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4年4月19日，由同濟大學中文系主辦的“新的可能：當代文化與當代生活”學術講座在同濟大學舉行，這是同濟大學中文系“當代生活：從文學史到思想史”系列講座第二季的第1講。

本次講座由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曉明主講，他將1990年代中期開始形成的新的“情感結構”概括為心智的“小器化”，表現為社會生活與人際關系的日漸狹隘小氣。然而，隨著形勢的發展，這種心智“小器化”的狀況正在發生著改變——人們不再一味追求“成功”，開始關心“附近”，人文意識也在增強。而這正是希望所在。在他看來，當前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勢決定了我們的文化必須形成新的可能，也理應發生良性改變。

會上，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作家協會、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同濟大學等科研機構與高校的9位學者出席與談，共同探討文學文化與社會及日常生活之間的互動關系。

講座現場

講座伊始，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陳昶簡要介紹了“當代生活：從文學史到思想史”系列講座的緣起，即“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研究生課程中，諸多學生在課堂上從個體經驗出發，傳遞出對現實的關照、思考與困惑。她提出，以此為契機，希望大家能夠看到王曉明教授如何引入當代生活的視角，連接當代文化與當代生活，面向未來的學術研究、留存歷史材料和思想資源。

“小器化”遭遇沖擊帶來的希望

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曉明首先討論講題中的“當代”“文化”“生活”等定義，指出支配性/主流文化是由一套支配性的文化生產機制塑造而成，決定人們“如何接觸信息”和“如何處理信息”，而社會的經濟、政治、自然環境等方面對文化的影響，大多是經由這個系統從信息角度展開的過濾而起作用的。

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曉明

他回顧1990年代中期開始形成的新的“情感結構”，包含“個人”取代“社會”、“適應”取代“改變”等要素，并將其塑造的精神狀態（如重有形之物、輕無形之物，如聚焦于“此刻”“眼前”和“競爭關系”）概括為心智的“小器化”，表現為社會生活與人際關系的日漸狹隘小氣，以及狹隘小氣的互相激勵、惡性循環。他從社會性維度探討了“小器化”的后果，其一為公共意識的普遍淡漠；其二為人生、生命的意義被重寫，個人的“成功”成為第一甚至唯一的目標，人生的全部幸福都只能經由這種“成功”來獲得（如“財富自由”、90年代中期成型的“成功人士”模式）；其三為縮小“生活”的內容，大量無形之物（如“真”和“善”）被降級或遮蔽，諸多有形之物（如住和食）也因為缺乏對無形之物的感知的介入，而日漸粗糙。

然而，令人振奮的是，心智“小器化”正呈現出萎縮的態勢，表現為關注公共事務的意愿逐步增強，和人文意識萎縮的趨勢開始遭遇沖擊。前者的意愿增強同時意味著“表達的間接性”的增強、由具體事件形成的就事論事的“輿情”壓力，以及借時空異域（國際事務與中國歷史）而展開的議論。后者的趨勢受阻一方面來源于2010年代中期以來對于中國科技進步的真實狀況的討論，另一方面來源于以ChatGPT為爆發點的人工智能的廣闊前景所引發的全社會熱議，尤其是有關未來就業的模糊而深遠的憂慮。

人工智能引發有關未來就業的模糊而深遠的憂慮。圖為OpenAI首個視頻生成模型。

王曉明繼而談及“小器化”遭遇沖擊的社會原因，其一是三年“疫情”松動了1990年代以來形成的“社會分工契約”和新情感結構的兩個要素，人們意識到“社會”、鄰里互助是如此重要，一味“適應”并不可取；其二是經濟形勢的劇烈變化，引發人們關注行業模式、社會問題的緩沖、脫離了世俗“成功”標準的生命意義等。他指出，當前社會并非1990年代的狀態，在那個時期里形成的支配性/主流文化、“情感結構”、心智的普遍“小器化”，如今都已遭遇懷疑和沖擊，難以順暢、難以為繼。而這正是給人帶來希望的：中國社會理當擁有開闊、豐富的文化，社會生活迫切需要文化提供新的進步的可能，我們的文化狀況應當發生良性的改變。

