度總理莫迪的支持者參加選舉集會。視覺中國 圖

“你們都看到了克什米爾印度教徒的遭遇。這就是為什么印度教徒必須保護自己免受穆斯林的背叛，并準備拿起武器。”一名男子指著電影屏幕說道。“如果印度教徒的血液不沸騰！”他提高了聲音，促使觀眾回應，“那就不是血，而是水！”

這名戴著藏紅花頭巾、身穿印度傳教士長袍的男子站在電影院豪華的紅色內飾旁，一只手拿著印度教神明使用的鋼制三叉戟，另一只手拿著一部手機拍攝。隨著寶萊塢電影《克什米爾檔案》片尾音樂緩緩響起，這名留著絡腮胡的斯瓦米（編者注：印度教神職人員）在手機鏡頭前開始了一番“苦口婆心”的勸勉。半島電視臺報道稱，這種場景在印度并不罕見，且只是影片上映后眾多引發熱議的觀后視頻之一。

《克什米爾檔案》講述了印度教徒從穆斯林占多數的克什米爾地區撤離的故事，在該影片創下歷史票房紀錄的同時，也引發了歪曲歷史和渲染針對穆斯林仇恨敘事的質疑。不過，電影導演否認對這部電影的批評，他在2022年告訴CNN，“這部電影只是反對恐怖主義。我沒有批評穆斯林。”

實際上，《克什米爾檔案》并非第一部引發爭議的寶萊塢電影。早在2024年印度大選開啟前，多部宣揚印度教民族主義以及莫迪政府執政成績的寶萊塢影片在印度全國“輪番上映”，在收獲眾多擁躉的同時，也引發外界對寶萊塢受右翼民族主義侵蝕的擔憂。

有分析認為，這些影片的上映反映了寶萊塢目前發展的一大趨勢，即電影業在莫迪統治的十年里一直被積極吸納并已逐漸成為“政治工具”。《外交官》(The Diplomat）一篇刊文同時也指出，電影可以影響信仰、態度和社會標準，它們具有更大的影響輿論和傳播思想的潛力。在大選前夕，政治題材電影和政治人物傳記片的“涌入”，以及適逢其時的“上映時間”，不免讓人產生對印度政客利用寶萊塢的影響力操弄大選的質疑。

“爭議叢生”

“克什米爾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印度的一部分！”在2月上映的寶萊塢電影《印憲370條（Article 370）》中，扮演內政部長阿米特·沙阿的基蘭·卡馬克 (Kiran Karmarkar）緩緩道出這句臺詞，將全片推向高潮。

作為今年極具爭議的寶萊塢電影，《印憲370條》講述了2016年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發生騷亂后，特工佐尼·哈克薩 （Zooni Haksar） 在總理辦公室的委派下前往當地執行一項秘密任務，即在不流血的情況下廢除憲法370條，以結束“恐怖主義”。印度憲法370條于1950年生效，規定查謨和克什米爾邦（即印控克什米爾地區）擁有除國防、外交和通信等領域外的高度自治權。2019年，印度政府宣布廢除憲法370條，取消查謨和克什米爾邦的“特殊地位”，此舉也導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關系陡然緊張。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地區素有主權爭端，兩國曾為此爆發多次戰爭。1972年印巴簽署《西姆拉協議》，雙方重新設立控制線，將克什米爾分為兩個部分。近年來，克什米爾地區形勢總體緩和，但印巴在該地區的沖突仍時有發生。

在該片放映期間，莫迪及其政治盟友在公開場合對該片不吝贊美。今年2月，在查謨北部舉行的競選集會上，莫迪表示，“只在電視上聽說過《印憲370條》。”話鋒一轉，他又用印地語說：“很好，向人們展示正確的信息是件好事。”與此同時，隸屬印人黨的北阿坎德邦首席部長普什卡·辛格·達米 （Pushkar Singh Dhami）甚至與幾位政府內閣成員一起觀看了電影。普什卡后來向媒體表示，“《印憲370條》是事實的大膽表述。努力讓社會和國家認識到這樣的歷史錯誤不再重演，我向制作團隊創作這部電影表示祝賀。”

