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史學觀念的流入，及本國新史學思想的發展，科學研究歷史漸上軌道，其中尤為注重史料的搜集與整理。蔡元培言：“史學基本是史料學。”傅斯年亦曾言：“史學便是史料學”，因而史學家的職責便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此史料學觀念即認為一份材料出一份貨，材料整理完善，事實自然就顯明。楊寬亦受此影響，指出：“原夫史學之研究，基于史料，無史料，斯無史學也。”然而所謂史料，楊寬有其自身獨特的理解。其在《史學研究法講義》講：“史料者，即過去人類思想行為所留之遺跡，為今日吾人所得見者。”又言：“史料乃過去人類思想行為之遺跡，前人思想行為之留存于今者不多，而遺跡之能千古不滅者尤寡，古籍之因天災人禍之散佚者尤比比皆是，無遺跡之留存，即無歷史之可言，故無史料，即無歷史。”人類思想行為之遺跡均能當做史料，則史料范疇超出文字記載的古籍，此則極大超出傳統史料考察的范圍，頗具現代學術視野。

楊寬先生

目錄學：搜集史料門徑和求學法門

1937年夏，楊寬受聘于廣東省立勷勤大學，初為人師其所編《史學研究法講義》，即指出：“凡歷史之著作，必先以史料之搜羅咨訪。”因此，史學研究其第一要務便是搜集史料。

搜集史料和求學門徑須從目錄學始。學術研究不先全面搜集史料，就難以正確認識歷史真相，而中國典籍又浩如煙海，頭緒難尋。幸而自劉向、歆父子撰《七略》，中國目錄之學歷久不衰，學術源流清晰可觀。清人整理古籍，校釋諸書，頗看重目錄學之應用。王西莊曾言：“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涂，方能得其門而入。”王氏將目錄學視為窺探學術的門徑，稱之為學問第一要事。張之洞《輶軒語·語學》通論讀書條，指出讀書得法則事半功倍，因此他特意推薦《四庫全書總目題要》，認為：“讀一過，即略知學術門徑矣。析而言之，《四庫提要》為讀群書之門徑。”張氏于其《書目答問·略例》亦有相近語調。從此可知，目錄學確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求學基礎。楊寬《史學研究法講義》中將西方史學理論與中國傳統史學思想相比較，指出史料搜索“吾國則有目錄學”，版本則有“吾國則有校勘學”，并畫出研究圖示：初基知識—目錄學—搜羅咨訪。通過目錄學加之搜集咨訪以全面掌握史料，此為歷史研究的初級階段。楊寬感慨：“如果缺乏搜集史料的本領，不能詳細占有材料，就可能發生片面的認識，得出不正確的結論。”因而“史料浩如煙海，要尋找到需要的史料，要詳細占有材料，不通曉目錄學是不行的”。此點在其《怎樣學習春秋戰國史》一文再次申明，楊寬可謂深諳傳統學術的法門。具體而言，目錄學的頭緒應根據研究者的需要加以掌握。楊寬認為：“譬如研究古代史，就得注意古代史籍的目錄、近人著作的目錄、考古資料的目錄和史學論文的目錄。”古代史籍的目錄，楊寬舉出《四庫全書總目題要》《中國叢書總綜錄》《書目答問補正》等，此與古人讀書與搜集材料之法并無二致，只是楊氏受近代西方史學理論和中國新史學思想影響而史料搜集則更為科學。

