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親密”的人工智能與性別偏見

當地時間5月13日，OpenAI 公司召開發布會，發布了名為ChatGPT-4o（o=omni，即“全方位”的意思）的全新版本。GPT-4o版本的一大亮點，是實現了GPT的擬人：能夠在聊天中模擬人的情緒，實時讀懂人的情緒，在情緒層面與人互動。此外，AI還可以通過攝像頭、收音孔和麥克風，實時查到圖像、聽到聲音，并對獲取的信息進行實時互動。

當地時間2024年5月13日，加利福尼亞州拉斐特，一個手持iPhone的人使用OpenAI5月發布的ChatGPT GPT-4o模型。

OpenAI 首席執行官山姆·奧特曼在博客文章中說：“（GPT-4o）感覺就像電影中的人工智能。實現人類級別的響應時間和表達能力帶來了巨大的變化。”種種跡象表明，奧特曼所指的電影，是2013年斯派克·瓊斯的電影《她》，電影講述了一位孤獨的作家愛上了旨在滿足他所有需求的操作系統（由斯嘉麗·約翰遜配音）。在OpenAI的演示中，機器人的聲音聽起來與斯嘉麗·約翰遜極為相似。如果這些細節還不夠明顯——在發布會后，奧特曼直接在推特上寫道：“她（her）”。

許多技術專家指出，除了有著和斯嘉麗·約翰遜類似的聲音外，GPT-4o還喜歡調情和賣弄風情，這些特點令人不適。MSNBC的作者Zeeshan Aleem對GPT-4o作出以下描述：“（GPT-4o）采用輕佻的女性聲音，它的工作就是順從地接受命令，允許用戶不斷地打斷其發言而從不抱怨，然后以無盡的情感回饋用戶——甚至是近乎性感的關注。這些可能是男性高管在1950年代對他們的私人助理的期望，但這不是我們今天社會所處的狀態。”對此，彭博社的科技專欄作者帕米·歐爾森（Parmy Olson）問道：“經常在手機上與一個喜歡調情、幽默風趣，并且最終會同意你的人工智能對話，然后在現實生活中與男女互動時，遇到完全不同的動態，這會帶來怎樣的社會和心理影響？當情感脆弱的人對 GPT-4o產生不健康的依賴時，又會發生什么？”盡管 GPT-4o對用戶心理健康的潛在影響尚不明確，但可以預測的是，該功能將大大增加部分用戶的黏性，幫助OpenAI公司搶占市場。

目前，OpenAI公司尚未對這些問題作出回應。但我們可以從大量的相似案例中分析其社會影響。《衛報》的專欄作者阿瓦·馬達維（Arwa Mahdawi）在評論文章中寫道：大量的科技公司有意識地賦予語言智能助手某種“年輕且順從的女性聲音”，例如蘋果的Siri和亞馬遜的Alexa。2018 年，南加州大學的社會學教授薩菲亞·烏莫加·諾布爾（Safiya Umoja Noble）警告稱，助理的聲音性別會影響我們與它們的對話方式。諾布爾指出：虛擬助手引發了“對女性聲音的命令式語言的增加。例如，孩子們在玩智能設備時可能會學會說‘Siri，幫我找（某物）’。這是一種強大的社會化工具，它教會我們女性、女孩以及被性別化為女性的人，是遇到需求就會做出回應的角色。”

201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份報告也呼應了諾布爾的警告。報告指出：“由于大多數語音助理的聲音是女性，這發出了一個信號，即女性是順從、聽話、樂于助人的，只需按一下按鈕或（對她）發出一個簡單的語音命令（就能得到回應）。”這些語音助理不僅傳遞了關于性別范式的信號，而且得到了大規模傳播。例如，蘋果的Siri“首次亮相時并不是一個無性別的機器人，而是一個機智的年輕女性，她會回避侮辱，喜歡調情，并以俏皮的服從口吻來服務用戶......這項獨特的技術由美國加州的蘋果公司秘密開發，幾乎沒有女性的參與，在短短15個月內就塑造了全球對于人工智能助理的期望。”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性別平等主任薩尼耶·格爾塞·科拉特（Saniye glser Corat）表示：世界需要更加密切關注 AI 技術是如何、何時被賦予性別，以及是否被性別化。問題的關鍵是誰在賦予它們性別？大型科技公司對此作出過一些回應，并開始為他們的語音助手提供更多男性化的聲音選項。盡管如此，ChatGPT的新版本似乎清楚地表明，OpenAI并沒有對人工智能技術的性別化以及其帶來的后果投入應有的關注。阿瓦·馬達維表示：盡管有關ChatGPT的創新，以及它將如何改變世界的討論絡繹不絕，但科技界的男性至上主義問題似乎沒有太多改變。令人沮喪的是，數字技術界中根深蒂固的性別偏見依然存在，而我們還在進行與十多年前相同的對話。

