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圖書史上有所謂‘五厄’‘十厄’之說，而近代以來，對于華夏民族文獻的焚毀、吞噬莫過于日寇?！?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153);">【1】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近代以來最大的一次購藏文獻行動”在鄭振鐸（1898-1958）的帶領下展開。1939年底，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還有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等人，多次聯名給重慶當局寫信發電報，痛陳江南藏書遭劫的嚴重性，強烈要求當局予以搶救。由于戰時經濟困難，國民政府遂決定挪用中英庚款補助中央圖書館新館舍的建筑經費項，充作收購書籍之用。為避開日偽耳目，鄭振鐸向中央圖書館申請以民間組織文獻保存同志會的名義搜購文獻。該同志會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秘密搶救了5萬余冊即將淪亡的珍稀古籍。

這一段可歌可泣的文化抗戰史長期以來湮滅不聞，1979年蘇精《抗戰時期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開始鉤沉大略，1982年陳?？翟诒本﹫D書館發現鄭振鐸致張壽鏞的272封信，近20年海峽兩岸各機構陸續公布往返公文信件、同志會的工作報告和圖書館檔案【2】，文獻保存同志會的古籍搶救與內運工作遂得以大致的梳理與研究【3】。

這批從劫灰里搶救下來的古籍文獻，其中3萬多冊精華本被轉移到香港，1942年初在啟運美國之前不幸被日軍發現，劫往東京的帝國圖書館，1947年被追討回國。近年來，筆者在日本防衛省、國會圖書館等日方機構查訪侵華戰爭前后的相關檔案，發現這批古籍在戰后的日本還經歷了一段鮮為人知的磨難。

以鄭振鐸為首的文獻保存同志會搶救文獻的初衷，是為了避免古籍善本“落入敵手”。當時出于安全考慮，該同志會在相關書信、工作報告中，多以“某方”等模糊詞語指稱對手。由于文獻的缺乏，過去研究者無法釋讀“某方”究系何方，從而使研究僅側重于我方的工作，無法凸顯搶救工作的對抗性和危險性。本文旨在利用長期以來中日學界未能留意的日方檔案、個人口述史等新材料，為這場文獻爭奪戰增加一個掠奪者（加害者）的維度，重新書寫鄭振鐸及其文獻保存同志會艱苦卓絕的“文化抗戰史”。

一、中日學者的合作與疏離

談論這場文化抗戰，必須提到“日本近代文獻學第一人”長澤規矩也（1902-1980）。從1927年到1932年的6年中，長澤規矩也得到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的資助，先后7次前來中國，調查書業行情，為靜嘉堂文庫、東方文化學院、大倉洋行等機構購買中國珍籍善本【4】。在華期間，長澤與馬廉、傅惜華、孫楷第等學者交好，也與日后文獻保存同志會的部分專家如徐森玉、張元濟等多有學術交流或業務往來。

長澤與鄭振鐸也可謂“惺惺相惜”，二人的研究皆以小說戲曲見長，重視文獻版本。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以后，學界臧否不一，長澤卻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就戲曲小說的材料搜集之功，王國維、魯迅之后，非鄭氏莫屬。王國維看待戲曲仍然沒有脫離儒家之見，鄭氏則完全脫離儒家的舊套，完全從文學史的角度來論述”【5】。二人在藏書上亦引為同好，鄭振鐸從1921年開始“集小說、戲曲于舉世不為之日”【6】，而長澤個人的收書目標恰恰也在“本邦前輩未蹈的明末戲曲小說”【7】。據長澤的回憶，他與鄭振鐸在戰前曾有頻繁書信往來【8】。1931年鄭振鐸輯印《清人雜劇》初集時，長澤曾將所藏孤本《續離騷》雜劇之原本，從日本郵寄過來借予影印，鄭振鐸曾稱其“高誼盛情，最所心感”【9】。

1932年夏，長澤規矩也隨同聯合國“李頓調查團”的日本參事官伊藤述史（1885-1960）訪華，他說：“這次旅行完全改變了我的生活……一路上完全無知的我，全拜他人所賜，瞬間就走完了從入學到畢業的全過程，我開始理解文學作品中所描寫的人生冷暖?！?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153);">【10】這是長澤最后一次中國之旅，具體遇見了什么事，他終生未再提及。“七七事變”之后，長澤與中國同行的聯系大多中斷，文獻保存同志會各成員與長澤的聯系只存有1938年5月4日張元濟的一封信，信首寫道：“時事至此，無可告語，故久未通訊?！?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153);">【11】

1932-1937年，長澤在他主編的《書志學》期刊中，屢次提到自己作為伊藤漢學顧問的身份。長澤到底為伊藤提供了怎樣的對華參考，由于他本人對此諱莫如深，我們也無從得知。伊藤述史在1937年9月被任命為駐上?！疤孛珯喙埂?，正是他負責了對“南京大屠殺”的歪曲宣傳。1938年3月，日本政府為了平息國際社會對于南京大屠殺的譴責，將伊藤述史等40名相關人員召回國內。一直以“伊藤公使秘書”身份為榮的長澤規矩也，在同年5月《書志學》“編輯后記”中特別聲明：“我們現在已經沒有這層關系，只是純粹止于學問上的交流。”【12】1939年7月，長澤再次發表同一聲明。【13】伊藤述史在戰后被解除公職，長澤1965年的文章提及最后一次中國之行時，以“I先生”來隱指伊藤【14】。如此急于劃清界線，只能說明其中大有蹊蹺。1980年，在長澤的葬禮上，喪儀委員長的川瀨一馬曾將這段經歷加以表彰：“先生更是學者之中難得一見的擁有突出的處世之才，比如他曾擔任國聯的伊藤述史公使之助手，這是為國家做出大貢獻的重要工作，為此耽誤了他的宋元版本研究。”【15】

“八·一三”事變之后，江南藏書家紛紛拋售藏書，1938年底開始，大批古籍涌入上海書市，日本、偽滿、偽北平政府、美國都在角逐競購。為了避免古籍散落異域，1940年1月，鄭振鐸等人組織文獻保存同志會，在上海大量搜購善本文獻。期間，鄭振鐸兩次上了日方計劃逮捕的文化界救亡人士黑名單，但他不顧個人安危，每天在家接待各地書賈，往還于書肆與藏書家私宅之間【16】。當時許多文化界人士都已離開上海，鄭振鐸卻說：“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責任?！薄懊褡逦墨I、國家典籍為子子孫孫元氣之所系，為千百世祖先精靈之所寄。若在我輩之時，目睹其淪失，而不為一援手，后人其將如何怨悵乎!”【17】“從劫灰里救全了它，從敵人手里奪下了它。默默地躲藏著的做著。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18】

