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里米亞戰爭前夕，俄國沙皇把奧斯曼帝國稱為“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這一觀點并不新鮮，很早以前就有許多人相信奧斯曼帝國即將崩潰。塞爾維亞大公在1838年曾對英國領事說：“土耳其已支撐不住了，馬上就會倒下。其對各個省份管理上的錯失所引起的叛亂將導致自己的滅亡。”

奧斯曼帝國在管理上的錯失，其根源在于無法適應現代世界。勢力強大的宗教領袖如穆夫提（mufti）和烏理瑪（ulema）之流讓改革停滯不前。伊斯蘭宗教機構的格言是“不要攪亂已有的規矩，不要向異教徒借東西，教義不允許這么做”，他們關心的是蘇丹頒布的法令是否符合《古蘭經》的教義。在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地區，對西方知識和技術的引進十分緩慢：商業貿易由非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人）控制；直到1720年代才成立第一家土耳其語出版社；一直到1853年，在君士坦丁堡學習傳統伊斯蘭法和教義的學生人數，依然是在現代學校中學習世俗化課程人數的五倍。

經濟停滯不前的同時，官僚腐敗也極為盛行。在各個省份，通過買官貪污稅收的現象非常普遍，文武官員把自己管理的地區視為封地，極盡盤剝之能事。只要他們能繼續向高門進貢，與債主分贓，沒人關心他們是用了怎樣的殘暴手段把錢收上來的。奧斯曼帝國財政收入的一大部分來自非穆斯林人口，他們缺乏法律保護，無權在伊斯蘭法庭上為自己申訴，也沒人會聽基督徒的陳詞。據估計，在19世紀早期，一個普通的基督教農民或商人不得不把自己收入的一半以上繳給奧斯曼帝國。

不過奧斯曼帝國衰亡的最主要原因還是軍事上的落后。在19世紀初，土耳其軍隊規模龐大，維持這支軍隊的經費可高達奧斯曼帝國財政支出的70%，但是與歐洲國家以征兵制建立的現代軍隊相比，它依然十分落后。土耳其軍隊缺乏中央化管理和指揮架構，也沒有軍事院校，部隊缺乏訓練，打仗仍舊依賴雇傭兵、非常規軍隊和邊遠地區的部落武裝。軍事改革迫在眉睫，特別是在土耳其軍隊多次被俄羅斯軍隊打敗，接著埃及又被拿破侖占據之后，一些蘇丹和他們的大臣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要建立一支現代軍隊，就必須對奧斯曼帝國進行根本性改革，建立中央集權制度控制地方省份，還會觸犯四萬名禁衛軍（janizaries）的利益——這些軍人由蘇丹出錢供養，代表了整個過時的軍事傳統，抵觸一切改革。

蘇丹塞利姆三世（Selim III，1789—1807在位）是第一個意識到必須讓陸軍和海軍實現西方化的蘇丹。他的軍事改革議程在法國人的指導下進行。在18世紀晚期的幾十年中，法國人在奧斯曼帝國很有影響力，主要原因是法國的對手——奧地利和俄羅斯兩國都是奧斯曼帝國的敵人。塞利姆的軍隊現代化概念與俄羅斯彼得大帝在18世紀早期實行的軍隊西方化方案相似，土耳其人對此十分明了。他們做的只是引進西方新技術和做事辦法，但是絕不會學習任何可能威脅伊斯蘭權威的文化理念。土耳其人請法國人來指導軍隊現代化的部分原因，是想當然地認為法國是歐洲國家中宗教化程度最低的，既然如此，法國對伊斯蘭的威脅也就最低了，對法國的這一印象來自雅各賓黨人（Jacobins）的反宗教政策。

