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刊于1978年的《書法》雜志曾被啟功先生稱作是書法界的“孤鳴第一聲”，早于第一屆全國書法展覽，也早于中國書法家協會的創建。

12月9日，這一由上海書畫出版社創辦的知名藝術雜志迎來創刊40周年，包括中國書協蘇士澍、知名書法學者黃惇、華人德、邱振中、叢文俊等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圍繞“改革四十年，書法四十年，《書法》雜志四十年”相關主題進行了討論。

研討會除了總結研討《書法》雜志的發展，一些專家認為更應當從中國文化復興的大背景下看待中國書法的復興與當下一些問題，書法界應當更沉潛下去，“四十年前，《書法》雜志在上海的創刊，或許說明經過了百年文化頓蕩的中國社會，對于傳統文化的復興，具有空前的欲求。中國書法藝術，本質上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藝術載體，不論社會怎樣發展，不論書法藝術的具體作用方式怎樣變化，但其人文品質不會消失。”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特整理并發表研討會內容。

《書法》雜志第一期 

王立翔（上海書畫出版社社長、總編、《書法》雜志主編）：作為《書法》雜志四十周年系列活動之一的研討會，今天在這里召開。首先要感謝大家。四十周年對個人來講不算是個短的歷程，對雜志來講，或者對其他事業來講，并不算長。但人與雜志交集，就發生了很多重大的關系。這些交集與當代書壇幾乎是同行，我覺得在這樣一個節點、從這樣一個視角出發，請今天在座的專家一起來作一點交流、討論，是非常有意義的。我要特別感謝大家的是，在座的都是我們雜志的作者、幫助者、支持者，直接參與了雜志的種種工作，所以我覺得從這個層面來講，我們今天齊聚一堂作一個交流，確實也別具意義。今天我們辦這個研討會，不是站在其他的立場上，更多還是站在學者、作者、雜志及其媒體平臺的角度來進行研討。

蘇士澍（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書協成立之時基本都依靠《書法》雜志來傳播

我就談兩點。

第一，不忘初心。四十年《書法》雜志，上海可以說對書法事業有不可磨滅的貢獻。第一個書法社成立在上海，是毛主席讓陳毅找沈尹默建立書法社，第一本雜志就是今天的《書法》雜志。書協成立之時，也沒有什么更多的雜志，基本都依靠《書法》雜志來傳播，在座的各位基本上都伴隨著《書法》雜志的歷程走過來，我們要緬懷為書法雜志做過貢獻的這些學者。首先是方老，方去疾先生。那時候跟周志高到在方老家里研究《書法》雜志怎么編、怎么做。后來是吳建賢，他很直率，做事不惜力，后來還有方傳鑫，在理論研究上還有沈培方，這都是我們歷歷在目的搞書法工作的編輯。編輯，編輯，“挨鞭”的“鞭”，“著急”的“急”。這些人對《書法》雜志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雖然人走了，但他們的精神留下來了，所以到今天，立翔社長的再接任也是不忘前賢，把他們的精神傳承下去。

第二，砥礪前行。當時一個是上海《書法》雜志，到文物出版社的《書法叢刊》，再到《書法報》，直至現在，我們隊伍越來越龐大，說明書法事業和國家興盛同總書記提出來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是一脈相承的。

這兩年我走遍全國30個省市，深切感到當代書法是蒸蒸日上的。我們在座的這些有的是作者，有的是從事書法事業，總而言之大家看到了中國書法事業蓬勃發展的今天。不管是《書法》雜志，還是我們各類媒體報道、宣傳、邀請大家能到的，都會盡量到場。為什么？通過今天這么一個很好的活動，認識好多朋友，特別是見到老朋友那種格外親的感覺，因為大家分門別類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為書法創作、書法教育、書法理論研究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所以我覺得立翔社長把大家聚在一起，大家利用這個時間好好談一談、說一說。

再一點，中國書協，現在很多事務性工作。未來這兩年之內，我們一方面開展十二屆國展；另一方面，計劃把20世紀書壇巨匠七個人：于右任、沈尹默、沙孟海、林散之、舒同、趙樸初、啟功。在兩三年之內每人辦一個展覽。我們剛從陜西過來，陜西碑林辦于右任，延安辦舒老，我們爭取在上海博物館辦沈尹默展覽，南京辦林散之，浙江博物館辦沙老，最后啟老在北京收官。把20世紀書壇巨匠還要進一步往前推。隨著改革開放，書法事業可以說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這是有目共睹的，跟我們的努力，跟上海《書法》雜志從16頁到200多頁的努力分不開，我想書法事業能有今天，跟在座的努力都分不開，跟《書法》雜志的“引領”也是分不開的。

我在文物出版社這么多年都是從事出版，書法只是一個愛好，要把書法出版物、古代的碑刻和當代名家宣傳出去，這是出版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周志高（《書法》雜志原執行主編、上海市書協原主席）：書法是上海國際大都市的名片之一

講四句話：第一句話，很感恩！《書法》雜志四十年，正好跟我們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相重合，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書法》雜志這四十年。特別是鄧小平同志提出來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沒有這種思想，我們《書法》雜志在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什么＂全國群眾書法大賽＂＂第一屆全國書法展覽＂，包括1981年9月份在紹興的＂首次書學理論討論會＂、1983年＂全國篆刻大賽＂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不敢想，想了也不敢做。

第二句話，沒有我們在座的廣大專家、學者、讀者的支持。《書法》雜志要想成功也不可能。我們《書法》雜志走過四十年，特別是最近幾年，在盧輔圣、王立翔領導下越辦越好，今天這樣的活動，這樣的聲勢，說明他們的能量以及對待工作的態度，我覺得很感恩。《書法》雜志的同時在你們努力下一步一步走下來。

第三句話，不要忘記上海這座城市。上海市委李強書記提出的“打響上海四個品牌”中就有文化品牌。2007年舉辦了“海派書法進京展”，擔任上海市委書記七個月的習近平同志，他在上海唯一看的展覽會就是“海派書法進京展”回來以后的匯報展，希望把書法藝術打造成上海國際文化大都市的名片之一。這里一個是“國際文化大都市”，還有一個是“重要的名片”，因此希望書法雜志在今后的歷程中，不忘記國內的發展，同時在國際上我們發行了39個國家和地區，但在“一帶一路”影響多少？我看我們仍是欠缺的。盡管《書法》雜志1985年就參與國際大展，但在這方面仍是薄弱環節，這是一個希望。

最后一句話，提個建議。今天有幸作為我們《書法》雜志顧問之一，希望這個工作是不要僅僅在雜志里寫寫名字，建議所有顧問每年拿出一定的精力和時間在一起聚會幾天，可以在上海，也可以到其他城市，大家一起來討論研究《書法》雜志怎么一步一步取得更大的成果。

言恭達（中國書法家協會顧問）：三個建議與三個優化

我作為《書法》雜志的老朋友、老讀者。《書法》雜志四十周年，從我個人來說，不但是見證者、親歷者，更是受益者。

《書法》雜志在當下它到底有哪些時代的文化意義，我想至少有三點：首先《書法》雜志有三個引領：一，引領了我們改革開放以來全民生活方式的傳承和轉換，因為在文革開始，把形而上的東西全部打破以后，它注重于物態的器的東西，要把中國書法生活這種傳承打破。因此在這里我想，對以書法這種生活方式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的回歸，從那時候我的理解開始起步了。因此一直到現在，40年來，不管現在社會對傳統文化回歸到底什么狀況，書法作為一個意識形態，作為我們全民在文化生活中必要的一種方式，我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二，引領了我們全國有志于書法事業的各界書法人士對傳統經典的敬畏和研習，尤其在四十年不斷發展的高潮中，對全民的書法教育，一直到高校的書法教育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三，引領了我們逐步從四十年以后，以學院為代表的高校和社會的書法藝術的學理性思考，一直到學術性的研討大潮。應該說，《書法》雜志在中國書法四十年中，從群眾文化運動進入到學理性思考研究的從熱運行到冷思考過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為顧問，我對研討會提三個建議，或者是三個優化。

一，新時代的《書法》雜志，作為全國，也是國際上有影響的書法專業刊物，它應該要優化書法篆刻藝術創作對傳統的活化，也就是說中國書法、中國篆刻從傳統性進入到當代性的活化。

二，要優化書法篆刻的學術研究和現世批判精神。之所以提現世批判精神，也就是一個雜志、一門文學藝術、一種文化現象在一定的時代空間必須要弘揚的一種人文精神。因此在這里面，要從傳統的書學、史學的研究和當下的藝術批評這種份量的加重能夠結合起來。三，要做優化書法篆刻藝術傳播的新媒體時空融合。能進入到新的“天命”。

黃惇（南京藝術學院教授、博導）：思考雜志的“成熟性”