引用文章：

https://www.msnbc.com/opinion/msnbc-opinion/openai-gpt-4o-sexy-voice-rcna152370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article/2024/may/16/openai-chatgpt-sexy-persona

https://nymag.com/intelligencer/smarthome/i-was-a-human-siri-french-virtual-assistant.html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67416/PDF/367416eng.pdf.multi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4-05-14/openai-s-new-chatgtp-gpt-4o-can-flirt-what-could-go-wrong?embedded-checkout=true

積極心理學的生效機制

大學生群體的心理健康問題已經成為全球性的危機。2018年，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經歷了一段悲劇性的時期，多名學生因為學業壓力問題自殺。校園里普遍蔓延著一種學生無法應對高等教育要求的感覺，他們被成績和其他表現成果所過度困擾，教師和提供支持的員工都越來越多地需要緩解學生焦慮。在此情況下，學校投入了大量經費用于提供更多的心理健康服務，但在該校發展心理學教授布魯斯·胡德（Bruce Hood）看來，這一策略的問題在于，當學生尋求專業服務時，意味著他們已經處于危機之中，他決定嘗試開設一門積極心理學課程來預防學生心理危機的發生。近日，他在Aeon撰文介紹了開課五年之后發現的積極心理學令人們更幸福的內在機制。

胡德發現，每所高等教育機構都在經歷類似的心理健康危機，在美國常春藤聯盟大學中也是如此。以耶魯大學2018年春季學期在學生中最流行的積極心理學課程“心理學與好生活（Psychology and the Good Life）”為基礎，胡德在這一年的秋季學期開設了午餐時間免費試聽課程“幸福的科學（the Science of Happiness）”。試聽課程共十節課，不計入學分，但仍然吸引了500多名學生放棄周三中午的休息時間前來聽課，每個學生都被要求在課程前后填寫自我報告問卷，評估心理健康的各個方面，以確定課程是否產生了影響，如果有，產生了多大的影響。

布魯斯·胡德新著《幸福的科學》

一開始，胡德對開設這門并不是他學術專長領域的課程十分緊張，在校園悲劇事件引起媒體關注的背景下，他擔心談論心理健康問題是否會引起不良反應。而作為一名發展心理學家，他剛開始對積極心理學干預措施是有所懷疑的，但課程結束后的反饋非常積極，對問卷得分的分析顯示，參與課程的學生在衡量幸福感、焦慮和孤獨感的不同指標上都有平均10%-15%的正增長。于是，胡德將自己的研究興趣轉移到如何讓學生更幸福這個課題之上，從次年開始為剛入學的新生開設計入學分的選修課。

在胡德開始這項嘗試的至少十年之前，就已經出現了在大學中開設心理教育課程的努力，但他在布里斯托大學開設的這門課程的獨特之處在于，他說服了學校同意開設一門沒有等級考試、僅憑參與度就能獲得學分的課程，因為他認為在講授一個完全基于評估的教育系統的失敗的同時要求學生參加考試是虛偽的。作為代替，要求每周按時上課，參加同伴指導小組會議，同時進行積極心理學練習，并將自己的經歷寫成日記以便追蹤進展。同樣的，為了測試課程的影響，學生們被要求填寫各種心理測量問卷。五年的數據提供了和最初試講一致的結論：課程持續時間，參與學生的積極心理健康水平會平均提高10%-15%，但長期分析顯示，除非學生在課程結束后堅持進行一些建議的活動，否則課程期間和課程結束后兩個月內產生的積極效果會在一年內消失，但對于那些至少堅持一項積極心理學干預措施（例如寫日記、冥想、運動、表達感激之情或其他被證明有效的活動）的學生而言，他們在兩年后仍能保持課程帶來的益處。