塞利姆的改革在禁衛軍和伊斯蘭教士們的聯合抵制下失敗了，但是蘇丹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1808—1839在位）將軍事改革繼續進行下去。他擴大了軍事院校的規模，通過考績晉升的方式提拔軍官，借此抗衡禁衛軍獨大的局面。他還成功地推動了對軍服的改革，引進西方軍事器械，廢除禁衛軍的封地，希望用這些方式建立一支由中央控制的歐式軍隊，最終與禁衛軍融合。1826年，抗拒改革的禁衛軍起兵叛亂，被蘇丹的新軍鎮壓下去，幾千名禁衛軍被殺，從此禁衛軍被解散。

當奧斯曼帝國日漸衰落、搖搖欲墜之時，列強的干涉也越來越頻繁，雖然名義上是為了保護這里的基督徒，但實質上是為了奪取更多的利益。歐洲國家的大使館不再滿足于提供國家之間聯絡的功能，而是直接插手奧斯曼帝國內政，支持民族和宗教團體、政黨和派別，甚至干預蘇丹對大臣的任命，以此來維護本國利益。為了加強奧斯曼帝國與本國的貿易，他們和奧斯曼商人以及金融家建立直接聯系，在主要的貿易中心建立領事館。歐洲國家還開始向奧斯曼帝國的臣民發放護照，到19世紀中期，已有高達一百萬奧斯曼帝國居民借助外國使團來逃避訴訟和納稅。俄羅斯在這方面最為活躍，為了建立黑海貿易而向大批奧斯曼蘇丹治下的希臘人發放護照，并允許他們在船只上懸掛俄羅斯旗幟航行。

從1829年直至克里米亞戰爭，扶持一個“虛弱的鄰居”一直是俄羅斯在東方問題上的政策，其核心是在軍事威脅的支持下，借助宗教來擴大俄羅斯在奧斯曼帝國基督徒聚居區的影響力。有時候，為了維護這個既虛弱又有依賴性的鄰居，俄羅斯不得不替奧斯曼帝國出面維護主權。1833年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那一年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對蘇丹的權威提出了挑戰，在幫助蘇丹鎮壓希臘反叛之后，他要求獲得埃及和敘利亞的世襲繼承權，但沒有得到蘇丹的同意。于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兒子易卜拉欣帕夏（Ibrahim Pasha）帶兵進占了巴勒斯坦、黎巴嫩和敘利亞，這支軍隊由法國人按照歐洲軍隊的模式訓練，十分強大，橫掃奧斯曼帝國部隊，君士坦丁堡頓時成為板上魚肉。在埃及執政期間，穆罕默德·阿里實現了埃及經濟的現代化，融入國際市場，成為棉花出口地，運往英國的棉紡工廠；他還修建工廠，主要用來為埃及軍隊提供軍需品。入侵敘利亞的原因之一其實是為了擴大生產基地，以更好地面對全球市場的競爭。但同時穆罕默德·阿里還代表了卷土重來的穆斯林傳統勢力，與蘇丹較為寬松的宗教領導方式很不相同。他把自己的軍隊稱為圣戰者（Cihadiye）。根據當時觀察家的看法，一旦穆罕默德·阿里的軍隊占領了君士坦丁堡，他就會建立一個“新穆斯林帝國”，并對中東地區的基督教勢力持敵對態度。

蘇丹向英國和法國求助無果，情急之下不得不乞求沙皇伸出援手。沙皇立刻派出七艘軍艦、四萬士兵協同保衛君士坦丁堡。俄羅斯人認為穆罕默德·阿里是法國人的走卒，對俄羅斯在近東的利益威脅極大。從1830年開始，法國人一直在進行征服奧斯曼帝國屬下阿爾及利亞的戰爭，法國軍隊是本地區唯一有實力遏制俄羅斯野心的力量。更讓俄羅斯人擔心的是，從搜集到的情報來看，穆罕默德·阿里誓言“恢復穆斯林曾經擁有的偉大力量”并要為1828—1829年俄土戰爭復仇。俄羅斯人擔心他會征服整個小亞細亞（Asia Minor）地區并建立一個新的伊斯蘭帝國代替奧斯曼帝國。這么一來，“虛弱的鄰居”將變成一個南部邊疆外威脅很大的伊斯蘭勢力，而且還和高加索的穆斯林部落有著很強的宗教聯系。

