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4年4月26日，由同濟大學中文系主辦的“文學如何進入歷史”講座在同濟大學舉行。這是同濟大學中文系“當代生活：從文學史到思想史”系列講座第二季的第2講。

本次講座由澳門大學講席教授王笛主講。在新書《歷史的微聲》的基礎上，王笛集中對歷史與文學的關系，文學資料能否用于歷史研究，以及文學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幫助我們認識歷史等問題進行闡發(fā)。講座由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陳昶主持，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金理、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胡桑、作家維舟與談，共同探討文學與歷史之間的互動關系。

王笛：文學應該怎樣進入到新歷史的視野？這也是近些年我在不斷思考的一個問題。

首先，歷史研究在過去幾十年中逐漸走向社會科學化，不論研究什么都要通過科學分析來展開，雖然說有文史哲不分家的傳統(tǒng)，但在實際研究中卻越來越不重視史學。我在寫《跨出封閉的世界》時，就從未考慮過讀者應該怎樣閱讀這本書，因此完全沒有加入文學的成分。近些年我常常思考歷史學的寫作到底要不要有文學性？答案是肯定的。事實上，歷史和文學之間存在著相輔相成的關系，作為歷史研究者，在寫作的時候要有文學性，而且要以“人”為中心。

澳門大學講席教授王笛。

過去受社會科學的影響，我們總是把“人”作為一種群體來書寫。我們在讀了以宏大敘事的方式書寫的作品以后，雖然反復讀到出現(xiàn)類似“人民”的概念，但是我們對于個體的命運并沒有深切的體會。然而，普通人在歷史劇變中的命運同樣需要被關注，僅僅以“民眾”“群體”的稱呼來概括他們是遠遠不夠的。余華的《活著》就是在以個人的名義寫戰(zhàn)爭時期小人物的命運，小人物的命運同樣值得尊重。

歷史的寫作要有文學性，當然，我們作為歷史研究者，也有自己的研究準則，即研究歷史要追求真實。但是我同樣認為，歷史研究雖然是學術研究，研究者卻不能讓研究只停留在象牙塔里。要走出象牙塔，我覺得途徑之一就是從文學家那里得到啟發(fā)，文學，特別是當代文學，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挖掘歷史。我認為文學家在寫當代歷史的時候，有時比歷史學家做得更好。

講座現(xiàn)場。

其次，強調(diào)文學性會不會犧牲歷史寫作的真實性？這就涉及怎樣認識歷史的真實性的問題。我們說到“歷史”時，往往有兩個意思，第一是認為已經(jīng)發(fā)生過的事是歷史，第二則是認為我們所見的歷史實際上是經(jīng)過重構的歷史。過去的每一天都發(fā)生了數(shù)以億計的事情，這些事情中能夠被記錄下來甚至不到千分之一。如果未來的歷史學家們要依靠我們現(xiàn)在留下來的不過現(xiàn)實千分之一的資料去重構歷史，距離真相又會有多遠？我認為歷史研究是非常主觀的行為，同一件事情，同樣的資料，不同的人對資料的使用，都會影響到他寫出來歷史的樣貌。

作為“文”的《史記》，與其“史”的一面，雙峰并峙。

歷史本身就有文學性的、再創(chuàng)作的成分。以司馬遷的《史記》為例，我們今天稱它為最偉大的歷史著作之一，但是我們也肯定《史記》的文學成就。現(xiàn)在歷史研究主要依靠書籍，但是在司馬遷生活的時候并沒有足夠的考古資料供他使用，很大程度上，司馬遷的史學書寫就是一種文學創(chuàng)作。

當然，我們在歷史研究時需要追求真實性。不僅文學是一種創(chuàng)作，實際上歷史寫作也是一種創(chuàng)作。歷史寫作需要想象力的參與，需要研究者用想象力依照自己對資料的理解去填補記載的空白。退一步說，哪怕是有資料、有根據(jù)，你的歷史寫作難道就能夠反映歷史的全貌嗎？

此外，從文學看歷史，多學科的交叉實際上擴大了我們歷史研究的視野。其他學科進入到歷史，歷史也進入到其他的學科。以新文化史為例，一方面是對文學資料的使用，另一方面是用小說來證明歷史。需要注意的是，用文學的資料來進行歷史的寫作，要謹慎地加以分析考證，比如李劼人《死水微瀾》中寫到的“茶館講理”，就要根據(jù)當時的社會情況、地方政策、風土人情，文化制度來考量，從中既能看到文學對歷史的證明，也能看到文學與歷史之間的距離。

