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是以數據要素介入價值創造、以數字技術為核心驅動、以數字產業化為新產能的新型經濟形態。由于其虛擬性、創新性、高移動性，強滲透性和廣覆蓋性特征，數字經濟作為第四次技術革命的新質生產力代表，將強力改變傳統價值判斷和企業邊界，介入并主導市場分配規則，數字平臺的市場控制力，甚至可突破資源稀缺性和邊際效益遞減規律，形成疊加效應與倍增效應。

作為一種介入式經濟新形態，其對實體經濟的輻射之廣、融合之深、影響之大，前所未有。對以邊界治理為主要目標的傳統政府治理模式也是一種挑戰。為此，中央要求，一要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打造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二要健全數字經濟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一、數字經濟的新質特征

建立在大數據、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等基礎設施上的數字經濟，缺乏可見的物理支撐，但數據要素以其動態無形、高速泛在、智能敏捷的價值存在，為實體經濟的價值創造活動增添了新質力量。

數字經濟有數字產業、數字貿易、數字服務三種存在形式。

數字產業是以半導體、芯片為核心的數字基礎設施生產，包括產數跨界融合平臺、工業大腦、智能空間、分布式云和組裝式智能企業等。數字產業依靠算力、算法和AGI技術可賦能專業場景高效作業，突破邊際效益遞減規律形成規模效益，并通過作業流程和行為數據積累生成知識模型，憑借信息優勢介入并改變分配規則，以實現核心要素主權利益最大化。數字產業利潤集中分布在供應鏈兩端，形成兩端高、中間低的微笑曲線，中間加工實體在同質化競爭中被邊緣化，而算力、算法和建模能力則成為價值鏈重構的核心競爭力要素。

數字產業化改變了傳統創新范式，數據關系成為資本、技術和人才后的新創新要素，經清洗、挖掘的數據信息成為稀缺資源，人工智能大模型大幅提高了人機交互能力和價值共享能力，開源軟件和分布式研發模式則大幅降低了產業研發成本，大多數企業均可低成本融入組合式研發服務，企業邊界感、研發人員歸屬感淡化。

數字貿易是以數據為要素，賦能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產品創新與模式創新集成融合的新型貿易方式，其以有形貨物貿易與無形數字服務集成提供為特征，在無形服務中分享有形貿易價值。

數字貿易平臺化組織能發揮信息優勢，通過數據驅動撮合用戶交易，并突破邊際效益遞減規律產生規模效應。其定制化產銷模式（ODM）則使業務訂單轉向小量化、個性化，避免產能過剩。在Web3.0時代，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主導的數字貿易規則，更是以個性化消費需求為中心，從供給主導轉向消費主導。

數字服務是以數字信號為載體、深度融入各類經濟活動并可跨時空提供的現代服務方式。包括云儲存、云計算、在線交互等純數字服務和基于數字平臺的數實融合服務，如電商平臺服務、數字物流服務、網絡分時交通服務和網絡生活服務等。在數字技術加持下，數字服務的跨界融合和跨時空一體化提供，突破了服務不可貿易的魔咒，產生規模效率、貿易效率和分工效率，二三產業深度融合，三產質效大幅提高。

然而，數字經濟的新質特征，對傳統經濟的價值判斷、運行邏輯和治理規則也是一種挑戰。

一是數字經濟的虛擬性，挑戰了只有經濟實體才能創造和分享價值的理念，現代稅制以物理存在為基準的屬地納稅規則，因為缺乏可見物理支撐，已無法判定這種虛擬存在的納稅義務發生地。

二是數據要素的泛在性和孿生性，突破了經濟學的邊際效益遞減規律，形成了數字經濟的規模效益和長尾效應，數據要素的稀缺性則挑戰市場分配規則，少數掌握大數據要素和強大算法資源的大平臺企業，通過AI賦能實現數據資源新質生產力躍遷，形成了遠超行業均值水平的壟斷競爭優勢，并左右競爭規則，挑戰政府公共治理規則、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