我覺得我們不僅是《書法》雜志的“老作者”，更應該是《書法》雜志培養的對象。我曾經說《書法報》培養了我們的報刊，《書法》雜志也是一樣的。

《書法》和《書法研究》這兩本刊物各有分工，《書法》偏重于普及，《書法研究》偏重于純學術。今天看到2018年第10期的《書法》雜志是2019年改版試刊樣，試刊樣在開本、內容、板塊等方面都比較合理，但所刊文章大部分偏短，而且批評的文章比較多。“批評”在學術上包括褒獎與批判，但雜志現在的批評文章觀點不夠鮮明；大量刊發偏短的文章又容易跟報紙接近。雖然兩個刊物各有分工，但我希望《書法》雜志還要刊登一些比較有份量的文章，尤其是涉及某個專題的時候。

《書法》雜志已經創刊四十年了。四十年的定位應該是“成熟”，我們能拿出什么來證明我們的“成熟”，這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書法》雜志誕生之前，日本有本比較有名的書法雜志叫《書菀》。《書菀》雜志在體例設計上比較有深度，到今天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所以，我們是不是能把雜志的“成熟性”從未來來思考，一本雜志能給子孫后代，或者四十年后看今天，能有怎樣的深度，我相信，《書法》雜志在現任領導王社長帶領下，有一批年輕的骨干，雜志會越辦越好，路越走越寬廣。

華人德：（蘇州大學研究館員、博導）：繼續增加有關文化方面的文章

我兩個多月前就收到《書法》雜志通知，為此，寫成了一篇書面稿。四十年來，這個雜志確實是越辦越好。

我想講的是以后雜志還可以繼續增加有關文化方面、對讀者進行潛移默化的文章。昨天（上海書畫出版社）王立翔社長與我討論，他跟我的看法一樣，我覺得這個方針是非常英明的。現在書壇缺什么，我們這個雜志補什么。這個雜志跟我們全國性大賽、大展一樣，它有一個引領的作用。對于書法而言，無論“丑”、“美”，文化都很要緊，文化包括什么？就是剛才言主席講的，有些跨界的東西，比如文字學、歷史學、文學這些都跟書法有關系，但如果全部談這些，跟書法掛不上鉤，可能讀者有意見，他會講不是“書法”雜志。

再比如鑒賞，我們看一篇東西好壞，要知道好在什么地方，壞在什么地方。有些文章是看圖作文，我覺得這個意義不大，最好要有相關的文獻支撐。關于“鑒賞”，要落在“鑒”上，比如真偽，怎么判斷它的真偽，或者有沒有張冠李戴。

以前大學里面，這些老教授都是擔任公共課的，就算學理科也要學這些中國傳統文化，比如歷史、文學。為什么？提高他們的素質。這個很要緊，是潛移默化的。不是人家看了一期以后，文化素養就起來了，它是一點點積累的。現在我們一些理科老教授，像那時候西南聯大出來的學生，詩也作得好，寫得文章也很好，文言文也精通，知識面非常豐富，這說明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寫出來的字只關注技法，說難聽點是個“工匠”。

叢文俊（吉林大學教授、博導）：還應該有一些思想的碰撞

從雜志創辦到1990年，我都是《書法》雜志的鐵粉，一直從《書法》雜志汲取關于書法的知識和營養。后來1990年以后，我開始在《書法》雜志上發表文章，一直到現在，就變成一個參與者。在參與過程中，也不斷地觀察和學習。所以這幾十年下來，我很多知識、能力的提升和《書法》雜志越辦越好是有直接的關系。

關于《書法》雜志四十年以后怎么走？我也有點想法和建議。雜志一般來說就是介紹當代或者古代書法的平臺，就很多欄目，我想光提供平臺還不夠，還應該有一些思想的碰撞。

當下很多專題介紹的評論，說的話大部分都是套話，這些話往往不會給人留下印象。比如某一個人說他從顏真卿學起，后來又上追“二王”，然后又師魏碑，這些套話說了以后其實是不負責任，無非是幫別人炫耀，或者幫自己炫耀他學的東西多。這種東西為什么會是炫耀呢？因為在作品里看不到這個東西。大家知道其實當代人的作品更多的都是“時尚”，都是你學我，我學你，“江湖氣”很重。這里你要說上追“二王”，言之太過，所以這樣的文章是不負責任。當然一方面是書寫水平有限，即寫文章的能力，包括修辭和表達方式。上海有一位叫張偉生的先生，我對他有印象是他當年在《書法報》發表一篇文章，很多人批評他，說他用的古代書論中的那些標準件。當然我也寫了一篇文章，大意是標準件用好了是可以用的，問題是標準件離我們生活太遙遠了。

當代人寫文章最難的是就是要克服現有的毛病，現在主張弘揚傳統文化、學習傳統，但真正能把古代書論的詞匯、修辭方式以及和作品對應的深度掌握好的人確實很少。我們現在隨便用一個“雄強”，其實在作品里什么樣算雄強，可以說幾乎沒有人想到如何去對應。所以濫用辭藻是當代文章的一大弊端。或是炫耀文學、或是炫耀思想深刻，但都和作品關系不大。我想辦雜志能不能提倡一些比較實在的學風，比如一個古人的詞匯，能不能再深入一步，把“雄強”這個詞在作品中找到一些印證，我覺得這樣的文章值得提倡。因為我們今天都說白話，白話文是缺乏美感的，談藝術的問題光用白話不夠的，當然光會哲學、美學也不夠用。

一個雜志生存的能力是和受眾有關，讀者的接受能力是有差異的，當然我們不能由于部分受眾者的水平有限，就把雜志辦得太粗俗。雜志是要有標志性的。但這些東西如何去做？有時候是需要靠編輯，我不知道咱們有多少個編輯。過去雜志社經常會把文章退回來，告訴你在哪兒修改，修改好了再寄回去，或者兩者再溝通，哪些地方有誤解，文章應該寫成什么樣。這個比較好。所以編輯對發文、發作品應該有個監督和考核標準。

不管怎么樣，我對咱們《書法》雜志還是非常有信心的，尤其是我很相信上海人。我小時候最喜歡吃的是上海的大白兔奶糖，我就認為上海人做得好，沒任何懷疑。同樣的雜志我也沒任何懷疑，祝愿咱們的雜志越辦越好！

邱振中（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博導）：借助對書法的思考，推進中國文化

我講兩個小事。第一，一說到《書法》雜志，我總是會想到《書法研究》，可能《書法研究》晚刊發幾年，所以還沒趕上跟《書法》雜志一起來慶祝，但在我心里完全這兩個雜志完全不可分割。由于那時候寫的論文比較多，一寫好文章就寄《書法研究》，所以在《書法》雜志發的文章很少，但也有幾件事我記憶是非常深的。

2015年我在美術館做了一個展覽，題目叫“起點與生成”，這個展覽里三個鏡框放了三件實物，這是我幾十年來記憶尤深的幾件事，其中有一件是《書法》雜志第一期還是第二期附的一個《古詩四帖》的彩色長卷，這件作品拿到以后太興奮，那時候好的印刷品太少了。《古詩四帖》在那時候印得最好的作品，所以這件作品陪伴了我很多年，掛在我宿舍墻上。到大學工作以后還掛在我房間里，邊上圖釘破了怎么辦呢？把它糊好再裱上去。我用這件作品印證我那個時段的生活。我講這么一件小事，說明《書法》雜志跟我們的生活、跟我們的專業進步的過程它是何等緊密地連在一起！下面我提一點建議。

《書法》雜志跟整個書法領域一樣，在四十年取得很大的進展，積累了很多有意義的成果，但坦率地說問題還是非常多。由于待在這個領域，不能說天天沉浸在這種氛圍里，在生命的這四十年里絕大部分時間是沒有離開書法的。因為這樣沉浸在這個領域，對它的長處、短處、局限、收獲都會一一經驗、一一加以思考，所以對它的問題也就感受特別強。其中有一點是：書法今天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是圈子里的事情。書法曾經是一個偉大的文化現象，對整個中國文化那種密切的關系，所有使用漢字的人的書寫上關聯太強了。但今天的書法，它的繁榮也好、贊揚也好、熱愛也好，都是在一個圈子里。

如果在前四十年我們必須這樣做，那么后四十年我覺得應該有一個想法。我讀過一本書說：“應有的生活絕不是現有的生活。”我可以套在這里，《書法》雜志未來的四十年絕對不是過去的四十年，它是跟書法領域應有的狀態緊緊連在一起。

剛才我說了它是一個圈子里事情，是不是它要變成圈子外的事情。圈子里還要做。圈子外是指書法對當代的益處，對文化、對哲學、對整個社會有沒有可能產生影響。有一次我學生坐在我車子后面，我說要借助對書法的思考，對中國的哲學、中國文化能不能有一種推進，他說這太難了。但是我要問，是不是未來的四十年應該做得到。如果過四十年還做不到這樣的話，我覺得書法真不行了。

