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亞洲：一部地圖上的歷史》是一部以古地圖資料為線索討論歷史的著作，其宗旨，在作者前言開頭的兩段話中已經講得很明白，不必重復了。但值得強調的是，從眾多相關古地圖中提取歷史線索，展開對特定問題的深入討論，這是不多見的，因而具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閱讀本書是一個學習過程，包括地圖學的、歷史地理學的、歷史學的，當然，也會引發思考興趣——讀這類書的價值正在這里。本書涉及很多有意味的議題，以下僅就幾項談一點感想。

首先是古地圖問題，或者說“以圖入史”的問題。近年來，人們對古地圖越來越重視，喜愛古地圖的人、收藏古地圖的人、研究古地圖的人越來越多，所出版的關于古地圖的書也大量增加。現在，隔不久，我們就會在新書目錄中看到又有一部這樣的書出來，如果按照過去的習慣，出一本看一本，已經不可能了。

過去研究古地圖，按照學術界的分工，主要是測繪學史和地理學史學者的事，其他學者偶爾也會用一下，借助一下，但常常是附屬性的，像本書這樣，讓古地圖當主角的，不多見。地圖之所以成為主角，是基于對地圖性質的重新認識。越來越多的人將古地圖視為一類文本，幾乎所有涉及文本的復雜性問題都被關注，于是“以圖入史”的研究內容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有意思。如本書作者所說：“地圖研究早已不局限在狹義的地理制圖學領域，而是擴散至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藝術史、文學等各個人文和社科領域。”

本書作者進一步指出：地圖既是知識也是權力，具有空間解釋力。創制地圖既是科學行為、藝術行為，更是政治行為。行為，這是本書強調的古地圖問題的又一類歷史屬性。英文中，map可以是動詞，在中文里，“圖”也可以是動詞。那么研究地圖，也要研究這個行為，在歷史話語中，行為又可以是事件，所以，本書中，每一幅地圖的出現都是一個事件，既然是事件，便有它的來龍去脈、價值觀與目標。本書作者表示：“對中國地圖史研究中常常提及的一些話題，比如利瑪竇與歐洲地圖學的引入、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等，我著重討論它們作為‘事件’的意義，而不僅是‘文化傳播’的現象。換言之，本書探尋的是深嵌入‘空間’表達形態中的‘時間’，借助靜態的圖像來呈現動態的歷史。”

“來龍去脈”意味著歷史事件的發展中還包含價值與方向（目標）。以地圖形式表達的價值觀具有空間形態，將價值觀轉化為空間形態是地圖的特色。它向觀者提供對特定空間的解釋，同時也借由解釋的權力，改造這個空間的實相，或者說制造出另一類價值空間。價值空間賦予地圖以解釋力（the power of map），編制地圖的時候，內容選擇，形狀大小的處理，地名疏密的處理，圖面的位置，字體大小，顏色設定等，這些細節上的用心里都包含價值取向。

中國12世紀的《華夷圖》，在名稱上已經設定了價值等級，那么在圖面上必定有所表達。另一幅14世紀的《大明混一圖》的圖面設計原則也與此類似。不過有意思的是，今古之間出現了不同，今人對于《大明混一圖》的價值評價卻不一定圍繞“大明”，而是非洲的畫法被視為此圖的一大亮點，“最讓人稱奇”，這恐怕是原圖作者未曾想到的。當然，這是今人的另一種價值。地圖的價值可以是多時多面的。中國古人最在意的是文明地區與要荒地區的差異，地圖上的手法基本上是尺度設計。在朝鮮古地圖中也是如此，例如《疆理圖》中明顯夸大了朝鮮的體量，特別是和日本比較之下。“這體現了朝鮮對自身在世界文明體系中的定位——即朝鮮雖然視明朝為上國，但在這個以明朝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內，朝鮮的地位僅次于大明，但遠高于其他。”

但在康熙《皇輿全覽圖》中，文明地區的標志被換為另一項，即精準測繪，“皇輿”是測繪精準的。相比之下，朝鮮半島畫得并不準，雖然當時的人們未必意識到，但今人很容易判定，在這幅圖上，未經精準測繪的朝鮮半島顯得那么不恰合，盡管它的個頭很大，卻在這張圖上失去了價值。這是這幅地圖“事件”中的一個“情節”（朝鮮人的敷衍）的痕跡，其歷史后果是降低了朝鮮在這幅具有重大歷史價值的地圖中的地位，這一點在后人的閱覽中日益顯現。

地圖的價值來自作者的設計，也可以是讀者的判定。一方面是“讓我告訴你”，另一方面是“讓我自己讀”。許多大圖都有居高臨下的味道，一般觀賞者會欣賞這種感覺。但研究者要化解掉這種感覺，將拜讀轉為解讀、審讀。利瑪竇用五大州為中國人解釋世界，而一些中國人用鄒衍大九州化解利瑪竇。利瑪竇用新的知識將世界向前抬，中國人用舊知識將世界向后拉。這里呈現出一種緊張的態勢。

