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凍卵，是未育女性的后悔藥嗎？｜有數

2024-05-13 12:17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35 歲生日這天，小維（化名）沒有和她的親朋好友一起慶祝。伴隨著 20 厘米取卵針將她的卵子取出，她在境外將凍卵作為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未來要不要小孩還不確定，她正處于人生的黃金階段，不想打破現在的狀態。但現實是家人和伴侶都在頻繁地催促她做出決定。和她類似的女性還有許多，她們都有同一個共同標簽，名為“未育”。

跨越重洋，去境外凍卵

目前，中國內地尚不允許單身女性出于非醫療目的凍卵。一部分女性因此選擇到境外國家或地區凍卵，海外“社會性凍卵”的需求不斷上升。

全球凍卵市場主要分布在北美、歐洲和東南亞。北美的凍卵服務費用相對來說較高，平均在 5 萬人民幣左右。歐洲各國平均費用在 2-3 萬之間。

老家在江西南昌的 Phoebe，前些年因為工作調動的關系從上海搬到了法國，在和身邊人進行探討后，她選擇了在法國當地凍卵，因為成本低、福利政策好。事實上，費用成本和法律政策，是所有凍卵女性選擇出海目的地時的主要決定因素。

在線社區上，不少女性書寫了自己的“凍卵筆記”。我們在小紅書上抓取了熱度前 110 位發帖人的相關帖子，發現美國是絕大多數的跨境凍卵女性的目的地——雖然價格相對較高，但凍卵體系發展較完善。服務質量好、后續卵子儲存及提取成功率高，是大多數女性提及的選擇理由。

凍卵，也在趕30、35歲的節點

“30+”的年齡、高學歷、高收入是多數單身凍卵女性的共同特征。絕大多數人已經完成了第一輪取卵凍卵，也有人已經完成了第二輪。她們的年齡主要分布在 30-35 歲這一區間。這一年齡段是人的事業發展期，但也是大多數女性的卵巢功能出現下降趨勢，并加速下降的階段，卵巢的卵泡儲備曲線像被一只“無形的手”折斷了。

凍卵的成功率也會受到年齡的顯著影響。紐約大學朗格生育中心 2022 年的統計數據顯示，中位年齡為 38.3 歲的樣本，冷凍卵子最終活產的幾率為 39%，也就是說凍卵最終完成生育的成功概率不到 4 成。

較高的成本，則加大了對跨境凍卵女性的經濟條件篩選。

在小紅書上分享跨境凍卵的女性們確實擁有一些令人羨慕的條件。她們多數畢業于常青藤名校，有 26 人擁有海外知名學府留學經歷，如哥倫比亞大學、麻省理工大學、斯坦福大學等。31 人在高薪行業或職業工作，包括投資、IT、咨詢、品牌創業等。22 人擁有專門凍卵保險支持，減輕經濟負擔以及凍卵失敗成本。

凍卵雖然是一種具有積極主動性的行為，但背后卻有多種力量在推著人前行。為了更細致地了解女性選擇凍卵的原因，我們對能體現凍卵動機的 92 條帖子文本進行了人工編碼分析。

年齡增長帶來的焦慮和壓力成為最多的動機，這并不讓人意外。來自家庭的壓力和對母親角色的期待也得到了較多提及。

女性出于個人意愿，想要探索作為母親的人生經歷，期待和孩子的互動，被稱為經驗性的母職期許。“生兒育女是女性的天然資本”、“一直想要個女兒，能陪我吃飯逛街聊心事，想帶她去很多地方”。

與經驗性母職期許相對的是制度性母職期許。在錯綜復雜的動機數據中，我們依然發現：并非所有女性的凍卵決策都是出于其本人的生育意愿，這背后有著更為紛繁多樣的因素和壓力。

《女人所生》中指出，作為制度的母職與父權制緊密相關，是由主流男性定義、社會和歷史建構的對母親角色的期待和要求。社會與歷史所編織的網不僅使女性負擔“期待”，而且通過制度和文化等等因素左右甚至支配女性的生育決策。

Phoebe 的前任男友曾明確表示不想要孩子，起初 Phoebe 覺得這是前任對自己成為母親權利的剝奪：“感覺對方好像關上了那一扇門。”在跟前任分手后，她本以為自己會非常想要孩子，思考過后發現自己仍處于一種不確定的狀態。最終選擇凍卵時她說，“我只是覺得它可以給我一個 Option B（B選擇），在法國它的這個成本是很低的。”

凍卵無疑為女性提供了新的選擇和可能性，但作用常常只是延緩生命歷程中的重大事件，而不會徹底改變。

凍卵是如何進入公眾視野的

國內公眾較早關注到女性凍卵這一話題可能是源于明星徐靜蕾，2015 年時 41 歲的她稱自己已在美國進行了凍卵手術，她將這稱為“世上唯一的后悔藥”。

5 年前，單身的徐棗棗，想在 31 歲之前留下比較健康的卵子，在被北京某三甲醫院拒絕后，她以侵害“一般人格權”將醫院告上法庭，這成了“中國首例單身女性凍卵案”。經過一次敗訴，去年她再次提交了二審的上訴申請。

在新浪微博輸入“凍卵”，搜索結果中前三個話題都是關于娛樂圈女明星凍卵的報道，或是他們正在準備凍卵的小道消息。在 300 個相關話題中，明星的八卦和緋聞是網民關注的焦點，遠超其他話題。其中，2021 年#某鄭姓藝人曾自曝30歲前想凍卵#這一話題討論量最高，超過十萬，登上微博熱搜。

不過，除了抱著“吃瓜”的心態來看待凍卵之外，未婚女性凍卵作為一個嚴肅問題也受到了關注。政府部門、人大代表有關凍卵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可能引發討論。2024 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民進天津市委會專職副主委趙長龍提出建議：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整體道德水平的提升以及法律制度的更加完善，適時開展單身女性社會性凍卵的可行性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