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塞恩-威廷根施坦因親王（Heinrich Prinz zu Sayn-Wittgenstein）是二戰(zhàn)時期德國的王牌飛行員，到他戰(zhàn)死時一共取得了83場空戰(zhàn)的勝利。他本名海因里希，但中國網(wǎng)民更多地稱他為夏彥，即使用他姓氏中的“塞恩”（Sayn）的異譯來稱呼他。近年來，關(guān)于夏彥“意圖刺殺希特勒”的說法在中英文網(wǎng)絡(luò)中甚囂塵上，但這一說法只是來自白俄貴族瑪麗·瓦西里奇科娃（Marie Vassiltchikova，1917-1976年）的孤證，疑點重重（編注：本文的“白俄”指在一戰(zhàn)后期俄國革命爆發(fā)后去國的俄羅斯人，他們通常對俄羅斯的蘇維埃政權(quán)持反對態(tài)度）。

此事最早的記錄來自瑪麗的日記改編而成的《柏林記憶》（原名：Berlin Diaries 1940-1945），隨后她的姐姐塔蒂阿娜·瓦西里奇科娃（Tatiana Vassiltchikova，1915-2006年）的回憶錄《愚人煉獄》（Purgatory of Fools）里對此事進(jìn)行了轉(zhuǎn)述。后來，在夏彥的傳記《德國空軍夜間戰(zhàn)斗機(jī)王牌海因里希·塞恩-威廷根施坦因親王和埃格蒙特·利佩-魏森菲爾德親王的一生》（The lives of Luftwaffe night fighter aces Heinrich Prinz zu Sayn-Wittgenstein and Egmont Prinz zur Lippe-Weissenfeld）中，夏彥的母親又轉(zhuǎn)述了這一說法。但是，三本書中的說法大相徑庭。

本文對三個文本進(jìn)行比較分析，結(jié)合德語和俄語資料——夏彥的家譜和其他人的描述，探究夏彥“意圖刺殺希特勒”的真相。這件事，基本可以確認(rèn)是沙俄遺老遺少的向壁虛構(gòu)，而這些流亡德國的沙俄舊貴族對二戰(zhàn)和納粹的罪行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責(zé)任。

夏彥（左二）被希特勒接見

瑪麗和夏彥其實不太熟

俄國十月革命后，白俄貴族逃亡到西方，其中一些人在德國，他們試圖借助納粹的力量，反攻蘇聯(lián)。早在希特勒上臺之前，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堂弟西里爾·弗拉基米羅維奇（Кирил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大公就成了希特勒的“原始股東”。二戰(zhàn)爆發(fā)前夕，伊拉利昂·瓦西里奇科夫（Илларион Васильчиков，1881–1969）大公夫婦和他的兒女們更是與納粹關(guān)系密切。伊拉利昂原為沙俄杜馬議員和農(nóng)業(yè)委員會主席，一戰(zhàn)時掌管俄羅斯紅十字會，他的兩個女兒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瑪麗·瓦西里奇科娃和塔蒂阿娜·瓦西里奇科娃。

瑪麗被安排進(jìn)了德國國家廣播電臺，后轉(zhuǎn)入外交部情報司，頂替她姐姐塔蒂阿娜的職位。塔蒂阿娜則嫁給了德國軍官保羅·馮·梅特涅公爵。瓦西里奇科夫的兒子被送入柏林大學(xué)就讀，后來轉(zhuǎn)學(xué)到巴黎，加入法國地下抵抗組織。

瑪麗在《柏林記憶》中寫道，她母親莉迪亞·姆亞澤姆斯卡婭（Лидия Васильчикова，1886–1946）之所以贊同希特勒，是本著“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的原則，1941年她母親“仍然相信德軍入侵俄國將造成俄國民眾群起反抗；待重新建立俄國國民政府之后，再來對付德國人不遲。” [1]

莉迪亞·姆亞澤姆斯卡婭，瑪麗和塔蒂阿娜的母親、瓦西里奇科夫大公夫人

然而，隨著納粹德國日顯頹勢，這群白俄貴族又拋棄了希特勒，深度參與了1944年的刺殺希特勒計劃。那么，夏彥是否也參與了該計劃？

瑪麗的《柏林記憶》里寫道：“1943年8月18日，今晚在俾斯麥家和海因里希·賽恩-威廷根施坦因（編注：即夏彥）長談；他從俄國調(diào)回來防御柏林，已經(jīng)擊落了63架敵方轟炸機(jī)，現(xiàn)在是全國坐第二把交椅的夜間戰(zhàn)斗機(jī)飛行員。但因為他是個爵爺（拿破侖戰(zhàn)爭期間一位著名俄國陸軍元帥的后代），信念不同，不受政府寵信，戰(zhàn)果也不被重視。我很少碰到像他這樣敏感又善良的男孩。他在瑞士長大，對德國不熟。”[2]

