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努力，再努力，追上2019年

2024-05-07 16:20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讀到單讀新書 039《可能的世界》的書名，編輯部的大家各有各的惆悵：我們相互張望，由書名一下子想到的，是北京奧運會前后人人期待的“可能的世界”，還是近年來見識過“不可能”后急劇緊縮的“可能的世界”，或是其他地方與時空里的“可能的世界”……

作為這一代內心緊縮的青年們，我們還有去想象什么是“可能”的自由嗎？如果要保持這份自由，什么可以用作想象的材料，從何處尋找可能性的樣本？《可能的世界》就在這樣一個迷惘不安的時刻出現了。

查看《可能的世界》寫作地圖

從 2010 年到 2019 年，楊瀟作為記者和背包客陸續去了美國、埃及、緬甸、德國等十多個國家。時而樂觀，時而憂慮，他把在當時當地的記錄與對遠方的思考一起，寫在了《可能的世界》的 20 篇文章里。

現在回頭來看，那十年擁抱世界的機會并非常態，而是一段寶貴的窗口期。他在美國哈佛大學度過了“壓倒性”的豐富的訪學時光，“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曾飛向我們”；在緬甸歷經曲折采訪到了結束軟禁剛剛一年的昂山素季，那時無人了解歷史的反復會如此迅速；在愛爾蘭，在對“船”和“墻”的來回忖量中，他“好像聽到了鐘擺開始轉向的聲音”。每一次行走都是一次對可能性的捉摸，與此同時，也是對不可能性的靠近。

今天單讀分享楊瀟為《可能的世界》作的《自序：追上 2019》，希望我們能從世界與自我不停變動的關系里，從不同社會歷史紋理之間，守住基本的自由感。他在自序里寫道，“你將看到的，是不可能與可能此消彼長的故事。也許，只要保持想象力，人們就能守住自由感，進而守住自己的生活。”

自序：追上 2019

作者：楊瀟

那年冬天準備考研時，我總去學校的老圖書館二樓，那是外文報刊閱覽室，平時人很少，不用擔心占座問題。因為厭倦了復習材料上枯燥的閱讀理解，我決定讀英文報刊作為替代。有一篇寫自駕沿長城旅行的長文尤為好看，配圖里，公路上等待車輪幫忙脫粒的黃澄澄的谷物也讓人印象深刻。可惜我沒記住作者的名字。按時間推算，他應該就是后來寫《尋路中國》的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偉）。

老圖用的是那種老式長桌，從下午到晚上，我就趴在桌上啃雜志來應試。老圖很安靜，來上自習的總是那些人，好幾個也都是考研的，誰也不認識誰，見面笑笑，有種共赴某事的同儕溫暖。讀累了，下樓圍著新開湖夜跑，再去臨近的天南街買幾個橘子解渴，時隔二十來年，我仍然記得那帶著冰碴的酸甜。

幾個月后，《國家地理》幫我在考研英語里拿了高分，但我卻莫名其妙喪失了繼續讀書的熱情，畢業進了媒體。我從編輯干起，學習校對、排版、起標題，還莫名其妙寫起了時評，畢竟，那是一個“熱言時代”。紙上談兵幾年后，我到了市場化媒體，開始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兒：當記者，寫稿子。先寫時政報道，再寫人物報道，最后寫特稿，我做得還不賴，但總覺得少點兒什么。2010 年 4 月的某一天，我正在一個災難現場采訪，歇腳時接到短信，編輯問我愿不愿意去日本采訪。

年初，雜志社就計劃拓展海外報道，這一年的目標是近鄰印度和日本。因為之前讀過英國記者愛德華·盧斯寫的《不顧諸神：現代印度的奇怪崛起》，我對印度這個矛盾之國充滿好奇，對日本則興趣寥寥。不過，作為年輕記者，在這種重大選題面前，通常只有被選擇的份兒。我告訴自己，不去日本，也未必輪得著你去印度，便硬著頭皮回復編輯：好！

在哈佛大學，楊瀟遇見了電影《槍聲俱樂部》主角之一的原型，一位曾經的戰地攝影師

現在想起來怪有意思。一家媒體會把一個不懂當地語言，沒有相關文化背景，甚至沒怎么出過國的年輕記者，扔到一個陌生國度去寫封面報道。你可以說這不夠職業化，但也可以說是霸蠻生長：很少自我設限，想到什么就去做了，帶著積極、熱切甚至急吼吼的勁兒，管它什么“萬事俱備”。

于是，這位被點名的年輕記者，誠惶誠恐開始準備。一邊聯系采訪，一邊大量閱讀。我讀的第一本書應該是約翰·道爾的《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日本》，邊讀邊從注釋里發掘更多參考書，再買，再借，再讀。這種主題閱讀效率極高且令人愉悅，三個月啃了 40 多本日本主題的書，我對目的地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興趣。很難說關于日本我寫的到底是什么。有一點時事，有一點歷史，有一點地理，有一點人物，有一點智識討論，再用自己的游歷把它們都串起來。系列文章發表后，一位我尊重的媒體前輩說，讀起來有點像《國家地理》。那時我更多憑本能寫作，談不上什么文體意識，但他的評價讓我想起了多年前在老圖度過的那些安靜夜晚，以及帶著冰碴的橘子果汁。反正，開卷總是有益，閱讀不會吃虧。