我說一件跟雜志有關的建議，我沒做過雜志，也沒做過報紙，但我直接感覺到雜志選題極為重要的，但目前的選題我認為還是常規的思路。這一期做一個黃賓虹，下一期再做一個黃道周等等，這是不是四十年前的思路？我覺得要改變。這樣的選題還可以做，但是我覺得要有問題意識。

第二，書法教育。經常看到開國際書法討論會的通知，坦率來講我基本都不去，參加過幾次，都是聽過的。比如碩士生課程的設置等等不說了。我認為對解決當前書法教育問題有價值，但價值不大，最讓我震撼的是關于書法教育的是什么，很多學校畢業的本科生、碩士生，他們對書法專業的隔膜、無知讓我震撼。最后這個畢業生又去當老師，帶什么樣的學生，這個領域怎么辦？這些年發展太快了，一百多個院校里，我們合格的博士生根本就不夠，所以培養的學生會這么爛，我真的想不到。

還有書法跟書寫的關系，這么多年出土那么多書寫資料太重要了，足以顛覆我們對原來書法的許多看法，引出無數重大的問題，當代整個研究根本不看這個。

再談日常書寫的觀念，最近上海書協組織了一次關于日常書寫的報告會，但我談的日常書寫跟許多人談的日常書寫完全不一樣。書法跟書寫關系怎么樣，未來的十年、四十年里我們有許多可能對它進行深入探討，寫出“中國書寫史”，跟過去書法是不一樣的，能不能今天就開始為它做一點準備。像這樣的課題還有很多。

徐建融（上海大學教授、博導）：書法總體形勢受《書法》雜志的影響

《書法》雜志辦得很好，這四十年來書法一片繁榮，當然缺陷也是有的。有些專家認為總體形勢不好，這個我是不同意的，我認為總體形勢越來越好。包括今天中青年書法家的作品，80年代有批書法展覽，老一輩我們先不說（像啟先生）。我們這批人，80年代我們也就30、40歲，我們30、40歲寫的書法作品同現在30、40歲書法作品比比看，我覺得現在這批年輕人水平高得多，“70后現象”，這批70后年輕人真厲害，當然他們日子還長，今后還不知道。所以我的看法，書法總體形勢越來越好，這當然受《書法》雜志的影響，同《書法》雜志辦得好分不開。我跟邱振中老師幾十年不見了，他在專業圈里很有影響力，今天見到了他，他哲學的思維越來越高深，他們研究美術不是解決美術這個狹隘學科的狹隘問題。

有些人也問過我這個問題：“現在社會浮躁，你怎么看？”我說我看不出浮躁，如果你認為社會浮躁，說明你自己浮躁，這是我的想法。因為你自己心態浮躁，看到社會就浮躁。我對社會是感恩的，我對《書法》雜志也是感恩，雜志已經辦得很好了，希望辦得越來越好。

汪涌豪（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上海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文化修養永遠都不能忽視

我是圈外人，今天能認識這么多書法大家，感覺很幸福。《書法》雜志是自己一直喜歡翻看的雜志之一，歷屆主編不懈努力，堅持下來，一直到王社手上，能夠辦到今天的模樣，非常不容易。特別是我自己現在也辦雜志，深知其間的甘苦。 剛才有人說書法是圈子里面的生存，但我認為它最為大眾接納，也最接地氣。我家門口有一個賣涼席的鋪子，老板幾乎不理生意，一直在寫字。還有我的鄰居，是做生意的，訂了《新民晚報》雜志，還訂了一份《書法》雜志。我說你訂《新民晚報》我理解，怎么還訂《書法》雜志？他說他小時候字寫得很不好，現在做生意又常常覺得腦子亂，寫字的時候，感覺心里像被洗了一樣，很清凈。所以我說，書法是最有民間基礎的一種藝術。書法能夠在今天的中國有這樣的成就，水平有整體性的抬升和發展，與此大有關系。

當然，正如書法藝術還要發展，《書法》雜志也總要不斷地往前走。剛才幾位老先生談得很好，看會議手冊，我特別同意上面刊印的趙撲初先生的題詞：“尊傳統以啟新風，先器識而后文藝”。中國的一切藝術都有很強烈的程式化傾向，唱戲，怎么樣打馬跑車，都有固定的程式。文學也是如此，寫到竹子，總是這些詞匯、意象和典故，翻來覆去，脫化翻新。書法也是這樣，講究筆筆見本源。從某種意義上說，程式化特征更明顯。如果脫棄傳統的帖學、碑學，那就是“野體”，甚至完全不到位。所以它里面固有的技術因素你必須要把握好。當然，有的人因此鉆到這種程式或技術中出不來了，是所謂“匠氣”。這一路字常常與文人字發生爭執，我覺得不要爭，要合作，要取長補短。我現在確實看到不過“匠氣”過重的作品。剛才有人提到大國工匠，那是在說科技，特別是工程科技，當然要一絲不茍，一個毫米都不能差的，但書法需要這樣嗎，我覺得可以商榷。技能之外，它還須為人為學構成的那個“器識”。 我最近在網上看到一篇批評孫曉云先生的文章，傳得很廣，作者對她的書法用筆多有指斥，看似很專業，但我覺得他持論過苛了，完全用程式化甚至匠氣化的東西要求孫先生，不盡合理。當然終究還要有我在，還要講暢神抒懷，不然，書法的生機在哪里呢。我蠻喜歡她的字，覺得幾十年的功力，寫到這種境界不容易，她最近辦了大展，把自己寫禿的筆都擺出來，讓人看了印象深刻。但最近微信傳孫曉云給一個雜志題字，說自己三歲開始寫字，弱冠以前就遍臨了法家各家法帖——這就有冋題了，因為女的是“十五及笄”，“弱冠”這個詞——專指20歲的男子。所以我覺得文化修養對搞藝術的人來說，是一個永遠都不能忽視的問題。 因為我們在創作藝術的時候，我們不是工匠，我們是把自己交給一個神圣的時刻，希望進入到一個藝術空間中。如果沒有器識學養做基礎，有時候字就會浮在紙面上的。所以請理解我們這些外行，因為我們批評，全基于對書法與書家的崇拜，就是覺得你們不該犯這個錯誤。但有些書法家比較排斥，覺得我是寫字的，好像不需要這個角度的批評。是這樣嗎？ 所以我希望《書法》雜志以后能不能辟出一小塊版面，聚焦書家的主體器識與修養問題，尤期待刊出一些批評性的文章，不要長篇大論，高頭講章，千字文，說清楚問題就好。剛才有先生談到有的文章難懂，如講“雄強”，到底是什么意思？似是大言欺人，所以有些技術性的問題和理論性問題要兩相結合。就像詩歌講意境，不能王維有意境，杜甫有意境，李商隱的也有意境，這三個人的詩風是不一樣的，你都用“意境”，人家聽的會一頭霧水，所以我們批評的時候要言之有物。

怎么有意境？要有具體的例證，有明確的技術支撐。你的批評要盡量把這些揭示出來并落到實處。所以《書法》雜志一方面可以登載不同的作品，推展老人、新人，還需要有這樣一些能結合理論與技術，接地氣，能解決問題的文章。不然，別人看不懂，藝術家也不認同，這就沒用。  如果說我對《書法》雜志有要求的話，這就是。如果經常有這樣的文章出來，我想書法家會看一看。總之我們辦雜志不一定老說好話，有時候還需要一些溫和的、中肯的批評，而且是把自己也放在里面的那種。我自己做文藝批評的時候也是這樣的，當我批評一個人，并不是我比別人高明，而是把自己也放在里面，我為什么知道這是不對的，因為我也經常會犯這個錯，這樣我就不會趾高氣揚，盛氣凌人。所以希望《書法》雜志做一個引導，提供這樣一個平臺，編輯稍微用心一點，以建成一個中肯的、有廣泛參與度的建設性和開放性的批評。    

文藝批評，文藝批評，主要在批評，不在表揚，所以我希望能看到這樣的文章。如果以后自己有了體會，也會積極向雜志投稿。

劉彥湖（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從我做起”是第一步

能參加這個研討會我很榮幸，我從開始喜歡書法的時候，《書法》雜志就已經誕生了，我就讀《書法》雜志。

上海對我來說很重要，是因為我在吉林大學讀書的時候，吳振武老師也在讀博，我快畢業的時候我們認識了，他原來跟單曉天先生學過篆刻。那時候于老師不讓大家分心，于老師主張大家不要練字，免得像中山大學那些學生要浪費太多的精力，所以他把自己用的東西送給我。

上海的確確算是中國書法很重要的策源地。建國之后，傳統文化受到很大的沖擊，但唯獨書法，我記得好像在60年代，郭老、沈尹默先生提倡小學生寫毛筆字，后來我們刻印的時候有一些民間諺語，包括寫簡化字，這都是上海書法界前輩做的工作，這些工作《書法》雜志在創辦之前在陸陸續續在做，當時影響非常大。