文學實際上有三種文學，一種是寫同時代，一種是寫過去或者是未來，第三種是完全沒有歷史感，僅表達精神世界的文學。這三種文學對歷史最有借鑒價值的是第一種，因為所有寫當下的文學都要和當時的時代語境相聯(lián)系，比如現(xiàn)在讀六七十年代的書，它的歷史背景因為種種原因被淡化，很多年后的人就無法理解在當時為什么會發(fā)生這樣的事情，再比如我們今天讀《紅樓夢》，這本書背后寫了什么，仍需要去考據(jù)。

北京地鐵上讀《平凡的世界》的乘客。攝影 朱利偉

談到這里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即當代歷史研究者對日常生活關注的空缺。現(xiàn)在的歷史學家如果不記錄歷史，不關注普通人的生活，那么若干年后就只能從文學而非歷史學家的筆下去尋找歷史。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路遙，他創(chuàng)作《平凡的世界》時有大量的歷史資料作為依據(jù)，雖然他寫的是平凡的人，農(nóng)村的青年和農(nóng)村的家庭，但是實際上它后面的歷史背景是非常清楚的，它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展現(xiàn)了中國從“文革”到改革開放的那段歷史。

海登·懷特《元史學》認為歷史與文學并不存在截然的鴻溝。

另一個問題就是，文學和歷史到底是什么關系？海登·懷特曾引用大量例子說明歷史寫作實際也是一種文學創(chuàng)作，例如文學表達上的隱喻、轉(zhuǎn)喻和諷喻，在歷史寫作中同樣需要用到，所以文學和歷史在表達方式方面有很多雷同的東西。另外，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詩歌、小說都可以證史。像歷史研究者史景遷，當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們的歷史學家在關注農(nóng)民起義革命領袖的時候，他已經(jīng)將一個山東鄲城偏僻鄉(xiāng)村的普通婦女納入了歷史的視野，所以一定要把歷史放到歷史背景下，而要把歷史資料放到理解中。

最后，作為歷史研究者，歷史學家應該把自己的寫作和文學聯(lián)合在一起，而且歷史寫作不能只是把人看作群體，要看到過程，而且要轉(zhuǎn)到中國的土地上，同時文學可以作為歷史的資料，甚至說文學和歷史的記載，對歷史的貢獻同樣重要。從文學中我們還可以學到，宏大敘事和日常敘事應該同時進行，都要納入歷史的研究范疇。

與談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金理。

金理：實際上文學研究內(nèi)部始終有種焦慮感，即文學日漸遠離大眾的視野，越來越?jīng)]有辦法對公共生活發(fā)言，所以我特別希望像王笛老師這樣的歷史學者能夠給我們一點信心。在聽完具體的分享后，我有幾個問題想請教王笛老師，什么是公平的歷史？另外，到底有沒有所謂的總體史呢？

王笛：首先，沒有絕對公平的或公正的歷史，歷史是一個主觀的過程，雖然歷史研究者力圖寫出一個平衡的歷史，但是不可避免地無法寫出一個公平的歷史，因為歷史研究是主觀的活動，而人都是有偏見、有局限的。其次，我認為沒有總體史，當我們利用不到千分之一的資料去重構歷史時，怎么可能寫出一個所謂的總體史呢？缺失了剩下部分的歷史當然不能叫作“總體史”，所以并沒有所謂“總體史”的存在。

胡桑：想請教王笛老師，什么樣的文學作品才可以用來證實歷史呢？剛剛老師舉的幾個案例都很好，但是在老師的表述中，似乎只有那些有現(xiàn)場感的、記錄了同時代歷史的作品才能去證史，那些研究精神世界的文學作品就不可以證史，是為什么呢？

主持人、同濟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陳昶，與談人、同濟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胡桑。

王笛：文學作品如果主要書寫作者生活的那個時代，這樣的作品是可以用來作為文學資料的。但是他如果寫的是過去或者未來的時代，雖然不一定可以證史，但是同樣值得關注。比如劉慈欣的《三體》寫的是未來世界，但是核心還是在表達作家對當代社會的思考。

維舟：我想問王笛老師，歷史學是怎么處理“真實性”的問題的？有時候，所謂“真實”不過是一種錯覺。此外，個體的主觀感受到底有多重要？

王笛：每個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都是不一樣的，但是我關心的是怎樣去理解真實。它如果不是真實的，能不能從中間讀出歷史？我對“袍哥”起源的考察也是依照這個思路進行的。

陳昶：本次講座的兩個核心是歷史與文學，當學科之間互相打開，互相溝通的時候，會有一個更為廣闊的空間。我們今天試圖探討兩者的連接，在各種的不確定里有更多的思考去探尋，用文學性、歷史性、情感性的動力不斷往前探索，這樣的探索是一種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