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騎士”（Blaue Reiter）是一幅畫、一本期刊、一場藝術運動——康定斯基創作了一幅名為《藍騎士》的畫，編輯了那本期刊，進行了巡回展覽，并領導了這一表現主義運動。

“藍騎士”于1911年至1913年在慕尼黑組織舉辦了兩次展覽，以作品來闡釋對藝術理論的理解。他們享譽一時，但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解散。

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正在舉行的展覽“表現主義者：康定斯基、穆特和藍騎士”回溯了“藍騎士”的朋友圈——20世紀初，一批來自不同國家的藝術家為了“改造現代藝術”聚集在康定斯基和穆特周圍，他們嘗試以色彩、聲音、光線，創造出大膽而充滿活力的藝術。

康定斯基，《洪水》，1913年

加布里埃爾·穆特 (Gabriele Münter，1877-1962年) 創作的一幅滑稽而唐突的肖像畫，畫中一個粉紅臉的男人坐在餐桌上，揚起眉毛，露出坦率的驚訝之色。他的眼睛是兩個吃驚的藍點，他是俄羅斯畫家阿列克謝·賈倫斯基（Alexej Jawlensky），穆特以堅定的黑色輪廓圍繞著她朋友的禿頭，沿著他的粗花呢子夾克，延伸到桌子上的物件，最終停留在一個被忽視的三明治上。

加布里埃爾·穆特，《聆聽（賈倫斯基肖像）》，1909年

這幅1909年的作品名為《聆聽（賈倫斯基肖像）》，但賈倫斯基并不在傾聽音樂。根據穆特的說法，他實際上在傾聽她的情人康定斯基喋喋不休地談論他的藝術精神理論（受到神智學的啟發，他一生都依戀神智學）。 事實上，在穆特1912年為畫家埃爾瑪·博西 (Erma Bossi) 和康定斯基創作的雙人肖像中，康定斯基也在發表觀點，這一次他身處舞臺的中心。

加布里埃爾·穆特，《康定斯基和博西》，1912

畫中康定斯基穿著短褲、涼鞋和類似護腿的東西，打著手勢，而埃爾瑪·博西則專心聽著，他們在位于巴伐利亞阿爾卑斯山邊穆爾瑙的“穆特之家”。然而，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居住在德國的俄羅斯人作為“敵對勢力”被迫逃離。康定斯基與賈倫斯基一起前往瑞士，1916年，康定斯基與穆特的關系就此結束。

以上提及的所有藝術家（以及其他更多藝術家），都是“藍騎士”團體的成員，通常集中在慕尼黑或巴伐利亞穆爾瑙附近，該團體也是這次展覽的主題。想象一下，他們那種令人震驚的藍色表現主義必定對戰前的德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埃爾瑪·博西，《馬戲團》，1909年

展覽試圖通過藝術講述友誼的故事，130多件作品，60多年來首次在英國匯集。康定斯基將穆爾瑙的彩虹撕成棉花糖云，博西描繪了淡紫色的雜技演員在五彩斑斕的馬戲團賽馬，弗蘭茨·馬克（Franz Marc）的《奶牛》在砷綠色的天空下歡快地跳躍著。伊麗莎白·愛潑斯坦 (Elisabeth Epstein) 1911年將自己描繪成一名半身著白色襯衣的黃皮膚女性，但她的俄國同胞瑪麗安·維爾夫金 (Marianne Werefkin) 是其中最狂野的自畫像藝術家——戴著一頂特大號黃色帽子，猛烈地轉向觀眾。一側臉上閃耀著黃色的光芒，眼睛呈現出某種科幻怪物般的猩紅色……從弗蘭茨·馬克對色彩的興趣到亞歷山大·薩查洛夫的即興表演。女藝術家也在這場運動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和穆特一樣，維爾夫金也是一位充滿活力的作家。 她宣稱，通過這幅畫，藝術家捕捉到了“需要挨巴掌的男性凝視”。 可以說，這比展墻文字中關于維爾夫金“面對性別刻板印象”的謹慎斷言更具表現力。

瑪麗安·維爾夫金，《自畫像I》，1910年

當維爾夫金在1910年繪制這幅穿透力強的自畫像時，歐洲各地的藝術家都在主觀地使用色彩。她似乎在參考馬蒂斯1905年的作品《戴帽子的女人》——他妻子的一幅莊重的肖像，變成了一場色彩的爆發，成為了野獸派運動的“宣言”。那么，為什么維爾夫金成為“表現主義者”而非“野獸派”畫家？因為眼睛。溫和的馬蒂斯永遠不會點上紅色的眼睛，維爾夫金的眼睛則暗示著撒旦的可怕意味。

