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歲生日這天，小維（化名）沒有和她的親朋好友一起慶祝。伴隨著 20 厘米取卵針將她的卵子取出，她在境外將凍卵作為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未來要不要小孩還不確定，她正處于人生的黃金階段，不想打破現在的狀態(tài)。但現實是家人和伴侶都在頻繁地催促她做出決定。和她類似的女性還有許多，她們都有同一個共同標簽，名為“未育”。

跨越重洋，去境外凍卵

目前，中國內地尚不允許單身女性出于非醫(yī)療目的凍卵。一部分女性因此選擇到境外國家或地區(qū)凍卵，海外“社會性凍卵”的需求不斷上升。

全球凍卵市場主要分布在北美、歐洲和東南亞。北美的凍卵服務費用相對來說較高，平均在 5 萬人民幣左右。歐洲各國平均費用在 2-3 萬之間。

老家在江西南昌的 Phoebe，前些年因為工作調動的關系從上海搬到了法國，在和身邊人進行探討后，她選擇了在法國當地凍卵，因為成本低、福利政策好。事實上，費用成本和法律政策，是所有凍卵女性選擇出海目的地時的主要決定因素。

在線社區(qū)上，不少女性書寫了自己的“凍卵筆記”。我們在小紅書上抓取了熱度前 110 位發(fā)帖人的相關帖子，發(fā)現美國是絕大多數的跨境凍卵女性的目的地——雖然價格相對較高，但凍卵體系發(fā)展較完善。服務質量好、后續(xù)卵子儲存及提取成功率高，是大多數女性提及的選擇理由。

凍卵，也在趕30、35歲的節(jié)點

“30+”的年齡、高學歷、高收入是多數單身凍卵女性的共同特征。絕大多數人已經完成了第一輪取卵凍卵，也有人已經完成了第二輪。她們的年齡主要分布在 30-35 歲這一區(qū)間。這一年齡段是人的事業(yè)發(fā)展期，但也是大多數女性的卵巢功能出現下降趨勢，并加速下降的階段，卵巢的卵泡儲備曲線像被一只“無形的手”折斷了。

凍卵的成功率也會受到年齡的顯著影響。紐約大學朗格生育中心 2022 年的統計數據顯示，中位年齡為 38.3 歲的樣本，冷凍卵子最終活產的幾率為 39%，也就是說凍卵最終完成生育的成功概率不到 4 成。

較高的成本，則加大了對跨境凍卵女性的經濟條件篩選。

在小紅書上分享跨境凍卵的女性們確實擁有一些令人羨慕的條件。她們多數畢業(yè)于常青藤名校，有 26 人擁有海外知名學府留學經歷，如哥倫比亞大學、麻省理工大學、斯坦福大學等。31 人在高薪行業(yè)或職業(yè)工作，包括投資、IT、咨詢、品牌創(chuàng)業(yè)等。22 人擁有專門凍卵保險支持，減輕經濟負擔以及凍卵失敗成本。

凍卵雖然是一種具有積極主動性的行為，但背后卻有多種力量在推著人前行。為了更細致地了解女性選擇凍卵的原因，我們對能體現凍卵動機的 92 條帖子文本進行了人工編碼分析。

年齡增長帶來的焦慮和壓力成為最多的動機，這并不讓人意外。來自家庭的壓力和對母親角色的期待也得到了較多提及。

女性出于個人意愿，想要探索作為母親的人生經歷，期待和孩子的互動，被稱為經驗性的母職期許。“生兒育女是女性的天然資本”、“一直想要個女兒，能陪我吃飯逛街聊心事，想帶她去很多地方”。

與經驗性母職期許相對的是制度性母職期許。在錯綜復雜的動機數據中，我們依然發(fā)現：并非所有女性的凍卵決策都是出于其本人的生育意愿，這背后有著更為紛繁多樣的因素和壓力。

《女人所生》中指出，作為制度的母職與父權制緊密相關，是由主流男性定義、社會和歷史建構的對母親角色的期待和要求。社會與歷史所編織的網不僅使女性負擔“期待”，而且通過制度和文化等等因素左右甚至支配女性的生育決策。

