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答辯”是一個圍繞文史類新書展開對話的系列，每期邀請青年學者為中英文學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寫評論，并由原作者進行回應，旨在推動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與傳播。

本期邀請英國愛丁堡大學東亞研究系黃雪蕾教授與三位年輕學人討論其新著《中國氣味：嗅覺的近代史》（Scents of China: A Modern History of Smell，劍橋大學出版社，2023）。本文為評論文章之一。

《中國氣味：嗅覺的近代史》（ Scents of China: A Modern History of Smell，黃雪蕾著，劍橋大學出版社，2023）

我們如何討論一個時代？是通過史料的梳理？文學的創作？圖畫的繪制？影像的記錄？還是透過聲音的感召？舌尖的回味？碰觸的手感？香臭的分辨？確實，這些都可以成為描摹一個時代圖景的入口，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感官的書寫，我們得以穿越時間和空間，以一種探索空間的方式來感知時間。[i]我們不僅僅是讀者，更像是本雅明所說的漫游者（Flaneur），漫游回到歷史與文學發生的現場。而黃雪蕾的新書《中國氣味：嗅覺的近代史》正是通過嗅覺這一鮮少被人關注的感官來切入晚清到毛澤東時代獨特的中式“氣味現代性（olfactory modernity）”。

閱讀本書，首先要探討的問題是：氣味是什么？嗅覺的感官經驗與其他感官有何不同？黃雪蕾頗為新穎地使用了鮑曼提出的“陌生人”（stranger） 的概念進行闡述。陌生人是我們無法通過自己已有的認知將其放置在一個確定位置的人，介于“確定”與“不確定”之間，無法準確命名、準確分類，他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把邊界模糊的“他者”存在。而氣味則是陌生人的縮影：嗅覺感知是模糊的個人經驗，多變而無規則，沉浸而交互式的體驗（10-11頁）。氣味物質的分子多樣性和嗅覺大腦神經的神秘性決定了很難為氣味命名，因為它本就是多義的。這也與“陌生人”的概念相符——進入卻總是置身事外，審視熟悉的事物卻將其視為陌生的他者，質疑常人不會質疑的問題，挑戰不可挑戰的傳統?，F代性追求秩序化的啟蒙，排斥陌生人作為秩序的他者之所在，這背后是現代性對于國族、社會、性別等新興身份的建構，其實質是對理性/秩序的神化與追逐，對矛盾的逃避和掩蓋，對感官和身體經驗的貶低與忽視，結果造成了后現代對現代的背離和反思。重新將作為陌生人的嗅覺體驗納入中國現代性的話題不僅僅為我們打開了“另一種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的感官視角，同樣也有助于認清中國在現代進程中復雜含混的社會權力結構。

《中國氣味》在序言尾聲之外，主體共六章，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中國氣味（A Sniff of China）”追溯了中國“氣味現代性”的萌芽。第一章聚焦于曹雪芹《紅樓夢》前八十回中的氣味描寫，探討了曹雪芹筆下氣味的物質文化基礎和精神哲學內涵。該章指出，氣味作為一種被編碼的知識體系承載了時間、空間、性別、階級、性、道德等傳統秩序，不僅是秩序的建構者，更是秩序的打破者。氣味以“陌生人”的姿態闖入既定的規則之內，擊破看似精致的審美秩序。曹雪芹巧妙地利用不同的香氣區分了三種不同的空間屬性：“凈/敬（space of reverence）”、“文（space of culture）”和“私（space of imtimacy）”；香氣同時亦代表了時間的流轉與季節的更迭。此外，曹雪芹將不同女性的香氣與她們個人的性格密切聯系起來：超凡脫俗的黛玉是“幽香”，精致芬芳的寶釵是“冷香”，妖嬈艷麗的秦可卿是“甜香”，充滿靈性的妙玉則是“寒香”。各自的香味彰顯了她們的獨特性格，與她們的性格特征相輔相成。相較于商業化生產的人工香水對女性進行同質化處理，曹雪芹對女性角色的處理方式更具有進步性。最后，本章論述了大觀園中所有精致秩序的香氣都是徒勞的，因為外部世界早已充滿了骯臟油膩之氣，這一情況將秩序徹底污染打碎。第二章探討了十九世紀西方旅行者初抵中國時，嗅覺在塑造“中國臭”這一修辭中的作用。黃雪蕾認為這是由于感官和心理上的“他者”相遇而產生的沖突，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西方對東方的東方主義式想象，而應視為雙向感官沖突的結果——既有他者的想象，也透過他者重新界定了自我。西方旅行者描述了來自糞桶的窒息氣味、鴉片的惡臭、污穢街道和咸魚香料所散發的難聞氣味，以及苦力身上汗水淋漓所帶來的刺鼻氣味，從而將中國放置在前現代的落后話語之下。而中國人的羞恥、屈辱和失敗感等強烈情緒則支撐了民族主義的興起和現代中國主體性的形成?！皭撼簟痹俏鞣街鲗У乃^現代科學知識體系對中國的建構，但通過以身體和感官為主導的敘述體系，成為中國建構自我的方式。