瑪麗顯然不了解夏彥的家世和他個人的成長經(jīng)歷。首先，上面這段描述會讓讀者產(chǎn)生夏彥是俄羅斯貴族后裔的錯覺。但夏彥是德國世襲貴族——賽恩-威廷根施坦因家族的成員。他于1916年8月14日出生于丹麥哥本哈根，父親是德國駐丹麥大使館外交官古斯塔夫·亞歷山大·祖·塞恩-威廷根施坦因-賽恩（Gustav Alexander zu Sayn-Wittgenstein-Sayn，1880-1953 年），母親是沃爾布加·馮·弗里森（Walburga, Baroness von Friesen，1885-1970 年）是德國貴族馮·弗里森之女。[3]

不過，夏彥的家族與俄羅斯倒也不是全無瓜葛。他祖上的確有過一段為沙皇俄國效力的經(jīng)歷。夏彥的高祖父是普魯士將軍，“七年戰(zhàn)爭”期間于1761年被俄軍俘虜。一年后，來自德國的彼得三世成為俄國沙皇（他的母親是彼得大帝的女兒，嫁給了德國貴族）。作為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的“迷弟”，彼得三世立即結(jié)束了戰(zhàn)爭，與普魯士簽訂和約。而夏彥的高祖父則與其他許多被俘的軍官一樣受到彼得三世的任命，并加入俄羅斯帝國陸軍。而夏彥的曾祖父路德維希·阿道夫·彼得·塞恩-維特根斯坦（Ludwig Adolf Peter zu Sayn-Wittgenstein，1769-1843年）此后也為沙俄效力，在拿破侖戰(zhàn)爭期間曾為沙皇俄國立下赫赫戰(zhàn)功。[4]1823年，路德維希晉升為沙俄的陸軍元帥。

夏彥的曾祖父，路德維希·阿道夫·彼得·塞恩-維特根斯坦，沙皇俄國陸軍元帥。

盡管如此，路德維希仍通過他的婚姻顯示了他的家族與俄羅斯的“距離”。1798年，路德維希娶了波蘭貴族安東尼婭·塞西莉·斯納斯卡（Antonia C?cilie Snarska，1779-1855年）為妻。1795年，俄羅斯、奧地利、普魯士第三次瓜分波蘭，波蘭徹底亡國。而安東尼婭所在的斯納斯卡家族是波蘭的親德派，安東尼婭曾被送往德國的中學(xué)接受教育。考慮到這些因素，路德維希和安東尼婭的婚姻似乎是一種“自我宣言”——一個前途大好的德意志青年，仍舊選擇娶了亡國的波蘭貴族之女。夏彥一家，始終沒有“俄羅斯化”。

夏彥的曾祖母，安東尼婭·塞西莉·斯納斯卡。

1828年，由于不愿參與俄羅斯與土耳其的戰(zhàn)爭，路德維希稱病退休，返回德國養(yǎng)老。賽恩-威廷根施坦因家族也就此從俄羅斯回到了德國。1834年，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授予他夏彥-維特根斯坦親王的稱號。1843 年 6 月11日，夏彥-維特根斯坦親王在奧地利加利西亞的首府倫貝格旅居時去世。

童年時期的夏彥曾隨父母在包括瑞士在內(nèi)的不同地點的多所學(xué)校就讀，后來又被送回德國接受教育，在德國弗萊堡的高級中學(xué)（Realgymnasium）就讀。弗萊堡是當(dāng)時的陸軍檔案館（der Registratur des Reichsministeriums）所在地，也是現(xiàn)在聯(lián)邦德國軍事檔案館所在地。夏彥的父母讓他在這里接受教育，是為他在軍隊中進(jìn)一步深造做準(zhǔn)備。

1935年12月17日，夏彥從弗萊堡獲得中學(xué)畢業(yè)證書。[5]此前，他就于1932年4月12日加入了當(dāng)?shù)氐南Ｌ乩涨嗄陥F(tuán)，并在1933年1月15日成為小組領(lǐng)導(dǎo)（Kameradschaftsführer），從1933年復(fù)活節(jié)到當(dāng)年秋天作為軍事體育總監(jiān)（Wehrsportleiter）領(lǐng)導(dǎo)希特勒青年團(tuán)成員的軍訓(xùn)活動。

