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著名翻譯家林紓不懂外語，但他通過與他人合譯的方式完成了兩百多部翻譯作品，由此成為晚清翻譯文學界的“第一人”。林譯小說以博雅辭藻和流暢筆法聞名于時，主要得益于林紓本人的文學素養，尤其是他對古文寫作致力之深且久。

盡管林譯小說在當時廣為流傳，在多位現代學人追憶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他對古文地位的推崇和維護，尤其是與蔡元培的書信交鋒招致諸多非議，而他以小說創作攻訐新文學陣營諸人，更令其一舉成為眾矢之的。林譯小說的評價亦受此牽累，劉半農、胡適、鄭振鐸、羅家倫等先后從不同角度批判林譯，并數其罪狀如下：林譯作品多為二三流文學、缺乏價值；混淆小說與戲劇文學的概念；任意刪改原作；因不通外語錯誤百出，等等。直至近年來，這一批判和否定論調在林譯研究者當中亦不乏承其嗣響者。

對此，由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李艷麗博士翻譯的日本學者樽本照雄《林紓冤案事件簿》一書，通過考鏡林譯評價產生的種種源頭及其流變，為林紓及林譯文學做了正名。

樽本照雄為日本大阪經濟大學教授，長期深耕清末小說領域，學術成就斐然，在日出資創辦并主持《清末小説研究》《清末小説から》等雜志，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即密切關注中國學界相關研究動向，并與國內學人交流頻仍。其所撰多部學術專著《清末小説探索》《清末小説論集》等，除《清末小說研究集稿》在國內出版外，目前僅《林紓冤案事件簿》（日版題為《林紓冤罪事件簿》，2008年出版）一種被譯為中文。

《林紓冤案事件簿》共收入以林紓及其譯作專題研究論文九篇，主張林紓及其譯作長期以來所受種種定評皆有武斷失實且輾轉相襲之處，并一一為之撥亂反正。此書在林紓翻譯文學具體作品評價翻案方面尤有發見之功，針對學界對林紓翻譯存在“通俗作品少價值、將小說和戲劇混為一談、將兒童故事當做筆記小說、任意刪節原作、譯文訛誤較多”等缺陷的多年定論，樽本通過搜求原作底本的方式以大量實證予以逐條批駁：

第一，林紓與陳家麟合譯《雷差得紀》《亨利第四紀》《亨利第六遺事》《凱徹遺事》《亨利第五紀》等莎士比亞歷史劇歷來遭受指摘，成為林譯將戲劇作品小說化這一定論的重要論據。樽本經過艱辛查訪比對，確認林譯莎士比亞歷史劇底本實據奎勒·庫奇（A. T. Quiller-Couch）的小說版圖書《莎士比亞歷史故事》（Historical Tales from Shakespeare，Edward Arnold, London, 1899）。

第二，林紓與毛文鐘同譯易卜生《群鬼》（譯作名為《梅孽》）多被指認成改戲劇為小說的典型，而林譯所據底本實為易卜生戲劇英文小說版，即杜雷科特·德爾（Draycot M. Dell）的《易卜生的“群鬼故事”》（Ibsen’s “Ghosts” Adapted as a Story, Jarrolds, 1920）。綜合上述兩項，林紓混淆戲劇與小說、改譯戲劇與小說的觀點不攻自破。

第三，林紓與曾宗鞏共譯斯賓塞格律長詩《仙后》（譯作名為《荒唐言》）雖在刊載時業已注明據麥利赫斯編輯版本所譯，不少研究者仍指其為將詩歌改譯為散文的典型案例。樽本不僅還原本事，而且也通過調研確證，林譯英文小說版為麥里郝斯（Sophia H. Maclehose）的《斯賓塞〈仙后〉故事選》（Tales from Spencer: Chosen from The Faerie Queene, School Edition,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etc., Macmillian and Co., London, 1905 or 1907）。則林紓混淆文體的判斷亦不足據。

第四，林譯塞萬提斯《堂吉訶德》（譯作名為《魔俠傳》）歷來被指為譯者大幅刪減原文、變換原作面貌。通過嚴格訪查和結構對比，樽本初步確定其底本實為莫妥（Peter Anthony Motteux）的英文改寫本《拉曼叉堂吉訶德歷史》（The History of Don Quixote of La Mancha,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and In New York）人人文庫版（Everyone’s Library）。對林譯任意刪減原文的指斥亦做出了強有力的回應。

樽本用大量事實證明，在原作和林譯之間，往往還有一轉譯本存在。為此，他認為林譯存在的唯一問題或許在于未標注所據底本的改寫者，“沒有記載任何有關所依據的英文譯本的信息”，而這種做法在清末民初翻譯文學當中蔚為風氣。

