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的諸眾能夠成為“反抗的權力”，就是因為能夠長期并嚴重地給“資本的政府”的愿景制造麻煩，以迫使其退讓出新的空間、資金給社會的福祉。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再有諸眾掌權的可能性，還是有系統性地使造反運動保持開放的可能性。這種情況曾經被描述為“雙重權力”：權力對抗權力。在法國發生的事件告訴我們，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不再可能關閉這種關系。因此，激進分子的任務是打造新的團結，以便滋養“反抗的權力”。這是諸眾能夠變為階級的唯一方式。

讓我們回顧過去幾周法國的情況。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起義嗎？ 答案——當然——取決于我們所說的起義是什么意思，但無論我們的理解是什么，類似于起義的事都發生了。并且可能會繼續。告訴我們這一點的不是巴黎過去兩個星期六發生的暴力沖突，不是街壘或市中心被焚燒的汽車，不是零星的扎克雷起義（百年戰爭時期法國發生的農民起義）或遍布全國各地的路障。 告訴我們這一點的是，三分之二的人口贊同因燃油稅上漲引發的這一運動。這種贊同比任何對混亂的譴責都要大得多。在這方面，有趣的是，在消防員和警察的行為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不服從的暗示。

毫無疑問，在法國，諸眾正在用暴力反對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的新的苦難。諸眾抗議將勞動力縮減為不穩定工階層，抗議公共服務不足造成的對公民生活的限制。諸眾抗議對福利服務的野蠻征稅，對市政府財政的巨大削減，以及新勞動法陸續帶來的效應（這一效應剛剛開始被計算）。它現在關注政府下一次對養老金和國家教育支出（包括大學和中學）的攻擊。因此，在法國，有一些人正在用暴力反對這種痛苦，隨后是“馬克龍辭職！”的吶喊——這是對銀行家馬克龍因支持統治階級而做的選擇的攻擊。起義的目標是馬克龍和稅收。從這些要求中發展起來的運動當然不是一種傳統的社會運動——或者至少它并沒有采取20世紀傳統的形式，20世紀的運動是一個經過社會團體中介的調解過程，其目標是讓國家機構接受或拒絕一項調解。這是一個諸眾的運動，不要中介，這是迄今為止積累的巨大社會苦難的表達。

這一運動有一些特別引人注目的地方，這使得它與近年來更為激烈的斗爭不同，例如2005年的巴黎郊區居民的斗爭。那場斗爭帶著解放的標志，而這個運動有一個絕望的面孔。更不用說1968了。在68運動中，學生運動建立在一系列工人斗爭的基礎上。68中罷工的是1000萬產業工人，風暴發生在戰后重建和發展的最高點。今天的情況已經結束。對于我——一個對偉大運動進行謙遜的詮釋的人——來說，它讓人想起監獄的叛亂，而不是工人大眾進行破壞的喜悅。無論如何，我們在這里所擁有的是一個人為的運動，一個矛盾的運動，內在因地域、世代和階級而割裂；統一它的是拒絕談判，拒絕抓住現有政治結構的機會。毫無疑問它是一個起義，但目前的發展尚不明朗。

這一運動面臨著一個不愿意垮臺的政府。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馬克龍在緊張的情勢下正在調動力量籌劃。面對他無法阻止的經濟危機，他曾尋求與默克爾建立一個霸權的歐洲聯盟，基于共同協議，使歐洲統一進程采取“雙頭”方向，通過這一聯盟，卸下重組的成本，在法國最終退出經濟“少數民族”的情況下，與這種“經濟少數民族”地位形成反差的是其仍然非常活躍的國家驕傲和殖民主自豪感。但是這個假設已經中止，或者至少它被嚴重破壞了。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正在陷入衰退？馬克龍和他周圍的人都知道這是可能的。他們至少知道默克爾已經完成了她的周期，并且構成法國國家形式重組基礎的假設已經被排除了。北歐銀行家將越來越多地制定歐盟的規則，平衡中心正在向這些地區轉移。 馬克龍有兩種可能性來擺脫他的僵局。當然解決方案意味著改變：例如，重新引入巨富稅（ISF），從而重新引入收入的“累進稅收”和取消“普遍社會捐金”，后者甚至從最低的工資中切蛋糕（例如，每月500歐元的退休金要被拿走50歐元！），于是這樣可以幫助窮人。當然還有中止目前和未來的汽油價格上漲（實際上明年年初所有基本服務的價格都要上漲——電力、燃氣、電話，可能還有大學費用）。 這些要實施，馬克龍就得和支持他的權力集團決裂。然后還有激烈的解決方案，強制執行緊急狀態或解散國民議會。 事實上，這類謠言開始傳播……