三是數字經濟的強滲透性，推動了生產、貿易和服務的全面融合，原歸屬于不同稅目、稅率的業務，融合后邊界模糊，增值分割不具確定性，十分考驗現行工業文明基礎上的復合工商稅制。

四是數字經濟的廣覆蓋性，其大時空跨度的多主體參與，多場景復用和多要素分享格局，過于錯綜復雜的盈利模式，對要素確權、受益規則、納稅義務和稅收權益判斷，也是一種挑戰。

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總規模已達50.2萬億元，約占GDP總額的41.5%，總量世界第二，但結構失衡，數字貿易獨占鰲頭，純數字產業和數字服務份額甚微，芯片產業亟待振興，原創原裝大模型開發能力差距尚大，公共治理水平還處在平臺邊界治理階段。

二、數字化時代的結構性減稅選擇

長期以來，我國對數字產業的結構性減稅情有獨鐘，如本軟件企業增值稅即征即退政策、大規模集成電路企業所得稅頂級優惠政策等，2024年將集成電路和工業母機企業研發費稅前加計扣除倍率提高到120%，十年總額達8.8萬億元的減稅，助力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占GDP比提高20個百分點。

然而，數字經濟稅收治理和減稅選擇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如何對跨區域數字貿易更有效征稅，一直是各國稅制改革的難點。

如數字化時代跨境數字貿易的增值稅治理，旨在防范跨國納稅人跨境無形提供數字貿易服務又規避納稅義務的行為發生，需要開發區域增值稅數據工具包，在全球各司法管轄區之間協調約束稅收欺詐和不遵從行為，維護公平競爭環境，使各經濟體能按經濟貢獻獲得增值稅收入。

數字化時代國內增值稅的結構性減稅，則是更加注重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扶持，如軟件、集成電路的增值稅即征即退政策。對新能源汽車車輛購置稅減稅，也注重使用減稅杠桿激勵技術指標優化，提高智能化水平，如設定續航里程、動力電池系統能量密度、低溫里程衰減技術等減稅條件性指標，為數字化無人駕駛技術應用做鋪墊。國內增值稅治理，亦旨在防范納稅人濫用空殼實體暴力虛開發票，以稅基侵蝕形式規避納稅義務或獲取額外財政利益等。

數字化時代的所得稅治理，亦旨在防范跨境數字貿易以數字技術為手段，跨境侵蝕稅基或轉移利潤，規避合理稅收負擔。OECD發布的《應對經濟數字化稅收挑戰雙支柱方案》，明確要求對超大規模跨國公司的全球利潤征稅權在各轄區之間重新分配，對跨國公司基礎營銷和分銷活動所在地均給予確定性回報。

由于數字經濟的高移動性、強滲透性和廣覆蓋性特征，圍繞著數據要素、數字技術和IT科技人才跨境流動的國際減稅競爭已愈演愈烈，所得稅減稅已成為全球性趨勢。

1980年全球企業所得稅稅率均值40.18%，2023年只有23.45%，其中歐洲從44.6%降到19.92%，亞洲則降到了19.8%。1990年前全球只有27%的經濟體稅率低于30%，2020年提高到91%。2023年全球法定稅率在25%以下的經濟體有141個。

全球225個司法轄區，平均有效稅率低于15%的經濟體97個，15%-25%之間的94個，平均低于法定稅率6.9個百分點，其中歐盟企業所得稅平均有效稅率只有15.8%。

盡管所得稅的減稅與各國構建直接稅主體的稅制優化方向相悖，但在跨境數字貿易服務的加持下，減所得稅仍是國際稅收競爭主要工具。為遏制這種博弈式的減稅競爭行為，歐盟國家曾希冀于對跨境數字服務貿易開征數字服務稅，OECD則提出一項反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行動計劃，借鑒美國稅制針對跨國公司所得稅的GILTI規則，擬在全球范圍內設定一個最低有效稅率，使跨國公司境外所得的有效稅率均不低于15%水平，以解決跨國公司向低稅經濟體轉移利潤規避納稅問題，得到了世界各國的響應。