當地時間2024年5月13日，印控克什米爾地區斯利那加，印度大選第四階段投票期間，克什米爾女性選民在投票站排隊投票。視覺中國 資料圖

《印憲370條》引發的相關爭議涉及美化莫迪政府剝奪克什米爾地區自治地位的政策。在一些影評人士看來，《印憲370條》無疑是一部“吹噓片”和“不加掩飾的”宣傳片，原因是這部電影不僅贊揚了莫迪政府剝奪查謨和克什米爾邦自治地位的一系列政策，同時還“嘲笑”了異見人士和反對派領導人。

而《印憲370條》或許只是寶萊塢逐漸向印度當局靠攏這一趨勢的縮影。據半島電視臺報道，2024年大選開啟之前，已有近十部歌頌總理莫迪“新形象”的電影陸續在印度全國各地影院上映，包括《克什米爾檔案》（2022年上映，許多邦會給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員放假，讓他們觀看該片）、《喀拉拉邦的故事》（2023年上映）、《斯瓦坦特里亞·維爾·薩瓦爾卡》 (2024年上映)、《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2024年上映）和《72呼喚》（計劃于今年晚些時候上映）。這些電影不僅充斥著對莫迪本人及其政府的正面宣傳，同時還包括對反對黨及異見者的攻擊。有分析認為，上述電影正在動員印度選民，尤其是年輕人，為現任執政黨即印人黨投票。

常駐孟買的影評人兼記者塔努爾·塔庫爾（Tanul Thakur）在接受CNN電話采訪時說道，“我們看到政治在流行的印地語電影中的滲透程度，再加上......這種對印度宗教少數群體的公然漠視，以及任何形式的多重敘事......都令人非常不安。”

寶萊塢已成“公關”機器？

近年來，以寶萊塢為代表的印度媒體娛樂市場增長迅速，甚至躋身全球電影市場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圍繞電影產業，印度制定了較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獨立沒多久印度中央政府就修訂《印度電影法》并成立印度電影審查委員會（CBFC）；21世紀初，印政府對電影全產業鏈開放投資，近年更是繼續加大支持力度，允許100%的外國直接投資用于電影和電視制作。

在審批政策、激勵政策，印度政府也陸續放寬扣子，各邦可通過標準操作程序單獨審批國內外電影在當地拍攝，每年也能獲得促進當地電影產業發展的中央財政援助，各部門與協會積極致力于在各種國際電影節和海外市場上推廣印度電影，在國際舞臺上樹立印度電影品牌。

然而，伴隨著國際影響力的上升，圍繞寶萊塢電影“政治化”的爭議自上一屆大選以來同樣屢屢見諸報端。一些批評人士表示，自莫迪成為總理以來，寶萊塢已成為當局的政治工具。

新聞網站Scroll.in的評論家兼電影編輯南迪尼·拉姆納特 (Nandini Ramnath) 也持類似的觀點，即寶萊塢的政治化傾向并非短期內形成的。“這批‘宣傳片’的主題與執政黨的意識形態以及政治議程密切相關，有時甚至原封不動地反映了印人黨的執政理念。這些電影有時就像是印人黨宣言的視聽延伸，他們（電影制作者）挑選執政黨感興趣的議題，甚至借助選舉議題制作了這些電影。 ”拉姆納特在接受法國24頻道采訪時說。

馬里蘭大學藝術史和博物館系副教授普雷敏達·雅各布認為，在莫迪的領導下，一系列有利于印人黨實現其目標和政策并得到該黨認可的電影主題主要有三種：得到民眾贊譽的福利政策、向民眾灌輸印度教民族主義以及渲染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群體之間的緊張關系。

這些電影或多或少挾裹著莫迪的執政印記，并呼應他所強調的愛國主義情感。2023年8月，一部講述本土新冠疫苗研發的影片《疫苗戰爭》在印度上映后，便得到了莫迪本人的贊揚。然而，印度《德干先驅報》一篇文章則認為，作為一部反映新冠 疫情的電影，《疫苗戰爭》忽視了印度發生的缺乏氧氣、大規模封鎖和醫療服務短缺等一系列問題，“它甚至跳過了測驗過程以及大規模接種計劃這些環節，更別提科瓦克辛（編者注：印度本土疫苗COVAXIN）的監管批準和緊急使用授權等一系列爭議。”

無獨有偶，一部于2017年上映的名為《廁所：愛情故事》（Toilet: Ek Prem ki Katha，又名Toilet: A Love Story）的影片也同樣呼應了莫迪政府于2014年發起的“清潔印度運動”（Swachh Bharat Abhiyan）。這部影片的開頭告訴觀眾，雖然圣雄甘地倡導清潔環境，但莫迪正在通過為全國范圍內的廁所建設制定預算計劃，實現其政府確立的衛生居住目標。