今天在這樣的機會中發表意見，有的是給雜志提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從我自己來講，這四十年我們走過這一個路程，成就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們能不能像清華、北大學生當時那樣，第一從我做起，第二件事是振興中華。據說“從我做起”是清華的人提出來，然后北大就給它拔高一下。我想“從我做起”特別特別重要。“從我做起”就是不要給別人提意見，更多要反思自己的認知，或者說我們做得哪些地方不好。如果僅僅看到我們這四十年的成就，我覺得還不足以把這件事做得更深入，可能在座每個人都需要反思反思自己這么多的認知是不是有些值得反思的地方。因為我們這個時代跟我們的前一輩是不太一樣的。我幸運接觸過一些老前輩，他們很博學，懂得很多，但說得比較少。而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我覺得越來越多人越來越會說，但是做得怎么樣，就不知道了。比如我在教學過程中，我從來是對學生只說他的問題，我幾乎很少表揚。然后我跟學生說，你覺得我們對他們嚴厲，或者對你們很苛刻，其實我對我自己的作品可能更嚴苛。我前一段時間寫的作品，我去審視的時候發現就會有問題。我這么多年是這樣過來的，我對自己要求比對別人要求更嚴。

四十年是個很好的節點，應該好好想想我們這個時代的認知是不是跟過去比有一些地方出現了問題？整個民國時期，大家都寫毛筆字。現在用毛筆寫字的人，從顏真卿上溯到“二王”，都寫得很多，也寫得很用功。為什么我們現在在技法上，不要跟遠的比，就是跟民國整個一代人的書寫狀況比，我覺得還仍是沒法比。因為更年輕的人我們沒辦法講，我們在座的，我想這代人能夠跟民國隨隨便便拿出的20個人、50個人能比嗎？我覺得還不能比。所以我想我們應該冷靜對待一些事，可能“從我做起”是第一步。

張森：（上海市書法家協會顧問）：關鍵是書法要講究傳承

《書法》雜志辦了四十年，從上海開始，影響全國，功不可沒。四十年來推介和培養了許多名家，為什么？關鍵是書法要講究傳承。

從《書法》雜志開始的“書法熱”，實際上是因為書法長時間沒有被人重視。上海的書法水平在當時是比較超前的。早在20世紀60年代沈尹默等一批書法家就提倡書法的傳承，所以上海搞《書法》雜志，底子比較厚。所以我的觀點是書法一定要講究傳承，但現在這方面的文章深入研究的比較少。所以我覺得《書法》雜志要提高質量，就要在這方面多刊登一些精的東西，多推介青年書家，無論是研究文章還是書法作品要“少而精”，這樣才具有指導作用。

劉恒（中國文聯書法藝術中心主任）：現在很多是“書法選手”，缺少文化底蘊

這本雜志等于是書法入門的一個平臺，而且這么多年一直沒有間斷。我家里第一期是1977年白色封面，印的字是綠色那本，一直到今天我家里都是全的，包括我上大學的時候，這個雜志一直沒斷過。

我想這本雜志能夠這么多年，四十年連續不斷辦下來，還在書法界有這么大的影響，當然這里面因素很多，但是我感覺很重要的一點是它一直在變，根據書法的發展形勢一直在變，變了幾次。我們連續看下來是很明顯的。上海做事就是認真。

這么多年下來，換了幾任主編，雜志也根據書法界的形勢在變。如果說一點希望，或者說點稍微不足的話，我感覺也不能太配合當前的書法界的風氣。現在是什么？配合展覽，主要的文章都在談中國書協辦各種展，全國展怎么樣，各種展怎么樣，登的很多作品都是展覽。我在書協這么多年，前面負責書學研究工作，最近這些年一直在搞展覽，我就發現展覽的確有導向性，同時這里面有負面的作用。

前一段我們在烏海開了一個關于當代創作的論壇會，我在那上面發言了說了一個觀點，后來下來黃惇一直說我說得太狠了。我說展覽選了一批全國得獎的作品，我覺得這里有書法家，但有相當一部分不是書法家。在我看來他們是“書法選手”。我為什么說他們是選手呢？你看《好聲音》比賽，都是一首歌在后面有人幫忙，有人糾正，有人當教練，然后上來唱得很精彩，你把他拉到KTV，唱一首跑調一首，水平根本達不到。我們這些作者也是這么回事，在家里費一刀紙，弄了一個內容，然后寫寫、調整，找人來弄，再拿煙熏、怎么作秀，弄出這么一件作用去入選、獲獎，你把他拉到筆會上寫，我親眼看到寫的跟獲獎作品簡直你不相信這是一個人寫的，所以他只能算是選手，不能算是書法家。那缺什么？缺的就是文化的底蘊。

總的來說，這個雜志這么多年在我們心目中還是一個豐碑、紀念碑一樣的感覺，很厲害，非常佩服。

鄭曉華（中國書法家協會分黨組副書記、秘書長）：直接影響當代書法

我想說四句話，表達兩個感謝一個希望，一個祝愿。

《書法》雜志創刊四十年，為中國當代書法事業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在過去四十年中，《書法》雜志通過舉辦各種活動，推進學術、繁榮創作、推出人才，可以說直接影響了當代書法的繁榮發展。第二，中國書協為了更好地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服務書壇，近五年來按照上級部署，在很多工作領域做了改革探索嘗試。這些改革嘗試得到了媒體界，包括業內主流媒體——上海《書法》雜志的大力支持。每當有重大的活動推出，《書法》雜志都積極刊登報導評論文章，對書協的工作給予積極的肯定。當然，也包涵對我們的不足的善意的批評；對當代書壇亟待解決的一些問題，也有很多觀察、分析、建議。第三，上海《書法》雜志是行業大刊，影響力很大，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行業媒體的領頭羊，她的導向對我們業界整個業態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希望上海《書法》雜志能夠繼續積極關注、支持我們的工作。

最后一點，新的形勢下，所有的媒體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社會在現代化轉型中，傳統藝術的發展、傳統媒體形式、出版形式都遭到各種各樣的挑戰，衷心祝愿《書法》雜志在王社長帶領下積極探索，勇于創新，開拓新思路，充分利用上海東方國際大都市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和優越的國際傳播“地利”形勢，帶領《書法》雜志團隊在前四十年輝煌的基礎上，能夠再創輝煌，對當代書法的發展起更大的推進作用！

徐本一（湖北省書法家協會主席）：《書法》的影響并不僅僅在上海與中國

我對《書法》雜志的印象，可以從今天我們看到這個上海文藝會場建筑時的一些感受來表明。我問了一下，這是舊建筑拆了以后做的，上海有格調，能夠做這么好的建筑，成為一個文化的地標場所，說明上海市的領導對文化的重視，也說明上海人善于做實事。

第一，上海是務實而領先，或者說領先而務實。雖然《書法》雜志是改革開放1978年的誕生物，其實上海書法在文革后期已經逐漸復興了。在我印象中，來楚生先生就寫過“綱舉目張”四個大字，好像是1973年左右，一進展廳他的字放在最顯眼的地方，雖然“綱舉目張”是文革的口號，但他用大字草書表現出來，仍然把他的風格嶄露無遺。我從武漢偶然來看到這個展覽，感受到上海的書法沒有斷過。

那時候朵云軒櫥窗掛著費新我的字，在淮海中路水果店里能看到趙冷月、單孝天等先生的字，所以不管在街店市井，還是文化場所，書法都沒斷過。在上海文化氛圍中能夠做《書法》雜志，是有物質基礎和精神引領的。

當然《書法》雜志不僅僅局限于上海，也不僅僅局限于中國，今后也應在東亞漢字文化圈和西方文化界也顯現出影響力。我今天看到《書法》雜志有個撰稿人畢羅，他在《書法研究》上也發表過文章，在《書法》雜志有他的＂書法行走20年”。今年我們到意大利旅游，他陪我們幾天。這個人是對中國書法非常熱心的研究者，他辭去高薪的商務活動，潛心研究中國書法，也是個特立獨行的人。我問他當時學漢語言有幾個同學，他說兩個人，他說另外一個人現在也不做了，他曾在那不勒斯東方大學里教中國古典漢語，現在也辭去了。他說我要潛心研究王羲之，寫一部王羲之的著作，我想這樣一位意大利年輕學者，這樣執著于研究中國的書法，很少，在歐洲能把中國書法研究這么好的，畢羅是一個非常好的學者。據說他很想到中國來從事他喜歡的工作，當然是從事書法研究工作。我們雜志也應該關注國外的書法研究者，這樣更有利于中西的書法交流。上海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善于引進全國的高端人才，《書法》雜志也能夠引進有影響的、實干的人才，所以它的視野就不一樣。

