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馬克斯·韋伯誕辰160周年。澎湃新聞·思想市場特別策劃“以韋伯為志業”紀念專題，邀請國內外研究韋伯的專業學者撰文，發掘韋伯對于現代社會之意義。

1895年3月5日，馬克斯·韋伯給國民經濟學家阿道夫·瓦格納（Adolph Wagner）的一封信中說，在國民經濟學和財政學這一新學科中，自己幾乎只是個初學者。韋伯于1894-1895年冬季學期開始在弗萊堡講授國民經濟學和財政學（National?konomie und und Finanzwissenschaft），三年后，他前往海德堡接替歷史經濟學派代表人物之一克尼斯（Karl Knies）的教職。作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韋伯很長時期內在眾多領域的知識成就容易使人們忽略他整個職業生涯都以經濟學家的身份在大學任教，以及他在研究內容和方法上與經濟學的淵源。

韋伯被理所當然地作為古典社會學的代表之一，但正如斯卡夫（Lawrence Scaff）所說，人們對“韋伯社會學之前的韋伯”（Weber before Weberian Sociology）缺乏興趣。馬克斯·韋伯紀念文集的第一篇文章對韋伯在經濟學領域的貢獻進行了評價，德國經濟學家埃德加·薩林（Edgar Salin）也曾表示：“在德國經濟學史上，沒有比馬克斯·韋伯更偉大的人了。”不過也有經濟學領域的學者并不將韋伯引為同道，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對此評論：“可以肯定的是，韋伯是兩所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和另外兩所大學的社會學教授。然而，他既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而是歷史學家。他不熟悉經濟理論體系，在他看來，經濟學和社會學是歷史科學。”

這種說法是常見卻長久的誤解，韋伯真的不熟悉經濟理論體系嗎？今天似乎沒有必要討論馬克斯·韋伯是不是經濟學家，然而，他是什么樣的經濟學家？

馬克斯·韋伯

“歷史經濟學派的傳人”或奧地利學派的同路人？

在弗萊堡就職演說中，韋伯多次提到“我們這些德國歷史經濟學派的傳人”（wir Jünger der deutschen historischen Schule）。一般認為“歷史經濟學派”由羅雪爾（Wilhelm Roscher）創立，并由希爾德布蘭德（Bruno Hilderbrand）、克尼斯（Karl Knies）發展，共同形成后來被稱為的“舊歷史學派”。1902年，韋伯精神初步恢復可以重返學術工作，他沒有再次轉向現實的社會問題，而是比以往更深入地投入到基本的方法論研究中，始于對歷史經濟學方法的批判。《羅雪爾與克尼斯：歷史經濟學的邏輯問題》（Roscher und Knies und die logischen Probleme der historischen National?konomie）發表在德國歷史經濟學派的主要期刊《施莫勒年鑒》（Schmollers Jahrbuch）上，標題直指歷史經濟學的兩位元老（Altmeister）。盡管韋伯在里面依然說“我們的專業學科”（unsere Fachdisziplin），這門學科是“歷史經濟學”（historische National?konomie）。韋伯表示希望討論“我們的專業中至今還一直成問題的‘理論的’與‘歷史的’研究工作之間的關系”（Verh?ltnis zwischen “theoretischer” und “historischer” Arbeit）。

歷史經濟學派從1870年代開始圍繞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形成了一股新的浪潮，即后來的“青年歷史學派”，他們主張遠離與理論方法的任何聯系，并進行了大量的經濟史研究。施莫勒認為理論經濟只會造成沒什么用處的魯濱遜的故事，不應該在德國的大學教授。“抽象”理論的門徒不應該在德國的大學任教。奧地利的經濟學家門格爾（Carl Menger）指責德國經濟學的歷史方法沉溺于經驗描述，無法從中得出“確切規律”或“典型陳述”的事實。盡管門格爾的批評懷著對德國歷史學派所取得成就的極大尊重而寫，并且他同意德國歷史學派代表在許多事情上的看法，但門格爾的學術批判引起了施莫勒的敵意，施莫勒進行了激烈的回應從而掀起了著名的經濟學“方法論之爭”（methodenstreit）。在之后的社會科學“價值判斷”之爭中，韋伯主要針對的也是歷史經濟學派的領袖施莫勒，韋伯鮮明反對施莫勒等“提出具有約束力的種種規范與理想，以便可以由這些規范與理想為實踐導出方案”，因為“這絕不會是門經驗科學的任務”。

