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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環(huán)

黃賓虹贈張繼畫作鉤沉出的這一段故宮往事中，另一主角易培基(1880-1937)，字寅村，湖南長沙人，畢業(yè)于湖北方言學堂(武漢大學前身)，歷任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顧問、北洋政府內(nèi)閣教育總長、國民政府農(nóng)礦部長，1928年主持籌建故宮博物院，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而后他命運多舛，最終積郁而終，客死上海，這源于一起所謂的“故宮盜寶案”。

易培基

當時的故宮之內(nèi)又設(shè)有故宮文獻館，館長為張繼。河北滄州人張繼更是辛亥革命元老，1904年黃興在長沙遇險，時在長沙的張繼，暗持手槍護衛(wèi)黃興左右，直到黃興經(jīng)過圣公會的幫助安全脫逃為止。但易培基的女婿李宗侗，偏偏就在張繼手下，即張繼主掌的故宮文獻館任秘書長。易培基和張繼，在故宮博物院中因辦公室政治而發(fā)生傾軋。

據(jù)余珮瑤等撰寫的文史文章披露，易培基自1928年6月14日接管故宮博物院以來，為籌措故宮修繕經(jīng)費，決定將宮中積存的金砂、綢緞、茶葉等與歷史文物無關(guān)的清宮遺物作價處理，1929年經(jīng)由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批準執(zhí)行。處理過程監(jiān)察周密，臨賣前還公開展覽兩周。然而，就在第三次處理物品半月后，他被控擅自處分故宮物品，盜賣文物。改變他人生軌跡的故宮盜寶案由此開啟。舉報人是國民黨元老張繼的夫人崔振華。她控告易培基和時任故宮博物院秘書長李宗侗(易培基的女婿)“主使偽造文書、浮報貪污”，后又指易曾將一批藏寶私自贈予張學良。1933年1月，南京國民政府派監(jiān)察院監(jiān)察委員周利生、高魯向國民政府高等文官懲戒委員會彈劾易培基處理金器非法，并指控其在處理殘破金器時打折扣，從中舞弊。

故宮文物南遷時

易培基對控訴表示不服，反訴崔振華誣告，訴文刊載在1933年10月18日的《申報》上。然而，由于汪精衛(wèi)為張繼等人撐腰，他的訴文并未得到高層的重視。1933年12月30日，最高法院下令通緝易培基，他被迫避居上海法租界。最高法院曾重金雇用畫家審查宮中書畫古物，凡認為不是真品或名實不符的，便指為易培基所盜換。1937年，易培基郁郁而終，至死蒙冤。

當時的政府關(guān)于易培基案的公函

時過境遷，如今這已經(jīng)被公認為是一樁冤案。崔振華為什么要誣告易培基?一種常見的說法是，她一直為丈夫身為國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長和全國文物管理委員會主席而無法掌控故宮博物院而耿耿于懷。在1929年2月易培基成為院長前，張繼曾被推舉為副院長，后因有人反對而易默認之，最后宣布其為常務(wù)理事兼文獻館館長。另外，九一八事變后，在籌劃故宮文物南遷時，張繼意欲由自己來主持南遷工作，2萬元文獻遷移經(jīng)費由他支配經(jīng)管，后來易培基女婿李宗侗從上海接洽南遷事宜后，被宋子文推翻了這個主張，張繼聽說此事泡湯，遷怒于易培基翁婿。張繼夫婦于是指使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最高法院檢察署署長鄭烈、檢察官朱樹森等人，多方串聯(lián)、賄買人證，指控易培基私占故宮寶物。

然而，在法院判決易培基“監(jiān)守自盜罪”以后數(shù)年，由于找不到切實的盜寶證據(jù)，始終無法結(jié)案。1947年張繼去世以后，最高法院登出“易培基案不予受理”的公告了事，前后持續(xù)16年的故宮盜寶案草草收場。