1933年到1937年，他一直待在德國，輾轉(zhuǎn)多個營地和學(xué)校，領(lǐng)導(dǎo)預(yù)備部隊的軍事訓(xùn)練。1937年4月，夏彥加入德軍，最初是騎兵，后轉(zhuǎn)入空軍，在當(dāng)年10月被布倫瑞克的飛行訓(xùn)練學(xué)校錄取。他曾在多個空軍基地服役，1938年開始擔(dān)任領(lǐng)航員 （Kampfbeobachter）。[6]在二戰(zhàn)后期，柏林被盟軍飛機(jī)大規(guī)模空襲時，夏彥的戰(zhàn)斗意志十分高漲，定要親力親為。他的同僚在回憶中也提到了夏彥在作戰(zhàn)時種種生猛的做派。

從上文夏彥的家世、成長經(jīng)歷、服役記錄和同僚回憶可見，長期在德國生活、中學(xué)時就加入希特勒青年團(tuán)的夏彥，雖然沒有加入納粹黨，但一直在德軍服役，忠誠度較高，并非如瑪麗所說，“在瑞士長大，對德國不熟”，也不能說他與納粹德國“信念不同”。

此外，瑪麗在她的日記里寫道，夏彥戰(zhàn)死后，瑪麗認(rèn)為夏彥的父母在大戰(zhàn)爆發(fā)時不該將三個兒子從瑞士送回德國，因為“他們家祖先多為法國人和俄國人，德國血統(tǒng)并不多”。但從上文所述可知，夏彥早就回到了德國，并于二戰(zhàn)在歐洲戰(zhàn)場爆發(fā)前兩年就加入了德軍，并不是二戰(zhàn)爆發(fā)時才回國的。夏彥的祖母確實是法國人，但至少從他的高祖父往下，他的家族中就沒有加入過俄國血統(tǒng)。可見瑪麗不但對夏彥比較久遠(yuǎn)的家世并不熟悉，就連夏彥少年到青年時代的這段經(jīng)歷也不甚了了。

夏彥真的想刺殺希特勒？

在瑪麗·瓦西里奇科娃的《柏林記憶》里，1944年1月25日的日記里提到，她從曾擔(dān)任駐蘇聯(lián)大使的舒?zhèn)惐げ裟抢锏弥膹┮呀?jīng)陣亡（編注：夏彥在1944年1月21日戰(zhàn)死），“我整個人僵住”，因為“我們是很熟的朋友”。瑪麗想起幾天前才和夏彥通過電話，夏彥告訴她自己去了希特勒的司令部，希特勒“親手為他的騎士十字勛章加配橡葉”的事。令夏彥感到驚訝的是，在覲見希特勒之前，“居然沒人來取走他的手槍”，“所以他本來有機(jī)會當(dāng)場‘把他干掉’！”之后瑪麗和夏彥約了見面，夏彥又“開始計劃下一次再碰上和希特勒握手的機(jī)會，將引爆炸彈和元首同歸于盡的可能性”。[7]

這就是來自瑪麗的日記中，關(guān)于夏彥企圖刺殺希特勒的記載。

[俄]瑪麗·瓦西里奇科娃，唐嘉慧 譯，《柏林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jì)文景，2018年。

瑪麗的說法模糊不清，疑點重重。她的姐姐塔蒂阿娜·瓦西里奇科娃的回憶錄轉(zhuǎn)引了瑪麗的說法，但是與瑪麗在《柏林記憶》中的說法出入很大。

塔蒂阿娜在1976年出版的回憶錄《愚人煉獄》里寫道，瑪麗在一個周末來到她家，“頭發(fā)凌亂，臉孔骯臟，嚇得幾乎要哭出來”，瑪麗告訴塔蒂阿娜和她的丈夫保羅，對希特勒的刺殺隨時可能發(fā)生。瑪麗提到了夏彥在1943年曾有用手槍射殺希特勒的想法。當(dāng)時希特勒將親自為夏彥授予騎士十字勛章（Ritterkreuz）。夏彥在參加授勛前問包括瑪麗在內(nèi)的一些參與密謀刺殺希特勒的人，是否應(yīng)該利用這個機(jī)會刺殺希特勒。夏彥說“我沒有結(jié)婚，我沒有孩子——我是可以犧牲的。他將親自接見我。我們當(dāng)中還有誰能如此接近他？”但夏彥最終沒有機(jī)會動手，平安地回來了，“他告訴我們，他已經(jīng)被解除了武裝。在被元首接見之前，他被迫交出了手槍”。[8]

