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肯特郡，32歲的Claire Davies覺得自己像是個“二等公民”，自2016年3月，她和丈夫帶著四個孩子搬進一間公屋租住。她告訴一家本地媒體，搬來這里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這間公屋屬于一幢混合大樓，2014年建成，大樓主體是商品房，開發商在獲得開發許可時就承諾會配備一定比例的保障性住宅。能夠買得起新建商品房的“富人們”和Davies這樣的低收入者在同一幢樓內做起了鄰居。

過去，許多城市曾嘗試在遠郊開辟一大片土地集中建設公屋，那里地價低廉，空間富余。然而，大型公屋社區常伴隨一系列社會問題。有的缺乏配套的公共設施和服務，低收入者在空間上被邊緣化，成了一座座“孤島”。而隨著城市空間被不斷開發蠶食，要找到一大片未開發的空地也成了難題。

于是，許多國家都開始建設混合社區。開發商在拿下市中心土地時也必須承擔起社會責任，售賣商品房的同時也要建設保障性住宅。這樣的混合社區也出現在了中國的一些城市。

盡管如此，對Davies一家而言，被邊緣化的感覺并沒有減輕多少，他們能以低廉的租金居住在市中心，這個小區還擁有一個高級酒店式的主入口。

但主入口屬于商品房業主，開發商在樓內設置了兩處大門，避免兩個階層的人打照面。公屋租客只能從邊門進出。人們稱這樣藏在街角后巷的側邊門為“窮人的出入口”（Poor Door）。

Davies一家搬來不久，壞消息就一個接一個發生。最開始公屋的房門壞了，之后他們發現有個流浪漢干脆住進了公屋區樓層的公共區域。

物業對這一切置之不理，相比商品房業主，公屋租客繳納的物業費有限。Davies憤怒地表示他們像是“隱形人”。

一次，女兒的自行車停在了室外，第二天他們發現自行車已被汽車壓毀。當他們想拜托物業調取監控錄像時，沒人愿意搭理她。“每當你想尋求幫助，他們總是粗暴地拒絕。”

“在樓的這一邊（公屋區），物業僅有的‘維護’只剩下荒謬，我不是在開玩笑。”

更讓Davies們憤怒的是，最近他們突然被告知需要繳納一大筆物業費，理由是物業需要增加人力和時間成本管理小區內的車流量。

11月底，這群公屋居民把物業告上了法庭。

混合小區和物業的矛盾并非新鮮事。

2014年，紐約濱河大道40號（40 Riverside Boulevard）就曾引發類似的爭議，有人批判“窮人入口”是有形的貧富區隔，暗含歧視和污名化。也有人認為，能滿足基本的居住條件已然不易，人們不應該過度苛責大門建在哪里。

最近，《衛報》在整個大倫敦區進行了一次調查。19個受訪的自治市中，18個都設置了“窮人出入口”。

比如倫敦中區的Fitzovia，濟貧院被改造成一處高檔公寓，私人業主有自己獨立的院子，主大街有入口可以直接進入自家花園。而低收入租客必須走到主大街盡頭一處側邊門。

Hornsey位于倫敦北部，三座獨立的塔樓組成了一個混合社區，其中一座是公屋，租客出入和垃圾清運使用的是同一個通道。

除了進出不便，更大的矛盾還在于低收入者究竟能在多大范圍內使用設施和服務。有人認為，商品房業主支付了高昂的物業費，他們才有權使用游泳池或是健身房。

但Davies們則抗議，他們同樣支付了物業費，雖然微薄，他們有權獲得相應的服務。公屋不僅是遮風避雨，提供安全可負擔的住所，居住的權利還包括未來的發展，租戶和任何公民一樣，有權平等地使用公共空間。

去年底，青島發生了一次類似的沖突。青島曾是中國最早實行“保障性住房配建制度”的試點城市之一。2017年12月，萬科紫臺小區內，商品房業主豎起了一道鐵柵欄，將保障房區隔在外。

一名保障房業主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保障房屬于政府配建，按照規定，綠化、跑道這類配套設施應該是商品房共有的”。人為設置隔離等于將這些原本屬于公共的權益不清不楚地劃歸部分人所有。

今年9月，英國宣布將在未來十年內投資20億英鎊建設公屋。英國首相特雷莎·梅表示，“人們不該認為住在公屋里的人就該心存感激，有了安全就不能期待其他別的東西。”

特雷莎·梅稱，希望能有一天，住在公屋里的人不再認為這是個污點，能驕傲地把它當作自己的家。

但距離這個美好的愿景，一連串有關公與私的爭議尚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