當然，所得稅減稅之所以能逆勢而為，還與稅負轉嫁屬性有關。按照稅負轉嫁理論，直接稅稅負轉嫁難于間接稅，反過來說，對所得稅減稅的獲得感更強，會更受納稅人歡迎。

因此，所得稅的有效稅負率也是國際稅收競爭力指數的主要指標，愛沙尼亞以其單一稅率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十年蟬聯國際稅收競爭力第一名，哥倫比亞則因開征資本稅和稅率高達35%的企業所得稅，成為全球最不具稅收競爭力的經濟體。

我國納稅人心中減稅獲得感最強的也是個人所得稅，2018年個稅法修訂全國減少了8000萬有效納稅人，有稅可繳的，稅負也減了70%，2019年以后最有吸引力的減稅，也是海南自貿區對科技人才的個稅稅負15%封頂政策。

各國不惜背離稅制優化方向減所得稅，是數字經濟稅源的強滲透性和高移動性特征所驅使的。

三、提質增效是結構性減稅的基本政策目標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提質增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精準有效。數字經濟作為新質生產力要素，減稅政策作為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用好減稅空間，選好減稅工具，找準減稅著力點提質增效，應成為數字化時代結構性減稅的基本目標。

一是應根據數字經濟全面滲透、緊密融合實體產業并主導利益分配規則的特點，全面改革以工業文明為基礎的復合工商稅制體系。探索架構與數字經濟盈利模式相匹配的新間接稅制，將數字要素納入征稅對象，大幅度兼并增值稅稅目，縮小稅率差距，泛化同稅率稅目邊界，簡化進項抵扣條件，借鑒所得稅分享規則約束不同稅率稅目之間的增值分割，逐步推行單一稅制，均衡行業間稅收負擔和區域間增值稅受益，為新質生產力營造更加適配的規則體系和稅收環境。

二是合理賦能研發費加計扣除倍率，引入稅收抵免工具，賦予企業減稅方式選擇權，提升減稅質效。企業研發創新目標是風險利潤，但研發項目能否實現預期利潤與投入研發費多少、可加計扣除倍率不是線性關系。一味放大加計扣除倍率，企業沒有足夠的應稅所得額可供扣除，只能無限遞延，減稅質量會大打折扣。如華為這樣的大廠，2014—2023年投入研發費11105億元，同期實現凈利潤5722億元，按100%稅前加計扣除，也需要遞延十年，全國高新技術企業利潤率平均只有華為的60%左右，再有潛力和韌性的企業，也難以在預期內有效享足減稅大餐。

近年來，英美、歐盟等發達國家均以為研發費加計扣除政策過于低效，將其改為全部費用化在稅前一次性扣除，效果更直接。如美國規定企業研發費支出可分5年攤銷，合條件的可全部費用化扣除，或抵免同期應納所得稅，但至多抵免1/4，英國也取消研發投資130%加計扣除政策，改為全額費用化扣除。

三是應針對科技企業不同階段的需求特點分類使用減稅工具。如初創期企業主要激勵資本投入，允許企業選擇將投資成本在應稅所得額中一次性或分期扣除，鼓勵地方政府對研發投資發放信貸利息補貼；成長期企業則注重激發研發人員創新活力，有效減輕研發人員個人所得稅負擔，如對研發人員工資薪金按一定比例減征個稅或實行有效稅負率封頂政策；而成熟期企業則注重減輕企業創新成果轉化所得的稅負，降低企業專利轉讓、員工股權激勵所得的有效稅負率。

四是注重發揮結構性減稅在消費領域的作用。結構性減稅不僅可以優化投資結構，在驅動消費需求、優化消費結構上亦大有可為，稅務對科技和產業發展缺少領域知識，一邊倒的稅收增減結構并不可取。如當前我國推行大規模設備更新政策、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和暢通廢舊物資回收循環機制，就要轉變傳統減稅思路，加大消費型減稅政策力度，包括增加對生活消費的免稅，降低限制類消費品消費稅稅率，建立原退出循環消費品在以舊換新后的增值稅接續抵扣機制等，而對數字經濟領域的減稅，也要防止減稅濫用，有效防范因為高流動性和過度減稅引起的稅收欺詐行為。

（作者嚴才明為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研究員，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