1919年，韋伯開始擔任慕尼黑大學的教授，這一教職的上一任是盧喬·布倫塔諾（Lujo Brentano），后者被視為青年歷史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韋伯在專門討論現代工業勞動發展的教學中依靠了布倫塔諾的研究，但韋伯在布倫塔諾的《價值學說的發展》發表后，寫信給布倫塔諾為“邊際效用”學說做了實質性的辯護：“他（門格爾）的確是太高估自己了，這點沒有錯；但他也有非常可觀的成就，包括在跟施莫勒進行論爭時，實質上在許多最重要的點上都是對的。”韋伯又在方法論文章《邊際效用學說與“心理物理學的基本法則”》中主張理論的范圍和作用，經濟學理論“不僅可以用來作為啟發學上的手段去分析、也可以用來作為構成性的手段去展現那經驗上的雜多”。

在經濟學的歷史與理論之間的韋伯，一方面確實是“歷史經濟學派的傳人”，韋伯1897年承認：“盡管我不同意布倫塔諾或（他的學生）……社會政策協會在所有細節上的意見，但我認為我必須把自己算作他們中的一員。”同時，相比歷史經濟學派其他人，韋伯對奧地利學派表示了相當程度的同情和接受。然而韋伯沒有因經濟學的派別門戶之見進行選邊站隊，他的態度更多是獨立的“橫站”，并試圖找到可行而穩定的經濟學方法，去克服《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一文所說的當時看似無法跨越的歷史與理論鴻溝所隔開的“兩種經濟學”（zwei National?konomien）問題。

作為政治經濟學學者的韋伯

韋伯大學期間學習的是法律，1886年通過律師考試后有資格進入法律界，但他選擇了從事學術研究。在韋伯準備律師資格考試時，他的母親看到“他更感興趣的一直是法律的歷史沿革，而不是它的應用”。韋伯在德國著名商法教授戈爾·德施米特（Levin Goldschmidt）的指導下進行中世紀商業合伙的研究，德施米特更加重視分析和比較法律的歷史根源。韋伯從早期研究開始就能夠不斷從不同學科的角度對經驗現象進行新的、富有洞見的揭示，最早體現在法律和經濟學中。

韋伯對他作為初級律師從事的“本質上是機械的”法律工作感到厭倦，另一方面，法律失去了韋伯學生時代在德國國家建設任務的中心地位，經濟學變得更加重要，對法律本身也更加重要。韋伯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事實，當在1893年被邀請前往弗萊堡擔任經濟學的教授時，他接受了。韋伯在就職演講中提到，“我們今天目睹經濟學領域的熱門課題在這一代人中引起以往從未有過的普遍興趣”，他評論說：

在各個領域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所謂“經濟學看問題的方式”大行其道。……看待事物的經濟方式正在進入法學最私密的領域，在泛神論者的手冊中。在法院的判決中，我們經常發現，當法學概念達到極限時，就會引入所謂的經濟觀點——用一位法學家同事的話來說，這是時髦的。

韋伯從法律轉向政治經濟學并不只是逃避相對沉悶的法學，瑪麗安妮·韋伯（Marianne Weber）總結說：

改變自己的研究方向跟他的愿望是一致的。與法學相比，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還“年輕”，富有彈性。其次，它處于其他好幾門學科的邊沿，與文化史、思想史以及哲學問題直接相關。最后，就政治和社會政策的取向而論，這門學科比研究法學思想中更為規范化的問題更富有成效。

在19世紀的德國，政治經濟學仍屬于一門年輕的學科。韋伯被任命的職務與他所接受的專業教育不同，在1895年1月28日寫給卡爾·奧爾登堡（Karl Oldenberg）的一封信中，他自嘲地稱自己為“閑散的闖入者”。年輕的政治經濟學教授韋伯在1894年夏天就開始為弗萊堡大學的一般經濟學理論講座做準備，他為這門新學科投入了相當大的精力。盡管韋伯是這個學科中的新人，但根據瑪麗安妮的說法，在1896年春天韋伯感到掌握了他的新學科。海德堡大學在1896-1897年之交任命的積極評價支持了韋伯在政治經濟學領域的能力：“在年輕的政治經濟學教師中，馬克斯·韋伯占據了非常特殊的地位”，并表示“會成為他所在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