文獻保存同志會的工作是秘密進行的，鄭振鐸的老朋友葉圣陶直到1981年才大致了解這段歷史：“現在看了這部集子里的《求書日錄》才知道他為搶救文化遺產，阻止珍本外流，簡直拼上了性命?！?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153);">【19】但在當時，日本人卻一直密切關注著鄭振鐸的行蹤。日本外務省設在上海的情報文化機關——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出版的《中國文化情報》期刊上，1938-1940年有3期《上海現在的中國文化界知名人士錄》，均載有鄭振鐸的動向。長澤規矩也正是通過《中國文化情報》了解到中國老朋友的去向【20】。1939年之后，日本政府嚴管中國雜志期刊，一般日本學者無法看到中國出版的期刊。1940年1月，長澤“意外獲得好的機會，得以閱讀本國學界無從得知的雜志”，他在《書志學》上分享閱讀體會時，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介紹鄭振鐸主編的《文學集林》，摘錄了鄭振鐸《劫中得書記》的大段原文【21】。與此同時，鄭振鐸也在關注著長澤的學術動向。1943年4月6日，離家蟄居已兩年的鄭振鐸在日記中記載，他在上海來薰閣書店“購《善本書影》別卷及《中國書籍解題》各一冊，均長澤氏所著”【22】。

二、鄭振鐸與“某方”爭奪嘉業堂藏書

抗戰時期鄭振鐸在所有的日記、信函、工作報告中，常常提及“某方”，因為“在當時敵偽的爪牙密布之下，勢不能不十分的小心秘密，慎重將事”【23】。1940年5月14日，鄭振鐸第一次向重慶方面報告著手洽購嘉業堂藏書：“嘉業堂書最為重要，且須秘密進行，蓋某方以甚注意也。”【24】只有配合日方文獻，清楚“某方”實即具體的敵偽機關之后【25】，我們才能理解鄭振鐸為中央圖書館購入嘉業堂藏書，實乃鐵蹄底下的一次壯舉。

嘉業堂是浙江湖州南潯鎮實業家劉承幹的私人藏書樓，1924年落成，號稱藏書60萬卷，為民國規模最大的私人藏書樓。1937年11月中旬，日軍侵占南潯鎮，嘉業堂古籍去向成謎，而最早向外界報導其藏書下落的，恰恰是遠在東京的長澤規矩也。長澤特別熱心搜集日本侵華期間中國圖書館和藏書樓的動態信息，《書志學》每期“雜報欄”都會刊載大量與中方圖書館、文獻文化動態相關的文章摘要，間中穿插其評論。如1938年3月《書志學》載：“劉氏嘉業堂的書籍大概已經散佚，瞿氏鐵琴銅劍樓的古籍可能在上海安全。無錫、常熟等地的藏書全散，南京的國學圖書館與南遷的故宮博物館一起，恐怕現在運到湖南去了。”【26】這則消息立即引起岡井慎吾（九州大學講師）的關注，他向松崎鶴雄（滿鐵大連圖書館顧問）打電話咨詢，獲知松崎氏已委托日軍嘉興地區部隊長官的牧次郎少將派軍接管了南潯的嘉業堂藏書樓。

得到第一手快報的岡井慎吾迅速寫成一篇快報，刊登在同年5月《書志學》上【27】。長澤在《編輯后記》中透露：“其實該堂藏書在戰前已經陸續在售，近來《永樂大典》等已被匯總，聽說現存某處?！?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153);">【28】這段文字背后透露的信息是，嘉業堂所藏《永樂大典》44冊已于1938年3月被偽滿鐵大連圖書館買下，牽線人即松崎鶴雄。該館館刊《書香》不僅轉載了岡井慎吾的文章，館長柿沼介還特意加了一句評論：“由于本館也收藏著嘉業堂舊儲的秘籍，此《書志學》的快報特別引起我們的關心?！?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153);">【29】從各方報道的時間關系上可以看出，《書志學》雖然只是長澤個人創辦的刊物，卻與日本涉華書業界保持著極為密切的互動關系，起著信息中樞的作用。

松崎鶴雄在幫滿鐵買下《永樂大典》之后，又覬覦嘉業堂的全部古籍，經過兩年的討價還價沒有結果；到了1940年2月，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也插手其中，所長狩野直喜要求該所駐蘇州特派員高倉正三到南潯與上海滿鐵支所一起查點嘉業堂藏書【30】。大連滿鐵總部則派出田中老人到上海洽談收購事，這時，日方軍部背景的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突然發難，不許滿鐵插手【31】。與此同時，偽北平政府的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也通過在華日本學者橋川時雄籌劃收購嘉業堂藏書【32】。嘉業堂藏書即將散出的消息在古書業界傳播開來，前來洽購的“平賈”（北平古書商）計有文祿堂、修綆堂【33】、邃雅齋、修文堂、來薰閣等，其背后還有偽北平、偽滿各單位和日本各藏書機構，這些信息基本都掌握在長澤的信息網絡之中。

面對各方掠奪者的重重圍獵，鄭振鐸強烈地感受到“此數月中誠江南文化之生死存亡關頭也”【34】，從而加緊了洽購嘉業堂藏書的步伐。1940年4月2日，鄭振鐸致張壽鏞信中說：“恐平賈輩有異圖”，“嘉業堂書甚可危”【35】。當時北平的來薰閣老板陳濟川聯合上海同文書院，意欲從南潯運出嘉業堂藏書到上海出售?？墒?，陳濟川一抵滬，鄭振鐸馬上找到他，先勸之以私交，開出5000元支票，作為委托陳濟川“代我們向北平各小肆收書”的傭金，又動之以大義，“關于嘉業堂事，因關系重大，亦已囑其暫時不必進行矣”【36】。

