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動物的正義：我們的集體責任》，[美] 瑪莎·C. 努斯鮑姆著，王珀譯，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4月出版，469頁，98.00元

瑪莎·努斯鮑姆對當代的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做出了重要的原創性貢獻，她和阿瑪蒂亞·森共同創立了“可行能力論”。這是一種足以與功利主義、康德的道義論和羅爾斯的正義論相比肩的理論，在當今學界具有很大影響力。

努斯鮑姆一直關注著女性、殘障者和非人動物（non-human animals）所遭受的不正義。在《正義的前沿》中，她批評了以羅爾斯為代表的契約論忽視了對殘障者和動物的正義。而在這本《為動物的正義》（Justice for Animals）中，努斯鮑姆以自己的能力論（capability approach）為基礎，專門闡述了一種面向動物的正義理論，充分說明她是多么關注動物處境。

《為動物的正義》一書的出版，意味著動物倫理學界又多了一部重量級學術著作。在本書2023年出版前，動物倫理學已經發展到較為成熟的階段，各派倫理學家先后提出了自己的動物倫理理論，本書的獨特之處在于努斯鮑姆論證了自己的理論相對于其他幾種主流動物倫理觀的相對優勢。她批評了一種被人們普遍接受的倫理觀，該觀點認為我們應當根據動物與人的相似度來對不同動物進行排序。努斯鮑姆認為，動物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與我們的生活相似并不重要。不同的人追求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樣地，鳥有鳥的生活，鯨有鯨的生活。我們不應當懶惰地把動物想象成較低等的人類。根據她的能力理論，每一個對世界有主觀感受的生物都應該有機會以該生物特有的繁興生活。

努斯鮑姆還論證了能力論對于功利主義和康德主義倫理學的相對優勢，但她沒有局限于“主義之爭”，而是吸取了二者的優點。一方面，她肯定了“功利主義的偉大真理”（《為動物的正義》，201、219頁），認為功利主義者對于動物感受的重視是正確的。任何一種有說服力的規范性理論都不能不關注感受。一個生命因為有感受，才具有脆弱性，因此才能得到正義的對待。另一方面，她肯定了康德主義動物倫理學家對于個體的重視，認為個體是目的本身且具有不可侵犯性，但她不同意康德主義者對于人類與動物之間區別的一些看法。努斯鮑姆采納了亞里士多德式的立場，認為人類和動物都在追求其自身的繁興生活。也就是說，她的理論試圖在亞里士多德、邊沁和康德這三個偉大的思想傳統之間尋求某種調和，體現出很強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另外，她沒有把自己的論證限制在某一派整全的價值理論內部，而是努力在各派理論之間探尋一種羅爾斯式的重疊共識。

她還探討了一個永恒的哲學問題：死亡會對人和動物造成何種傷害。然后研究了動物倫理學中的一個棘手問題——“悲劇性沖突”（tragic conflict）?，F階段，人類有時會為了一些難以割舍利益而不得不殺害動物，但她認為我們應當努力超越這種沖突，比如通過發展人造肉技術來取代工廠化養殖場。她還論述了我們該如何對待與我們生活在一起的動物與野生動物。她認為即使是“野生動物”，也生活在被人類支配的空間中，遭受人類的傷害，人類應當正視對這些動物的責任。她還認為人類可以與動物建立友誼，這種友誼有助于我們反思自己當前對待動物的方式。能力論還要求我們在法律層面為動物伸張正義，但她深知現有的法律存在諸多缺陷，她研究了如何通過改善國內法和國際法來實現為動物的正義。除了上述理性論證，她還講述了很多動人的例子，以喚起我們的驚奇、同情和憤慨。

然而，努斯鮑姆的動物正義理論在學界不是沒有爭議的。在此，筆者討論其中三個問題。

1.關于物種標準

在拿到本書之前，我一直很好奇她會如何回應她的物種標準（species norm）所受到的一些批評。她主張使人類與其他動物有機會獲得基本能力，并且用其物種的典型特征來界定這些能力。這個物種標準似乎與個體主義之間存在潛在的沖突。