當地時間2024年5月20日，印度，印度人民院(議會下院)選舉進行第五階段投票。視覺中國 圖

誠然，印人黨政府對寶萊塢的影響程度正在加深，但這種趨勢的形成并不是單向的。有分析認為，寶萊塢與印度當局正在形成“互惠互利”關系，迎合執政黨意識形態的寶萊塢電影通常會得到減稅等優惠條件，并得到政府官員的背書。《外交家》雜志網站撰文指出，《喀拉拉邦的故事》在哈里亞納邦、中央邦、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等印人黨執政的地區獲得免稅優惠，《克什米爾檔案》也同樣在北方邦、北阿坎德邦、果阿邦和特里普拉邦獲得了這種優待。針對這一現象，沙迦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Sharjah）副教授斯雷亞·米特拉 (Sreya Mitra) 向《基督科學箴言報》表示，盡管主流印地語電影（或寶萊塢）與建制派的結盟“有跡可循”，但電影行業如此明確地與當權派結盟的現象“實屬罕見”。

除了自上而下的國家支持，印人黨還發揮其所擅長的基層動員策略，對此類影片進行“不遺余力”的宣傳，其中包括《拉札卡》（編者注：又名《拉札卡：海得拉巴無聲的種族滅絕》，該片涉嫌夸大及歪曲海得拉巴土邦統治者屠殺印度教徒的歷史）和講述孟加拉國獨立事件的《孟加拉1947：一段不為人知的愛情故事》。在印人黨基層黨員的運作下，這些宣揚右翼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影片通過免費放映、稅收減免和社交平臺宣傳等方式提高知名度。“雖然一些電影確實在這種方式的運作下取得了成功，但其實很多都沒有成功。不過，如今我們能看到更多這樣的電影，原因是它們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即使這種支持是秘密進行的。”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伊拉·巴斯卡（Ira Bhaskar）向《新阿拉伯人報》網站分析道。 

從團結到分裂：右翼民族主義侵蝕下的寶萊塢

印度作家薩曼斯·薩勃拉曼尼亞在《紐約客》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盡管電影制作業在印度許多其他城市蓬勃發展，但誕生自孟買的“寶萊塢”已成為整個印度電影以及該國每年上映的數千部電影的代名詞。“種姓和宗教在寶萊塢面前并不重要。最能證明這一點的事實是，在一個印度教徒占多數的國家，一位名叫沙魯克·汗的穆斯林成為幾十年來票房最高的影星。”薩勃拉曼尼亞寫道。

自印度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后，以載歌載舞為主要形式的寶萊塢電影不僅將民族獨立以及宗教平等和包容兩大主題發揮得淋漓盡致，還在抨擊時弊的同時推動社會變革。可以說，寶萊塢的影響力跨越宗教和政治，一定程度上成為兼容多種文化和價值觀、展現印度國家文化自信和民族團結感的載體。

不過，在莫迪的領導下，印度電影產業卻在近年來出現了某種轉變，宣揚印度教民族主義以及排斥穆斯林群體的敘事開始成為主流，進而導致敘事更加單一化的寶萊塢風格。

當地時間2024年5月20日，印度，印度人民院(議會下院)選舉進行第五階段投票。視覺中國 圖

2023年上映的《喀拉拉邦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丑化穆斯林群體的寶萊塢影片正不斷增加的事實。在以《喀拉拉邦的故事》為代表的影片中，穆斯林被刻畫成發動“愛情圣戰”的主導者，即“誘使”印度教婦女信奉伊斯蘭教，讓她們加入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從事恐怖主義活動。有分析認為，這類電影反映極端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對跨宗教婚姻的“憎惡”和對宗教純潔性的“癡迷”，并宣揚了一種反穆斯林的意識形態。這部電影招致喀拉拉邦執政黨印共（馬）領導的左翼民主陣線（LDF）和國大黨領導的聯合民主陣線（UDF）高層官員的集體批評。他們指責莫迪當局批準電影放映的行為，認為其目的是“煽動宗派分歧，造成喀拉拉邦的兩極分化”，以及在2024年大選中撈取印度教徒的選票。 