剛才周志高先生說了，上海定位是世界大都市，那么我們的文化也要之相匹配。書法是中國原創的一種藝術，而且它的標準是由我們中國人來制定的。這就像企業界，一流的企業做標準，書法的標準主要是中國書法史所奠定的。所以我們怎么樣通過各種各樣的方法，使中國書法不僅被東亞漢字圈所接受，也需要在世界范圍內，使我們中國書法文化能夠傳播得更遠。

第二點，求真而務實，或者說務實中求真。刊物總有一種立場，評論也有一種導向，雜志記錄了當代中國的書法狀態，表現出一種求真的態度。我想能夠把書法當下的一些真實情況在雜志里體現出來，《書法》雜志做得是很突出的。雜志就成了當代的實錄，為后來者提供了真實的史料。雜志不僅僅要有好的大文章，也要有好的小文章。比如最近作者陳新亞寫得的一篇小文章，視角很新穎，而編者特別在目錄中用黑體字把題目標出來，叫《禽獸的審美》，雖然文章不長，我覺得編輯很有眼光，不僅重視大文章，也重視小文章，小文章寫得精粹，說出了新穎而有趣的話題，更適合在《書法》上發表。

雜志有很多欄目，都表現出編輯的思想深度，好的編輯是好文章的發現者和傳播者。《書法》雜志應當在當代書法創作研究中作出更多“引領”的作用。

中華民族的文化正在偉大的復興進程中，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使《書法》雜志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此基礎上，一定會確立更大的目標，成為書法的大雜志。

盧輔圣（《書法》雜志原主編）：《書法》雜志產生的歷史情境與未來

前面邱振中先生講了一句話，使我很有感觸，我就接著他的話講。邱先生所憧憬的現代書法的狀態，其實是個歷史課題。正是這個歷史課題產生了我們的《書法》雜志。這個歷史課題，是20世紀初開始，中國文化經受了西方文化的沖擊，隨著毛筆退出歷史舞臺，書法的生存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幾千年以來，書法都是依托書寫而存在的，當時所有的文化人都會書寫，都必須書寫，而且要書寫一輩子。正是在這種狀態中，在全民性的日常使用的狀態中產生了書法藝術。書法建筑在書寫之上，書法是全民書寫狀態下偶爾出現的藝術冠冕，在整個中國文化中擁有至高地位。但是這種狀態到20世紀以后整個土壤被沙化了。20世紀后的文化承擔跟書寫可以是無關的，從鋼筆到鍵盤，文字處理手段的現代化，再高貴的文化人也用不著手工書寫來證明。正是在這種狀態中，書法要繼續生存下去，就必須轉型，就是從書寫和鑒賞，或者說實用和審美、美與善同時存在的這種狀態抽離出來，變成單獨的只為審美而存在，作為一種純藝術而存在。

我前段時間在寫海派繪畫史時發現一些材料，比如上海被埋沒的一個人叫滕白也，他是留學歐美的，期間曾為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的崛起，尤其是像克蘭之類書法與抽象表現的結合，應有很大的啟示之功。他后來在上海醫學模型廠工作了一輩子。作為一位留學生，把中國書法的現代生長點推到國門之外，當然是非常偶然的現象。而作為中國書法承擔者的現代人，則不得不在失去全民書寫環境的必然性中構建一個愛好書法的小圈子，在失去它原先生存之“根”的前提下，尋求另一種類似插花或盆景的新生機。《書法》雜志也就是在這種歷史情境中產生的。至于它為什么不產生得早一點，這是中國的文化歷史、政治歷史決定的。二十世紀內憂外患的現實壓力，使中國人對審美的需求在很長時間內可有可無，而書法藝術本體意識的確立又比其它姊妹藝術要晚得多，所以等到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大陸才出現第一本書法專業刊物。應該說前面的四十年，《書法》雜志正是順應了這個歷史課題，克盡了她作為書法專業傳播平臺的歷史職責，她為書法在現代社會獲得合法的生存條件而呼號鼓吹，她促使書法從以前被忽視、被誤解的境遇中緩過神來，重新進行全國性的大普及以及逐步提高，逐漸產生現代意義上的藝術概念和學科意識，她疏浚歷史，接緒傳統文脈，針砭時弊，扶持多元探索，諸如此類，伴隨整個書法界這四十年來的發展而發展。當然這里面的發展進度、優缺點、成績或失誤，也是跟整個中國書壇相聯系的。后面的四十年，我想可能又會跟前面四十年稍稍不同。《書法》雜志作為一個傳播平臺，其所依托的傳播媒介本身在發生變化。我們逐步進入了互聯網時代，在某種意義上說，會跟當年毛筆被廢棄了它的歷史地位有類似之處。盡管書法藝術的存在發展還是要憑借紙媒，但是書法傳播的方式在延續紙媒的同時，以數碼技術和互聯網為代表的圖像文化，會在以后的中國大地、在全球推廣開來，從而吞噬掉大批潛在的書法接受者。這個趨勢應該說會比我們想象來得快。接下來，《書法》雜志要繼續往前走，繼續在新時代保持領先地位，就不得不未雨綢繆，認真應對其對于將來的書法、將來的書法傳媒都會產生深遠影響的一個正在發展中的新事物。

朱培爾（ 《中國書法》雜志主編）：當代書法界開創性的工作

首先祝賀《書法》雜志四十周年。在當代書法的發展中，《書法》雜志做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

如果沒有《書法》雜志的創刊，，中國書法家協會的成立，可能要晚好幾年。《書法》雜志舉辦的群眾書法、篆刻征稿評比活動，開創了當代書法展覽的新紀元。

就我而言，我覺得跟《書法》有緣，1978年我到上海讀書，可以說《書法》是我的老師，也是學習書法最主要的資料來源；到1980年代工作以后，我又是雜志的作者，記得第一次（80年代初）在雜志上發表作品后那種激動與興奮心情，到現在還忘不掉；《書法》老主編周志高先生曾經做我三年半的頂頭上司，從他身上我學到了老的編輯工作者對雜志的執著，也學到他做《書法》雜志理念與方法。《中國書法》和《書法》雜志既是戰友，又是競爭對手，這幾年，《中國書法》只要做到相關專題需要什么材料的時候，我只要跟王立翔社長或者編輯打電話，他都是第一時間支持。今年第十期改版《書法》雜志后，我們《中國書法》開了三個會，對每一個欄目、每一個新的編排方式，我們都做了相應的研究，又學到了非常多的東西，所以感謝《書法》雜志。

舟恒劃（《書法報》社社長）：相信書法本身的生命力

我覺得這真是一個有真正意義的書法研討會，不只是《書法》雜志四十周年的研討會，實際上是書法的研討會，是當代書壇的研討會，所以我非常榮幸、非常感謝有機會能夠聆聽各位書法專家們非常精彩的研討發言。我想，在今天來看，作為一個書法專業媒體是否真正能起到一種引領作用，我并不是那樣樂觀。為什么？因為我們作為書法專業媒體，只是相對其他非書法專業媒體來講專業一點。從書法本身來講，真正的引領，我們更期待的是在座的、以及不在座的，當代書壇真正具有引領價值的書法家、研究者。

書法媒體的生存和發展其實跟書法的生存和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盡管當下有很多種議論，看到比如說所謂的丑書，或者說有一些其他的議論，大家就開始擔心會不會把我們的書法帶向絕路？大家大可放心，沒有誰可以把中國書法帶向死路、絕路，我相信書法本身的生命力。我總覺得對于書法，我們就像盲人摸象，我們充其量只能摸到書法這個“大象”的一部分，所以我也覺得哪怕我們很多非常優秀的書法家，相對書法本體而言，我們都只是盲人摸象，你只摸到書法其中的一部分。

只有當代書壇真的很繁榮，很具有藝術、文化活力的時候，我們書法媒體當然會有比較好的生存和發展，但書法的生命力并不等同于書法媒體的生命力，這是現在書法媒體共同面對的一些問題，所以作為同行，我還有兩個愿望，一是祝愿《書法》雜志辦得更好，二是希望我們書法媒體之間應該加強合作。

同行有競爭有合作，有差異，但也有共性，我們應該就共性共識的東西，媒體之間多加強合作。老實說，每一個單一的書法媒體，都非常弱小，力量是非常小的。合作才可以取得更大的作用和效應。

翟萬益（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考慮怎樣“好上加好”

剛才有朋友講《書法》雜志辦得非常好。怎樣“好上加好”？這恐怕是我們在座要解決的課題。就雜志本身，我想應該切入當前一些實際的問題、大家關心的問題、時代關心的問題進行探討。比如流行書風已經流行了二三十年，通過我們雜志的引領，怎樣改變這樣一種現狀，我覺得，作為專業媒體這是一個更大的課題。