史料搜集和整理的旁通意識。近代學者強調歷史研究的“四把鑰匙”，即目錄學、年代學、歷史地理學和官制史。所以楊寬雖然把目錄學作為史學研究的初步，但同時更具科學和綜合研究的意識。楊寬《中國古器物學講義》研究古器物學的方法：“第一搜集材料要完備，第二科學方法去比較分析。”因此，憑借目錄學通曉中國傳統學術源流，進而掌握讀書的門徑和史料搜集的方法，但更需科學和綜合分析的眼光。通過目錄學占有史料“同時歷史記載，離不開時間、地點和人的活動，政治歷史事件的記載又離不開大小官吏的活動，因此解釋和利用史料，就非懂得年代學、歷史地理學和官制史不可”。此將史料的收集和運用相結合，拓寬歷史研究的視野，依據年代學建立清晰的時間序列；憑借歷史地理學構建人類活動與地理相互影響的空間序列；輔助以官制史將組織結構同人事活動的調配相結合，展現“活的歷史”。不惟如此，“四把鑰匙”的內容是傳統史學，楊寬為深入歷史研究，解決歷史中的復雜問題，就勢必超出“四把鑰匙”的傳統局限。因而，歷史研究不僅需了解某個歷史時期或某個歷史問題有關的史料著作和論文目錄，還必須“明白過去學者對這方面研究的過程及其已取得的成績，看清進一步探索的重點及其途徑”。基于此，研究者為探討歷史上經濟政治的復雜問題，就須學會考察歷代典章制度的方法，歷代制度的沿革演變可翻閱《十通》，考察一代之制度則有歷代《會要》；探索各時期生產發展的情況，則須具備科學技術常識，例冶金技術史可參閱《中國冶金簡史》《中國古代冶金》等書；了解各時期經濟發展的情狀，掌握戶口、田地、田賦的統計數字，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可參考；計算各時期田畝面積和生產產量，則須具備度量衡變遷的歷史知識，此方面可閱讀《中國歷代度量衡變遷表》《中國歷代度量衡圖錄》。正是此種現代學術史的旁通視野，重視前人的研究成果，突破史料搜集的限制，運用綜合分析的方法，打破學科的局限，致使楊寬的歷史研究能夠左右逢源。

史料分類：凸顯原始性和價值性

史料分類民國學人實已了然于胸。關于史料分類，民國時期國內外學者已多有著作，楊寬正是在此基礎之上對史料詳加分判，并形成自身史料學思想的特色。

史料分類首重其原始性和價值性。史料之所以分類，其目的在于充分挖掘史料價值，從而在歷史研究過程中增強史料應用的充分性、準確性，進而賦予研究結果的權威性。楊寬依據史料的內容、形式和來源詳細將史料區分為不同層次。史料以內容分，有屬原始史料和孳生史料，其史料價值則原始史料較孳生史料更近真實；史料以形式分，則有遺物和傳說之別，文字記錄和非文字記錄之別，其價值則文字記錄以外，實物較為原始；史料以來源分，有“有意傳沿”和“無意傳沿”之別，其價值則無意流傳較有意更可信。通過史料類別分判史料價值，進而考察史書的范疇及其運用。因此，史料運用中應首重其原始性。例如《戰國策》與《史記》史料價值相論：“拿史料價值來論，《國策》和《史記》里同樣的敘事，自當以《國策》為據，因為太史公那些列傳，就是根據《國策》之類的短書雜記的，而太史公卻不免有許多潤色的地方。”楊氏注重史料價值的原始性，由此即可知史料運用的次第。關于我國傳統三種體裁的史書即正史（紀傳體，政書同于“志”）、編年體、紀事本末體，三種體裁的史書其史實記載無非理亂興衰（即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典章經制（即正史志書和政書）二類，即相當于今日政治史和文化史。楊寬考察正史、編年、紀事本末、政書所載的范圍和價值，指出：“吾人于最初步應用時，自以編年、紀事本末、政書為便，然正史史料較為原始，編年、紀事本末、政書三體，往往以正史改作，故最終仍非根據正史不可也。”從此可知，四種體裁史書以正史史料最為原始且價值最高，研究也自然以此為依據。

此外史料分類過程中又注重其價值性。如上文所言，楊寬運用現代學術視野以科學和綜合分析史料，其在看待古史書價值尤其如此。稗史小說、野史及雜史古代街閭巷聞的記錄，傳統史家對之不屑一顧。《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載：“小說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街談巷語自然真偽難分、良莠不別。《隋書·經籍志》雜史條載：“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又有委巷之說，迂怪妄誕，真虛莫測。”大抵傳統史家看待稗官野史等均以其難登大雅之堂。趙甌北曾說明其原因：“間有稗乘脞說，與正史歧互者，不敢遽詫為得間。蓋一代修史時，此等記載，無不搜入史局。其所棄而不取者，必有難以征信之處。”趙氏所言，野史等記錄不甚整全且與正史記載多有抵牾，又未嘗對材料甄別考證，因此傳統史家多不敢信用。此固然是野史等之缺點，但楊寬指出：“其所記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編；或但述一時之見聞，知一家之私記，要皆遺文舊事，足以存掌故，資考證。”昔日以稗官野史荒誕不經而鄙棄不用，今日又以其能記錄遺文舊事而彌足珍惜，這不能不說是時代學術視野轉變的結果。然而，楊寬學術觀念的轉換，史料觀點的轉變，將傳統史家不甚注意的材料納入史料的范疇，作為史學研究的對象，這就延展了史料學的視野，拓寬了史料的維度。