本書書名為“制造亞洲”，具體來說，本書是在展示有關“亞洲”的地理空間是如何被本土以及歐洲的地圖學家們制造、重塑并相互影響的。在這里，“制造”成為關鍵詞。“作為一個承載歷史的地理單位，被賦予時間性和空間性，這本身就是人為制造的觀念。”

在近年的歷史類研究中，“制造”這個詞似乎用得多了起來。制造這個概念預設了產品與制造者的相對關系，這里有兩樣東西。過去講歷史結果的出現，常用“形成的”“不可阻擋的趨勢”等說法，作沒有施動者的表述，即使是想表述有個施動者，也是只“看不見的手”。而在“制造論”中，這只手是可以看見的，比如本書中講的“地圖學家們”，這是個很具體的群體，有很具體的工具（地圖）。講制造，只說出那只手是誰，遠遠不夠，還要講制造過程，“雖然我們大多以為它只是一個自然產物。我試圖展現在地圖上‘制造亞洲’的過程”。討論制造過程，就會涉及方向、背景、價值形成等。

制造論弱化了盲目性，它揭示出來的是一種歷史中的能動力量，有價值目標，有意志方向，有創造力。能動性是人的本質，從制作第一個工具便開始呈現了。人類歷史中充滿了以各種形式、途徑、機制表現出的能動性，這是人類歷史的常態。其實，地圖本身正是這種能動性的產品。地圖是被制造的，不是“形成的”，被制造出來后，它又再制造出一個空間。本書所說的亞洲，最后就是這樣一個東西。

在史學話語中，制造，是對自發形態（假如有的話）的改變，使其失去本狀，甚至被歪曲，研究者之所以選擇制造論，大多是要揭示這類歪曲。這里說的“歪曲”與“不準確”不是一回事，很多所謂不準確，是從科學測繪角度說的。制造論中的歪曲，不是科學測繪問題，而是人文問題。在古地圖中制造的時空，不是牛頓的物理時空，是歷史時空。對歷史時空的表現沒有唯一性，從這個解讀意義上來說，找不到一幅毫無“歪曲”的地圖。

本書提出，亞洲是被“制造”的。亞洲在被制造的過程中，從模糊變得明晰，被賦予整體性。如果相對于某些洲，亞洲的確具有整體性，這種整體性在符合一種時代方向的時候，也構成對亞洲的進一步制造，具有另一種價值，比如在亞洲運動會上的歌：我們亞洲，山是高昂的頭；我們亞洲，河像熱血流；我們亞洲，樹都根連根；我們亞洲，云也手握手。亞洲這個概念帶來的地域認同，在國際生活中也是一份力量。

制造論，討論的大多是思想史的問題。制造的原動力，可能是政治經濟，但操作的時候，往往借助意識形態的力量，似乎是有意識的。“大多數時候，并不單單是現實決定了意識，人們也同時通過自己的意識塑造了‘現實’。這個過程永遠是雙向的。”

由于亞洲概念的出現，許多古地圖因為有亞洲的內容而具有了共性，有了互鑒的意義，這是本書立足的基礎。不過本書仍然強調另一面，即亞洲有著多元的歷史概念。顯然，亞洲的多元性在各大洲之上。這里，一方面有眾多極具個性的古老文明，各有不同的世界影響熱度。而另一方面亞洲內陸似乎一度又是一片未知的冷清地域，是最后一批探險家大出風頭的地方。

近代國家邊界線，給了地圖最容易表達的人文內容，國家邊界的確定性追求，給地圖帶來準確性的需求。大洲的情況與此類似。而一旦離開了邊界線的問題，我們會一下子陷入一種極難理清的錯綜的人文空間中，人文世界有著各種可能的面貌。這時，我們感到了地圖呈現能力的有限性。（現在的GIS電子地圖系統在疊層互見、動態展示等方面，力求改善這一點。）

因為人文歷史中的世界有著各種可能的面貌，所以美國地理思想史家杰弗里·馬丁給自己的書起名作《所有可能的世界》（All Possible Worlds）。他的用意不難理解，不同文明對世界賦予了不同主題：古希臘人畫可居世界，中國古人畫天朝禮儀世界，基督教畫上帝開創的世界，佛的世界不可企及，科學世界是可達的。

近代歷史中出現科學革命，幾乎一切事物都隨之出現科學轉向，地理學的科學轉向是強勁的。科學追求一致性，科學的自然地理學對地球進行一致性的整體歸納，自然地理體系逐漸完善。人文世界本缺乏一致性，但人們不會放過它，人文世界的一致性、準確性的追求，最早表現在全球國家邊界的大系統上。本書對現代國家邊界的形成給予了相當到位的評述：所謂國家，在地理形態上，由一系列分散的中心的集合，變成同質的、由邊界定義的空間，非領土性的政權不再存在，國與國之間像拼圖一樣拼合在一起，不再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飛地”，不再有兩不相屬的“緩沖區”，不再有主權相互疊加的共管地，也不再有流動性的政治體（比如游牧帝國）。曾經形態多樣的國家，逐漸變成一個個相鄰、封閉、連續而又排他的空間。本來并無共同歸屬感的人群（比如法國巴黎的上層精英與目不識丁的外省農民），現在都要以邊界來塑造同一性的身份。