但行動的真正障礙在于其他地方。馬克龍已經拆除了所有中介性的組織以及所有與公民的直接關系，且無法重建它們。事實上，如果不采取機會主義、煽動性的提議來阻止“黃背心”運動，減輕人們的憤慨（其力量不應低估）并不會花費太多：正如我們所說，應該重新向巨富征稅，取代汽油稅。但向馬克龍提建議不是我們的工作。只有財政改革才能阻止運動重新出現，但這種解決方案正是不可能的。

我們已經談到了馬克龍政府（有意）創造的社會中介的缺乏。相應地，“黃背心”運動就像它的一個鏡像：它們也拒絕來自右翼和左翼的代表和中介。這方面的證據是反對黨試圖加入這個游戲而遇到的困難。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右翼聲稱在運動中占有重要地位。對于一些更極端的極右派系可能如此，對于“國民陣線”而言可能并非如此。左翼也試圖接近這個運動，但令人遺憾地使用了舊的工具化的方法。“利用”這種運動來對抗右翼政府的這種愚蠢的想法在法國還很有活力。把加邦神父（俄羅斯東正教會神父和勞工團體領袖）投入運動是永恒的夢想！但這在工人運動的歷史上從未發生過。或者更確切地說，當它發生時，是因為工人階級的激進組織投入了運動，把自發性轉化為組織形式。 這是現在在發生的嗎？ 當那些小的左翼團體在這一都市暴力中進行組織，法國總工會完全外在于運動、只是可憐地堅持增加工資？我在這里添加了最后一點反思：這種情況是否有可能產生像意大利“五星運動”一樣的運動？這是可能的，甚至可能從一開始就有嘗試了——這并不意味著會成功。但是我們將來有時間討論這個問題。解決方案變得困難（正如我們在意大利案例中看到的那樣），左派和右派在一個“極端主義中間派”周圍解體，這個“極端主義中間派”或多或少以技術專家或慈善家的面目出現。

所以現在怎么辦？ 我們必須等待，看看會發生什么。是否會有下一個叫做“黃背心”的星期六動員。但很明顯，我們必須繼續發展我們的反思。 那么請允許我提出一個直率的問題：起義運動中的諸眾，如何能夠從右傾、轉化成一個階級，變為一個能改變社會關系的力量？ 我的第一個反思就是：如果它沒有轉變為一個組織，諸眾就會被政治系統中性化，變得無能為力。對化簡為右翼或左翼也是如此：只有獨立，諸眾才能發揮作用。 然后是第二個反思：當我們說組織時，我們并不打算建立黨派形式，好像只有政黨-國家才能組織群眾。自主的諸眾能夠成為“反抗的權力”，就是因為能夠長期并嚴重地給“資本的政府”的愿景制造麻煩，以迫使其退讓出新的空間、資金給社會的福祉。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再有諸眾掌權的可能性，還是有系統性地使造反運動保持開放的可能性。這種情況曾經被描述為“雙重權力”：權力對抗權力。在法國發生的事件告訴我們，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不再可能關閉這種關系。因此，激進分子的任務是打造新的團結，以便滋養“反抗的權力”。這是諸眾能夠變為階級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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