“六經皆史”的史料觀之承襲與發展

六經皆史說其來淵源有自，隋朝王通曾道“三經亦史”之說：“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雜也，故圣人分焉。”王通認為六經中《尚書》《詩經》《春秋》皆為圣人所述之史，因此提出三經“同出于史”的觀點，此為三經皆史說的濫觴。明朝王守仁擴展“三經亦史”之說：“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史，《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又“《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勸誡”。王守仁昌言“五經亦史”的命題，并提出存史的目的在于存道，所謂“事即道，道即史”即是此理，而其價值則在“明善惡，示勸誡”。此后王世貞提出：“天地之間無非史也。……六經，史之言理者；編年、本紀、志、表、書、世家、列傳，史之正文。”此時王世貞已提出“天地之間無非史也”的論斷，經書亦即史書之一種，“六經，史之言理者”正是王守仁“事即道，道即史”的注腳。尤可注意的是王氏將世間文章、著作多統歸于史的范疇，突破傳統經史觀念，其眼界實開傅斯年等人昌言“史學即史料學”的近代先聲。李贄《經史相為表里》言：“經、史一物也。……故《春秋》一時之史也。《詩經》《書經》，二帝三王以來之史也。而《易經》則又示人以經之所自出，史之所從來，為道屢遷，變異匪常，不可以一定執也。故謂‘六經’皆史可也。”李贄仍然秉持王守仁、王世貞輩史以經明理，經因史而彰的理路，經史為一事物的兩個方面的相互關系；又認為道理屢遭變移，則需史闡明其所以然，首次提出“六經皆史”的觀點。及至章學誠提出古“無經史之別，六藝皆掌之史官”，因此“六經皆史……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章氏從源頭處論證經、史最初沒有分別，均為史官保藏和整理的典籍，六經的內容是記載先王政典史事，章學誠將“六經皆史”說的命題論述更為系統化、理論化，有其突出的含義和價值。

正是基于突破傳統經史關系的局限，加之現代學術觀念的轉變，楊寬在史料分類上承襲“六經皆史”的余緒，又能拓寬史料的范疇。關于六經，楊寬同意章學誠援經入史的思想，甚至贊同章氏《論修史集考要略》言緯書、《逸周書》、《春秋后語》“具與古昔史記相為出入”的觀點。具體言之，《周書》中《呂刑》《康誥》《多士》等篇為西周作品，是較為原始的材料；《詩》三百篇純粹史料至多，例《玄鳥》《長發》等述商周開國史跡；《易》之卦爻辭，亦即殷周之際絕好史料；《周禮》是戰國史料。二戴《禮記》是周末漢初史料；小學類，如《爾雅》《說文》等書，可由文字起源于訓詁以推索古代社會情狀。楊寬擺脫傳統經史觀念，甚至超越執著于經書體裁和年代問題的局限，挖掘史料本身所能反映的時代價值，例《周禮》可探求戰國史事，小學類著作可推證古代社會情狀。關于偽書，楊寬理解比較深刻：“所謂‘偽書’只要考出他的來源和真相，也就可以在某些方面的研究上應用，因為有些‘偽書’并不是全出憑空杜撰，其中有些部分也是有所依據的。”因此，民國諸人認為《周禮》之偽，但卻不影響其反映戰國時期之制度的史料價值。此正如陳寅恪所言：“最要在能審定偽材料之時代及作者，而利用之。……據以說明此時代及作者之思想，則變為一真材料矣。”材料真偽乃相對而言，考察材料的時代及作者，進一步據此材料所反映本時代的思想與課題，如此材料的范疇和價值則大為顯見。基于此，戰國子書的成書特點，楊寬言：“所有著作，或為一人所作，或為一家之說。各家著書立說，往往引證歷史故事，從中吸取經驗教訓，用作立論根據，甚至作為學習榜樣。”戰國諸子多托古論辯，其所引據的文獻基本不是嚴謹考證的結果，但諸子“儒、墨、道、法諸家，其為哲學史或學術思想史之主要材料。又如天算、醫學之書，其為科學史之主要史料”。因此，楊寬將子學所涵蓋的內容和體現的思想，均可作為不同學科的文獻史料。