在瑪麗的日記中，夏彥在1944年帶著槍見希特勒，有機(jī)會行刺卻沒動手，之后又考慮用炸彈和希特勒同歸于盡；而塔蒂阿娜的回憶錄中，瑪麗的說法變成了夏彥在1943年打算借授勛的機(jī)會刺殺希特勒，卻因被收走了手槍而沒有機(jī)會動手。

除了上述出入，塔蒂阿娜的回憶錄中對夏彥在1943年被授予的勛章種類的記載也有誤。1943年8月31日夏彥獲得的是第 290號橡樹葉勛章。他倒是得過騎士十字勛章，但那是在1942年10月2日獲得的。可見塔蒂阿娜和夏彥也談不上很熟。至少夏彥不是如她在回憶錄中所說的“最親近的朋友之一”。

《愚人煉獄》，紐約：四合院出版社，1976年 

所謂“夏彥意圖刺殺希特勒”的說法，夏彥的母親沃爾布加采信的是塔蒂阿娜的版本。夏彥的傳記《德國空軍夜間戰(zhàn)斗機(jī)王牌海因里希·塞恩-威廷根施坦因親王和埃格蒙特·利佩-魏森菲爾德親王的一生》中引用了他母親的說法：“他（夏彥）的幻想無限破滅，失望無比。1943年，他曾考慮過射殺希特勒。只是出于榮譽(yù)感和責(zé)任感，海因里希才繼續(xù)戰(zhàn)斗。” [9]

但是，沃爾布加其實仍是不太相信，自己那個一心想建功立業(yè)的兒子會企圖謀殺希特勒，于是把原因歸結(jié)為兒子“幻想破滅，失望無比。”

至此，我們可以對所謂“夏彥意圖刺殺希特勒”這一說法做一個小結(jié)。這個說法其實只是來自瑪麗《柏林記憶》中的孤證。瑪麗的姐姐塔蒂阿娜在回憶錄中對此事的記載，只是轉(zhuǎn)述瑪麗的說法，而且這個版本和瑪麗《柏林記憶》中的說法又互相抵牾。夏彥的傳記中引用的他母親對此事的說法，更是已經(jīng)轉(zhuǎn)了兩道手的版本。況且，夏彥的母親當(dāng)時人在瑞士，對此事并不清楚。而從瑪麗、塔蒂阿娜姐妹的書中關(guān)于夏彥的記載來看，她們對夏彥其實并不相知甚深，恐怕夏彥并不像她們在書中所說，是她們“很熟的朋友”或“最親近的朋友之一”。夏彥即使真的有心刺殺希特勒，他會向并不相熟的瑪麗透露這一想法嗎？

以上種種可以說明，所謂“夏彥意圖刺殺希特勒”的說法，可信度很低。基本可以判定是子虛烏有之事。

夏彥或許是白俄貴族更中意的人選

雖然夏彥“意圖刺殺希特勒”并不可信，但是或許夏彥的確曾被參與刺殺希特勒計劃的白俄貴族視作一個理想的刺客人選。

從瑪麗的日記中可以看出，瑪麗一家深度參與了刺殺希特勒的計劃。而且，他們一家與真正執(zhí)行刺殺計劃的馮·施陶芬伯格一家關(guān)系匪淺。

在《柏林記憶》中，瑪麗在1944年7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37歲的施陶芬貝格加入反納粹陣營的時間較晚，1943年7月才被吸收。……他負(fù)傷嚴(yán)重，失去一只眼睛、右臂及左手的兩根手指。”在7月22日的日記中瑪麗提到，施陶芬貝格是“密謀者中極少數(shù)經(jīng)常被希特勒召見的人……他承受的壓力太大，這也難怪。如果換一個能夠開槍的人來行刺，或許就能成功了。可是施陶芬貝格的殘疾太嚴(yán)重。”她還提到施陶芬貝格的太太是馮·萊興費(fèi)爾德男爵之女，也是她母親的教女，“因為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她的雙親都住在俄屬立陶宛境內(nèi)”。[10]