“平賈”被鄭振鐸巧妙支開之后，又冒出燕京大學教授劉詩孫，代表滿鐵調查部，把滿鐵大連圖書館之前開出的40萬加價至60萬。鄭振鐸向重慶的中央圖書館報告說：“某方亦在競購，嘉業主人殊感應付為難，且某方愿出四十五萬者，近忽愿增價至六十萬，此數亦非我輩力所能及?！?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153);">【37】鄭振鐸根據形勢做出判斷認為，在南潯的藏書已被日軍嚴加看守，“某方必欲得之，萬難運出，恐怕要犧牲。惟多半為普通書，不甚重要。最重要者，須防其將存滬之善本一并售去”【38】。

無奈之下，鄭振鐸想出一個“兩全之計”。依據文獻的重要性，鄭振鐸將嘉業堂藏書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已經移藏上海租界的“我輩認為應亟需保存者”，即部分宋元本、明清罕見刊本、全部稿本和部分批校本；第二類為次要之宋元明刊本及卷帙繁多之清刊本；第三類為普通清刊本、明刊復本及宋元本之下駟【39】。第一類與第二類的部分是需要力爭的，余下的書籍，既不必爭，也留與親日派的嘉業堂主人劉承幹搪塞日方追要，“仍可瞞得過外人耳目，不至驚動外人”【40】。

鄭振鐸的“兩全之計”，出于他不凡的文獻學眼光。嘉業堂向來以富藏“宋元珍本”聞名，1929年，劉承幹曾擇取162部宋元本編印《嘉業堂善本書影》，向來“侫宋”的古書界最為垂涎的也是這批宋元精版，正如長澤規矩也說：“無論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只要眼前有宋元本，就會忘得無影無蹤。”【41】而鄭振鐸在遍覽嘉業堂藏書目錄之后，卻獨具慧眼地指出：“明刊本一千八百種以上，實大觀也，其重要實在其所藏宋元本之上。”【42】當他目驗劉氏存于上海寓所的珍本之后，更是識破其所藏宋元刊本多為下品，“非不唐唐皇皇，按其實際，則斷爛偽冒，觸目皆是”【43】，遂決定全舍宋元本而取明刊本。因嘉業堂所藏明代政經軍事、擊剿倭寇等史料文獻，有不少可補清人《明史》之疏漏，“此類書多半為‘史料’及集部孤本、罕見本，我輩不收，欲得之者大有人在。保存文獻之意義，便在與某方爭此類文獻也”【44】。

1940年12月，時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長的徐森玉為收購嘉業堂藏書事，特地從重慶潛回上海。有了徐氏助陣，鄭振鐸對自己的兩全之計更有信心，二人到劉氏藏書處閱覽近半月，從2700余部古籍中“披沙揀金”。當時劉承幹又在編印目錄，欲向美國售銷，遭到鄭振鐸的“力加阻止”【45】。1941年4月，文獻保同志會以25萬元秘密購下嘉業堂藏書之菁華——明刊本1200余種，鈔校本30余種。

巧的是，1940年冬天，長澤在一本版本學專著中，亦舉出10種被嘉業堂認作宋本、實為明本的古籍，并認為《嘉業堂善本書影》“所錄書往往有偽本”【46】。鄭、徐與長澤在互相沒有交流的情況下，對于外界普遍推崇的嘉業堂宋元珍本，不約而同地做出了相似的判斷。

三、中國古籍被劫與歷難

1941年夏天，上海的局面越來越嚴峻，搶救來的文獻必須盡快外遷。鄭振鐸從中挑出最珍貴的82種善本，托徐森玉親自運抵香港，9月再輾轉運抵重慶。第二批3200余部善本，則通過在郵局工作的唐弢，分為3800多個郵包寄到香港大學許地山處，加上葉恭綽在香港所購，裝成111箱，均以“中央圖書館”的名義存放于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47】。1941年秋，重慶方面決定將這批古籍搶運到駐美國總領事館。日軍進攻香港后，原定赴美的格蘭特號輪船未能如期起程。12月28日，日軍憲兵隊在馮平山圖書館發現這批箱子，1942年2月上旬，日軍23軍調查班將包括中央圖書館古籍在內的香港大學各單位圖書全部搬走【48】。

1942年3月之后，日軍從香港劫走的近5萬冊書籍陸續運到東京，11月26日，陸軍參謀總部將這些“虜獲圖書”作為戰利品，轉交文部省。1943年7月24日，文部省將書運到上野的帝國圖書館，8月23日，文部省發文要求該館先行整理134箱漢籍、25箱洋書，10月中旬提交3份圖書目錄【49】。負責館務的司書官岡田溫，從出版業、古書業界緊急招募了一些臨時館員，邀請隱居在葉山的老同學長澤規矩也出山主持整理事務。1944年1月25日，這批中國被劫古籍在帝國圖書館的地下室被開箱了。

參與整理的館員對這111個特大木箱十分好奇，因為木箱上還貼著“寄華盛頓中國駐美大使館胡大使收”的封條。但他們對箱內古籍的價值并不看好，認為中方應該早已將珍貴古籍搶運完畢，能運到日本的不過是來不及搶運的乙部罷了。文部省下令整理只是為了日后檢索方便，只要求錄出作者、書名等基本信息。然而長澤細看之下，認為這批古籍價值殊高，主動要求寫成詳述行款、各卷紙葉數、紙張樣式、補配情況、刻工姓名、藏書題識、藏書印記的版本解題目錄。如此一再延誤，直到戰爭結束前夕，長澤等人剛剛完成經部、史部647種的整理工作，還有近3000種古籍來不及整理【50】。

長澤為此撰寫的800多頁經史古籍解題在戰后被束之高閣，直到1970年，汲古書院才將之影印出版，題為《靜盦漢籍解題長編》。在沒有任何購書信息可以參考的情況下，長澤以其20多年目驗古本的老辣眼光，一眼看穿這批古籍的非凡來歷——藝風堂、嘉業堂、群碧樓。有別于中國一般書目以《千頃堂書目》、《四庫書目》作為參考，《靜盦漢籍解題長編》的三種參考書皆為近代藏書家的版本目錄——“繆記”（繆荃孫《藝風堂藏書記》）、“劉影”（劉承幹《嘉業堂善本書影》）、“鄧新目”（鄧邦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錄》）。僅僅依據這三種書目，長澤就摸到了鄭振鐸的主要購書來源。