兩周史史料特點與運用

兩周史史料特點與運用。先秦史乃楊寬古史研究的重心，尤其在兩周史的研究中取得重大的成就，因而楊氏關于此段史料的觀點十分重要。傳世西周史料保存甚少，且真偽繁雜，因此三代以上，史跡真相難以尋覓。

現存西周主要史料的特點，楊寬指出：“即儒家作為經典的《詩》、《書》、《禮》、《樂》，都經過戰國時代儒家的編選和修訂，有其家派的局限性。第一，儒家所傳西周史料，大多是開國文獻，缺乏西周中期和后期的史料。……第二，儒家所傳西周的禮書，都不是原始資料，已經儒家按照其政治理想重新編定。”現存西周史料不僅存量稀少，且時段分布不均；此外史料編定也是按照門派各自的有意選定，結果即很難建構起完善的西周歷史。然而，面對現存傳世西周史料的特點和缺陷，其史料本身并非一無是處，研究者并非手足無措，借助后人的著作對前史作一番深入的探究，仍可以從中尋找出西周歷史的真相。楊寬指出古人所謂禮制不僅包含典禮儀式，更含有許多重要典章制度：“因為古代的典章制度經常貫串在各種儀式的舉行中，從而得以確立和維護的。經學家一向把禮書的分析研究作為重要的課題，……今天我們要探討西周的典章制度，還是有必要把古書所載各種重要禮制，結合當時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重要制度，系統地探索其源流變化，從而揭發出西周時代典章制度的真相來。”因而，傳世史料經過綜合、科學的運用，仍然可以對前史作出比較有效的研究。依據楊寬《西周史》所舉七項史料，除儒家編定史料外，僅剩四項。第三項中，《逸周書》具有《周書》的逸篇性質，數篇保存有西周的歷史，但“《逸周書》原是戰國時代兵家所編輯”。其特點和缺陷與儒家編定的史料相同而過之。此外《國語》《周易》不過只言片語保留西周史料，均難以構筑某一時期的西周歷史圖景。第四項中，《古本竹書紀年》本即戰國魏國的編年史，且原書宋朝時期已散失；《世本》成書戰國末年，原書宋代散佚；《穆天子之傳》戰國時期類古小說性質，神話成分嚴重。實則這些史料不僅不是西周史的原始史料，即便其書也深受懷疑。第五項中，《史記》《漢書》《后漢書》其所載史料多源自經書，或是后世史籍的抄錄，是否能真實反映西周史也難以言明。日本學人白川靜曾指出《周本紀》：“它不過是拾綴《詩》、《書》及其他古傳說而成，僅只附記了周王系譜及一些神話，很不充分。”進而說明《詩》《書》“這些原始史料的可靠性，直至今天仍然有許多應當作為分析的對象”。白川氏此言的依據是金文的出土，可彌補傳世文獻的不足。此點楊寬意見類似：“既然儒家所傳的西周文獻有其局限性，又缺乏西周中期和后期的文獻，五百篇以上的西周金文就顯得特別重要了。……我們研究西周史，很有必要以西周可靠文獻，結合西周金文，參考儒家所傳禮書，作綜合比較和分析研究，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因此，楊寬所列西周史料第六項即“西周金文”。西周史研究除了利用傳世文獻作必要的探索外，唯有金文史料的應用才能豐富和擴展西周史的研究領域。