Phoebe 的前任男友曾明確表示不想要孩子，起初 Phoebe 覺得這是前任對自己成為母親權利的剝奪：“感覺對方好像關上了那一扇門。”在跟前任分手后，她本以為自己會非常想要孩子，思考過后發(fā)現自己仍處于一種不確定的狀態(tài)。最終選擇凍卵時她說，“我只是覺得它可以給我一個 Option B（B選擇），在法國它的這個成本是很低的。”

凍卵無疑為女性提供了新的選擇和可能性，但作用常常只是延緩生命歷程中的重大事件，而不會徹底改變。

凍卵是如何進入公眾視野的

國內公眾較早關注到女性凍卵這一話題可能是源于明星徐靜蕾，2015 年時 41 歲的她稱自己已在美國進行了凍卵手術，她將這稱為“世上唯一的后悔藥”。

5 年前，單身的徐棗棗，想在 31 歲之前留下比較健康的卵子，在被北京某三甲醫(yī)院拒絕后，她以侵害“一般人格權”將醫(yī)院告上法庭，這成了“中國首例單身女性凍卵案”。經過一次敗訴，去年她再次提交了二審的上訴申請。

在新浪微博輸入“凍卵”，搜索結果中前三個話題都是關于娛樂圈女明星凍卵的報道，或是他們正在準備凍卵的小道消息。在 300 個相關話題中，明星的八卦和緋聞是網民關注的焦點，遠超其他話題。其中，2021 年#某鄭姓藝人曾自曝30歲前想凍卵#這一話題討論量最高，超過十萬，登上微博熱搜。

不過，除了抱著“吃瓜”的心態(tài)來看待凍卵之外，未婚女性凍卵作為一個嚴肅問題也受到了關注。政府部門、人大代表有關凍卵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可能引發(fā)討論。2024 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民進天津市委會專職副主委趙長龍?zhí)岢鼋ㄗh：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整體道德水平的提升以及法律制度的更加完善，適時開展單身女性社會性凍卵的可行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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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卵的過程并不輕松。由于仍然存在技術上的風險和倫理上的擔憂，關于凍卵的爭議仍然在持續(xù)著。例如，如果監(jiān)管沒有跟上，技術的濫用就可能帶來商業(yè)上的剝削。此外，由于缺少長期研究支持，通過凍卵出生的孩子的健康問題仍是未知的。

但在晚婚晚育成為普遍現象、社會生育率急劇下滑的今天，對凍卵的探討和嘗試，對社會和個人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從改變生育焦慮這件事來說，結果確實令許多女性感到滿意。完成凍卵周期后的女性表示焦慮和擔憂得到緩解，“暫時都不用再考慮這件事情了”、“如釋重負”。

對于制度性母職期許所帶來的生育壓力，凍卵之策也能同樣奏效嗎？“沒有后顧之憂，能讓你在’性別劣勢’上一下子追平了，人生奮斗期變長了，一下子就不焦慮了。”看似有效，但無論生育與凍卵被如何潤色，依然存在一個無法其回答的問題：女性的“憂”從何而來，女性的“性別劣勢”從何而來？

制度性母職期望從來不是看似遙不可及的大氣層，而是每一位生活在其中的女性的生活迷霧。在這個情境下，女性是否能擺脫制度性母職期望的桎梏，仍然是一個待回答的問題。

【參考資料】

816數士，凍卵真的能解決生育焦慮嗎？這些數據了解下

一條，36歲，我單身凍卵被拒第5年

澎湃新聞，委員提案｜趙長龍建議適時開展單身女性社會性凍卵的可行性探索

深圳大學傳播學院《數據新聞與可視化》課程項目

數據 | 陳霄桐 高寧 鄭翔芳

設計 | 陳霄桐 高寧 鄭翔芳

文字 | 高寧 鄭翔芳 陳霄桐 賴苑芊

指導老師 | 黃文森 陳顯玲

編輯 | 張鈴媛

封圖來源｜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