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

兩百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824年5月7日，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在維也納加特納劇院首演。幾乎完全喪失聽力的作曲家并未像往常一樣指揮自己的交響曲，而是改由他人代勞。兩百年過去，滄海桑田，物是人非，但這部作品的熱度和意義不減當年。

關于“貝九”的藝術價值，歷史意義，唱片版本，兩個世紀來音樂學家、歷史學家和理論家們奮筆疾書，著作等身。然而一些事關“貝九”的有意思的冷知識，可能少為國內讀者所知。在此不妨借此百年一遇的機會，拋磚引玉。

排名第二的“洗腦歌”

英國《BBC音樂雜志》擅長以各種讓人眼花繚亂的排行榜而長期占據樂迷注意力，2016年9月刊亦是如此。當期雜志邀請151位全球知名的指揮家，其中不乏西蒙·拉特和馬琳·阿爾索普等名家，投票選出自己覺得最偉大的交響曲。雜志繼而根據每位指揮提交的榜單，總結梳理出有史以來20首最偉大的交響曲，依次排名。

BBC音樂雜志評選二十大交響曲

猜猜“貝九”排第幾？

排第二。雜志對這部作品的偉大特質言簡意賅地評價道“只有最厲害的天才，才會想到把慢樂章放在第三樂章而不是第二樂章，這樣的話就能更加襯托出隨后的高潮，這招被馬勒就借鑒過去了。也就是說，頭三個樂章已經奠定了作品的偉大。然后就是第四樂章《歡樂頌》，絕對屬于十九世紀的‘洗腦歌’。歸功于第四樂章，貝九的影響力才直至今日”。

順便說一句，排在第一名的是貝多芬走出陰霾的《第三交響曲》。看來，能打敗貝多芬自己的，只有貝多芬。

50英鎊委約

那貝九是怎么來的呢？英國皇家愛樂協會有一套自己的說法。

1815年，時任英國皇家愛樂協會董事之一查爾斯·尼特（Charles Neate）從倫敦遠赴維也納，和貝多芬見了一面，還帶回了三份貝多芬給他的“見面禮”，分別是《雅典的廢墟》作品113，《史蒂芬王》作品117，《命名日序曲》作品115。如果你從來沒聽過這三部作品的標題，完全不用驚慌，因為這確實不是作曲家最具代表性的產出。

盡管如此，這些音樂已經足以讓英國社會為之傾倒。于是協會董事局擬邀請貝多芬于1817年到倫敦指揮自己創作的兩首交響曲，可惜談判沒有成功，計劃破產。盡管如此，為了向協會支付的50英鎊委約費表示感謝，貝多芬于1824年將第九交響曲的一疊手稿寄給協會，并在封面親筆題詞“為倫敦的皇家愛樂協會而寫”。

貝多芬獻給英國皇家愛樂協會的第九交響曲封面題詞

這份手稿如今珍藏在大英圖書館。

算上通貨膨脹，1824年的50英鎊大致相當于如今的人民幣五十萬元。

1826年，當協會得知貝多芬臥床不起，急需用錢時，又匯了一百英鎊給作曲家“以用做不時之需”。匯款一路輾轉，作曲家辭世前兩天才收到款項，他在病榻上讓自己學生代為轉達，對慷慨的協會表達了感謝。

委約和接濟貝多芬成了英國皇家愛樂協會成立兩百多年來最大的KPI。

辭舊迎新

貝九是一部開天辟地的作品，它終結了維也納古典樂派，叩開了音樂史通往浪漫主義的大門。作品辭舊迎新的意味后來被人們以一種更為簡單易懂的形式發揚光大，那就是：辭舊迎新。

每年的新年音樂會，人們總是習慣于在三拍子的圓舞曲中度過。通過電視轉播，擁有全球數億觀眾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是個中先進。

與此同時，有一種與圓舞曲分庭抗禮的新年音樂會傳統，那是演出貝九。每年當維也納愛樂樂團在金色大廳奏響“蹦擦擦”時，維也納交響樂團都會在維也納音樂廳演出貝九。于是，貝九作為對舞曲的正面硬杠，宣告著新年音樂會的另一種聲音，既嚴肅又莊重。