加布里埃爾·穆特，《瑪麗安·維爾夫金肖像》，1909年

如果你認為顏色是表達異議的直接而有效的手段，是具有驚人表現力的藝術洪流。那么，需要提示的是展覽實際上是從黑白開始的。

穆特還是一位會說多種語言、足跡遍及三大洲的攝影師。1899年，她帶著一臺柯達相機穿越美國。她拍攝的三名時尚的德克薩斯黑人、一位非洲裔美國警長對著鏡頭微笑，以及各種草原風貌，為展覽拉開帷幕。它們對百年前的穆特本人和現在的策展人同樣重要。

加布里埃爾·穆特，《三個穿著周日最佳服裝的女人，德克薩斯州馬歇爾》，約1900年

展覽還包括了一個美術館中的美術館，來自慕尼黑倫巴赫之家市立美術館（Lenbachhaus）的藏品是此次展覽的重要組成部分，還包括了維爾夫金基金會和其他機構的繪畫作品。1904年穆特與康定斯基一起去突尼斯旅行的照片和紀念品擺滿了一個展廳；在有關音樂與繪畫關系的展廳中播放著舒伯特的音樂。展覽還介紹了色彩理論的歷史，其中包括經常提到的歌德（Goethe）和米歇爾·謝弗勒爾 （Michel Chevreul）。觀眾透過安裝的相機觀看弗蘭茨·馬克的《雪地中的鹿》，以欣賞他對色彩棱鏡的運用。

弗蘭茨·馬克，《雪地中的鹿》，1911年

康定斯基，《莫斯科的夫人》，1912年

但它們看起來仍然像小鹿斑比。馬克可能有點庸俗，康定斯基也是如此。他的《莫斯科的夫人》帶著夏加爾的痕跡。德國似乎是改變一切的地方，在穆特為維爾夫金和賈倫斯基創作的精彩雙人肖像中，他們倚在明亮的綠色山坡上，后面是一片熾熱的鈷藍，手和臉是歡樂的杏仁形狀。還有維爾夫金的《紅樹》，阿爾卑斯山峰下，樹像是紅色旋轉棒棒糖，似乎帶著異樣的強烈。

加布里埃爾·穆特，《維爾夫金和賈倫斯基》，1909年

瑪麗安·維爾夫金，《紅樹》，1910年

最重要的是，康定斯基《穆爾瑙—鐵路和城堡景觀》匯集了“藍騎士”的動力。黑色火車在橙色和綠色漸變的飛行形態上，劃過一道白煙。城堡所在高山上燃燒著綠松石色和橙色。這一切所帶來的刺激超出了任何普通的、自然主義的描述。

康定斯基，《穆爾瑙—鐵路和城堡景觀》，1909年

著名的《藍騎士年鑒》首次出版于1912年，其中精美的現代主義石版畫和神秘深奧的宣言在這個展覽中出現得相當晚——它在一個玻璃展柜里，猶如一件圣杯。但這幾乎不重要，因為觀眾已經理解到這是一場思想的爆炸。在奧古斯特·馬克（August Macke）對他的妻子伊麗莎白的美麗肖像中就有這樣的感覺，她的臉上呈現出了老式現實主義的柔美，而她手持的盤子里的蘋果正在變成發光的“塞尚”。

奧古斯特·馬克，《蘋果肖像：藝術家的妻子》，1909年

在維爾夫金尖刻的肖像中，有燃燒的嘴唇和犀利的眼睛，預示著即將到來的魏瑪精神。在康定斯基的一系列畫作中也有這種感覺，從欣喜若狂的牛和金色的馬一直到先知式的圣人和天堂的幻象，都先于他純粹而動態的抽象。

這也體現在穆特的藝術中，她終于開始在英國受到應有的待遇，兩年前在皇家美術學院，現在又在泰特。在她的生活中，以及穆爾瑙“穆特之家”里，其他更有名的畫家都對她產生了影響，她創作了最令人愉悅的原創肖像。

康定斯基1912年為《Der blue Reiter Almanac》設計的封面。

這是一場精彩的展覽，在此藍騎士不是一場孤立的個人追尋內心的運動，而是一個由藝術家組成的“跨國”網絡，他們的愛和友誼跨越國界和性別。維爾夫金是俄羅斯貴族的一員，后來移居德國成為一名藝術家。康定斯基也是俄羅斯人。1890年代，他移居慕尼黑學習藝術，結識了穆特，并一起住在穆爾瑙。正如這次展覽所描述的——“藍騎士”是一群圍繞著穆特和康定斯基的藝術家，探討著“藝術的精神”。

康定斯基，《Cossacks》，1910-1911年

康定斯基關于藝術精神的理論和他走向純粹抽象的旅程在此完美地融入了他的現實世界。當你看到他的實驗時，他的畫布不再是現代藝術的崇高紀念碑。但是，唯一的瑕疵是泰特美術館將其對性別和殖民主義的關注強加于一場非凡運動的作品上。

弗蘭茨·馬克，《老虎》，1912年

注：展覽將持續至10月20日，本文編譯自《衛報》“表現主義者：康定斯基、穆特和藍騎士”的勞拉·卡明和喬納森·瓊斯的展覽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