第二部分“流變的味景（Smellscapes in Flux）”探索了中國“氣味現代性”的兩個主要方面：除臭與增香。第三章討論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除臭”話語與城市空間重組的三個重要節點。在1850-90年代，西方殖民政府依托立法、制度化、專業化和強制手段執行除臭任務；晚清至民國時期，中國士紳不僅效仿外國模式改革本土城市，還延續改造了傳統水源管理措施；1950年代，在新政權的政治議程驅動下，中國共產黨的“愛國衛生運動”依賴于強大的黨組織、群眾動員、人力資源和宣傳網絡。除臭與環境衛生緊密相關，作為現代科學與“發展”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為人熟知，每個政權都試圖通過“臭”的去除來彰顯其政治和道德進步性亦不是新論。筆者認為本章的貢獻之處在于指出現代性并非是要消除臭味/污染，而是重新規劃和定義干凈/污濁的空間分野，生成新的空間架構和新的知識體系。正如瑪麗·道格拉斯將“骯臟（dirt）”定義為“未在正確位置之物（the matter out of space-the crossing of boundaries）”，本章討論的核心議題“瘴氣水”的治理即如此，不管是清除地上溝渠、修建道路和地下排水系統，將臟臭之水埋藏地下，還是修建棚戶區，區隔劃分出臟臭的區域，這些權力和資本運作帶來的感官體驗的不平等值得進一步探索。第四章探討了人造香味的涌現所引發的日常生活嗅覺革命，通過貿易統計、廣告以及公司檔案，還原了氣味變革的物質基礎，包括巴黎香水、英國香皂、國產面霜以及其他人造合成香味。本章考察了工業資本主義如何調整神經系統以接受新香味的陌生感，以及身體如何被重新教育編碼內化這套新的嗅覺代碼、新的價值想象與新的美學體驗。

第三部分“輕嗅他者（A Whiff of Alterity）”討論氣味與性/道德政治之間的復雜聯系。筆者私以為第五章最為出彩，勾勒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五四文學中的愛欲表達與氣味書寫之間千絲萬縷的關聯與矛盾張力。與傳統文學中象征性使用香氣不同，無論是張資平的《殘春》、郁達夫的《南遷》，還是魯迅的《肥皂》和茅盾的《追求》，都強調了生物學上的、身體釋放的原始欲望和荷爾蒙氣息，深入探討了現代氣味敘事中固有的復雜性和矛盾性。對于魯迅《肥皂》的解讀尤其具有新穎之處，其中反復出現的兩組關于肥皂氣味的描述，編碼了現代身體的特征：一方面，“似橄欖非橄欖說不清的香味”重新定義了已婚女性的角色，不僅限于母親或妻子，更將她們視作擁有性欲望的主體；另一方面，“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不僅體現了男性在儒家傳統與現代自我之間的身份矛盾，也呈現了現代女性在道德和身體方面無法同時達到“芬芳”的矛盾感。魯迅敏銳地意識到，氣味這種似是而非的不確定性，就像“陌生人”一樣，重新審視了既定的性別模式，成為探索人類最復雜問題的有力工具。與19世紀末歐洲將嗅覺迷戀視為“變態”不同，五四作家將嗅覺視為身體/感官關系和自我認同的范式轉變和解放話語的代表。愛欲和身體氣味既是最私密的表達，又被視為現代身體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原始的嗅覺經驗中，中國現代主義者發現了人類的動物性本質，并將其視為對“儒家情感結構”的一種顛覆（216頁）。第六章探討了1950-1970年代政治宣傳中嗅覺隱喻在建構革命話語和引發情感激蕩方面的重要作用。借鑒雷蒙德·威廉斯的關鍵詞方法，我們選取了一系列在這一時期頗具嗅覺隱喻的詞匯，如“政治嗅覺”、“屎尿屁”這些用來貶低階級敵人的屬性，以及用于抨擊地主和資本家的“斗臭/批臭”等術語。資產階級則被描述為“香風”而“香花”則被用來形容樣板戲。這些詞匯是當時新興詞匯中具有極強時代特色的代表。毫無疑問，在這一時期中國的道德政治體系中，嗅覺隱喻承載著強大的象征力量，傳遞出偏執、粗魯、無情和愛恨等情感狀態，這些共同構成了革命的情感譜系。