1897年夏季學期韋伯在海德堡開設了《一般（“理論”）經濟學》的主課，每周講授六小時。他還講授實用經濟學，在1898年夏季學期又回到了《一般（“理論”）經濟學》。他編寫并印刷了課程的綱要和第一節“經濟學的概念基礎”的講義，課程綱要分為6卷和20個章節，包括“導言：理論經濟學的任務與方法”、第二卷“經濟的自然基礎”、第三卷“經濟的歷史基礎”、第四卷“經濟理論的發展狀況”、第五卷“現代交換經濟的理論分析”以及第六卷“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與分析”。

韋伯在《一般（或“理論”）國民經濟學講演》課程綱要Grundriss zu den Vorlesungen über Allgemeine （“theoretische”）National?konomie的“理論的國民經濟學的課題與方法”一節對19世紀90年代中期“經濟學”領域的知識涵蓋得極其詳細，結合了多個學派立場的學者著作，既有老歷史學派羅雪爾、希爾德布蘭德和克尼斯的主要著作，也包括門格爾和施莫勒方法論的著作，還列有凱恩斯的作品，最后是施莫勒關于經濟學和經濟學方法的《國家統計學手冊》（Handw?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就參考文獻包含的范圍來說，韋伯對當時經濟學的各派別沒有親疏之別，主要從教學和章節的合理性考慮。導論之后名為“經濟學的概念基礎”的章節，其中的文獻開始是門格爾（Menger）、龐巴維（Bohm-Bawerk）、維塞爾（Friedrich von Wieser）的名字，接著是奧斯皮茨（Rudolph Auspitz）、里本（Richard Lieben）、美國的帕滕（Patten）和法國的瓦爾拉斯（Léon Walras）。還有我們更熟悉的亞當·斯密、李嘉圖、馬克思（雖然韋伯將這些歸入舊理論），這些名字表明韋伯對現代經濟學概念的了解掌握，他所認識的經濟學在這個意義上比今天更具國際性。

對韋伯來說，政治經濟學是一門“人的科學”，經濟學不是研究自然及其屬性的科學，而是研究人和人的需要的科學。但同時韋伯也強調，正如國民經濟學不是一門自然科學，也不是一門關注倫理問題的學科。韋伯討論了人的經濟需求和作為滿足這些需求的手段的“商品”的構成，他認為“效用”不能被客觀地決定，而是在滿足主觀理解的人類需求方面獲得意義，需求的滿足是一個“邊際效用”的問題，因此對價值的估計源于對需求的主觀感知和商品的客觀可得性。課程的第二部分“經濟的自然基礎”，從政治地理、人口和種族特征的角度探討經濟活動的自然條件——經濟活動的物質基礎。接下來在“經濟的歷史基礎”的標題下，韋伯遠非簡單地將經濟過程歷史化，而是涵蓋了當代經濟機構如工廠、銀行、證券交易所和貿易機構的發展。“經濟理論的發展階段”的參考文獻還包括《資本論》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第五部分“現代經濟的理論分析（Verkekrswirtschaf）”韋伯討論了物質生產領域的交通工具、電報、航運、貨幣、信貸組織、銀行等，以及市場、交易所和貿易機構，也研究價格形成和收入分配這些經濟理論分析的核心概念。

打通“理論”與“歷史”

韋伯將“理想類型”作為聯結起理論與歷史的概念工具，“理想類型”可能遭受的誤解比韋伯作為經濟學家更多。許多批評者認為“理想類型”逃避經驗驗證，而任何試圖概括典型特征的研究都無法處理歷史現實的多樣性。盡管韋伯一再澄清“理想類型”概念工具的暫時性，但許多后來援引韋伯名字的人都只是將“理想類型”作為手段來減少實證研究的努力。