《書法》雜志創刊之初是16頁，現在是200多頁，增加了十多倍。這樣的厚度，讀者能不能從頭看到尾？你認為重要的專題看完了，關于資料性和實用性一定要進行研究，要放到一個妥當的地方。一些資料性的東西，因為字帖早就解決了，買一本字帖完全可以取代里面的一些插頁，就不需要再加進去了。因為《書法》雜志是面向大眾的雜志，好多讀者為什么對一些裝潢精美的雜志不訂閱了，一個是內容，二是頁碼。所以這個雜志能不能由厚再變薄，這恐怕是需要雜志要下工夫的。因為現在雜志的信息量很大，我們經過反復的篩選，針對目前書法發展的需求，并且做一些深刻的思考，哪些問題是需要改變的，哪些問題是需要升華的。

當然四十年來通過我們的努力，在《書法》雜志引領下，誕生了一大批名家來支撐中國書壇。在后面的四十年，乃至更長的時間，我們通過雜志思考，能夠再提升一批中國書壇不可磨滅的大家。這也是我們思考的問題。給《書法》雜志談這個問題好像有點超標了，但這應該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一是面對普及，積極做大做強；二是引領，引領一切的成名的書法家向更高的層次邁進，能加快這樣的快。

另外，像《書法報》等一些紙媒都開展過書法批評，我們今后能不能開設這樣的欄目，針對一些已經成名的中青年書家進行批評。當然，需要組織一批能接受批評的書法家，再組織一批書法理論家進行真誠的批評，這樣比刊登一兩幅作品、寫一點不切要害的贊美文章要好得多。

再一個問題是選題。我們到書店去看，一本《圣教序》可能有30多個版本，各個出版社都在出，非常泛濫。這樣的選題根本不科學，我們出版社選擇什么樣的字帖，應該針對中國當代書壇做一些思考，把一些沒重視的，真正的經典出精、出好，能夠起到示范作用。所以《書法》雜志的選題也應該選得更新，把一些未被關注內容的推薦給當代書壇供他們參考。

另一方面，從平面雜志向現代媒體過渡的問題。比如書法教育，我們應該打破雜志的圍墻，不能僅僅局限于雜志，不能局限于出版。因為現在的傳媒手段已經打破這樣的界限，我想《書法》雜志應該更好立于潮頭。這樣《書法》雜志再持續做四十年，也就形成了中國書法史上一個不可逾越的豐碑。

李木教（中國書協理事、草書委員會秘書長）：  名家辦刋更具有學術性權威性

我跟《書法》雜志社的交往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那會兒整天想著往外跑，可能是自己見識有限或者囿于當時的資訊匱乏，只覺得蘇滬杭就是心中的書法圣地，上海杭州跑得特別多。上海的老一輩書家謝稚柳、錢君匋、方去疾、趙冷月等先生我都有幸請益過，當時雜志社的一批編輯如周志高、吳建賢等如日中天，在全國影響很大，所以我每到上海都會去雜志社向老師們請教，現在想起來這種交往很單純，好像從沒想過因為熟悉可以發表稿子作品，他們似乎也沒主動給我這方面的幫助，但在書法創作方面卻都毫無例外的給我很多指導。后來胡傳海先生抬舉我，很自然就跟著他參加了雜志社的一些活動，所以覺得這個雜志很親，有時還有點家的感覺。也許正因為《書法》雜志是名家辦刋，所以更具有學術性權威性，更有不可替代的影響力。剛才諸位先生都給《書法》很高評價和建議，時間有限，我只說兩點，一是站在當代書法發展史甚至在新時期文藝復興的角度對《書法》雜志的貢獻給予多么高的評價都不過分，實在是居功之偉！二是當前不只是紙媒面臨新形勢挑戰，各種媒體甚至包括書協在內的學術團體，包括形而上的觀念制度無不遭受各種沖擊，所以只要有信心有能力，這種時候同樣也是聚合提升擴張的一個新機遇。 

陳志平（暨南大學教授）：可開展對四十年《書法》雜志的研究

我是《書法》雜志培養的新生代，這里很多前輩，《書法》雜志四十年，作為一個雜志說長也不長，說短也不短，作為見證書壇重大發展來講，是培育好幾代人，從我個人來講，我受益于上海《書法》雜志，在這里表示感謝。

這個契機很好，上午我看到文獻展，剛才黃惇先生提到了日本有雜志《書苑》，我在日本待了一段時間，我買了全套的，我想《書法》雜志四十年有沒有一個合訂本？或者限量版的合訂本？如果有的話，有個工作去做，對四十年《書法》雜志集中的研究，如果沒人承擔，我可以讓我的學生去做，比如可以做一個目錄，對這里面的文章、作品、介紹的人物、歷史上的專題做一些定性定量分析，我覺得是對過去四十年《書法》雜志最有價值的學術工作。華老師說到“專題”，我倒覺得有一個叫“話題”。《書法》雜志有個卷首語，每次都做得很好，它提出來很多話題，可以把它深入下去。這樣做有什么好處？可以讓作者、讀者都關注，形成共鳴，這樣一方面《書法》雜志也更豐富，同時也符合時代的需要。

楊吉平（山西師范大學教授）：堅持“清新雅致”這個特色

我說三句。第一句，咱們雜志還是要堅持自己“清新雅致”這個特色，不能失去！但若內容越來越多，份量越來越重，如何再體現這個特色值得思考。人常言北雄南秀，應和《中國書法》形成鮮明差異，要各自保持自己的特色。雜志要薄、輕，輕的雜志拿到手里有一種愉悅感，價格低了，訂戶也就多了，讀者就多了。這是一個建議。再一個，我發現咱們聘請的學術顧問和《中國書法》相似，這對雜志內容差異化發展也形成挑戰。如何處理雜志幾十年形成的優秀風格和再發展問題也值得思考。

第二句話，讀者面對的是誰？我覺得是普通讀者占2/3，專家占1/3。

第三句話是作者問題，雜志要有專家投稿，也要有自由投稿，這樣我們才能吸引更多的讀者。現在紙媒非常困難，一些書法紙媒發行量也在下降，很大一個原因是價錢太貴。不少學生都看微信了。

我覺得處理好這三個問題，雜志才能生存下去。《書法》雜志生存下去，書法藝術便會生存下去，中國書法藝術才能永恒。

于明詮（山東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紙質書刋的意義價值是永遠不可或缺的

剛才聽了各位老師、專家發言非常受啟發，也很有同感。1978年《書法》雜志創刊的時候，我15歲，在一所鄉鎮中學讀高中二年級，還不知道有專門關于寫毛筆字的這本雜志。盡管從小也寫毛筆字，但對書法知識的了解非常有限。1980年上大學的時候，教室斜對面有個閱覽室，偶爾看到這本雜志，特別喜歡翻看，從中慢慢知道了一些書法史、書法理論、書法美學的常識，也了解了書法在當時的現狀、信息以及許許多多的書法篆刻名家。后來就一直訂閱這個雜志，包括以前的舊雜志，在書攤買來一直珍藏著，幾次搬家也舍不得扔。幾十年一路走來非常感恩這本雜志，也可以說正是這本雜志最初讓我熱愛上了書法藝術的。我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在《書法》雜志發表一些文章。

剛才各位談到雜志受到現代信息媒體的影響，發行量減少了很多。但是我想發行量只是一個方面，現代媒體資訊再發達也不能完全取代紙質書刋的作用，紙質書刋的特殊意義和價值是人類文明史永遠不可或缺的。再說，一本雜志的影響也不僅僅是發行量所能體現的，發行量只是一個側面而已。現在很多文章發表之后轉到微信里，這其實是一種延伸閱讀，它只不過是轉化了一種形式，這些文章雖然在一本雜志上只被閱讀了一遍或幾遍，但被轉化成微信文章以后還會反復被閱讀，這也同樣體現了咱們雜志的影響和成就。如我在2011年寫過一篇小文章，不到三千字，文章題目叫《說展覽體》，這個小文章發表了以后，這么多年來反復在微信圈被各種平臺翻找出來推送，題目配圖都被改得面目全非，不知道有多少種版本了，這個閱讀量肯定要翻了上萬倍不止，甚至‘展覽體’這個提法也被許多朋友同道們認可釆用，我覺得這就是咱們雜志影響力的體現。