日本樂團慣以演出貝九迎接新年

這種做法在日本更為流行。新年檔期演貝九在日本廣受吹捧的傳統可以追溯到1918年，由德國戰俘在德島市的戰俘營演出此曲。決定性的時刻在1940年12月31日。那一天，指揮家約瑟夫·羅森斯托克指揮日本新交響樂團演出了“貝九”，一方面是慶祝日本建國2600周年，也無心插柳地奠定了此曲在日本迎新必演的地位。日本將“貝九”尊稱為“大工”（意為大祭）。

辭舊迎新的意義還體現在貝九在重大歷史節點，在重要音樂場合的出鏡率。

埃斯特班·布赫的著作《“貝九”政治史》，精妙講述了自1824年首演以來這部作品在關鍵時刻頻頻現身。從1989年的柏林墻倒塌音樂會，到2014年的紀念柏林墻倒塌25周年音樂會；從1872年瓦格納為拜羅伊特節慶劇院壘下奠基石音樂會，到1951年拜羅伊特音樂節在戰后的廢墟中浴火重生的開幕音樂會，都有此曲身影。

繼而，2009年7月杭州愛樂樂團成立，2019年8月基里爾·別特連科上任柏林愛樂樂團的就任音樂會，上演的曲目都是貝九，象征著繼往開來，砥礪前行。

貝九馬拉松

日本可以說把在新年檔期演出貝九做到了極致。人們在東京的三得利音樂廳，可以從圣誕節開始聽貝九現場，一路聽到除夕夜。

從三得利音樂廳的檔案有記載起，這種傳統就顯而易見。1995年12月25日，吉拉德·波塞指揮新日本愛樂樂團演出了此曲；次日，讓·富尼埃指揮東京都交響樂團接過接力棒；28日，十束尚宏指揮東京市愛樂樂團再下一城；29日，秋山和慶指揮東京交響樂團為當年的貝九馬拉松畫下句號。

更為夸張的是2018年12月22-27日，指揮家馬略克·雅諾夫斯基一連指揮樂團上演了五場新年音樂會，曲目清一色全是“貝九”，足見人氣。

如果想一口氣把貝九聽爽聽飽聽撐的樂迷，不妨在圣誕節前后去一趟東京，相信會是一番終生難忘的經歷。

激光唱片

貝九對現世的意義絕不僅僅是正能量爆表的寓意，也體現在人們熟知的激光唱片格式中。

當錄音工業從模擬格式的磁帶向數碼格式的激光唱片轉型時，一個重點就是建立標準，比如激光唱片的大小，厚度，最關鍵的是容量。

上世紀八十年代，由索尼和菲利普發起的激光唱片直徑為11.5厘米到12厘米。但兩家廠商都知道，想要讓自己的產品被業界接受，最重要的是被當時樂迷追捧有加的指揮家卡拉揚認可。卡拉揚開出的條件，便是激光唱片需要讓樂迷一口氣聽完當時演奏時間最長的貝九。一查下來是富特文格勒1951年指揮的版本，播放時長為74分鐘。

由此，激光唱片的“額定”容量便為74分鐘播放時長。

唱片里的貝九

在這一為貝九應運而生的錄音載體上，樂迷能找到成百上千的錄音，繼而進行版本比較從而選出的最愛。

然而我們怎能忽略來自中國的貝九錄音？

至少有四套錄音可供感興趣的樂迷鑒別收藏，他們都來自中國指揮家和樂團。中央樂團曾經在五位指揮家執棒下錄制過一套貝多芬交響曲全集，包括貝九。錄音以磁帶的方式發行。

指揮家陳燮陽是推廣貝多芬的功臣，他有兩套貝多芬交響曲全集錄音。第一套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上海唱片廠錄制；第二套源自上海星期廣播音樂會，為指揮上海交響樂團的現場錄音，有激光唱片問世。

上海愛樂樂團亦有一套貝多芬交響曲全集錄音，由張亮指揮，均為現場錄音，時逢貝多芬誕辰250周年之際在上海以激光唱片和黑膠的形式發行。

張亮指揮上海愛樂樂團灌錄的貝多芬交響曲全集唱片

由此，這四套全集錄音中收錄的貝九，代表著中國之聲，傳遞出人類的普世之音。

(作者系澎湃《上海文藝》學術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