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明市中心”：一周城市生活

王越洲唐沈琦靜雯陳鑫培

2024-05-10 20:04

來源：澎湃新聞

4月6日至5月10日，一檔名為“《發明市中心》Inventing Downtown”的展覽在打浦橋核心地段的非營利藝術空間三土畫廊舉行。本次展覽邀請來自中法兩國的女性藝術家、學者和音樂人，嘗試一次跨領域、跨學科、跨身份的女性藝術家與女性學者的對話。展覽中十位創作者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她們把自己作為方法，把個人經驗問題化，在各自的領域提出問題。

通過藝術實踐和探索，展覽折射出東西方女性理解周遭世界的多元視角，這些視角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呈現出強烈的互補性。展覽呈現了身體、死亡、靈性、文化記憶、社會關系、權力、意象與政治、空間、歷史與信仰之間的聯系。

本期回顧，我們邀請復旦大學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唐沈琦，從她對中國社會喪葬儀式、遺體觀念等議題的研究出發，分享關于這場展覽的解讀和觀點。

（本期主持：王越洲）

近期回顧

三土畫廊是一個替代性展覽空間（alternative exhibition space），它并非商業性的展覽平臺，而是非商業性的公共空間，承載了文化交流、聚會、發聲等空間功能，并銜接公共與私人領域，為跨學科、多領域的互動提供實踐平臺。

此次展覽起始于一個簡單的問題：不僅在藝術領域或者哪個學科領域，我們所知曉的女性創作者實在太少了。然而，我們依舊看到，越來越多女性投身藝術與學術志業，匯流進藝術與學術共同體。對她們來說，藝術與學術研究不僅是事業、愛好，更是體認自身，尋找與世界相處的方式。

在展覽的入口處，放置了兩本書，高世名的《影像時刻》和鄭波的《生態藝術實踐》。兩本書揭示了此次展覽的主題：呈現人們對生命的理解與感知，并將生命的意義體系置于社會情境與自然空間的互動過程之中，對其進行關聯性與整體性的呈現。此外，入口處還放置了一包衛生巾，隱含了女性的視角、感知與立場。

通過特定的物、裝置與情境模擬，藝術家表達了特定的場景、關系乃至情緒，呈現出社會權力的微妙博弈。具有指向意圖的手及其“手勢”，既指明方向，也暗示命令，同時引導情緒，乃至許諾意圖，呈現出社會結構的參差與權力關系的復雜。乒乓球的裝置則暗示了人與人之間的游戲，游戲既壓縮了人們自身的語境，也濃縮了彼此之間符號性的關系，更放大了人與人之間微妙的陷阱、折磨、對抗乃至暴力。一排局促且難以安坐的椅子，則呈現出對社會關系的擔憂：人們該如何在復雜的關聯、互動與博弈中安放自身？

映射社會權力關系的各類裝置。回顧部分插圖均為唐沈琦提供

許多持有相同意見的“手勢”聚攏在一起，則表述了一種人為制造的“同意”與社會一致性。當人們面對強勢的話語或力量時，往往會做出雷同的手勢，掩藏自身的主體性或個性。在這個“多手”的裝置中，只有“同意”的手勢，而沒有個人的面目。

相同的手勢

值得注意的是，在展覽區，藝術家并未在展品下方配置展品陳述（statements）。在很多展覽上，觀展人排著長隊，在展品前久久站立，費力地閱讀陳述，卻來不及關注展品本身，來不及感受展品自身的表述。文字與藝術品之間，形成敘述的割裂，乃至意義的分離。

no more statements

藝術家將參展作品的陳述分別印刷在不同的透明板上，透明板上有作品的大概外形，陳述在作品外形中分布，記載作品名稱與編號。展廳的落地窗上，懸掛著一塊透光的布，布上反復言說一句話：no more statements，仿佛某種藝術宣言。諸多藝術品常以文字等形式，將自身的意義加以固定，形成表述的秩序。正如《影像時刻》中所說，當代藝術則更關注本體論層面的“未穩定物”或“協商之物”，強調藝術的“未穩定政治”：作品的呈現是不穩定的、開放的、非結構性的，它與社會實踐散漫結合并彼此分離。

《骯臟的漂亮事物》

展品《骯臟的漂亮事物》探討了皮膚問題。皮膚作為身體與外部世界的交界處，開辟了一個沖突空間，由此衍生出污染、疾病、凈化、免疫等相關概念。身體的皮膚讓我們得以區分內外刺激，也構成了我們理解世界的邊界。英國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潔凈與危險》中指出，有關“污穢”與“潔凈”的觀念表達，構成一套特定的象征體系。所謂污穢，是位置不當的東西（matter out of place）。污穢是分類的剩余與殘留，被排除在正常的分類體系之外。有關潔凈與污穢的表述往往是道德化的，強調了某種邊界與秩序。超出系統的內部界限，便意味著不潔與危險。皮膚表面的問題，既象征突破邊界的、非結構（non-structure）的威脅，也反映了社會形態、價值觀念、宇宙哲學和整體知識體系的內部結構與外部邊界。