上述發現不僅以確鑿的論據糾偏正林紓評價研究定論的諸多訛誤，而且也還原了林紓翻譯的基本特點。樽本指出，從客觀的翻譯作品結果來看，“林紓使用的翻譯方法中有一個傾向，對于原作實外國的詩歌或戲劇的作品，使用改寫成散文的版本，也就是以英文小說版為底本”。全書分析考證皆言出有據，史論結合，如劉半農早先批評林紓連戲曲和小說也分辨不清，而他所批判的對象乃是林紓與魏易合譯的《吟邊燕語》，其底本原為蘭姆姐弟的小說版《莎士比亞故事集》，而樽本則注意到，鄭振鐸在延續林譯將莎劇小說化這一批判邏輯之余，或因已知曉此底本之存在，故暗暗隱去《吟邊燕語》，轉而舉出《雷差得紀》《亨利第四紀》《亨利第六遺事》《凱徹遺事》《亨利第五紀》等篇目，對坐實林譯改戲劇為小說的罪名做了二次修正，此段分析尤能見出作者抽絲剝繭之功，令人信服。

除顛覆林譯評價定論之外，該書收錄的其他幾篇論文則對林紓被污名化的若干現象也做出了正本清源的理論爬梳。他從林紓與新文學陣營的對立寫來，指出錢玄同、劉半農在《新青年》上的“雙簧信”，本是新文學陣營因“既無人反對，也無人支持”而捏造出來的假想對戰，而林紓《答大學堂校長蔡鶴卿太史書》卻正好給新文學諸人以措手的機會，于是成為群起而攻之的靶心。

其中，樽本特別強調和辨析錢玄同化名“王敬軒”當為假名而非筆名，治學態度之嚴謹可見一斑。他指出，北京大學經歷人事調整，陳獨秀被罷免文科學長一職，與其參加“進德會”卻又私德有虧直接相關，而這被有意醞釀為陳獨秀、胡適等不容于安福系的輿論事件，以至林紓小說《荊生》《妖夢》亦被誣為意圖借用徐樹錚等外部勢力，武力抹殺主張新文學者。十年前遽有此論，可謂莫大洞見。

此外，林紓《答大學堂校長蔡鶴卿太史書》中提到若白話文成為大學教育的主流，則“都下引車賣漿者流，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魯迅致信山上正義，引用“引車賣漿者流”此句并自做解，認為林紓對蔡元培之父進行人身攻擊，在后世產生了莫大的影響。樽本從上下文語境和具體史實出發，力證“魯迅的理解并不就是林紓的意思”，并結合刊物及相關文章的出版日期加以推衍，指出筆名思孟者在《蔡元培傳》以“賣漿”中傷蔡父遠在林書之后，考辨精準，體現了其一貫的治學風格。

雖是嚴絲縫合的學術論著，全書筆觸時帶感情，痛陳林紓冤案得以昭雪之遲滯，更惋惜無人真正問津林譯與原作之差別——只要對易卜生《群鬼》與林譯《梅孽》開頭數句稍作比對，就可以知道兩者是完全不同的兩部作品。也正是出于對研究譯作必須找到底本的堅持，他對近年來為林紓翻譯翻案的研究保有審慎，指出存在“某種不安的新趨勢”，即將林譯視作完全的“再創造”，甚至“以譯文為中心”，模糊了翻譯文學研究的界線，立場鮮明，見解通透。全書從實證研究出發，打破了本土學界對林譯不實卻相當牢固的刻板印象。

樽本于林譯文本相關問題始終留意，亦能據新出材料隨時為之補正輯錄。其《林紓研究論集》（2008年在日出版）對本書所涉陳獨秀罷免事件等有所補充，并增補林譯喬叟冤案、林譯雨果冤案等論文，進一步豐富和拓展了林紓研究的成果。只是限于語言隔閡，相關研究結論遲遲未能引入國內，影響亦極為有限。此次商務印書館海外漢學書系中譯本的刊行，必將祛除林譯評價存在的種種不實印象，并成為清末民初翻譯文學研究的方法論范式之一。

在一段時間里，樽本教授在亞馬遜網站上對日本學者瀨戶宏教授《莎士比亞在中國》一書的叱責曾高居搜索引擎的前排位置，不只給出一星的評價，措辭之嚴厲幾令人咋舌。樽本憤慨如是，主要是因為后者在知悉林譯底本為改寫小說版本而非原作劇本這一研究成果的情況下，仍在第二章“翻譯家林紓的莎士比亞觀”之中指摘“林紓將不是莎士比亞作品的文章當作莎士比亞作品進行了介紹”，并將林譯所署莎士比亞原作名稱歸咎于林紓，而這些問題在《林紓冤案事件簿》中都已反復澄清，無怪乎其動怒至此，也是學人真性情使然。

總體而言，《林紓冤案事件簿》充分體現了樽本教授長期深造于晚清小說及翻譯文學領域的厚積薄發功力，也有瑕不掩瑜處。

書中最后一篇論文《魯迅“出乎意表之外”的意外》提到，魯迅刊載于1924年《語絲》第五期《說胡須》一文，有云“真可謂‘出乎意表之外’”，因“意表”之“表”已兼含有“外”之意，故在語義上有重復之疵病，歷來被認為是諷刺林紓誤用習語，中日學者皆奉為定論。