唐納森（Sue Donaldson）和金里卡（Will Kymlicka）曾用兩個例子來質疑努斯鮑姆：一只被救助的野生動物因殘障而無法回歸野外，失去了與本物種同伴一起生活的能力，難道它就不能在一個跨物種社群中好好生活嗎（從而需要擁有與其他物種進行互動或溝通的能力）？一個人有嚴重的自閉癥障礙，如果遵照“正常的”人類標準，他就應當具備“正常的”人類社交能力，但與其花費無數時間讓他去學習人類社交的細節，還不如允許他在與其他動物的互動中獲得更大的快樂和滿足（《動物社群》，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127-129頁）?！案鶕锓N標準來為個體設定標桿，而不考慮他們的實際能力和偏好，這也許只是在為他們設計挫折與失敗。……僵硬地遵循物種標準將會阻礙他們的健全生活，我們不如訴諸一種更具有物種包容性的社群觀念?！?span style="color:#999999;">（《動物社群》，128頁）另外，對于貓和狗等習慣同人類生活在一起的動物來說，屬于它們自己物種的典型特征又是什么？而且同一物種內部不同個體存在巨大的多樣性，如何用一套統一的物種標準來處理個體多樣性？

對此，努斯鮑姆在本書中明確指出，物種標準并不會將一個生物禁錮在它自己的物種內部，她的能力清單只主張提供機會，并不強求個體習得所有這些能力。而且，能力清單中也包含“其他物種”和“聯系”這兩個條目，所以她提倡的社交關系當然可以是跨物種的。努斯鮑姆會允許自閉癥患者通過與其他物種的動物進行交往，以建立有意義的社交關系，也會允許無法返野的野生動物生活在跨物種社群之中。她的物種標準和能力清單只是一個初步可用的一般性標準，它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并不會對所有物種成員提出強制性要求。努斯鮑姆并不認為物種具有某種形而上的“類本質”。恰如唐納森與金里卡所說：“物種成員身份是一個簡便而有用的分類法，可以用來對任何特定個體可能的需求和能力做一個粗略而便捷的評估。”（《動物社群》，126頁）努斯鮑姆在本書中似乎也承認了這種看待物種的方式，她指出，物種概念“提供了一個粗略的劃分方式，也就是說，只要我們記住它的局限性，它還是有用的”（《為動物的正義》，166頁）。她最終關注的是動物個體，而不是物種。她強調，遭受痛苦和死亡的是“個體鯨魚和個體大象”，“‘鯨類’不會因為攝入塑料而死亡，‘象類’也不會被偷獵者殺死”?？梢?，物種標準與唐納森和金里卡所提倡的跨物種動物社群并不矛盾，重疊共識仍然是存在的。

2.關于“如此像我們”

努斯鮑姆對“如此像我們”思維進行了犀利的批評，但是人類在考慮如何對待動物的時候，真的可以不考慮動物與我們人類的相似性嗎？也許應當區分“以人類為中心的”與“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相似性思維。當人們看到黑猩猩能夠像人一樣進行復雜的數學運算的時候，會更加重視黑猩猩的處境，而海豚擁有的回聲定位能力似乎不會起到這個效果。這就屬于努斯鮑姆所反對的人類中心主義偏見。但是再來看另一個例子：當我看到一只狗因痛苦而哀嚎的時候，發現這種痛苦看上去與人類痛苦非常相似，因此喚起了我的同情，人類中心主義者會將此也視為一種“人類的情感投射”。所以，我們真的可以徹底擺脫“如此像我們”的思維嗎？一種更加精致的人類中心主義會對本書提出這種質疑。

對于這種質疑的回應較為復雜。在這個例子中，與其說我們看重的是“動物具有類似于人類的特征”，不如說看重的是“動物所共有的特征”。重要的并不在于那只狗與我們相似，而在于那只狗會痛苦。這種同情并不是一種粗劣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投射”，而是可以超越自我中心主義或人類中心主義的。即使一個動物不會像人或狗一樣哀嚎，我們也要努力通過科學的手段去認識其體驗。如努斯鮑姆所言：“我們都是動物，一同被拋入這個世界，努力獲得我們需要的東西，但在努力過程中經常受挫。我們都屬于動物類，這種家族相似性對于理解我們的經驗非常重要。”（《為動物的正義》，39頁）也就是說，重要的不是“與人類的相似性”，而是“作為動物的共性”。我們之所以覺得那只狗的痛苦重要，與其說是因為那只狗擁有類似于人類的體驗，不如說是因為人類和狗都擁有作為一個動物的體驗。