《國家地理》的底色什么？英國作家在為《有待探險的世界》（這是一本《國家地理》的旅行與探險故事集）所撰序言中說，“對浪漫體驗的向往和對冒險經歷的向往，能夠成為我們每一個人心中的第一推動力”。早在十歲時，他就明白了這種渴望，每次和父母進倫敦城，他都會趴在科克斯普爾街（Cockspur Street）那些航運公司總部的明亮大櫥窗前，目不轉睛地望著那些“用橡木、柚木、鐵制構件和雕刻精美的黃銅組裝起來的”遠洋巨輪模型，一邊看一邊“在倫敦西區的霧靄中，做著無比美妙的夢”。

我想象著有朝一日有了錢，我會很神氣地大步走進去，徑直走到辦事員的高臺子跟前，讓他給我一張手寫的遠洋船票……我想著開闊海面上，一眼望不到頭的尾流在船后緩緩舒展……我想象著自己在特內里費島水域生平第一次看到飛魚，在南太平洋上第一次看到信天翁；船駛過赤道無風帶，我汗津津地一路瞌睡，在咆哮西風帶，我被滔天巨浪嚇得膽戰心驚…….

許多人小時候都有一扇或者幾扇自己的櫥窗通往遠方。對我來說，這是每期《少年科學》雜志內頁夾著的折紙模型（你能想象嗎，有一期他們居然讓讀者來造航母），是外婆家房頭泥巴地上被我挖出的溝溝壑壑（我名之為江河湖海，在上面觀察雨水對泥沙的運輸），是長途私營中巴里的汽油味兒（曾經令人心醉），是湘江里輪船的汽笛聲（至今仍可直達脊柱令它微微發麻），是深夜里傳來的鐵軌上有節奏的、令人心馳神往的咔嗒咔嗒，更是伴隨我長大的那些與地理有關的作品，不論它是凡爾納的科幻小說，還是關于非洲、堪察加半島或者南太平洋的探險故事。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出版后，我和朋友復盤各自的寫作。我們這一代人，成長于“四個現代化”氛圍濃厚的改革開放早期，每個人的夢想都是長大當科學家，從小學就開始鼓搗“小發明”“小創造”，還要“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家家都有兩本地圖冊，紅色塑料皮是中國的，深綠色塑料皮是世界的——并閱讀大量科普作品。西方地理大發現時代以降的那些博物學家、冒險家、記者、作家（他們往往一人容納這所有身份）就是從那時開始，這一路徑源源不斷進入我們這一代人的閱讀視野，可能到今天也沒有完全終結。于是，哪怕今日世界已很少有未被探索的角落，但這一代中的不少人因為曾經在紙上鳧水于大航海時代，知識結構殊為駁雜，所以他們的潛意識里（容我大膽假設）仍然住著一個博物學家。當他們中間的一些人開始寫作時，就總忍不住想要寫萬事萬物。不要誤會，他們并非要撰著百科全書，而是不甘于特定專業、領域或者文體的限制（在這一點上，你也可以說他們是“業余者”），總希望占有不同時空的素材，鋪排，穿插，交跳躍——有時摔到地上，但智識的樂趣一直都在。

日本之行開了一扇門。從 2010 年到 2019 年這十年間，我陸續去了二三十個國家出差、旅行或者短住。在整理過去十年所寫文章時，三個字不斷出現在我的腦海里：可能性。這里頭當然有年輕帶來的樂觀，尤其是當年輕與跨國旅行結合的時候——安排自己的旅行會有一種安排自己生活的錯覺，而人在異鄉也往往很容易踏入（我不愿用“陷入”）某種“自由生活”的想象。但其中也有結構性的東西，回到 2010 年或許能看得更清楚。但那是 2010 年，不是 2014 年——這一年 3 月 1 日，我跟著一群留學生，與訪美的一位北大著名教授在哈佛法學院圍爐夜話。二十多個年輕人圍著這位謙遜儒雅又光芒四射的知識分子，無話不談。久違的單純熱烈美好，好得讓我覺得不真實。這一年是“一戰”爆發 100 周年，我在當晚的日記里寫道：“從 1914 到 2014，人類有過多少個溫馨懇談的夜晚？”美好歸美好，某一瞬間我仍然覺得，他是不是太樂觀了？我想起阿富汗和墨西哥同學對我說的，如果你不經歷我們國家的劇變，你不會想到國家是可以倒退幾十年的。于是，我在一篇文章中寫下這樣的疑問：“這是晚期還是新世界，是隧道的入口還是出口？”