在不少創作者看來，在事實和歷史基礎上的“藝術創作”成為他們為此類電影辯解的理由。不過，自詡“創作高于一切”的藝術化手段以及觀影者在線下的“二次創作”或將進一步激化了固有的矛盾，并導致比想象中更加嚴重的后果。在現實中，這些涉嫌歪曲歷史以及煽動宗教矛盾的電影在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票房紀錄的同時，還為右翼主義者宣泄仇恨言論創造了空間：狂熱的印度教徒男子揮舞著三色旗出現在影院中，并高呼針對穆斯林群體的宣傳口號。在未加過濾仇恨言論的社交平臺上，這些極具煽動性的視頻碎片如同病毒一般傳播和繁衍，向固有受眾灌輸這些經過粉飾的“真相”。

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報道，寶萊塢的不少電影工作者認為，他們目前正面臨著“遵守政府路線”的壓力，否則就有可能成為播放禁令的下一個目標，甚至會成為印人黨政客的威脅對象。有批評人士也表示，抨擊權力的電影數量正在減少。

導演迪巴卡爾·巴納吉（Dibakar Banerjee）以創作抨擊社會時弊的電影而聞名，他今年早些時候告訴線上雜志網站Deadline，流媒體播放平臺網飛（Netflix）取消了他所制作的電影《Tees》的計劃。在他看來，這與亞馬遜流媒體平臺推出的劇集《坦達夫》(Tandav) 遭到抵制一事“并無區別”，原因是印人黨有關人士指責后者“故意嘲笑印度教諸神”。一位要求匿名的電影制片人表示，在一般情況下，很多創意在預制作階段被否決或改變，因為制作者正在“不斷地審查自己”，并預估部分內容在當前的政治氣候下可能會給自身帶來麻煩。

分析人士表示，利用大眾電影作為宣揚印度教民族主義的競選工具會助長分裂的敘事，有可能加劇該國本已廣泛存在的政治和宗教分歧。印度克里亞大學（Krea University）文學教授薩亞德布·喬杜里（Sayandeb Chowdhury）感嘆道，寶萊塢長期以來一直將印度巨大的宗教和文化差異的人們團結在一起，但現在卻成為“煽動工具”。“如果電影本身成為分裂的工具，那么印度更珍貴的統一象征之一就有永遠消失的危險。”薩亞德布·喬杜里說。

當地時間2024年5月20日，印度，印度人民院(議會下院)選舉進行第五階段投票。視覺中國 圖

拉賈·森 (Raja Sen)的批評則更加直言不諱，在他看來，寶萊塢曾象征著民族融合，但如今卻發生了改變，“可怕的事情是，這些電影正在被大眾接受”。

這種趨勢也逐漸引發了人們的警惕。今年4月，電影《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JNU: Jahangir National University）》在印度上映，并遭到網友和部分學者的批評。在這部電影中，來自小鎮的尼赫魯大學學生蘇拉布·夏爾馬（Sourabh Sharma）對校園左翼人士的“反國家”活動感到憤怒，并圍繞該主人公如何挑戰該大學的“左派政治”以及反對左翼學生發動“愛情圣戰”的故事展開。

半島電視臺在刊文中指出，作為印度左翼政治的傳統堡壘，尼赫魯大學一直是右翼主義者的攻擊目標，這種趨勢在莫迪上臺后愈加強化。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國別和區域研究專業助理教授張忞煜曾在文章中分析稱，2014年莫迪領銜的印度人民黨執政后，印度教民族主義者進一步以“反國家”“同情恐怖主義者”等標簽污名化和打壓馬克思主義者，政治色彩濃厚的學生會在“左翼學術的最后大本營”尼赫魯大學制造多次激烈沖突。

在歷史學家伊爾凡·哈比卜 (Irrfan Habib) 看來，尼赫魯大學不斷地遭到政治對手的無情攻擊和抹黑。“只是因為尼赫魯大學允許自由思考，為印度各地的弱勢群體提供了空間，是一個真正的思想和文化的熔爐，這就是為什么這所學校成為攻擊目標的原因。”哈比卜在轉發該電影海報時寫道。

耐人尋味的是，尼赫魯大學右翼學生組織“全國學生委員會”（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ABVP）的成員戈文德·丹吉卻反對影片將其母校塑造為“國家破壞者”的做法。他向半島電視臺表示，這部電影“以消極的方式描繪了我們的大學，沒有任何真實性”。

“我個人反對這些電影。”丹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