此處，瑪麗透露了一個關(guān)鍵信息，施陶芬貝格的妻子妮娜·申克·馮·施陶芬伯格（Nina Schenk von Stauffenberg）是古斯塔夫·弗萊赫爾·馮·萊興菲爾德 (Gustav Freiherr von Lerchenfeld）伯爵的獨(dú)生女，更是瑪麗父母的教女，一戰(zhàn)前出生在沙皇俄國治下的立陶宛，俄化程度較深。

施陶芬伯格雖為德國貴族，卻是家中四個孩子里的老三，能分到的遺產(chǎn)極少。施陶芬貝格與妮娜并非相識多年，而是匆匆結(jié)婚，可能是為了繼承她在立陶宛的莊園。然而，1940年蘇聯(lián)占領(lǐng)波羅的海三國，使這份財產(chǎn)化為泡影。

馮·施陶芬貝格與妮娜

白俄貴族利用馮·施陶芬貝格殘疾和財產(chǎn)損失的雙重困境，將其拉入密謀團(tuán)體，說服他擔(dān)任刺客。當(dāng)然，更重要的是利用他對斯拉夫人的同情——他曾將一名槍殺兩名波蘭婦女的德國軍官送上軍事法庭。[11]

瑪麗·瓦西里奇科娃

而相比于殘疾的施陶芬貝格，夏彥或許才是白俄貴族更中意的刺客。夏彥四肢健全，英勇善戰(zhàn)，多次被希特勒接見，更有可能成功。瑪麗與夏彥的接觸，很有可能就懷著將他發(fā)展成刺客的目的。但正如上文的分析那樣，他們兩人的交情應(yīng)該還沒發(fā)展到可以互相吐露這種足以掉腦袋的機(jī)密大事的程度。而不久后夏彥就戰(zhàn)死沙場了。這或許也在瑪麗心中留下一個缺憾，才使她虛構(gòu)了“夏彥意圖刺殺希特勒”這樣一個說法，作為一種心理上的補(bǔ)償。

（李珂，新疆社會科學(xué)院助理研究員）

注釋：

[1]  [俄]瑪麗·瓦西里奇科娃，唐嘉慧 譯，《柏林記憶1940-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jì)文景，第125頁。

[2] [俄]瑪麗·瓦西里奇科娃，唐嘉慧 譯，《柏林記憶1940-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jì)文景，2018年，第131頁。

[3] Knott, Claire Rose (2008). Princes of Darkness — The lives of Luftwaffe night fighter aces Heinrich Prinz zu Sayn-Wittgenstein and Egmont Prinz zur Lippe-Weissenfeld. Hersham, Surrey: Ian Allan Publishing., p. 29.

[4] Knott, Claire Rose (2008). Princes of Darkness — The lives of Luftwaffe night fighter aces Heinrich Prinz zu Sayn-Wittgenstein and Egmont Prinz zur Lippe-Weissenfeld. Hersham, Surrey: Ian Allan Publishing., p. 111.

[5] Knott, Claire Rose (2008). Princes of Darkness — The lives of Luftwaffe night fighter aces Heinrich Prinz zu Sayn-Wittgenstein and Egmont Prinz zur Lippe-Weissenfeld. Hersham, Surrey: Ian Allan Publishing., pp. 29, 32.

[6] Knott, Claire Rose (2008). Princes of Darkness — The lives of Luftwaffe night fighter aces Heinrich Prinz zu Sayn-Wittgenstein and Egmont Prinz zur Lippe-Weissenfeld. Hersham, Surrey: Ian Allan Publishing., p. 38.

[7]  [俄]瑪麗·瓦西里奇科娃，唐嘉慧 譯，《柏林記憶1940-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jì)文景，第195~196頁。

[8] Metternich, Tatjana (1976). Purgatory of Fools. New York: Quadrangle.p.194.

[9]Knott, Claire Rose (2008). Princes of Darkness — The lives of Luftwaffe night fighter aces Heinrich Prinz zu Sayn-Wittgenstein and Egmont Prinz zur Lippe-Weissenfeld. Hersham, Surrey: Ian Allan Publishing , p. 108.

[10]  [俄]瑪麗·瓦西里奇科娃，唐嘉慧 譯，《柏林記憶1940-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jì)文景，第263頁、第273頁。

[11] Sophie von Bechtolsheim: Stauffenberg – Mein Gro?vater war kein Attent?ter. Herder, Freiburg 2019, ISBN 978-3-451-07217-8, S. 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