最后，王曉明提出，當前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勢決定了文化必須形成新的可能，因為如果沒有良性的文化新變，就不會有新的值得過的生活，這既指社會生活，也指個人生活。因此，文化所提供的感知、解讀和想象能力，是社會/個人澄清方向、決定道路的關鍵，我們必須認真對待“良性的文化新變的早日形成”這一未來局面。

面對“大時代”的到來，知識分子如何重新介入“當下”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何浩以“作為當代思想資源和生命根基的1950年代”為題，圍繞當下時代現狀的新變與再賦型，基于“有形之物”“無形之物”等新的經驗觀念，指出新時期以來每到一個時代巨變的節點，就需要推動知識界、學術界、思想界重新調整對于時代的感知更新，并以農村題材小說為例，敘述關注當下、關注人文的思想資源。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娜以“‘自我’作為社會、歷史的田野——回應王老師‘當代文化的新的可能’”為題，聚焦于王曉明教授對90年代中期新的“情感結構”的闡釋，指出其對當代生活高強度、有耐心的投入與敏銳度，是以一種不簡化、有張力的當代史理解做底。她敘述陳映真創辦《人間》雜志的經驗，提出人文價值確立的方式，以及以此探尋歷史中（影響現實、指向未來）的關鍵時刻、關鍵問題。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冷嘉立足于個人印象與生活感受，區分三次“當代”分期：1992年南方談話、2008年分享發展紅利期、2018年中國和世界變化期。此時面對一個“大時代”的到來，她指出向當代歷史回眸的必要性，以及在個人生活史中整理歷史經驗的必要性。

《思南文學選刊》副主編方巖聚焦于歷史時段分期、學科知識壁壘、當代文學生產機制等問題，通過闡釋《寡頭》的歷史轉型期策略與《世上為什么會有圖書館》的日常經驗，論述知識分子所哀嘆的“邊緣化”，實際是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與其參與建構的學院制度所造就的“主動邊緣化”，并就知識分子應主動與日常經驗互動提出了建議。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張春田以“從大學的‘小器化’到再造知識生產的可能性”為題，圍繞90年代大學改革所忽視的對大學理念和治理術更為細致精準的警覺展開論述，認為當代中國大學文化的激烈變革，既與世界其他地方的情況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包括強化民族國家導向、更新各類方案等。他從政治哲學、文化研究等角度，探討如何建立批判的“人文學”與鏈接新的情感結構等問題。

上海師范大學講師夏天認為，王曉明教授對近年來文化、社會狀況的描述，是將“關注公共的重生”與“人文萎縮的受阻”作為認識的媒介，以此展開對“現實”的能動性認識。他提出反思“民族國家”制度本身，以及民族國家之外的“共同體”與新的連結方式。

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后吳天舟認為，“新的可能”需要新的“想象力”，盡管目前各種懷舊都無法解決問題，新一輪的懷舊可能是文學的癥候。對此，他區分了消極與積極的思考路徑，前者是從共同的苦難來構建共同體，后者是從關系出發構建共同體。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王曉漁以“‘卷’與‘麻’：一種精神的閉環狀態”為題，從“內卷”一詞與流行語、績效主義、“過程性考核”的關系開始，結合“麻”區別于“喪”文化而形成的新式精神癥候，指出由于對“過程性考核”的注重，斯科特所說的“弱者的武器”（如磨洋工或“摸魚”）變得困難，“麻”變成自我保護，并就針對“卷”與“麻”等精神閉環狀態的人文主義方案進行了分析。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助理教授劉祎家以“最小單位的團結”為題，立足于知識者對時代窒悶的生存實感，以沈從文和“新東北作家”班宇的作品為中心，指出一種“共弱”的結構。這種結構提供了一個應對困境的方案，即在弱者對彼此之弱的共同承認和托舉中，召喚出這個時代里“最小單位的團結”。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陳昶做總結發言，認為本次講座運轉著兩套系統，前者是知識結構中的表述與思考，后者與在場同學形成感同身受的經驗對接。每位個體的個體性，實則擔負著歷史性、延續性、他人的情感結構，而非競爭性、敵意的聯結。

與會師生合影

在問答環節，現場聽眾踴躍提問，圍繞親密關系、集體歸屬、“卷”與“躺”、文化研究的思維范式等問題，與王曉明教授進行互動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