春秋時期史學發展迅速，中原各國已經形成較為完善的史官制度，國家歷史的記錄和保存都較為發達。《國語·晉語七》：“羊舌肸習于《春秋》。”又《楚語上》：“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此說明春秋時期已有《春秋》作為教本供官宦子弟學習。《墨子》言：“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墨子稱述諸國皆有《春秋》史籍，此點《史通·六家篇》引墨子語：“吾見百國春秋。”因此，春秋時各國皆有國史，墨子之言不污。《孟子·離婁》言：“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此又為春秋諸國皆有國史之證。因此，諸國重視國史編訂能遺于后世的材料較多，研究春秋史可憑據的史料相對豐富。春秋史料及史學的特點與其史官制度相聯系。楊寬指出：春秋的歷史文獻都出于當時史官的記述；史官原是當時天子和諸侯的秘書；史官的歷史記述為貴族的政治服務；當時史官又是歷史文獻的保藏者。基于春秋史料與史官制度密切聯系的特點，春秋史料的體裁及其目的相映成趣。楊寬指出：“史官記載有記事和記言之分。記事的叫做‘春秋’，記言的叫做‘語’，還有記宗譜的，叫做‘世’或‘世系’。當時史官編寫史書，目的在于吸取貴族統治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以便進一步鞏固和維護貴族統治，以供統治者作為借鑒，并用作貴族子弟的教材的。”正因此，春秋史料的缺點也很明顯，“現存的春秋時代歷史文獻，雖然不少，但是大都是出于當時史官的記述，原來是用作為貴族的政治教科書的，不僅有他們的立場和觀點，而且局限于貴族的一些活動，局限于他們認為可作經驗教訓的言論和事例。”可知春秋史料的記述范圍和對象均是貴族階層，史料的狹隘程度不言而明。具體言之，《春秋》一書經孔子整理修訂，基本上還是依據史官記載，并繼承當時史官傳統。《詩經》之《魯頌》是魯僖公時告祭祖宗、頌揚武功的詩；《商頌》是宋襄公是祭商先祖、稱頌君德的詩。《國風》中《鄘風》的《定之方中》是歌頌衛文公遷到楚丘重建衛國的詩，《載馳》是翟滅衛后許穆夫人所賦的詩，《衛風》的《碩人》是衛人歌頌莊姜的詩；《王風》是周東遷后的詩，《鄭風》是鄭國的詩，《唐風》是晉國的詩，《齊風》《秦風》《陳風》《曹風》是齊、秦、陳、曹等國的詩。雖然，春秋史料除官方編定典籍外，不乏有《國語》《公羊傳》《谷梁傳》《論語》《墨子》及《禮》書等對春秋史事的記載，但或記述范圍及對象與當時史官編定典籍的性質相同，或只言片語不成系統，或各家憑據己見修訂，故而傳世文獻的范疇、可信度還需進一步考釋。因此楊寬注重出土材料和文獻對春秋史的研究，“解放以來考古挖掘上的重大成就，大大補充春秋文獻的不足，使得我們對于當時手工業生產、社會生活和文化藝術，得到了進一步的了解。”正是出土文獻擴大了研究范疇及其視野，超越傳世文獻記載的不足，使春秋史研究更加全面和科學。