北京故宮博物院前任院長鄭欣淼2007年曾在《魯迅研究月刊》上發(fā)表《由<魯迅全集>的一條注釋談故宮“盜寶案”》一文，詳述了盜寶案始末、原因及影響。可視作北京故宮博物院對這段塵封往事的一次回顧總結(jié)。他指出盜寶案的深層原因是當時的官場傾軋，汪精衛(wèi)早年已與易培基及其好友李石曾交惡，在易案中暗中支持張繼。另有一說，是牽涉到教育界的派系之爭，蔡元培的北大派和李煜瀛的中法派之間的斗爭牽連到了易培基案。

除了黃賓虹這一畫作牽連出的張繼與易培基民國往事，作為上海的百年文化老字號，朵云軒秋拍中不少名家畫作都可以見出一些往事風云。

如一件齊白石的《延年益壽》，上款人“成之”即胡成之（1903-1972）。胡成之是鼎鼎大名的胡適之先生的堂弟。 在《白石老人自述》中記有：“朋友因我老年無人照料，介紹一位夏文珠女士來任看護，那是（1944年）九月間事。”此件齊白石《延年益壽》，終於使我們了解到，那位朋友，正是胡成之夫婦。據(jù)胡成之後人介紹，胡成之太太，有位美麗的中學同學叫夏文珠，曾是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的護士，且一直沒有結(jié)婚。又是胡太太好閨蜜，於是通過胡家介紹給齊白石做護理，讓白石老人十分高興。從此，齊胡兩家往來更密切了。此幅《延年益壽》，即是在胡成之48歲生日時齊白石所贈。

另一件法國外交官舊藏徐悲鴻《駿馬圖》由美國紐約上州一位大牧師在1988年時購于紐約麥迪遜大道著名的Weisbrod Gallery，即韋斯布羅德畫廊。從1988年的發(fā)票信息上可知此畫最初由法國籍外交官皮埃爾·郎迪于華西協(xié)合大學慈善義賣購得，畫中的鑒藏印“郎迪”即Pierre Landy姓氏Landy的諧音。皮埃爾·郎迪1915年生于法國，1941年－1943年工作于法國駐舊金山大使館，1947年－1948年工作于法國駐以色列大使館擔任副領(lǐng)事，1971年－1975年工作于法國駐韓國領(lǐng)事館擔任駐韓大使。華西協(xié)和大學（現(xiàn)華西醫(yī)科大學）是1910年美國、英國、加拿大的5個基督教會組織在成都華西壩創(chuàng)辦，當時的成都市民都稱之為“五洋學堂”，至今已有百年歷史。

徐悲鴻駿馬圖

廖靜文與徐悲鴻

華西協(xié)和大學是成都乃至中國西部所建立的第一所現(xiàn)代化意義的大學。抗戰(zhàn)爆發(fā)后,為了保存教育精華,金陵大學于1937年11月開始內(nèi)遷，經(jīng)過長時間的顛沛流離,最后在美國基督教會和華西大學的協(xié)調(diào)下，借用華大部分校舍，在成都華西壩開始了異地辦學的艱難歷程。隨著形勢的日益嚴峻，燕京大學、金陵女子大學、齊魯大學和中央大學醫(yī)學院也陸續(xù)遷入，有五所高校遷到華西壩，受到華西協(xié)合大學的熱情接待，5000名學生共一校園。抗戰(zhàn)爆發(fā)期間，徐悲鴻多次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舉辦救災(zāi)畫展和義賣為抗戰(zhàn)籌款，熱愛祖國的華僑和愛好和平的外國友人競相搶購。據(jù)統(tǒng)計，徐悲鴻是支援抗日出錢最多的一位畫家。1943年，廖靜文考取了金陵女大化學系，徐悲鴻也在同年與廖靜文訂婚。廖靜文曾經(jīng)回憶，和徐悲鴻最快樂的一段日子是在成都，“我考上大學在金陵女大念書，每個禮拜天都可以和他一起出去。四川的青城山，是一個很幽靜的地方。他在那里畫畫，我在那里溫習我的功課。每天晚上我們都出去散步，踩著月光，看著螢火蟲飛來飛去，有時候還可以聽見啄木鳥的叫聲，很美，很安靜，很幸福的夜晚。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時刻。”種種因素交匯，使得1943年成為徐悲鴻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最鼎盛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