俄羅斯派兵的舉動讓英國和法國警覺起來，他們各自派出艦隊抵達達達尼爾海峽外的貝希克灣（Besika Bay），并在1833年5月調停穆罕默德·阿里和蘇丹達成協議：穆罕默德·阿里以從安納托里亞撤軍換取克里特島和漢志地區（Hijaz），易卜拉欣獲任敘利亞終身總督。在英法兩國介入之后，俄羅斯就退出了，但是在撤兵之前，他們還是逼迫蘇丹在1833年7月簽署了一份《帝國碼頭條約》（Treaty of Unkiar-Skelessi）。條約主要是再次確認了俄羅斯從1829年《哈德良堡條約》中獲得的權利，但是加了一個秘密條款，規定俄羅斯有義務對土耳其提供軍事保護，作為條件，俄羅斯可以隨時要求土耳其封鎖連接黑海和地中海的海峽，不讓外國軍艦通過。這樣俄羅斯就可以阻擋英國和法國海軍艦船進入黑海，保證自己對黑海的絕對控制權。對俄羅斯來說，更重要的是，根據他們對這個條約的理解，俄羅斯擁有介入奧斯曼帝國事務的法律權利。

這個秘密條款很快被土耳其官員泄露給了英國和法國，在西方媒體引起一片嘩然。西方國家馬上懷疑俄羅斯不僅有權要求封鎖海峽不讓外國軍艦通過，而且還有權要求只向俄羅斯軍艦開放海峽。如果是這樣的話，俄羅斯海軍就可以在四天之內從黑海港口塞瓦斯托波爾駛到博斯普魯斯海峽，占領君士坦丁堡，而西方海軍根本來不及介入。事實上，這個秘密條款并沒有對這一點有清楚的說明。俄羅斯聲稱這一條款不過是為了自我保護，防止俄羅斯在黑海的港口塞瓦斯托波爾和敖德薩兩地遭受英法這兩個海上強國的攻擊。地中海通往黑海海的海峽是“打開俄羅斯大門的鑰匙”，如果俄羅斯不能關上這扇大門，那么其南部虛弱的腹地，即黑海沿岸以及高加索，將會暴露在敵人面前。事實上，克里米亞戰爭中土耳其和西方軍隊就是這么干的。

但此時無論俄羅斯如何辯解，西方都無人理睬，任何良好的意圖都會遭到懷疑。俄羅斯在歐洲大陸上的一舉一動，都被看作帝國擴張中的反動和侵略性行為。“毫無疑問，目前俄羅斯政府正在執行一套向南部擴張的策略，這一策略從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就已經開始，一直是俄羅斯對外政策的重要部分”，英國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勛爵在1833年12月給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龐森比勛爵的信中寫道。

1833年是英國對俄羅斯和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轉折點。在這之前，英國人關心的主要是能否維持奧斯曼帝國的現狀，擔心奧斯曼帝國的崩潰將導致歐洲勢力均衡被打破，甚至引發一場歐洲大戰。他們對蘇丹的主權狀況并不特別關心。但是，一旦意識到奧斯曼帝國有可能被埃及人占領，并由此引發一場氣勢磅礴的伊斯蘭復興，更糟糕的是奧斯曼帝國有可能變成俄羅斯的保護國時，英國對土耳其的興趣馬上加強了，開始越來越多地介入奧斯曼帝國事務，鼓勵經濟政治改革，希望奧斯曼帝國能恢復生機，甚至擴大影響力。