樽本指出，錢玄同確有抨擊林紓誤用“出人意表之外”等語，初見于1923年1月5日《晨報副刊》。查原文可知，事件緣起為錢玄同翻閱《小說世界》“竟發現了‘出人意表之外的事’”，發現《小說世界》沒有體例說明和發刊詞，《小說世界》的作者名錄中“竟有天笑（姓包），涵秋（姓李，就是做‘以震其艱深’這句妙文的人），求幸福齋主（即何海鳴），胡寄塵，卓呆，趙苕狂，林琴南（就是做‘出人意表之外’這句妙文的人）等”，又以沈雁冰和王統照赫然在列為“出人意表之外”，該篇文章曾四度標舉“出人意表之外”。

樽本認為錢玄同此舉既諷刺了林紓誤用語匯，也是為了批評沈雁冰和王統照兩人與通俗小說及舊派文人為伍，但尚未明了“出人意表之外”是出于林紓的何部作品或文章，且強調魯迅《說胡須》一文征引“出乎意表之外”意在諷刺錢玄同捏造“雙簧信”手段和思想之離奇，此論似有未妥。

查1919年《東方雜志》第十六卷第七號載林紓與陳家麟同譯《賂史》（按：題為法人亞波倭德原著，實為英人Allen Upward所著小說The International Spy: Being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第二十一章，中有“汝尚不知斐托老威遲之為人惡極禍稠，有出人意表之外者”句，當為此語出處，也是錢玄同指摘林紓錯處之所從出。事實上，早在同一年《每周評論》第二十四號署名只眼（陳獨秀）《對于日使照會及段督辦通電的感言》一文中，形容日使照會文字已有“實在‘出人意表之外’（林琴南先生用語）”等語，考慮到陳獨秀與林紓之宿怨，陳借時事以諷林實為一箭雙雕，周作人（署名仲密）亦在《每周評論》第二十五號《前門遇馬隊記》中予以呼應。而早在前揭錢玄同1923年《雜感“出人意表之外”的事》之前，《晨報副刊》也有署名止水（蒲伯英）在《“之”字的特別用法》一文特將林紓“出人意表之外”和“天地有兩大之乾坤，椿萱有二人之父母”等語相提并論，意在批評守舊派人士對新文藝的壓制。除錢玄同三番四次征引此句外，在其之后，《晨報副刊》署名浩然（孫浩然）、署名FM女士、署名TC（李大釗）等人也先后撰文以“出人意表之外”為戲。魯迅《說胡須》一文再度牽扯林紓“出乎意表之外”，也純粹出于新文學陣營“自己人”之間的行文默契和文字游戲，其目的仍是諷刺林紓用語之失。樽本提出的因魯迅“從日本人假造中國皇帝的肖像的話題，聯想到在日本留學的舊友錢玄同以王敬軒的名義捏造了論文這件事”而與錢玄同開玩笑的觀點，不僅不符合文脈情理，而且也與他先前所論魯迅對林紓的一貫成見及其為維護錢玄同“雙簧信”而與胡適就編輯《新青年》一事相拮抗有所違背，因此這一段翻案文字究未能成立。

另外，書中提到1918年錢玄同、劉半農在《新青年》上捏造“雙簧信”，至1935年鄭振鐸《新文學大系》第二集《文學論爭集》“導言”方點明假托王敬軒一文出自錢玄同手筆，十七年間再無任何其他公開的線索。查《新青年》第五卷第三號有《對于〈 新青年〉之意見種種》，或可引為此事的旁證：“貴記者對于此間的謬論，駁得清楚，罵得爽快；尚且有糊涂的崇拜王敬軒者等出現，是在奇怪得很愿你們再加努力，使這種人不再做夢；——錢玄同先生，我最佩服，他是說話最有膽子的一個人。”在同一組讀者來信意見中將王敬軒與錢玄同并列，顯是《新青年》同仁對此舉自鳴得意且暗地為之標榜的諧謔做法。

由于近代通俗讀本原作反而搜集不易，樽本對所搜集諸多原作底本未能割愛，且一一指示推衍路徑，對后學啟發尤多。不過，林譯塞萬提斯《堂吉訶德》（《魔俠傳》）的確切底本仍有存疑之處，林譯中存在的類似問題亦有可進一步研讀的空間。書中還提到，作者后來獲悉林紓《論古文之不宜廢》一文最早發表在1917年2月1日的天津《大公報》，轉引文獻為1917年2月8日的《民國日報》，但因過于信用《中國近代報刊名錄》等目錄，坦承先前曾一度誤會此即為華僑在澳大利亞創辦的漢字報紙《民國日報》，視人以治學行跡，亦見其猛省勇改、孜孜不倦。

最后，樽本教授雖以林紓生前對林譯評價偏頗文字未予置辯為憾，據錢鍾書《林紓的翻譯》，則林譯往往從符合“古文義法”的層面增補原作，但倘若結合其論文之語可知，林紓實將翻譯小說和古文創作嚴格區分，本末分明，于譯作小技不甚經心，故亦不屑為之辯。然雖不欲辯，亦有其不得不辯者乎？無論如何，此書足以為海內林譯研究學人銘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