韋伯從未視“理想類型”為經驗世界的本質，他多次強調“理想類型”是抽象的、片面的和不真實的，但卻在科學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工具功能。韋伯的立場與門格爾在“方法論”之爭中采取的溫和立場是相同的，在門格爾看來，理論經濟學的學說恰恰是片面性和抽象性的，但任何現實的即歷史的經濟學都不能擺脫這種抽象命題所提供的幫助。韋伯主張，在國民經濟學中，一些應然的思想始終與某種由價格形成的經驗性過程抽離出來的概念結合著，強烈影響了經驗上的價格形成過程，“唯有透過清晰的、亦即理想典型式的概念建構”才能識別和表示。對此，韋伯認為“無論如何，嘲笑種種抽象的理論之‘魯賓遜式的故事’（Robinsonaden）的人，只要他還不能提出任何取代這種理論建構方式之任何更好的（更清楚的）東西之前，都應該好好想想這一點。”

韋伯認為抽象經濟理論是包括經濟史學家在內的歷史學家開始研究的“理想類型”的豐富來源。“理性人”是經濟領域最著名的概念之一，本身是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一個假設，德國歷史經濟學派不遺余力地證明這只是一個幻影，絕不應該與真實的“人”混淆。韋伯當然不會天真地相信人的本質是“理性人”，也不將“理想類型”作為目的和典范，在韋伯眼中“關于妓院的理想典型和關于宗教的理想典型都是理想典型”，他甚至以戲謔的方式解釋“理想”。1905年，韋伯給哲學家李凱爾特的信里解釋他的概念創新時說：

您對“理想類型”的語言學懷疑讓我這個愛慕虛榮的人感到苦惱。但我認為，如果我們不是把俾斯麥說成是德國人中的“理想”，而是說他是德國人的“理想類型”，我們的意思就不是什么“典范”本身，而是說他具有某些德國人的、本質上不同的、甚至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品質在“概念的純粹性”上具有明顯的高度。

韋伯認為德國的經濟學產生了理論與歷史的混淆：人們相信理論性的概念圖像，將歷史性實在“真正”的內容或“本質”給固定下來了；或者將這些理論性概念圖像拿來當作某種“普羅克魯斯特之床”，把歷史硬套進其中；或者將各種“觀念”當作某種存在于現象背后的“真正”的實在、當作在歷史中發生作用的一些真實的“力量”而加以實體化。對這些誤區的清晰認識表明韋伯完全不是“觀念決定論”者，只是韋伯考慮到，那些歷史中產生影響的“觀念”在經驗上活在不特定的和不斷改變的一群人的腦海中，他們所經驗的內容或清晰度呈現出多樣和不同的深淺層次，那么便需要一個邏輯清晰純粹的思想構作物來綜合這些經驗中無限、散亂的現象。

在綜合德國歷史主義傳統和現代經濟學理論原理的基礎上，韋伯跨越了不同經濟流派之間的門派之爭和意識形態障礙，發展了將對現代資本主義作為現代整體生活方式構成的理解。韋伯考慮“經濟性的歷史解釋”同時，探索了概念、理論對解釋歷史和現實現象所具有的啟發式作用。韋伯在一定意義上是拒絕形而上學并辨析探尋人類種種“歷史上偶然的”片段和意外結果的“歷史”方法最為“激進”的踐行者（下一個這樣做的或許是福柯，但福柯沒有韋伯覆蓋如此多的領域），并以一部真正貫徹他方法論的經驗研究作為文化科學的示范。這個作品，就是著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我們越是在歷史的語境中理解韋伯的作品，就越少將他的研究領域和與現代學科劃分下的問題等同。在一個不可避免的專業化的時代，普遍的視角和學科專業的越界通常伴隨著某種任意性，用韋伯常用的一個詞是“半吊子”。不過如韋伯所說，“無心志性”與科學上的“客觀性”并無任何內在的親和性，專業化與思想知識的復雜深刻也沒有必然的關系。再次認識“韋伯社會學”之前的韋伯與“社會學韋伯”之外的韋伯，我們將看到，韋伯廣泛吸收學習和綜合不同知識的能力，他為文化科學領域研究的清晰穩固但不失復雜性所做的持續努力和獨樹一幟的創造。最終，履行了社會科學在韋伯意義上作為“人的科學”中對塑造理智清明的承諾。

參考文獻

馬克斯·韋伯：《韋伯方法論文集》，張旺山譯，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

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簡明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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