氣味研究無疑需要放置于當代感官研究的版圖中。[ii]法國歷史學家阿蘭·科爾班（Alain Corbin）極大程度地推動了歷史學的感官轉向（sensory turn）。他在1982年出版的《疫氣與黃水仙——氣味與社會想象（18—19世紀）》一書中，聚焦于法國十八、九世紀的嗅覺革命，以“去味”（deodorization）的環境與身體為核心，探討氣味的變遷如何與啟蒙時代的哲學、科學、衛生管理和資產階級的興起等諸多因素交織在一起。科爾班詳細描述了大革命時期巴黎下水道的情況，并指出香味在歷史上在煙熏消毒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隨后，他繼續深入探討其他感官與歷史的交匯點，于1995年出版了頗負盛名的《大地的鐘聲》，以聲音為中心，討論了19世紀法國鄉村的變革，他認為鐘聲中的微妙變化反映了宗教社會秩序如何讓位于世俗時空秩序，開啟了學界對于聽覺的關注?？梢哉f，正是他的研究開啟了九十年代以來人文社科領域的“感官轉向”，而在閱讀《中國氣味》時不難看出科爾班的研究對于黃雪蕾的影響：二三四章很大程度上是《疫氣與黃水仙》的中國版故事，而對于秩序和時空的關注亦貫穿全書。那么將中國納入氣味研究之中能夠帶來那些新的發現？而氣味研究又能對中國研究產生何種新見呢？

從宏觀角度而言，筆者認為本書似乎是在挑戰學界目前對于中國現代性論述中既有的革命、啟蒙和抒情的三角話語體系，[iii]企圖將感官與身體經驗放置其中。如果說革命啟蒙的話語代表了現代性所推崇的理性與祛魅，那么抒情與感官經驗意味著對人類的動物性和人類本質感受的重新招魂。那么感官與身體經驗意味著重新認識人類的動物本性和本質體驗。正如第五章結語所提出的問題：“現代中國為何希望將自己與動物般的嗅覺聯系起來，或通過嗅覺來自我表達？ （214頁）”這不僅是西方學界無法回答的問題，也是探索除了西方主導的現代性之外，另一種現代性時不得不面對的難題：誰來定義，以及如何定義氣味現代性？“動物般的嗅覺”在西方被視為前現代的身體經驗，但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卻被五四知識分子視作現代性主體的標志，承載了個人情感的解放和國族寓言，既是對殖民話語的反抗，也是對“原初激情”的回歸。

在理論運用方面，筆者理解黃雪蕾選擇使用鮑曼的“陌生人”概念來強調氣味的模糊性（ambiguity）和跨界性（cross-boundary），然而這個概念似乎有些模糊和廣泛，以至于也可以應用于其他感官領域。例如，在筆者所關注的食物研究和味覺領域，味道的定義也因人而異，不同時間地點的不同人會對“美味”和“惡心”有不同的認識和理解，不同食材和香料的使用也承載了時代的記憶和空間的劃分，與政治、權力、社會和性別等方面密切相關。因此，“味覺”也可以被視為“陌生人”。在此筆者并非質疑本書的理論框架，而是希望與作者一同思考是否存在更貼切的關于嗅覺的理論框架。

結語中，黃雪蕾引用北島《城門開》中對冬儲大白菜氣味的記憶，以書寫回憶中北京四季變幻帶來的氣味變化，展現出溫馨之情：“說到北京，我首先想到的是氣味，隨著季節的更迭而變化……”她回憶了冬儲大白菜的味道、煤煙的氣息、灰塵的味道、大雪中彌漫的薄荷氣息、槐花的香氣等各種氣味，最終聚焦在冬儲大白菜的氣味上：“秋雨滂沱，樹葉飄落，潮濕的空氣中，一開始帶有過度泡發的苦茶味，逐漸轉變為發酵的腐朽氣味。與即將上場的冬儲大白菜的氣味相呼應?！边@本主要探討氣味與政治文化歷史等重大議題之間關聯的研究，最終卻以個人記憶和懷舊情感作為結尾，如同普魯斯特的瑪德琳蛋糕一般，凝結了豐富而多層次的氣味內涵。身體感官與抒情傳統似乎再次攜手，成為書寫當下，抑或用北島很喜歡的詞“the moment”，必不可少的重要面向。

[i] 這里借用Svetlana Boym討論懷舊（nostalgia）時的說法：“懷舊像造訪空間那樣訪問時間 （The nostalgic desires… to revisit time as space, xv）.”筆者認為黃雪蕾此書最出彩之處亦在于此。

[ii] 本書“introduction”中的“The Sensory Turn”有很全面和精彩的文獻回顧，在此筆者僅進行簡要討論，希望能將本書放置回既有的感官研究學術脈絡之中。

[iii] 革命、啟蒙與抒情的三角化說法，見Wang, David Der-wei. The Lyrical in Epic Tim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