宇宙、生態、植物與心靈

“心靈生態學”理論認為，宇宙、植物生態與人類心靈，既相互影響，又為一體。藝術家試圖對全球各類植物進行田野調查，記錄不同植物和行星間的關系，并將每一株不同的植物花卉重新組合，以光波震動的形式，探討和平、愛。戰爭等與人類社會、自然生態有關的主題。今天，在千篇一律的城市空間內，我們經常忘記植物和所有生物之間的共生關系，也不熟悉周遭植物的多樣性，也無法體會到這些植物與宇宙萬物、四季節律、人之心緒的互通與共感。

“臨終反向關懷”研究片段

在“生”的背陰之處，便是“死”，兩者共同構成了生命的整體。醫學人類學者記錄了55位遺體捐獻者和志愿者的故事。死亡是所有生命無法避免的終點。面對這一宿命，有些人施展自身的能動性，選擇捐獻遺體，將自己作為“最后的禮物”奉獻給世界。

遺體捐獻是一項擴大的家庭事務，由親屬與捐獻者共同決策。遺體捐獻也是一個意義建構的過程，是人們直面死亡、賦予死亡意義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們打破沉默，不再避諱死亡，重新審視生命本身，以及生命終結的方式。遺體捐獻體現了一種反向關懷：在每一次選擇背后，捐獻者都會思考自己還能為家庭和社會貢獻什么。這一善舉，彰顯了個人的主體性，展現了生命的尊嚴，體現了遺體處理與喪葬禮儀多樣性的可能。生命本身，不再是不可讓渡、不可分割（inalienable）的存在，而是具備更多崇高的可能，使不同人共享生命，創造更多的生命意義。

同時，醫學人類學者也關注臨終者的體驗與敘事。在中國社會，死亡幾乎是一種文化禁忌。例如，儒家思想主張“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認為人們應積極入世，先理解“生”，再構建“死”。歷史學家余英時也認為，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存在一種審慎的人文主義：人們秉持一種現世精神，強調“此世性”（this-worldness），注重生存，避談死亡。人們傾向于生活在堅硬的當下，而非幻想縹緲的未來。因而，如何理解、接受、面對死亡，是一個深刻且艱難的議題。

即便在社會科學調查中，死亡也是難以觸碰的禁忌話題。社會人類學家景軍曾指出，即便是學者在做關于死亡質量的社會調查時，中國人也更傾向于口頭談論死亡，而不是在問卷上以文本的形式面對死亡。口頭談論死亡，可能更為隨意，而通過文本思考死亡，則顯得沉重。藝術的呈現方式則彌補了這一缺憾，展現了個體對臨終與死亡的意義的主體構建過程。

臨終者的死亡敘事，形成一種主體性表述，這些表述呈現了個體在面對疾痛、臨近死亡時所有微妙的體驗、感受與心緒。在展覽中，這些表述往往是溫暖的，充滿了對他人的關心、牽掛與依戀，而不是恐懼、憂慮或焦灼。臨終者的言語，平靜、坦然且釋懷，給予生者不可言說的力量。這便是“反向關懷”。死亡，并非只是無盡長夜，它也是晨曦到來前的寧靜，觀照生命的熱烈與絢爛。

（圖/文唐沈琦復旦大學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國社會的喪葬儀式、遺體觀念等議題）

本周主題推薦

書｜《潔凈與危險》

本書是英國著名人類學家道格拉斯的代表作品，主要討論了潔凈與骯臟的象征意義，潔凈的內部及外部邊界，以及與此相關的權力與政治。

書｜《東漢生死觀》

余英時先生運用了文獻和考古材料，從社會上層與下層的兩個角度，介紹了東漢的“生死”的觀念。

書｜《影像時刻》

在影像的創作或生產中，是什么讓藝術家一言難盡？面對影像藝術家們的“作品”，我們又為何茫然失措？編者邀請陳界仁、黃建宏、龔卓君、陸興華、鄭慧華、董冰峰、郭曉彥、拉衛·桑德蘭等藝術界與知識界的朋友們數度會聚杭州，圍繞著影像與景觀這兩個彼此相連的概念進行了一系列討論。本書的各篇論文是討論的參與者從各個角度對于影響藝術的思考。

書｜《分殊正典：女性主義欲望與藝術史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