戰國時代文化繁盛出現百家爭鳴的學術思潮，但現存戰國史料卻未呈現出完整的史料序列，戰國史較之春秋史的研究難度有過之而無不及。關于戰國史料存在的問題，楊寬于其《戰國史》一版早已言之：首先，春秋戰國間的史料缺乏；第二，史料的年代紊亂；第三，部分史料所記的歷史事實缺乏真實性；第四，史料沒有經過系統的整理和分析。楊氏在其1980年二版《戰國史》中仍重述戰國史料存在的問題及其需克服的困難。楊寬概觀戰國史料的特點言：“因為現存的戰國史料，殘缺分散，問題很多，年代紊亂，真偽混雜，既不像春秋時代的歷史有一部完整的編年體的《左傳》可以憑信，更不像秦、漢以后每個朝代有完整的歷史記載。”然而就戰國史料的時段分布及其記述情況，也同樣不容樂觀：“戰國初期之史料已大多散佚，……及戰國中期以后，史料增多，但所記大事尚甚簡略，年代頗多錯亂，大多為縱橫家所記述之計謀、權變與游說故事，或為長篇游說辭，或為獻策之書信。其中有真實之歷史記載，有著名縱橫家真實之作品，亦有夸張擴大，隨意附會，甚至假托虛構者。亦或記載有出入，傳聞異詞者。”幸而戰國史料存在的問題，前人實則已作出整理和考訂。宋人呂祖謙《大事記》、清人林春溥《戰國紀年》和黃式三《周季略編》等對戰國史事詳加考證，務求建立完善的戰國紀年序列和較為完整的事件編年。但正如楊寬所指出，這些編年的戰國史書仍然存在相當缺點：（一）未能全面改正錯亂的紀年；（二）未能作“去偽存真”的鑒別；（三）未能全面搜集史料加以考訂。從此可知，楊寬對戰國史的研究及編纂和著述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正是充分汲取前人的成果和借鑒前人偏失的基礎上而取得。具體言之，楊寬對戰國史料的認識和價值挖掘也是不斷深入研究的結果。例《史記》的運用及其史料補充，“本紀”“世家”是帝王和諸侯的編年大事記，“列傳”則為大臣和歷史人物的傳記，“書”記載典章制度，“表”則附事件于紀年之中與本紀、世家等記錄相表里。所以《秦本紀》《始皇本紀》東方諸國《世家》《六國年表》以及戰國時期諸列傳，已可概觀戰國史事，此為研究戰國史最權威的文本。但即便如此，《史記》仍然有諸多可彌縫之處。《漢書》之《百官公卿表》《地理志》《食貨志》《藝文志》《西南夷列傳》等篇，其記載戰國史事可補史記之不足；《后漢書》之《西羌傳》《南蠻傳》等篇所述戰國史事亦可補《史記》的不足。正史補充《史記》之外，《戰國縱橫家書》提供蘇秦的書信和談話內容，可糾正《蘇秦列傳》的錯誤；云夢秦簡《編年記》所載戰國后期史事是研究戰國末年和秦代歷史的重要史料，可補《史記》的不足，糾正《史記》記載的錯亂和混亂；《古本竹書紀年》其中戰國部分，不僅可補《史記》的不足，還可用以糾正《六國年表》記載魏、齊等國的年代錯亂；《華陽國志》中記述西南地區遠古到東晉的史跡，其中述及戰國史事，可補《史記》的不足；《水經注》引用《竹書紀年》等書說明戰國歷史情況，其中述及楚方城、魏長城、齊長城、燕長城以及鄭國渠的經歷情況，這些是戰國歷史的重要史料，可補《史記》等書的不足。從此一列可知，《史記》中戰國史料的補充就傳世文獻而言已有較大空間，戰國史料運用以《史記》為主干，仍需對前后文獻史料盡量搜索以擴充和補訂《史記》記載戰國史事之不足。此外，出土文獻對于《史記》的訂誤和補充同樣不可小視。所以，面對現存戰國史料的特點，楊寬極為注重考古新史料：“由于原有戰國史料的分散殘缺，年代錯亂，真偽混雜，考古發現的新史料因此顯得特別重要，不僅可以補充原有史料的不足，而且可以糾正原有史料的錯亂，并用作鑒別真偽的標本。”先秦史研究中，楊寬從始至終非常重視考古新材料對研究歷史的價值。

總結

綜之，楊寬史料整理思想，一方面承襲傳統優秀史學思想，另一方面受近代以來西學東漸和本國新史學潮流的學術影響，開辟出自身史料學的研究特點。楊寬重視目錄學對于初基者的為學門徑和史料搜集的法門，同時注意史料搜集和整理過程中的旁通意識。而文獻史料的分類中尤其凸出史料的原始性和價值性，依據研究的目的和價值擴充史料的范疇。楊氏承襲傳統“六經皆史”的史料觀而發展，突破文獻體裁和年代問題而注重挖掘史料本身價值，擴充子書乃至其它一切文獻可資運用的史料。先秦史研究尤其兩周史研究中，注意不同時段的史料特點，就傳世文獻中深入分析及綜合整理運用，再依靠考古新材料的補充以求各段歷史史事的完備，自覺形成紙上材料和地下材料相結合的研究路徑。由此可知，楊寬史料整理運用現代史學理論與方法，將史料搜集、分類、擴充及運用科學化、系統化，轉換史料運用的觀念，擴充史料運用的視野，形成較為完善的史料整理思想。此對于后學研究古史尤其先秦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學價值與意義。

（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