1944年秋天，美軍飛機頻繁轟炸東京，帝國圖書館組織疏散圖書，向300公里之外的長野縣立圖書館疏散了全館價值最高的13萬3千冊貴重圖書，其中就有2萬冊中國被劫善本。1945年3月，整批圖書又被轉移到飯山女子高中的體操場【51】。

四、戰后日方藏匿行為與中方追索行動

日本投降之后，13萬貴重圖書大部分回到東京，除了2萬冊中國古籍。這批古籍被偷偷轉移到深山老林，出此主意者，正是長澤規矩也。長澤直至晚年始終沒有透露自己在這次藏匿古籍行動中的“主事者”角色，導致日本學界對于戰時掠奪中國圖書之相關研究，多引述長澤的證詞，并認為“這一良心的證詞對日本國內之后的研究方向造成的影響是顯見的”【52】。但是長澤的老同學、帝國圖書館館長岡田溫曾經留下證言：

長澤先生忠告我們說：“進駐軍一來就要把書拿走呢！就像以前我們在中國所做的事情一樣。到現在為止，帝國圖書館的書都是疏散到長野，這件事肯定會被美軍間諜發現，他們一定知道這些書都在長野！”長澤先生說，要把書都運回來！戰爭一結束，我們先把這批書從長野取回東京，然后將這些書進行再一次疏散。這一次，我們是疏散到伊勢原。那是長澤先生介紹的大山山麓的一家寺院。我們非常辛苦地把貴重書又運過去，這是這批書的第二次疏散。【53】

帝國圖書館多位館員均曾提到，正是長澤發起了中國善本的第二次“疏散”【54】。長澤提議的伊勢原寺院方案，被文部省認為現場不甚理想而否決，最后選定了寺院西北約5公里處的高部屋村。1945年8月下旬，這2萬冊剛被接回東京的善本再次被疏散，藏進高部屋村原村長小澤的地窖里【55】。

被長澤挑剩的一萬多冊善本，則被歸入“乙部圖書”，計劃用來應對中方的追索，1944年12月移至帝京博物館的地下室。但也正是這批被長澤視做“乙部”的古籍，為中方提供了追討的線索。這得從英軍少校博薩爾（Charles Ralph Boxer）的被劫圖書說起。博薩爾既是軍官，也是長期從事中國歷史文物研究的漢學家，1941年12月他被日軍俘虜之后，家中藏書也被搶劫一空。日本投降之后，博薩爾立即寫信向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詢問其藏書下落，陳君葆“堅信博薩爾的書應當與中央圖書館那111箱珍稀古籍一起，存在于日本某處”【56】，遂建議博薩爾向日本文部省負責接收香港圖書的關口教授和田中教授詢問。1946年1月10日，博薩爾以英國派駐遠東委員會官員身份抵達東京，他從文部省獲得線索后急赴上野帝國圖書館，1月21日，果然在地下室找到他的627冊藏書，同時發現“自香港移來的中國政府的書籍”【57】。博薩爾立即通知在東京的中國代表團，這是中方得知被劫善本下落的第一條線索。長澤后來提到：“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的團員根據英國人的通報，來信詢問我整理的接收圖書，并且派人來到館中察看?！?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153);">【58】

中方得知線索，迅速展開追索行動，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致電國內云：“一部分目錄業經該館專家整理編目，一部分圖書為避免轟炸運往外埠。”【59】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專員劉增華則致電教育部稱：“在上野公園帝國圖書館查得，該館所保管者約二萬五千冊，因空襲疏散在伊勢原者約一萬冊?！?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153);">【60】兩處情報各有不準確處：前者稱圖書運往外埠是“為避免轟炸”，實為日方有意藏匿；后者稱“疏散在伊勢原者約一萬冊”，實為二萬冊。

1946年4月8日，李濟、張鳳舉作為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赴帝國圖書館交涉中國被劫善本。4月18日，張鳳舉在寫給鄭振鐸的信中說：“長澤君久別重逢，說話亦頗坦白。”【61】所謂“坦白”，大概就是長澤晚年自述的：“我和岡田館長一起到位于麻布的駐日代表團，生來有脾氣的我，大言壯語地說：‘如果不是保管在上野，放在香港的話，一定早就化為灰燼了，你們大概應該感謝我們吧！’”【62】

張鳳舉曾留學東京帝國大學，與長澤是20多年的老朋友，長澤晚年回憶道：“中國人批評帝國圖書館把圖書放置到地下室的做法，村尾副館長趕緊說明我正在整理這些圖書，誰知中國人竟然熟悉我的名字，態度為之一轉。究竟為什么呢，后來北京的舊知張鳳舉來到葉山探訪我的時候，才知道原因?！?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153);">【63】根據張鳳舉日記，1946年4-6月間，張鳳舉與長澤至少有5次見面【64】。當時中方要求帝國圖書館在一個月內編成善本詳細目錄，由長澤實際負責編目，長澤整理文獻的高效與負責態度，大概消弭了張氏心中的“敵我界限”，他不僅贈送美國甜點感謝長澤，還照搬日方敘事，告訴鄭振鐸說：“該館于東京被轟炸前，曾將其中精華抽出，運往長野、山形兩縣儲藏。又將其次要者運往伊勢原地方。而主持其事者，即長澤規矩也君。”【65】張鳳舉所不知道的是，長澤疏散圖書的本來目的是想瞞匿這批善本。

五、鄭振鐸在索還劫物中的關鍵作用

善本在港被掠的消息，重慶方面是通過1942年6月離港抵桂的港大教授陳寅恪而獲知的，但身處上海淪陷區的鄭振鐸并不知情。他“經了好幾次的打聽、訪問，依然毫無蹤影”，一直到1945年11月還在痛心地表示：“至今還未尋找到它們的蹤跡，存亡莫卜，所在不明，這是我最為抱憾不安的事！”【66】后來還是葉恭綽去信告知書籍已被劫至日本，并請他盡快整理書籍目錄：“運美各書之目錄，當時編制匆促，不及查注版本等等。弟擬向尊處補查補注，以為向日本索回之據?！?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153);">【67】