再一個，剛才許多先生談文章長短與雜志厚薄的問題，我覺得雜志嘛，特點就應該是個‘雜’字，長文章有長文章的好處，短文章也有短文章的好處。有些學術性的問題不能用很短的文字說清楚，但有些問題也沒必要說得很長。我特別贊同前面幾位老師說的，關于書法理論研究中很多基本概念、基本范疇的使用與鑒別研究問題，應該提倡多做一些深入細致的研究，要力求準確嚴謹，能“言之有物”。比如在很長一段時期，我們經常聽到一個‘書法本體’的說辭，很多朋友，包括一些老師輩的專家提到當代書法的問題和現象時，沖口而出說書法本體如何如何。看了大家講書法本體的文字，差不多基本上都是在講作為現象和物件的‘書法本身’，講書法基本的技法、筆法、結構、章法，認為這些是書法本體。我覺這個概念用得很不嚴肅，甚至完全反了。如果很多人都這么說，名家專家帶頭這么說，這個問題我覺得就比較嚴重了。我去年寫了一篇文章也發在《書法》雜志上，題目是《也說書法本體》。‘本體’是西方哲學里的一個很基本的概念。咱們傳統哲學里不講這個，咱們傳統哲學里稱為“本根”。而且儒家、法家等諸子百家基本都是談具體問題而不觸及世界本體問題，只有道家才講到“本體”，這就是‘道’，‘道’當然是形而上而不是形而下的。西方沒有書法藝術，當然沒有“書法本體”這個說辭，但西方有“藝術本體”這個說法，二百多年前就寫進哲學教科書和牛津百科全書了，其實這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識，是常識。我們若用‘書法本體’這個說辭來研究書法問題，不能主觀臆斷，而應該在‘藝術本體’這個概念上展開。藝術本體是關于藝術存在的本質和思考，而恰恰不是一些細枝末節所謂的技法問題，不是形而下，是形而上。類似于這樣概念、術語，假設大家都習以為常、見怪非怪，大家都沖口而出，特別是一些專家名家也這樣說，慢慢地大家就真的把技法當“本體"，書法藝術怎么能不墜入技術主義泥潭呢？而且肯定對書法理論研究和思考帶來嚴重的后果。我覺得雜志的重要性也體現在這里，就是對許多問題的批評不要止于現象，更不要不負責任地濫捧濫罵圖一時口快。不少人都覺得當代書法批評是個弱項，其實《書法》雜志在現當代書法批評這一塊一直算是比較熱鬧的，幾代編輯都為此花費了不少心血。我在這本雜志上就多次被別人批評過，從批流行書風到批丑書似乎都沒落下過我，當然我也批評過別人以及諸多當代書壇創作現象，甚至在人人對流行書風口誅筆伐的當口，我也曾專門寫文章為流行書風辯護過，文章也發表在這本雜志上。二十多年前，我運氣好，獲獎多，針對我個人的許多批評無論準確恰當與否，從某種意義上說，也都起到了提醒我在年輕氣盛的年紀不要太輕狂驕躁的作用，我自認為自己在那個時間段也沒有太嘚瑟，因此保持了一點清醒和冷靜。

水賚佑（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審）：搞書法研究要把古代的事情搞清楚

對我來講，首先我要感謝《書法》雜志，感謝她引我走上書法的道路。

其次，剛才很多專家談到書法的批評理論，因為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我搞文獻能感到中國古代很多東西都沒有搞清楚，搞書法研究也要把中國古代一些事情搞清楚。一些一直以來被認為是真本的書法資料其實是不可靠的偽本，這些東西不搞清楚是很麻煩的。所以我認為每個人依靠自己的特長，把各自研究的內容理清楚，各人做好各人的工作，把書法搞得更好。

張索（華東師大書法專業碩士生導師、上海市書協副主席）：從中華傳統文化復興的角度看《書法》

我們今天大家都在談《書法》雜志，實際上我們不能離開上海書畫出版社談《書法》雜志，上海書畫出版社就像一個基地，像一個停機坪，《書法》就是在上面起飛的一架飛機。文革時期，中國傳統文化受到了極大破壞，可謂是滅頂之災，書畫被視為“封資修”的代表，被“破四舊”。書畫被毀了，字帖類的書籍也沒有了。但在文革后期，上海書畫出版社率先出版了幾本經典字帖，影響巨大，哪怕不是經典的，像周慧珺先生的《魯迅詩選》也受到人們的特別喜愛。文革結束后，百廢待興，在書法的復興路上，《書法》雜志誕生了，他和書畫出版社的《書法研究》、《書與畫》等構成了姐妹刊物，弘揚傳播中國書法的正脈，影響深遠，意義非凡。因此，今天論《書法》雜志的定位，她不只是簡單的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應該講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復興，弘揚光大的一面旗幟。

我們的師輩和我們這一輩都受惠于《書法》，當年若能在《書法》雜志發表文章或圖版，影響就非常巨大。記得1985年，吾師林劍丹在《書法》雜志上發了專題，叫《藝苑薦秀》，是第一次推出。上面有劉炳森、徐純原、林劍丹、段成桂四人。我在林師家看到雜志，非常激動，十分欽慕。《書法》雜志就是我們心目中的豐碑和殿堂。

另外，上海是海派文化的聚集地。百年來對中國文化有著巨大貢獻，海派不是派，她是一種“海納百川”的文化現象，無論是民國時期還是新中國成立后，以至到文革之后，上海的書法一直是中國書法的重鎮，但這一二十年來，人們對上海的書法有了偏見，認為上海書法不行了，原因是參加國展的人數不多，處在全國各省（市）的中下游。原來我在浙江，也以為上海書法不太行，但自從調入上海工作以來，逐漸改變了這種看法。書法是技法，更是文化，如果我們看平均文化素養，上海人的文化素養層次肯定是全國最高的。上海底蘊是深厚的。上海《書法》雜志，她依托于上海書畫出版社，上海書畫出版社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資料庫和人才庫，這里走出了一批影響中國書壇的人物。《書法》雜志能有今天，這些優勢是其他刊物所不具備的。

當然在當下，辦雜志也受到了許多情況的制約，特別是互聯網和微信等等，但實體雜志和虛擬自媒還是不同，建議《書法》雜志要策劃一些有特色、有影響，立體型的書法界所關注的活動。就像當年創造性的舉辦了全國首屆群眾書法大賽和全國首屆篆刻大賽一樣，我們期待著在上海，《書法》雜志未來會更好。

張立行（《文匯報》主任編輯、上海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書法》雜志在互聯網時代的新機遇

我不是專業書法家，也不搞書法理論研究的，以一個傳統的大眾人的視角談一下對《書法》這樣一本專業藝術刊物的感受。

首先，上海目前有三十幾種公開出版的藝術類雜志，有的有刊號，有的以書代刊。但是，可以說《書法》雜志是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專業的藝術類雜志有特定的受眾，但我是覺得《書法》雜志的覆蓋面已經超越了特定的受眾。也就是說，看這本雜志，不僅僅是對書法感興趣的人，還有其他一些人群，因此，《書法》本質上是一本人文雜志，它以書法為載體，給讀者提供了豐厚的人文資源。我以前經常根據《書法》雜志上的文章改寫成新聞，在文匯報上發表，贏得文化界很好的回響，如剛才老師講的流行書風、丑書等話題，實際上反映了背后的社會、文化、市場等多方面的因素。我們以此做報道，其溢出效應遠遠超出書法界，影響超越書法界。一本藝術專業雜志的影響力能超出其本身的領域，我覺得這很了不起，這也是它的成功之一。

再講第二點，很多老師都講了現在這個時代已經是互聯網時代，對紙媒、專業雜志開始有比較大的沖擊。剛才我們這么多人談了這么多，還是主要就雜志談雜志本身，改版如何如何，這都是必須談的。但我想跳出雜志本身，談談《書法》雜志在互聯網時代的新機遇。20年前在互聯網經濟剛剛發展的時候，美國斯坦福大學一個很牛的社會學教授，他說當互聯網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人們更渴望跳出虛擬空間，能夠有更多的面對面的交流機會。我覺得，《書法》雜志還有一個最大的功效就是它品牌效應。依托《書法》雜志這個特定的文化品牌效應，可以做很多很多雜志之外的線下的事情，比如剛才講辦展覽，也可以開講堂，還可以搞許多與書法相關的文化活動，將《書法》雜志的文化影響力大大擴展。《書法》雜志有雜志本身的品牌效應，還有多年來所積聚的豐富的專家資源，可以以書法為載體，以與讀者面對面的方式，在文化的傳承方面大有可為，這比雜志版面本身的傳播效應放大許多倍。我覺得再過四十年以后，我們不是談《書法》雜志本身，而是談《書法》雜志這個品牌，如何在一個新的時代里得到最大的推廣和利用。

顧村言（“澎湃新聞”藝術評論部主編）：新媒體時代需要沉淀、經典與獨立

管繼平（上海書法家協會常務理事）：那時最權威的“老師”就是《書法》雜志

我之愛好書法，兒時雖是受父親的啟蒙，無奈父親早逝，影響甚微。待十八九歲，真正使我重新抓起毛筆刻刀，開始對臨帖刻印有了興趣，倒是受了一位中學同學的啟發。可是那位同學的興趣僅保持了二三年，而我，則或勤奮或懶散，或打漁或曬網，斷斷續續地把書法篆刻的習慣保持了四十年。