英國的興趣主要在商貿方面。對英國來說，奧斯曼帝國不僅是一個日益增長的出口市場，還是寶貴的原材料來源地。作為一個占統治地位的世界工業強國，英國支持打開全球市場進行自由貿易；同時作為一個占統治地位的海上強國，英國隨時準備使用炮艦逼迫外國政府開放市場。這是一種“非正式的帝國”，或者可以叫“自由貿易帝國主義”，英國可以憑借軍事威脅和政治影響來推動其經濟霸權，限制外國政府的獨立自主能力，并不需要直接進行統治。

1838年，通過一系列的軍事威脅和政治承諾，英國向高門強加了一項稅收協議，其結果是奧斯曼帝國幾乎變成了一個自由貿易港。在失去關稅這一財政來源后，高門保護本國尚在襁褓中的民族工業的能力被嚴重削弱。從此英國向土耳其出口的商品數量大幅提高，在1850年達到了原來的十一倍，使土耳其成為英國最有價值的出口市場，僅次于漢薩同盟地區（Hanseatic towns）和荷蘭。

但是對英國人來說，土耳其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它是對付俄羅斯的最大緩沖區。他們很快明白，當初拒絕幫助蘇丹抵抗埃及軍隊入侵的決定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失去了一個極好的機會讓英國成為奧斯曼帝國內占主導地位的外國勢力。帕默斯頓認為這是“英國內閣在外交政策上最大的誤算”。既然這個機會已經錯過，英國人決定加倍努力，向高門施加影響，推動一系列改革解決奧斯曼帝國境內基督教人口的問題，希望不再給俄羅斯的干涉提供任何借口。

英國人相信政治改革的作用，認為以炮艦為后盾，他們可以將自己的自由主義原則輸出到全球各地。在他們看來，對奧斯曼帝國進行改革是解決東方問題的真正辦法，因為東方問題的根源是蘇丹統治下國家的衰落，治好了這個“病人”，東方問題自然迎刃而解。但是英國人推動自由主義改革的動機不僅僅是為了讓奧斯曼帝國不再依賴俄羅斯，同時也是為了擴大英國對土耳其的影響力：讓土耳其人依賴英國人的政治指導和金融貸款；將土耳其置于英國的軍事保護之下；讓土耳其人在英國人的監護下“文明化”，傳授給他們英國自由主義原則、宗教寬容以及政府管理方法等優點（不過議會和憲政被認為不適合傳授給土耳其人，因為他們缺乏必要的“歐洲”素質）；倡導英國的自由貿易原則（雖然好聽，但實際上可能對奧斯曼帝國有所傷害）；保證印度商路的安全（當然英國人是不會提倡對印度實施自由貿易的）。

在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寧的推動下，蘇丹和他的改革派大臣們實行了一系列以英國的方式讓土耳其自由化的策略，包括提高基督教人口的生活條件。但是改革最大的阻力還是來自傳統的精英階層，不只穆斯林，其他宗教領袖也反對改革，他們覺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改革的打擊。所有宗教團體，特別是希臘教會，全都提出了抗議。在亞美尼亞教會，世俗主義者還幾乎發動了一場政變。但最抗拒改革的是伊斯蘭宗教領袖和精英。在奧斯曼帝國，地方總督和穆斯林教士的利益是建立在傳統米利特制度歧視基督徒的基礎之上的。高門越是想推動中央集權和改革，伊斯蘭宗教領袖和精英就越積極煽動穆斯林的怨氣，把政府描繪成被“異教徒”把持、依賴外國勢力掌權的地方。在宗教領袖的鼓勵下，許多市鎮的穆斯林上街示威反對改革，出現了針對基督徒的暴力事件。一些教堂被毀，甚至還有人威脅要燒毀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區。

英國介入土耳其政治事務引發了穆斯林對西方干預的反感。到1850年代早期，君士坦丁堡的地方貴族和伊斯蘭教士對英國維護基督徒的努力亦非常敵視，認為英國的干涉侵犯了帝國的主權。土耳其人對外國勢力——不管是英國、法國還是俄羅斯——干預奧斯曼帝國事務所產生的敵意，將對克里米亞戰爭前夕土耳其的政策制定產生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