葉恭綽所云目錄，是1940年初鄭振鐸在搶救圖書之時即已“分別甲乙，并在目錄上詳注版本及作者”【68】的文獻目錄，后來鄭振鐸按照四部分類載為四卷書目，“善本部分已詳加批注版本并錄題跋”【69】。由于全部古籍均經鄭振鐸之手購入，目錄亦由鄭振鐸一人之手抄寫，他人皆“未甚詳悉”【70】。1941年寄到香港的七批書，每一批皆有相應的“存港書目，諸留備查考”【71】，“寄港書的書目，厚厚的兩冊”【72】。全天下只鄭振鐸一人掌握著這批古籍的全部目錄。正是這份獨一無二的目錄，成了中國追索被劫文物行動最重要的依據。

1946年3月，中國政府派遣以朱世明為團長的駐日代表團，赴日追索被掠至日本的中國物資。南京中央圖書館屈萬里為此致函鄭振鐸：“本館前郵寄香港之圖書，已在日本發現。茲因朱世明先生東渡，擬請其攜帶香港裝箱目錄，就便查勘，以備收回?！?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153);">【73】此信專門介紹中央圖書館專員楊全經至鄭振鐸處，復抄一份寄港圖書目錄。3月31日，駐日代表團第四組副組長張鳳舉帶著這份“香港裝箱目錄”來到東京。

中國代表團追索被劫文物的過程充滿艱辛，備受聯合國苛刻條款的掣肘：“聯合國關于要求賠償文物的條款規定寫明，要求償還的文物必須經證明確為抗戰期間被劫奪或盜竊的，要求列舉損失文物的名稱、制作年代、形狀、尺寸、重量等，最好附有照片；對被劫奪文物要求列出原有人、原在何處、何時被劫奪等；如被日軍劫奪，要求說出番號等，這樣才算材料完整，聯合國才能督促日本?！?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153);">【74】正是在這些苛刻條件的限制下，“我國在戰時損失的書籍不下三百萬冊，但歸還的總共只有十五萬八千八百七十三冊。其中除中央圖書館一部分善本書先后兩次空運、船運回國外，其余多是普通書籍，估計共值十八萬余美元”【75】。

這批中央圖書館的珍貴善本之所以能夠完璧歸趙，是因為中方在舉證方面擁有如下幾項有利因素：

一是在舉證日軍劫掠經過以及機關名、部隊番號方面，香港大學的陳君葆立了大功。他在日本侵港之后被迫留任馮平山圖書館，目睹這批古籍被日本23軍調查班搬離香港的全過程。日本戰敗之后，陳君葆立即向教育部通報他所掌握日軍少佐宮本博、中尉肥田木近的劫掠經過【76】，1946年6月，陳君葆通過港英政府向駐東京盟軍司令部提交一份英文詳細說明【77】。

二是詳細列舉損失文物的名稱、制作年代、形狀等方面，1941年底，葉恭綽帶領的香港庚款小組趕在裝箱之前，在每本古籍上加蓋“國立中央圖書館考藏”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保存文獻之章”兩種印章。

第三，中方不可能逐本查勘帝國圖書館的50萬藏書，還是需要向盟軍司令部出示中國文物被劫之前的“清單書目”，這也是最最重要的“劫物清單”。于是鄭振鐸提供的記錄著版本、題跋等具體信息的“香港裝箱目錄”，就成為追討劫物最直接也最有效的依據。1946年1月21日，英國人博薩爾在帝國圖書館發現被劫圖書時，由于他隨身帶著自己的藏書目錄，而日方也有一份經長澤規矩也整理的“Boxer文庫目錄”，兩份書目一對照，日方根本無法抵賴。才過了4天，博薩爾就成功地將書運出上野【78】。

如果沒有鄭振鐸提供的這份“香港裝箱目錄”，中央圖書館在香港被劫的這批古籍可能遭遇被日方藏匿之后的再度紛失。宮本博在回答盟軍總部的相關問詢時說：“1942年3月，這批書運出香港時，是有一份目錄的。目錄由陳君葆和大瀧榮一兩個人共同制作?！?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153);">【79】然而從陸軍參謀部轉到文部省，最后轉到帝國圖書館時，這份香港書目已經不見了。至于長澤的說法，則是“原來完全沒有目錄的接收本”【80】。

另據張鳳舉信中說：“惟長澤君聲明，據彼所聞，書離香港前似有紛失?！?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153);">【81】將日本疏散藏匿的圖書，說成離開香港時丟失，這一點極難查證，不失為一種狡猾的解釋。所幸，中方還有鄭振鐸整理的原始裝箱書目，為追索行動提供了明晰的清單、有力的證據，挫敗了日方隱藏部分圖書的企圖，保證了這批珍貴文獻的完整回歸。1946年6月，先有十箱古籍航運回國，1947年5月，中央圖書館被劫的34970冊古籍全部運抵上海【82】。

六、結語：系于國運興衰的古籍命運

清末民初以來，中國的私家藏書大量流失海外。1907年江南四大藏書樓之一的皕宋樓被日本靜嘉堂文庫一攬子買下，1929年日本東方文化學院收購浙江東海藏書樓共4萬冊圖書，“從中國方面說，秘籍被盜，珍本外流，無論用氣憤、悔恨、屈辱等詞匯都難以表達歷史留給我們的回味和啟示”【83】。長澤規矩也在中國的七次訪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由于長澤出手闊綽，北平的舊書店往往愿意將宋元刊本售予長澤，長澤不無得意地說自己“成為珍本帶出中國的重要盯防對象，被民國圖書館界密切注意起來”【84】。1930年夏天，長澤到杭州、南京、蘇州等地訪書時，浙江省民政廳曾發文通告全?。骸叭毡救碎L澤規矩也來浙游歷，通飭保護并注意有無夾帶軍火及測繪地圖等。”【85】北平圖書館派出訪書專員趙萬里一路盯防。就算處在如此嚴密防范下，長澤還是拿到了世界僅有五本的金陵小字本《本草綱目》，以及《千金方》和文瀾閣本《四庫全書》的兩種【86】。為了防范長澤，中國學者在長澤抵達北京之前，連冷門的戲曲鈔本也都盡量搜空，然而長澤還是得手了數百種曲本【87】?？梢哉f，擁有雄厚財力和高超鑒賞力的長澤在與中國學者的“購書斗法”中，保持著不俗的戰績。