在基本上是由國家拼合構成的現代世界普通人文主題地圖上，原來古代人構想出來的世界人文圖像很快被忘記。國家分布體系似乎是一切人文地理問題的基礎（這很像中國王朝時代郡縣分布體系的情況），這一單向度的展示遮蔽了太多其他人文要素，如果作歷史回顧，更需要突破這個表面一致化的體系，重返“所有可能的”原狀。考察亞洲在古地圖中的多樣呈現，正是本書的目標之一。

返回所有可能的世界，并非只是復原一種靜態面貌，平靜的地圖中隱含著歷史動力和歷史成就。“亞細亞”（Asia）一詞起源于歐洲，在古希臘—羅馬時代，它僅指代土耳其的阿納托利亞地區，后來才用來指稱歐洲以東的一大片陸地。認識東方，在歐洲歷史上是一種恒久的動力，這種動力從陸地導向轉為海洋導向，馬可·波羅、哥倫布是這個歷史的實證者。在最早的美洲地圖中，北美被標為亞洲的一部分，這被認為是一項歷史成就。從這類地圖，到“美洲出生證”（瓦爾德澤米勒的地圖），則又是一個成就，前后記錄的是一個動態的地理認知過程。

與西方地圖內容的東拓相對應，“東亞世界地圖的演變發展，隱含著一個主題，即視野的不斷向西拓展。畢竟，日本以東只是無盡的大海，而西域以西卻是不斷延展的大地”。東西兩方面本來不相干的地圖，被本書的主題聯結起來。東西方的相互眺望，對于歐洲、亞洲的歷史都具有重要意義。“歐洲為何會以它獨有的方式走入現代？這是個熱鬧了一兩百年的話題。有人歸結于文化秉性，有人歸結于宗教倫理，有人歸結于國家建構，有人歸結于環境和生物資源……而我想強調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歐洲與亞洲的地理關系。”空間的緊張會成為一種歷史動力，空間緊張的疏解是重新定義世界，這是后來人文地理學一系列努力的方向。

就地圖發展來說，東西方終于相會。東方人、西方人相互進入對方的世界是越來越頻繁、越來越深入的事情。在地圖制作中，出現了相互“浸入”的情形。“站在世界地圖學發展的角度，可以發現一個現象：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是一幅以漢文標記、面向中國讀者的地圖，但資料的來源主要是歐洲地理學；衛匡國—布勞《中國新地圖集》是以數種歐洲語言書寫的、面向歐洲讀者的地圖，但其依賴的最主要的數據來自中國的地理書籍。兩套地圖在各自的傳統中都是開創性的新作品。我們似乎很難用‘中國’或者‘歐洲’這樣的定語，去界定這兩部地圖。它們既是歐洲的，也是中國的。也是從這個時候，歐亞兩種地圖學傳統開始不斷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種文化融合狀況，是典型的全球化現象。”這里，我們聯想到李希霍芬在其名著《中國》中所附的《中亞圖》等，圖中標繪的兩條東西交通路線（即所稱的絲綢之路），就是同時參考中文史料（例如司馬遷的）與西方史料（例如馬利奴斯的、托勒密的）編繪而成的。

東西兩方的人們，“他們并不是簡單地傳播、復制著已有知識，而是在結合東西方不同地圖學傳統的前提下，通過富有創造力的翻譯、轉化，主動創制出對于世界的新解釋”。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概念，可算是對世界這個部分的新解釋，這一解釋與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的解釋大異其趣，李氏的解釋更具有長遠意義。

亞洲的概念，乃經歷過想象、探險、商貿、戰爭等一系列歷史事件，又在東西互浸中，在科學時代的大轉向中，最終出爐。古地圖是這個過程的一份見證。一致性，是亞洲概念中不得不具有的現代特性之一，但是，所謂一致性，不應該遮蔽多元性，對它可以是另一種表述：不同個體之間相互理解、彼此尊重的一致性。這是本書最后引用孫歌的話所要表達的：“在亞洲不同的宗教、文明、歷史形態之間，建立以不追求共相為目標的個殊者連帶關系，從而在保障個殊者實現自身的同時，建立多樣平等的相互理解。……只有亞洲的歷史，提供了個殊者們尊重彼此差異的獨特風土。”我們用這一立場觀察世界，以地方性浸入世界性的歷史，還在路上。

（本文系《制造亞洲：一部地圖上的歷史》一書序言，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