如果“與我們相似”很重要，那么為何有些相似性重要，而有些相似性不重要？這里存在一個“游敘弗倫式的問題”：究竟是因為那只狗與人類相似，所以它的痛苦重要？還是因為狗的痛苦本身重要，所以在感受能力上的相似性（而不是其他相似性）會引起我們的重視？還是回到邊沁的腳注：問題不在于“它們能推理嗎？”，也不是“它們能說話嗎？”，而是“它們能感到痛苦嗎？”相似性本身不能構成什么道德標準，我們應當忽略與道德不相關的差異，而看到真正重要的特征。

當然必須承認，相似性思維有時也具有合理性。試考慮如下推理：“黑猩猩在各方面（推理、計劃、語言交流、感受）都與人類相似，所以如果人類有權利，黑猩猩也應當有權利。”這種“類似的情形類似對待”的一致性推理是合乎邏輯的。但是努斯鮑姆提醒我們：“我們對自己和其他動物之間相似性的認識僅具有啟發性，這有助于我們理解它們是什么樣的生物，但這并不是它們對我們有要求的基礎。”（《為動物的正義》，115頁）黑猩猩能計算、推理、使用手語，這些與人類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啟發我們反思目前對待它們的方式，但我們不要因此分散注意力，而是要關注一個更重要的事實：其他動物與黑猩猩一樣，都具有感受痛苦的能力，都具有脆弱性。我們可以注意到，努斯鮑姆本人在論述動物的能力清單時，也會出于論證的需要將其與人類的能力清單進行比較。但是她強調，我們要對其他動物的“alienness”保持敏感和驚奇。即使一種生命形式具有與人類迥然相異的特征（比如強人工智能），這也不應阻礙我們的道德關懷，相反可以激發我們道德想象力。

3.關于素食主義

努斯鮑姆對于素食主義的態度較為復雜，這使她受到了多位動物倫理學家的質疑。在本書中，她說自己對于吃肉問題的看法介于功利主義者（比如辛格和黑爾）和動物權利論者（比如睿根和科斯嘉德）之間，且更接近于后者（《為動物的正義》，222頁）。也就是說，她自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比功利主義者或動物福利論者更激進，更接近于支持純素食主義的動物權利論者一方。但她本人沒有放棄吃魚肉。眾所周知，功利主義者辛格被視為當代倡導倫理素食主義的最主要的人物，因為他認為素食是目前減少動物痛苦的最有效手段。而睿根、科斯嘉德等人也都是嚴格的素食者。也許功利主義者黑爾（R. M. Hare）是一個與努斯鮑姆類似的例外，他在《我為何只是一位半素食主義者》（R. M. Hare, Essays on Bioethic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15）一文中提出了半素食主義（demi-vegetarianism）一詞，也許可以把他和努斯鮑姆共同歸入這一范疇。

努斯鮑姆一方面在哲學上支持素食主義，另一方面將吃動物的問題歸為現階段的悲劇性沖突。也就是說，她對吃肉不是簡單的否定，而是采用了黑格爾式辯證法，以發展的眼光看待素食主義。她對人道養殖予以肯定，又認為人道養殖并非最終目標，最終人類要通過道德進步和技術進步來消除對動物的傷害。

但為何要把改變推給未來？她提到“如果每個人都真正過渡到純素食，那么農作物種植的大規模變化可能會對動物棲息地造成損害”，但也承認“這個問題目前還不清楚”（《為動物的正義》，261頁）。喬?！っ谞柋荆↗osh Milburn）對努斯鮑姆的這種顧慮表示非常驚訝，因為養殖業的飼料轉化率意味著素食主義食物生產體系涉及更少的農業種植（Josh Milburn, “Let them eat hake? Nussbaum and veganism”[J].https://repository.lboro.ac.uk/articles/journal_contribution/Let_them_eat_hake_Nussbaum_and_veganism/24805956/1/files/43636458.pdf.）。

更少的農田和養殖場意味著大大減少能耗和污染。努斯鮑姆所擔心的這種負面影響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除非大多數地球人口在短期內迅速轉向素食，即使最樂觀的動物權利論者也不會奢望如此理想化的前景。