哈佛的拉蒙特圖書館 24 小時開放，臨近期末，自習到深夜的人會收到學生組織發的“鼓勁卡”（攝影：楊瀟）

也不是 2016 年——這一年 12 月 19 日，我和同事在印度菩提伽耶采訪宗薩仁波切。采訪正在進行時，美國大選結果揭曉，仁波切從我們這里知道了特朗普當選的消息，他又一次談起萬事萬物之間的因緣，并重復了之前的預測：“可能就是那些討厭特朗普的人，會讓他獲得勝利。”菩提迦耶霧霾很重，這反而給了它一種出塵之感。在繞塔時，我碰到一位郁悶的紐約小哥。他說，感覺整個世界都在你周圍發瘋亂轉，而我們卻在這么個地方安靜地待著，真是太奇怪了。

菩提迦耶，以佛祖證悟的那株菩提樹為中心，一場法會即將開始（攝影：楊瀟）

更不是 2019 年——這一年 12 月 5 日，逆時針環繞德國采訪旅行 40 天后，我從柏林飛回國內。按預算可以在德國多待幾天的，但我急著回來，去紹興觀看一項國際賽事。我在浦東機場下了飛機就直奔比賽舉辦地，心里想著，等來年春天爭取再去德國一趟，把漏掉的城市補上，反正，去歐洲也非常容易。一個月后，新冠疫情暴發，剩下的，就是歷史了。

德國最東端，與波蘭一河之隔（攝影：楊瀟）

可能需要拉開較長一段時間，才能看清我們身處其中的究竟是什么。恰如在 2010 到 2019 那個十年，我帶著屬于當時當地的問題（和局限）去現場，觀察，采訪，記錄，難以知悉隨著時空的變化，哪些文字將變得幼稚、唐突乃至尷尬，哪些文字卻將在時間棱鏡的折射下，閃耀出一點點預言的光芒。我所能做的，只是誠實地記錄。

有時候我會想，也許比喪失自由更可怕的，是喪失自由感。前者的喪失往往是一夜之間，而后者的喪失則更像一次緩慢的中毒。2023 年 8 月，時隔近四年我再一次出國，目的地是新加坡——你能想到的最安全最有秩序的國家之一，我卻一直被名種毫無必要的擔心困擾，我的舌頭和腦子都像凍僵了似的，講英語不斷結巴，看著手機里陌生的 app 也心生畏懼。這種狀態持續了整整兩天，最后，在一家英文書店里，看著那些熟悉又陌生的主題，我感覺自己好像緩過來了。2023 年 11 月某個深夜，和幾個朋友在一檔播客節目聊天時我說起那次經歷，我說我還在克服自己，克服那種沒來由的害怕，克服那種自己嚇唬自己的感受，然后我聽到自己說：我想努力，再努力，追上 2019 年。

誰知道呢？也許我想要追上的還有 2016 年，2013 年，2010 年，2008 年，2003 年——帶著冰渣的橘子我好久沒吃過了，對未來翹首以盼的滋味我也久違了。從較悲觀的角度，你也可以說我寫的是“不可能性”，人與國家都在某道長長的陰影之下。就像我在疫情前最后拜訪的柏林，法西斯浪潮退卻后，同盟國的一個臨時安排在冷戰中變成“長期的凝固狀態”，又在冷戰結束后以一種奇怪的方式融化，留下遍地沉渣（在本書第十章《另一個國度》中可以看到沉渣的樣子）。不過，正如如今柏林的活力滿滿與多元包容，我愿意換一種依舊樂觀的說法：你將看到的，是不可能與可能此消彼長的故事。也許，只要保持想象力，人們就能守住自由感，進而守住自己的生活。

有一個我很喜歡的德語詞 Fernweh，指的是“對遠方的向往”。研究“人文主義地理學”的段義孚先生，在風景畫的演變中看出了中世紀思想的結束與現代早期思想的開始：景觀藝術家不再仰望天堂，而是向外眺望遠方的地平線。借用段先生的理解，2010—2019 那個十年也有某種可貴的“現代性”，而“對遠方的向往”實乃基本人性，這會決定更長時間段的方向。

回到那十年中點的 2014 年 6 月 1 日，在美國訪學一年后，我離開馬薩諸塞州劍橋，踏上回國之路。在這之前我花了好幾天的時間打包，光何偉的老師約翰·麥克菲的書就有好幾本，寫加利福尼亞的，寫大峽谷的，寫阿拉斯加的，都是科考、地理與冒險結合的非虛構作品——心里那個博物學家放棄了生物多樣性的原則，不斷敲打我：都帶走！這些書不惜代價也得帶走！我拖著兩個裝得太滿的沉重的“諾亞方舟”去坐波士頓地鐵的紅線，腦子里盤旋著瓊·迪迪翁與紐約告別的名篇的開頭：

It's easy to see the beginnings of the things, and harder to see the ends.（要看清事情的開始是容易的，看清事情的結束則比較困難。）

不知道這次告別與歸來意味著什么。在波士頓洛根機場辦理完托運后，我松了一口氣，坐下來吃最后一頓“合法海鮮”餐廳的軟殼蟹。我打算先飛芝加哥走馬觀花幾天，再從那里出發，坐上兩天的火車到舊金山，從西海岸回國。前路漫漫啊。行業已經狼煙四起，熱切、野心與冒險精神還剩多少呢？我不知道。在校園的十個月短暫又漫長，不管怎樣，在回到真實世界之前，還有一趟未知的火車旅行可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