1932年之后，雖然長澤未再踏足中國，然而東京學界凡有到中國訪書者，出發前必向長澤請教【88】。“七七事變”之后，長澤時刻關注嘉業堂、北平圖書館等藏書動態，也跟蹤記錄著鄭振鐸、徐森玉等中國同行的動態。鄭振鐸留守“孤島”的動機，許多中國同行都不了解，但長澤是清楚的。當他讀到鄭振鐸的《劫中得書記》時，還羨慕地評論鄭氏“所得書皆為珍本”【89】。

抗戰期間，為了給國家收書，向以“書癡”聞名的鄭振鐸甚至忘記了為自己收書：“我的不收書，恐怕是二十年來所未有的事。但因為有大的目標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凈凈?！?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153);">【90】“我輩愛護民族文獻，視同性命。千辛萬苦，自所不辭。”【91】購入古籍之后，鄭振鐸在各書箱中均夾入多量樟腦等辟蟲物，每種古籍“并用透明紙及牛皮紙包扎”，以防水濕【92】。古籍寄存香港之時，鄭振鐸多次向中央圖書館寫信請求盡快運出香港，因港地潮濕多白蟻，不利于古籍保存，“中多孤本精槧，若有疏虞，百身莫贖”【93】。后來在香港裝箱啟運美國之前，所有古籍都用油皮紙包裹以防止水浸，然后放入鉛板二重包裝的大木箱中。而這批被鄭振鐸視為珍寶的古籍被劫至東京之后，卻被長澤為首的日本專家“粗暴對待”——其中2萬冊菁華圖書一年之內經歷了4趟長途搬運，其余1萬多冊則“被積壓在一個潮濕而封閉的地下室房間內，它們已被長期曝露于外并且受損嚴重”【94】。

晚清以來中國古籍東流的問題，雖在鄭振鐸等人的呼吁與努力下得到部分遏止，但是畢竟國力有限，國家可供調用的資金不足，而日寇、漢奸及美國的一些單位和個人卻能一擲千金進行掠奪性搶購。鄭振鐸“目擊心傷，截留無力，惟有付之浩嘆耳！每中夜起立，彷徨吁嘆，哀此民族文化，竟歸淪陷，且復流亡海外，無復歸來之望”【95】。

作為攫取中國古籍的“常勝將軍”，長澤規矩也雖未有親身參加戰爭時期的圖書掠奪，卻在劫掠圖書的過程中充當了“主事者”和“謀劃者”的角色，他在受命整理這批劫獲文獻時，表現出罕見的積極，岡田溫說：“當長澤君從結實的木箱里一本本地取出善本時，他的眼睛炯炯放光，他廢寢忘食地為我們整理圖書?！?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153);">【96】

在1944年8月盟軍日夜轟炸東京的情況下，長澤特地讓岡田溫去說服帝國圖書館館長，挑出其中的珍貴史籍，面向東洋史研究者舉辦“明代史料展觀”?？紤]到這批史料的“掠奪”性質，帝國圖書館認為還是內部展示為好，因此只邀請了30余位東洋史學者觀展，之后又開了一個“明代資料懇談會”，觀展學者就這些中國古籍暢談明代史研究的新進路【97】。對于長澤此舉，岡田溫認為：“恐怕他已經預見了日本的學者不可能再有機會見到這些貴重的資料吧?！?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153);">【98】對中國古籍的強烈“占有欲”，使長澤很難接受日本戰敗之后古籍必須返還中國的現實，他積極謀劃藏匿這批圖書。當確認這批圖書必須全部返還中國之時，“長澤君表現出來十分的垂頭喪氣，讓旁人看著可憐他”【99】。

“日本戰敗后的長澤君，整個人全變了。他年輕時對中國文化的憧憬已經褪色，回歸到一個完全日本趣味的日本人”【100】。不僅如此，長澤將他戰前和戰時收購的中國古籍全部出售，先將有插圖的珍本高價賣給村口書店，1951年、1961年又將所藏戲曲小說高價出售給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據悉花費該所兩個年度的科學研究費【101】。

與長澤相反，鄭振鐸在得知國家的圖書被劫時，內心充滿自責：“我們瘁心勞力從事于搜集、訪求、搶救的結果，難道便是集合在一處，便于敵人的劫壓與燒毀么？一念及此，便捶心痛恨，自怨多事……這個‘打擊’實在太厲害了！太嚴重了！”【102】但是對于自己的藏書，鄭振鐸從來未曾借以牟利。1958年10月17日，鄭振鐸率團出訪時不幸飛機失事，他去世之后，家人將其9400多冊珍貴藏書悉數捐贈給北京圖書館。

回顧鄭振鐸與長澤規矩也之間這場未曾謀面的文獻爭奪，其勝負結局，雖然與兩人的性格、才華、志向和處事方式密切相關，但最終還是系于國運興衰與國力強弱。當日本國力強盛時，日本人一擲千金，用盡手段巧取豪奪，鄭振鐸曾在多篇文章中感慨：“私念大劫之后，文獻凌替，我輩茍不留意訪求，將必有越俎代謀者。史在他邦，文歸海外，奇恥大辱，百世莫滌?！?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153);">【103】隨著中國國力日漸強大，文獻的流出也逐漸轉為流入。2013年，北京大學斥資1億多人民幣購買日本大倉集古館藏書，為中國首次大量回購海外中國典籍。而所謂大倉集古館，正是1928-1932年長澤規矩也在北京期間代為鑒定和收購古籍的“大倉洋行”。

補充說明：

文獻保存同志會搶救的古籍全部抵達香港之后，本來準備經西南海運至昆明。但此時中國沿海已被日寇完全控制，萬一無法穿越日占區的炮火，則辛苦搜購的三萬多冊古籍又成炮灰，因此到1941年9月，重慶方面決定將古籍搶運至駐美公使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管。1941年9月，“因先前在上海淪陷區不敢鈐本館名義藏章，故在港裝箱寄美前，這一部分圖書都補鈐‘國立中央圖書館考藏’朱文方印，以資識別，費時三個月，復脫誤兩班船期。” （《滿目琳瑯：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特藏》第37頁）。

等到全部古籍加鈐印章，已經是12月，原定搭載這批古籍的“格蘭總統號”郵輪在香港?？繒r間很短，只有兩三個小時，來不及裝載這批書即啟航赴美。12月8日，日軍發動珍珠港襲擊，同日進攻香港，來不及運美的111箱古籍只能存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