為了理解干預措施為什么有效，又為什么失效，胡德開始探索積極心理學生效的內在機制。此前該領域的知名學者提出了一些看似合理的假說，但這些假說缺乏一個統一的主線，從發展心理學家的視角出發，胡德始終關注人類思想和行為的變化和連續性，他認為答案存在于我們關注自我的方式之中。童年時期的自我概念為日后的認知奠定了基礎，一系列兒童研究的結果表明，當兒童被指導談論自己時，他們會對自己的所有物產生不同的看法，會更不愿意與他們分享，強調自我讓孩子變得更自私。心理學家讓·皮亞杰提出了“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觀”這一術語和概念，許多研究表明，嬰幼兒看待世界、行為、談話、思考和與他人相處的方式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正常的發展需要采用更多的非自我中心的視角，或者說基于他者的視角，這樣才能被他人接受。自我意識會從早期充沛的自我中心主義轉變為越來越意識到自己在社會秩序中的相對位置。當兒童變得更加關注他人，越來越有自我意識，也會越來越在意他人對自己的看法——這在青春期變成一種執迷并且永遠不會真正消失。人類成年之后，過去的思維范式不會被完全拋棄，對自我的關注會成為一種“詛咒”，為內心深處不斷對生活狀況進行負面評價的批評者提供養料。

胡德指出，自我關注之所以會成為一種詛咒，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不了解對大腦運行的偏差，這些偏差會導致我們做出錯誤的決定和比較。我們認為某樣東西會讓我們快樂，但我們的預測可能并不準確，我們會因為只關注一個因素而忽視未來環境的不同，我們往往意識不到我們習慣事物的速度有多快，無論好事還是壞事，這就是“情感預測失敗”。自我關注最有害的一面是我們總是傾向于將自己和那些似乎生活得更幸福的人進行比較，這在社交媒體上充斥著他人光鮮生活的當下更加嚴重。改變自我中心主義視角是很有挑戰性的，我們的意識流是從第一人稱的以自我為中心的視角出發的，我們的感官系統、思維過程和自我表征都是這樣編碼的，因為這樣我們才能作為連貫的實體與世界進行互動。

積極心理學的干預措施中，分享、善舉、表達感激、參與志愿服務等都是關注他人福祉的嘗試，但也包括寫日記、冥想等以自我為關注焦點的獨處活動。這些活動有效的原因在于大腦中被稱為默認模式網絡（DMN）的自我表現回路。早期的大腦成像技術發現，當我們不專注于某一項任務時，DMN非但不會變得不活躍，反而會超負荷運行，這或許與積極的白日夢有關，但人們也在這種模式下沉思未解決的問題和困擾。在一項頗具影響力的研究中，研究人員在一天中的不同時間隨機詢問人們在做什么、在想什么以及感覺如何，結果發現人們在走神的時候通常會不快樂，而這占到了清醒時間的一半。但試圖控制自己不去胡思亂想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反而會增加問題占據你頭腦的可能性。定期寫日記有助于我們以一種更可控、更客觀的方式處理信息，而不是屈從于自動思維的折磨。正念冥想主張不要試圖壓制自發的想法，而是有意識地將注意力轉向身體感覺或外部聲音，這樣注意力的焦點就會從與自己內心的對話中轉移開來，冥想或散步等活動能夠降低DMN活動，從而減少負面的沉思。基于同樣的機制，胡德還在課程中建議學生進行一些有一定挑戰性但又不至于壓垮他們的活動，因為在理想的心流狀態下達到全神貫注或是完全沉浸能夠將意識和注意力從自我關注中吸引出來，進入這種狀態時，人的自我感甚至時間感都會消失。其他有助于調整自我中心主義和非自我中心主義之間的平衡的方法還包括具有爭議性的藥物使用、參加能夠產生共時性的集體活動（比如儀式、舞蹈或合唱）以及太空旅行。

在文章的最后，胡德回到了斯多葛主義哲學家愛比克泰德的名言：“人不是被事物本身所困擾，而是被他們對事物的看法所困擾。”有趣的是，斯多葛主義似乎正在重新成為一種時代潮流，不僅在心理健康領域影響巨大，經過簡化和重新包裝的斯多葛哲學碎片在大眾文化中也大受追捧，這絕非巧合。在眾多結構性問題看似無解的當下，積極心理學和斯多葛哲學的一些理念或許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人們的心理狀況——根據胡德的研究，能夠平均提升10%-15%的幸福感，但馬可·奧勒留在《沉思錄》中對人生的意義的追問仍然值得思考，“我被創造出來就是為了把自己暖暖和和地裹在毛毯里嗎？”

參考資料：

https://aeon.co/essays/what-the-science-of-happiness-says-about-the-self-and-others

https://www.thecollector.com/why-has-stoicism-gained-popularity-in-modern-times/

https://www.spectator.co.uk/article/stoicism-is-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