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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好書》讀《塵埃落定》,阿來說“很漂亮、很生動”
“有很多人說它是中國版的‘權力的游戲’,在環環相扣、驚心動魄的氛圍中,通過一個家族的更替反映‘戰爭與和平’、‘聰明與愚蠢’等議題,展開一部史詩。”騰訊視頻《一本好書》節目近日推薦了這本《塵埃落定》。
12月11日,《塵埃落定》作者阿來接受媒體的采訪時,談到了自己在《一本好書》現場觀看錄制的感受,他覺得“很漂亮、很生動”,也肯定了《一本好書》的改編,“有人說《塵埃落定》其實更重要的就是一個關于權力的寓言,所以他們把這條最重要的線索拎出來呈現我覺得是很恰當的。”

《塵埃落定》不僅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作者阿來也憑借此作成為該獎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獲獎者。
2018年9月27日,由中國作協、人民日報海外網主辦的評選結果揭曉,《塵埃落定》入選改革開放四十年最具影響力小說。該書出版20年,總銷量逾百萬,在海外30余個國家出版。

此次《塵埃落定》被搬上《一本好書》的舞臺,阿來表示,作品有過電視劇、川劇、歌劇等不同的版本,他都很欣賞,“我不會對二度創作表示什么意見,正是不一樣才產生新的意思。如果改編都和小說一樣,那改編就沒價值了。因為每一個改編都有自己的發現和創造,這是最好的價值。”


阿來和《一本好書》的總導演關正文認識很久了,第一次見面是在湖南的張家界。當時是參加湖南一個文學雜志的一個活動。他們相談甚歡。“后來就聊到我手里有一個,大家都不看好的小說叫《塵埃落定》,他說他要看看。然后故事就是這樣開始的。”
阿來表示自己這本書的推出也跟關正文有非常大的關系,“因為第一次發表,是在他當時主持的《小說選刊》上發表的。后來關于《塵埃落定》的一些宣傳推廣,他也花了很大心力,謝謝他!”
【對話】
問:你很多作品都是以藏區為題材,你是怎么看待故鄉與文學之間的關系?
阿來:幾乎是絕大部分作品。至今為止我只寫過一本小說是跟藏區沒有關系的,其他都有很多關系。也不是故鄉的問題,就是故鄉剛好是我們最熟悉的那個地方,文學總是要寫自己最熟悉的地方。所以迄今為止,當然我一直在書寫青藏高原上每片土地。但是這個故鄉也是越來也大的,就是過去是那個村,后來是那個縣,現在可能變成了更大的一個區域。
問:是否有重新寫詩的打算?
阿來:對,我不寫詩很久了。我大概三十歲的時候,寫了最后一首詩。所以前年重版我的詩歌集《阿來的詩》的時候,還不到一百首。但是,其實詩在我的理解當中只是一個形式。其實我寫的很多東西都包含詩歌的因素,只不過是沒有采用分行的形式,而是在我新寫作的,比如說小說、散文當中,都是可以包納很多富有詩意的東西。我想這個才是重要的,而不在于說是要不要采用分行這種形式。至于分行詩歌的寫作,暫時我也不知道。
問:寫二少爺時有你一些影子或者特質嗎?
阿來:關于二少爺的問題,我希望我身上有一些他那種特質。這種特質是什么東西呢?就是好像被別人看成“有點兒傻”,其實也就是不那么世俗。但他有一種能夠直覺地把握未來,直覺地能夠判斷事物的重要性的這樣一個能力。我希望我能有。
問:你最不愿意推薦書,那你如何看待《一本好書》中,對書籍的推薦?
阿來:確實我不愿意推薦書。就是,第一個是真正的推薦已經完成了,比如說文學來講,文學史就是一個最好的推薦書。我們看那些作家作品文學史已經向我們推薦。第二個呢,就是有些書,剛才我講的我們人生階段會面臨不同的問題,那么哪些書能夠解決我們的問題,肯定因人而異。所以我注意到過去魯迅先生也不愿意給人推薦書,所以我覺得我也不愿意。而且其實讀書有兩個方面,一個是讀,第二個就是尋找書也是一個尋找解決方案的過程。如果一經推薦,尋找書的過程也就消失了,而這其實是與閱讀樂趣相似的一個方面吧。
問:都說閱讀能夠讓人在浮躁中獲得一份內心的平靜,能不能給青少年一些閱讀的建議,讀書的建議?
阿來:至于說平不平靜,可能有些人天生就平靜一些,有些人可能受外界的影響干擾更多一些。而讀書尤其是有規劃的、有系列的這種閱讀,確確實實是可以使自己比較平靜面對世界的一種方式,倒不是說參禪打坐的那種平靜,甚至有些時候我們讀一些書會使我們熱血沸騰,愿意讓我們走入社會。但是這個跟我們所說的一般的那種平靜讀書不一樣。而當一個人過于平靜,讀書像一個和尚一樣平靜,像一個道士一樣平靜的時候,其實也就沒有什么意義了。甚至這個時候,如果真有那種平靜,閱讀都不需要了。
問:你是怎么保持創作激情的?會不會有厭倦的時候?還有什么人物和故事是你特別想寫的?
阿來:寫作會不會厭倦?不會。因為從寫作兩三年以后,我就覺得,這個是一個值得一輩子都做,保持充分的熱情去做的一件事情。因為我到現在為止,除了寫作以外,我干過至少六七種不同的工作。確實做到一段時間以后,尤其是相當熟悉這個工作以后,它就會產生一種倦怠,就是這種工作,慢慢它就不提供我所需要的那種新意。但是寫作不會,我們每換一本書,每寫一本新的書,它都打開一個新的領域,新的世界。在這個新的領域當中需要新的想象,需要新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在準備寫作之前,需要一段漫長的準備。
問:《蘑菇圈》也很有意思,舌尖上的蘑菇。
阿來:很高興有人終于不光說《塵埃落定》,還看到我的新書《蘑菇圈》。這個是我去年新出版的,關于人跟自然思考的三部作品當中的第二部,希望大家可以看看,它們分別叫《三只蟲草》、《蘑菇圈》和 《河上柏影》。
問:你是茅獎、魯獎雙冠王,對你來說,獎項的意義是什么?
阿來:獎項意味著來自社會的某種承認吧!今天另外還有一種就是暢銷可能也是來自于市場的某種承認。所以今天很多我們談文學的時候,主要就在談這個作家得了什么獎,然后就談他一年掙多少錢,不是有什么作家富豪排行榜么。早年的時候我也上過,后來這個數字越來越大,就上不去了。但是就我來講,我還是更喜歡大家來談書的本身,因為也有好書可能沒有得獎,也有好書沒有掙到錢。所以可能還是談書本身比較妥當。
我覺得我自己寫作快四十年了,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想把每一本書都寫好,把每一個故事都講好。只有運氣好的時候某一本書它可能會得獎,某一本書可能會多賣一些錢,但是這個確確實實不是一個寫書的人他所要考慮的問題。這個好像是一個撞運氣一樣,但是我們唯一可以操縱操控的就是我們所寫的書的那個品質,以及我們寫這個書的時候,那種近乎于宗教感一樣的那種虔誠的態度。
問:未來要不要寫科幻小說?會怎么看懸疑推理,科幻這些類型文學?
阿來:我沒有寫過科幻小說,我做過十年科幻小說的出版商。我也很喜歡科幻小說,這樣一個面向未來的類型文體。不過即使我不寫科幻小說,我也從科幻小說當中學到很多東西。也就是說學到什么東西呢,我們的文學要面向未來小說當中,我們即便是在寫歷史、寫當下,但是我們的眼光是朝向未來,我們自己的未來,國家的未來,甚至整個人類的未來。因為科幻小說當中有句非常重要的話,說,如果以前的文學是為了過去,那么科幻是為了未來。
懸疑推理,我也看過一些。但是智商必須比較高,用現在話說,必須比較燒腦吧!但是現在很多懸疑跟推理智商不夠,就不愛看了。但是這個并不意味著我對類型文學不喜歡,我也看過各種各樣的類型文學,重要的是類型文學還是除了類型的標準以外,我們可以用更高的標準,所以真正好的類型,它都是超越類型的。我經常舉一個例子,我們說安托萬·德圣·埃克蘇佩里的《小王子》,它是童話嗎,它又不是;它是科幻嗎,它又不是。所以它這個就是文學的超越性。
問:有人說覺得您的寫作有三種姿態,一是扎進歷史的深處,尋礦脈的寫作;二是癡迷神話的力量,飛上天的寫作;三是回歸地表,悲憫眾生的寫作。比如《三只蟲草》。你認可這樣的說法嗎?覺得哪種寫作姿態更能體現文學的價值?
阿來:我的寫作的姿態,我覺得更愿意說是態度吧!說得很好啊,三個方面。這個是扎進歷史深處。因為我們今天講我們的文化的形成,我們民族的文化的品格的形成,其實都跟歷史有很深的關系,所以我肯定,即便寫一個非常現實的題材的時候,我也會找一找它的前世,找一找它的過去。
第二個當然是,不是癡迷神話的力量,應該是癡迷美的力量。因為現在我們寫作品,中國的作品和外國作品相比,我們就缺乏一點審美的那種意識。而只有審美意識才能把我們的作品提升得很高。
第三當然就是回歸地表,要回到現實當中,因為我們寫的畢竟是當下的,現實當中的人。所以寫現實當中的人,我覺得我們會抱著一種同情的、憐憫的,這個不是居高臨下的,包括我,對我自己,有時候我站在一個更高的角度來看,也是抱著一種同情、憐憫的姿態,這也就是所謂的宗教感。至于說哪個更好,我覺得還是把三者聯系在一起更好,融通在一起,融匯在一起更好。