“格蘭總統號”郵輪駛至馬尼拉港，被日機炸沉，之前計劃搭載古籍的兩艘赴美郵輪也均在海上被毀。如果不是當時中英庚款小組堅持“費事地”加蓋印章，這批古籍一出了香港，首先的命運就是沉沒在公海的海底。1945年11月鄭振鐸發表《求書日錄》之時，還在痛心：“日本投降，香港接收之后，經了好幾次的打聽、訪問，依然毫無蹤影。難道果真完全毀失了，沉沒了么？但愿是依然無恙的保存在某一個地點！但愿不沉失于海洋中！”

【注釋】

1.劉躍進：《中華古籍在世界的傳播及其意義》，《回歸中的超越：文學史研究的多種可能性》，第69頁，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

2.1983年以來，上述文獻分散發表于各書刊，近經陳?？迪壬匦抡沓霭妫稙閲冶４嫖幕亨嵳耔I搶救珍稀文獻書信日記輯錄》，中華書局2016年版。本文引用鄭振鐸致張壽鏞信、鄭振鐸致蔣復璁信、文獻保存同志會向中央圖書館提交的工作報告（一共九號）以及鄭振鐸《求書日錄》，均以該書為準，該書下稱《為國家保存文化》。

3.蘇精：《抗戰時期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傳記文學》第35卷第5期，1979年。劉哲民、陳政文編：《搶救祖國文獻的珍貴記錄：鄭振鐸先生書信集》，學林出版社1992年版。沈津：《鄭振鐸和“文獻保存同志會”》，《國家圖書館館刊》1997年第1期。林清芬：《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文獻保存同志會”》，《國家圖書館館刊》1998年第1期。陳?？担骸多嵳耔I等人致中央圖書館的秘密報告》，《出版史料》2001年第1期。盧錦堂：《抗戰時期香港方面暨馮平山圖書館參與國立中央圖書館搶救我國東南淪陷區善本古籍初探》，《國家圖書館館刊》2003年第2期。顧力仁、阮靜玲：《國家圖書館古籍蒐購與鄭振鐸》，《國家圖書館館刊》2010年第2期。陳?？担骸稌鷪髧盒焐衽c鄭振鐸》，《新文學史料》2012年第1期。

4.錢婉約：《近代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述論》，《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第19頁，中華書局2006年版。

5.《書誌學》第1卷第2號，1933年3月。長澤與鄭振鐸進行學術對話的論文還有：1.《參考書解題》，《書誌學》第7卷第1號，1936年；2.《戯曲小説の書誌學的考察》，《漢學會雑誌》第4卷第2號，1936年；3.《支那文學史研究私説》，《漢學會雑誌》第7卷第1號，1939年；4.《〈三言〉書名板本続考》，《書誌學》第13卷第3號，1939年。本文所涉日文材料均為作者自譯，下同。

6.鄭振鐸：《紉秋山館書目》，吳曉鈴整理《西諦書跋》，第78頁，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7.長澤規矩也：《中國通俗小説書目》，《書誌學》第1卷第3號，1933年。

8.長澤規矩也：《民國時代の友》，《日本経済新聞》，1962年4月22日第11版。

9.鄭振鐸：《〈清人雜劇初集〉例言》，收入《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匯編》，第537頁，齊魯書社1989年版。

10.長澤規矩也：《収書遍歴（十三）》，《長沢規矩也著作集》第6卷，第275頁，汲古書店1984年版。

11.《張元濟全集》第十卷，第461頁，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

12.《書誌學》，第10卷第6號，1938年。長澤規矩也與川瀨一馬等人在1932年創立日本書志學會，會刊《書誌學》于次年創刊，1942年因戰爭中斷。

13.參見《長沢規矩也敬白》，《書誌學》第13卷第1號，1939年。

14.長澤規矩也：《収書遍歴（五）》，《大安》1965年第11期。

15.川瀨一馬:《式辭》，《書誌學》新28號，“長澤規矩也博士追悼號”，1981年。

16.參見陳?？担骸多嵳耔I年譜》（修訂版），第359頁，三晉出版社2008年版。

17.1940年6月24日，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三號工作報告書》，《為國家保存文化》，第315頁。

18、23、66、72、90、102.《求書日錄》，《為國家保存文化》，第373頁，第380頁，第383頁，第383頁，第381頁，第383頁。

19.葉圣陶：《〈西諦書話〉序》，《文匯月刊》1981年第12期。

20、28.《書誌學》第10卷第5號，1938年。

21、89.長澤規矩也：《事変後の民國雑誌二三を読む》，《書誌學》16卷第2號，1940年。

22.陳?？嫡恚骸多嵳耔I日記全編》，第144頁，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鄭振鐸購入兩本長澤氏著作為：1.《図書寮宋本書影》，1936年日本書志學會出版；2.《支那書籍解題》，1940年文求堂出版。

24、45、69、71、93、95.《鄭振鐸致蔣復璁信》，《為國家保存文化》第225頁，第233頁，第227頁，第253頁，第253頁，第236頁。

25.“某方”在同一語境下也可能代表不同機構，比如1939年底李盛鐸藏書售與北平偽政府，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二號工作報告書》稱為“北平某方曾以四十萬購李木齋書”，而同一報告書還有“嘉業書之在南潯者，某方必欲得之”，此處的“某方”卻為滿鐵或上海同文書院?！稙閲冶４嫖幕罚?08頁。

26.《書誌學》第10卷第4號，1938年。

27.岡井慎吾：《劉氏嘉業堂の書物》，《書誌學》第10卷第5號，1938年。此文至今未被學界關注，以往研究者多引用滿鐵圖書館柿沼介的報導（王若：《嘉業堂未毀之迷》，《圖書館學刊》1987年第3期；李慶：《嘉業堂藏書的流布及其與日本的關系》，《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5輯，2008年），其實這段報導轉載自《書誌學》。

29.柿沼介：《剩語》，《書香》第110號，1938年。

30.高倉正三：《蘇州日記》，第131-142頁，弘文堂書房1943年版。

31.應長興、李性忠主編：《嘉業堂志》，第79-83頁，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張廷銀、劉應梅：《嘉業堂藏書出售信函（中）》，《文獻》2003年第1期。

32.長澤規矩也：《董康氏提出意見書》，《書誌學》第10卷第6號，1939年。

33、41.北平的文祿堂、修綆堂，“北平的橋川時雄和大連圖書館的松崎鶴雄十分鐘愛這里”。長澤規矩也：《中華民國書林一瞥》，《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第197頁，第230頁。