少年時學書，只是同學之間的玩耍，并無正規的師承，要說其時最權威的“老師”，那就是剛創刊不久的《書法》雜志。記得1980年前后，正值我練字刻印的勤奮期，在我20虛歲生日時，那位同學非常鄭重其事地買了一本《書法》雜志，作為生日禮物贈給我。并在雜志的封二空白處，以稚嫩的筆跡，題上了“水滴石穿”四個篆字（查《說文解字》所得）與我共勉。那時的《書法》雜志好像是0．66元一冊，照今天來看實在是太微乎其微了，然而對當時的一個中學生而言，似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為此，我很感激這位同學，也是因他的生日禮物，使我在后來的歲月中，經常把不多的零花錢省下來買這本雜志，多少年來，《書法》無疑成了我最佳的良師益友。

如今三十多年過去了，當我翻出篋中所藏的這本紙張已經泛黃的《書法》雜志，面對當年的同學題辭，盡管慚愧自己未能練就“穿石”的功力，但卻為自己這么多年來能始終與書法結緣、與《書法》為友而高興。應該說，在當年我有幸選擇了《書法》，而書法則改變了我的人生。

李廷華（學者、作者代表）：書法藝術的人文品質不會消失

一、《書法》雜志創刊，表現了上海文化的鋒芒銳氣。

四十年來，書法藝術和書法文化的影響和擴展，代表了中國社會對于優秀傳統文化的不斷汲取。在《書法》雜志創刊之后，國內其它書法類雜志和報刊不斷誕生，書法活動方興未艾，《書法》作為報春紅梅，代表了上海這座中國最現代化城市的文化敏感，代表了上海文化的鋒芒銳氣。書法藝術是古老的中國傳統藝術，但是，在老申報的時代，在創造社的時代，在《收獲》創刊的時代，中國都沒有出現一家專業性長期性的書法雜志，恰恰是在四十年前，上海創辦了《書法》雜志，這是不是說明，經過了百年文化頓蕩的中國社會，對于傳統文化的復興，具有空前的欲求。天下事，在人為。文化事業的內涵是浩茫含蓄的，但文化現象又賦予典型以符號價值。如果說，四十年改革開放最明顯的成果，是中國社會煥發了經濟建設的活力，書法藝術也在其中載沉載浮。那么，《書法》雜志，已經可以追隨大上海的諸多百年老店，進入人們恒常的視野。

二、 《書法》雜志的多年作為，體現了尊重傳統的知見定力。

多年來，雜志表現出的文化品質。四十年的書法文化發展，在書法技藝的普及和深入方面，出現了任何前代不可想象的活躍狀態和專業化高度。其中發揮最明顯作用的，是現代傳媒手段。如今，傳媒正從傳統紙媒向信息化迅速變幻，書法的實用價值明顯蛻化，中國書法的文化屬性會不會也隨之蛻化？ 我第一次在《書法》發表文章，是周志高先生轉載我發表在《隨筆》雜志上的《永遠的高二適》。我關心的是書法藝術的人格化，而高二適先生這樣的書法家正是書法技藝，文化修養和時代人格的完美結合。如果我們回溯中國的書法歷史，王羲之、蘇東坡到于右任、沈尹默、謝無量、白蕉、林散之，凡是書法作品長久被后世珍重者，都是這三者結合的典型。中國書法藝術，本質上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藝術載體，不論社會怎樣發展，不論書法藝術的具體作用方式怎樣變化，但其人文品質不會消失。

三、 《書法》雜志的獨特表現，展示了遨游書海的職業精神。

姜壽田（ 《書法導報》副總編輯）：敢于碰硬的媒體形象卓立于當代書壇

《書法》創刊四十年來，以其鑿破鴻蒙，篳路藍縷之功，開創一代書法風氣，在新時期推動了傳統書法的當代復興，并在書法現代展覽模式上具有創辟之功。在當代書法史上，《書法》開創之功與鮮明品格，可歸其為三點：

一、敢為天下先的風氣倡導。《書法》作為當代書壇第一份權威雜志，為傳統的書法的復興和當代書法審美地位的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礎，這使《書法》在當代書法史上占據著不可替代的歷史地位。二、公器公論的批評立場。《書法》始終堅持直面書壇的批評姿態，對書壇之弊敢于大膽揭露；倡導健康的創作與學術研究風氣，激濁揚清，弘揚正氣。在這方面，《書法》以公器公論彰顯了一方書法輿論重鎮的批評及導向作用。三、獨立不羈的主體觀察。在當代眾多書法媒體眾聲喧嘩中，《書法》始終以其獨立不羈的主體觀察，堅持自身批評立場，而不隨波逐流，這在面對書壇重大事件中都有所顯示，從而使《書法》以敢于碰硬的媒體形象卓立于當代書壇。

俞豐（學者）：注重“幸存者偏差”

近年來因為擔任《書法》雜志特約審讀的關系，使我對雜志的每一篇文稿都閱讀得非常仔細。雜志以貼近大眾的豐富形式和犀利的批評文章，深受讀者喜愛。雜志社經常收到老年讀者的來信，得到他們的熱情鼓勵是對所有編校人員工作的肯定。有些老年讀者甚至花費大量的精力，將雜志中的文章手寫抄錄成冊，思之令人感慨。扎根學術，面向大眾，是雜志本有的辦刊方向，但是看到這樣的一些反饋和來信，卻也促使我思考另外一個問題，我想到的是邏輯學上的一個問題，叫作“幸存者偏差”。廣大的老年讀者，時間比較充裕，樂意與編輯交流思想和看法，這當然是很令人感動的，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他們的聲音并不一定具有最廣泛代表性的；相對的，學者、專家和廣大中青年讀者，他們是雜志更應該關注的對象，只是因為他們一般工作繁忙，所以即使有看法想法，也很少與辦刊人員交流。這就是所謂的的“幸存者偏差”。所以我們在關注讀者來信、反饋的時候，要認識到這樣一種統計學上的偏差，雖然很多老年讀者非常熱情，但是在綜合考量雜志的辦刊方向上，我覺得還是應該更多關注學者們的聲音。堅持學術性，扎根書法研究的最前沿，這一點不但不能松懈，而且要更加強；在普及教育方面，要研究更新更好更貼近時代的方式，與廣大老年讀者溝通，雜志要起引領作用，而不能一味地遷就于某些比較落后的藝術觀念。

王立翔（上海書畫出版社社長、總編）：植根傳統，專業辦刊

謝謝大家！大家的發言非常踴躍，非常熱情！我總結幾句。

我們舉行《書法》雜志四十周年紀念，辦今天這樣的研討會，大家給予了巨大的關注，也做了非常充沛的準備，有的還準備了書面發言，這真讓我感動。為什么命名為研討會，而非座談會呢？其實我們確實有期待的，我們是想要研討一些話題。我們要紀念四十年，也需要面向未來的思考，今天大家的發言都涉及到了這兩點，對雜志的未來發展都有非常重大的啟迪。

我想我們雜志有兩點必須要堅持：一，我們要植根傳統。大家都提到了書法藝術本身是植根于中國文化傳統當中的，所以從這點出發，我們雜志的內涵、內容，以及建筑于學術基礎上的問題意識，都要從中國傳統文化出發、中國傳統藝術出發。雜志要想做得更好，肯定要植根傳統的。這個過程中一定有很多問題需要不斷地解決。所以，我們又是以這樣兩方面來認識一些重要問題的。首先，我們是面對大眾的，我們這個雜志的群眾基礎那么好，曾經發行量有很高的輝煌，到現在我們每期三萬本，好像看起來數字不一樣了，但在各位支持下，影響力我想未必輸于當時。區別可能是層面不同了，但它的作用還是存在的。如何用運行好影響力，大眾讀者首先是我們依靠的對象。但我們面對大眾并不僅僅是初級的認識，而是要發揮提升的功能，用知識用思想來引領閱讀，引領我們的讀者，讓我們的書法群體對書法的認識，能進入到更高的境界。

二，專業辦刊。我們出版社和雜志一直定位在專業，幾十年的成功經驗，也說明我們堅持了專業，我們的強項就是專業，因此專業辦社、專業辦媒體，我們的雜志不是流行雜志，不是為了迎合市場、迎合讀者的通俗雜志。我們很多品質來自于我們的專業，更多的視角來自于專業。

專業另一方面呈現，就是我們的作者也是專業的。剛才各位講到我們依靠力量到底是什么，我們首先依靠的是學有專攻的專家，是那些長期對書法有研究有認識的專家，而非今天到這里來逛一圈，明天有又到別處去亂發議論的“閑人”。當然各種層面的支持力量我們都要依靠，包括我們的媒體同行。在同行間，我們更要形成團結的力量，來應對未來的挑戰。

《書法》雜志站在新征程的起點上。這次編輯部辦這樣的活動壓力很大，但是我們必須擔當起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要對得起讀者、對得起讀者、對得起書法事業。在今天研討會上，我們聽到了眾多的金玉良言，對我們走好未來之路，極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