當然，對于西方國家的某些窮人來說，蔬菜水果較為昂貴；而且對于一些傳統社會的族群（比如游牧民族）來說，素食也存在客觀障礙。在這些情形中，營養需求與動物權利之間似乎的確存在悲劇性沖突。但是，羅伯特·加納（Robert Garner）如此回應努斯鮑姆：至少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吃動物并非不可避免的悲劇性沖突，轉向素食主義并不會導致健康和環境方面的有害后果，反倒有可能改善健康和環境。當然，這不是一個哲學問題，而是一個經驗問題，但“經驗證據似乎并不站在努斯鮑姆一邊”（Robert Garner, A Theory of Justice for Animals: Animal Rights in a Nonideal World[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14-115）。

努斯鮑姆本人沒轉向素食的主要原因是她對豆類消化不良，所以她熱切期待人造肉技術的發展能解決這一問題。科技進步也許能帶來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使人們擺脫目前的道德困境。但問題癥結不僅僅是技術上的，更是觀念上的。在生物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如果仍然宣稱“人類無法通過不傷害動物的方式獲取足夠的營養”，這簡直是一種恥辱。也許，主要障礙不在于技術上不能解決，而在于觀念上不想解決。這種“困境”之所以今天仍然存在，與其說是因為人類太在意營養，不如說是因為人類太漠視動物的苦難。

努斯鮑姆在本書中明確承認了“純素食主義的真理”：即我們并沒有支配和剝奪動物生命的權利。她甚至對伊甸園給出了素食主義的解讀。她對素食主義采取一種“向前看”的態度，寄希望于技術和道德的進步。盡管這種“推給未來”的態度會受到一些質疑，但她這種立場也有一個優點：即防止人們被素食的要求擋在動物權利的大門之外。有些倫理學家僅僅因為自己在飲食上難以轉向素食，就選擇在理論上反對動物權利。但是正如米爾本指出，哲學家會發現，即使不完全接受純素食主義，也可以支持動物權利（Josh Milburn, “Let them eat hake? Nussbaum and veganism”）。這也許是努斯鮑姆的“向前看”的立場的一個獨特優點。

以上是對努斯鮑姆的理論遇到的一些問題的回應思路。我相信還存在其他很多問題，拋磚引玉，希望本書的出版可以引起中文學界更多的學術討論。

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努斯鮑姆曾在郵件中向我詢問中國動物保護方面的現狀。我向她做了詳細的介紹。我國在動物保護的立法和執法方面剛剛起步，雖然進展緩慢，但一直在努力推動這項事業。我們擁有尊重動物的良好文化傳統。儒家推崇仁愛美德，也許可以建立一種基于儒家美德的動物倫理。道家在形而上的層面上否認人類對于動物的優越性。墨家推崇博愛，并且出于節儉的考慮倡導素食。佛教倫理學既重視痛苦，也重視對生命的尊重，所以它支持動物權利和素食主義。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植物基人造肉”，我們豆制品烹飪技術發達，蛋白質豐富，口味多樣。因為中國有發達的素食烹飪工藝和飲食文化，所以尋常百姓能以低廉的價格獲得營養豐富的素食。可以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可以擺脫努斯鮑姆所說的“悲劇性困境”的良好基礎。當然，不同文化傳統之間應當相互交流與學習，所以我們需要引介以努斯鮑姆為代表的知名哲學家在動物倫理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也許有人會認為本書提出來的正義目標太過理想主義，但作者并不是所謂的“扶手椅哲學家”。她很清楚我們在為動物伸張正義的過程中會遇到種種現實的困難，在她看來，我們需要時間去逐步克服前進道路上的障礙。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保持耐心與樂觀，需要心懷驚奇、同情和憤慨。她還認為，各個國家有各自不同的國情和障礙，它們需要根據各自的情況來自行規劃通往正義之路。

這是一部“愛的作品”（a work of love），作者將本書獻給女兒蕾切爾·努斯鮑姆和世界上所有的鯨魚。蕾切爾像她母親一樣，也是一位學者，同時還是動物法組織“動物之友”的律師。她兼任野生動物部門的工作，特別致力于保護鯨魚。不幸的是，蕾切爾于2019年12月因病逝世。母親帶著對女兒的思念完成了這部作品，她說女兒是自己的導師和靈感源泉。母親的哲學理論在女兒的推動下走向了動物法的領域，女兒對動物保護的研究得到了來自母親的哲學理論的支持。這一部愛的作品由母女之間的情感編織而成。盡管為動物伸張正義的旅途上充滿著艱辛，但是在作者看來，“除了做母親的旅程，這比我生命中任何其他旅程都更有意義”（《為動物的正義》，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