34、35、36、40、43、44、68、70、91.《鄭振鐸致張壽鏞信》，《為國家保存文化》第65頁，第30-32頁，第71頁，第116頁，第144頁，第105頁，第21頁，第194頁，第27頁。

37、39.1940年8月24日，文獻保存同志會《第四號工作報告書》，第317頁，第325頁。

38、42、92.1940年5月7日，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二號工作報告書》，第308頁，第308頁，第307頁。

46.1940年東京文求堂出版《支那書籍解題》，中譯本有1990年書目文獻出版社《中國版本目錄學書籍解題》。

47.1941年10月15日，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呈教育部報告，“現在存港善本有三千余種，約三萬冊”?！督逃棵艹省?，《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第593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48.1946年5月14日，《外交部致北平圖書館說明日本戰犯掠奪圖書經過情況》，《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匯編》下冊，第841頁，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49.1943年8月23日，《鹵獲図書整理依頼ノ件》，載《國立國會圖書館五十年史（資料編）》CD ROM，日本圖書館協會2001年版。

50.長澤規矩也：《古書のはなし》，第171頁，富山房1976年版。整理古籍的數目，此據劉玉才《長澤規矩也〈靜盦漢籍解題長編〉述略》的統計，《靜盦漢籍解題長編》代序，上海遠東出版社2015年版。

51.岡田溫：《終戦前後の帝國図書館》，《図書館雑誌》，1965年第8期。

52.金丸裕一：《曲論の系譜——南京事件期における図書掠奪問題の検証》，《立命館言語文化研究》14(2)，2002年。以長澤規矩也1976年的回憶為證詞的研究主要有——松本剛：《略奪した文化》，巖波書店1993年版；鞆谷純一：《日本軍接収図書》，大阪公立大學共同出版會2011年版；王一帆、李易寧：《長澤規矩也整理歸還中國古籍考》，《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5年第2期。

53.《岡田先生を囲んで——岡田溫先生喜壽記念》，岡田溫先生喜壽記念會編，第38頁，1979年版。

54.石黑崇吉、丸山昭二郎、木原薰子在岡田溫喜壽座談會上的對話，《岡田先生を囲んで》，第39頁。

55.佐野昭：《帝國図書館蔵書疎開始末記》，《國立國會図書館月報》，1980年第7期。根據當時財務支出的會計賬簿，疏散到伊勢原的中國古籍約計二萬冊，帝國圖書館支付給當地共600多個箱子的送貨費。

56、77.Chan Kwan Po,“Books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 during the War”,1946年6月19日，聯合國最高司令部民間財產管理局檔案（下稱GHQ/SCAP文件），Box No.4219/16:Hong Kong Books British。

57、76.《陳君葆日記全集》卷二，第448頁，第42頁，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

58、62、63、80.長澤規矩也：《古書のはなし》，第172頁，第172頁，第172頁，第172頁。

59.外交部亞東司電教育部，東字第172號，1946年2月23日，臺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11-29-01-027《要求日本歸還圖籍（一）》。黃文德、唐申蓉、陳麗玲：《抗戰時期央圖留港遭日劫掠圖書尋獲過程之探討》，《國家圖書館館刊》2017年第1期?？当３桑骸丁从罉反蟮鋺蛭娜N〉的再發現與海峽兩岸學術交流》，《文藝研究》，2014年第1期。

60.1946年3月28日《外交部辦理追還在香港被日劫取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籍經過致教育部代電》，《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3編，第467—468頁。

61、65、81.《張鳳舉致徐森玉、鄭振鐸》，《現代作家書信集珍》，第206頁，第205頁，第205頁，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9年版。

64.張鳳舉1946年4月8日的日記可以對證：“日方原托編目之人長澤規矩也系舊相識，今日未到?！県ttp://www.angelfire.com/art2/galleries/1940Diaries/NationalCentr alLibrary.html

67.石光明、謝冬榮：《王伯祥、葉恭綽致鄭振鐸函札》，《文獻》2011年第2期。

73.1946年3月20日信，山東省圖書館、魚臺縣政協編：《屈萬里書信集·紀念文集》，第197頁，齊魯書社2002年版。

74.王世襄：《錦灰不成堆》，第77頁，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版。

75.吳半農：《有關日本賠償歸還工作的一些史實》，《文史資料選輯》第72輯，中華書局1980年版。

78.1946年1月25日，《英軍ボクサー少佐にボクサー文庫（627冊）を返還》，《國立國會圖書館五十年史（資料編）》。

79.第一復員?。ㄗⅲ涸戃娛。皯鹬熊娙寺訆Z財產”調查記錄，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館藏，檔案號：中央終戰處理866，1947年12月。

82.Memo for IJG，GHQ/SCAP 文件，Box No.4219/8：Chinese Classics.

83.錢婉約：《近代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述論》，第29頁。

84、86.長澤規矩也：《収書遍歴（十）》，《長沢規矩也著作集》第6卷，第258頁，第259頁。

85.1930年8月4日，《浙江省民政廳訓令》，《浙江民政日刊》第177號。

87.長澤規矩也：《わが蒐書の歴史の一斑》，《長沢規矩也著作集》第6卷，第175頁、第260頁。

88.薄井恭一：《長沢先生》，《書誌學》新28號，1981年。

94.中國軍事代表團聯絡處《Return of Rare Chinese Classics》，1946年4月11日，GHQ/SCAP 文件，Box No. 4219/8：Chinese Classics。同年4月8日，《張鳳舉日記》亦記：“發見各書于地下室中，多為水漬污損?！?/p>

96.岡田溫：《畏友長沢規矩也君を悼む》，《図書館雑誌》1981年第2期。

97.《上野図書館沿革史料集》，國立國會図書館內部資料，第49頁，1970年版。

98、99.岡田溫：《長沢規矩也君を偲んで》，《書誌學》新28號，1981年。

100.瀧川政次郎：《長沢規矩也君を悼む》，《書誌學》新28號，1981年。

101.黃仕忠：《長澤規矩也中國訪書考記》，《南方都市報》2010年3月18日。

103.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西諦書話》，第208頁，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版。

本文原刊于《文學評論》2018年第6期，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