問:寫作這事更依賴天分,還是后天的勤奮堅持?
阿來:我覺得寫作這件事情天分多少是有一點的吧!但是至少是剛開始的時候,不能太相信天分這個東西,而應該更相信勤奮。因為天分也是在這種寫作過程當中逐漸顯現出來的,而不是從一開始,就進入了一個脫離了勤奮的,脫離了具體勞動的那個單獨的天分,然后它能夠憑空就給你成就什么。所以還是相信勤勞,更可靠,更穩妥一些。
問:影響你的作家和作品是什么?
阿來:影響我最大的作家到今天為止都是兩個詩人,這是我年輕時代就受他們影響的詩人。一個是美國的惠特曼,還有就是智利的聶魯達。到今天為止,我還是非常喜歡他們的作品,經常會拿他們的作品出來讀一讀。而且為了這個愛好,去年我專門去了一趟智利,聶魯達寫過的最多的兩個國家就是智利和秘魯。
問:現在創作的重心是什么?目前有正在創作的作品或者計劃嗎?
阿來:今年是我最累的一年。因為,我在寫一個長篇小說,是跟一個西方探險家的經歷有關的一個長篇小說。但寫到一半的時候,我突然又想寫另外一個長篇小說,然后就停下來,從5·12紀念地震十周年那天開始寫,一個跟5·12地震,十年前的5·12地震為背景的新的長篇小說,剛寫完,等于今年花了一年的時間寫了一部半小說,這在我的創作當中,是空前的,所以人也很疲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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