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馬克思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評論說：“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

其實不然。中國從來沒有與外界完全隔絕，當時的清朝也沒有在密閉的棺木里，更不是一具木乃伊。中國一直都有新鮮的空氣，即便一時缺乏，也并不忌憚從外界引進來。本文所講的，恰是這樣的一種情況：1867年，北京朝廷聘請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擔任中國欽差，帶領中國第一個外交使團前往歐美各國訪問。

蒲安臣照片。大約攝于1865年。

雇個美國人當差

1861年，北京在恭親王的領導下成立了總理衙門這個“外交部”，臺子算是搭起來了，各國公使陸續登臺，一時好不熱鬧。

有道是禮尚往來，外國公使大搖大擺地來了，天天盯著中國的動向，中國卻遲遲沒有派遣使臣去這些國家看看，為什么呢？不是不想派，實在是無人可派。

現在許多中國小朋友都能說一口流利的英文，但在1861年的中國卻找不出幾個懂ABC的人。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上海美國教會學校畢業的廣東人黃惠廉被英軍征為隨軍翻譯，在大沽口送文件時被清軍看上，又轉過頭來為朝廷效力，可見當時外語人才的缺乏。

對外使臣照例要從官場里找，但朝廷上下大大小小數百名官員，沒有一個懂“夷語”的，當然也不屑于去學。所以總理衙門自設立以來，居間聯絡的都是外國公使館的翻譯，至于這些翻譯水平如何、能將中文翻譯到什么程度，總理衙門的大臣們均無從知曉。

為長遠計，恭親王等人在京師成立了一所同文館，于1862年8月正式開張，培養學生學習英文、法文等外語。但派遣使臣的事情卻等不起了。因為1868年就是《天津條約》十年修約之期，而“中國之虛實，外國無不洞悉；外國之情偽，中國一概茫然”，到時候恐怕又得陷入另一輪的被動之中。

1867年10月，恭親王召集沿海沿江各將軍督撫等獻計獻策，其中主要議題之一就是對外遣使。在其奏折中，恭親王憂心如焚地寫道：自道光二十年以來，“辦理夷務，一次不如一次”，到了咸豐十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情形更為窘迫之至。在修約之期到來之前，他希望“受國厚恩”的地方大員們能討論出個應對的方法來。

這些大員包括曾國藩、李鴻章、都興阿、英桂、劉長佑、吳棠、瑞麟、李瀚章、崇厚、郭柏蔭、劉坤一、李福泰、馬新貽、丁寶楨、曾國荃、蔣益沛、左宗棠、沈葆楨，包羅了當時所有的洋務骨干。這些人也是嗣后三十多年中國近代化進程的中堅力量。

可是，這些封疆大吏們又能有什么好法子呢？和恭親王一樣，他們學的都是孔孟程朱，雖然合縱連橫的典故信手拈來，但換成洋人那一套，誰也不知道怎么玩。曾國藩、李鴻章雖然組建洋槍隊，學習西洋操練法，但是著眼點也只是對方的堅船利炮，并不曾對遣使外國有什么了解。

就在這些督撫將軍們忙著寫奏折參加大討論的時候，11月21日，恭親王上奏，建議聘請美國第一任駐華公使蒲安臣擔任中國出使歐美各國的欽差大臣。

根據恭親王的說法，蒲安臣即將離任，曾表示中國若有需要他必盡力相助的意思，不如就順水推舟，請他擔任中國使團的領隊。隨后，恭親王以送行為由，連續造訪蒲安臣，最后提出請他擔任中國欽差。

根據蒲安臣事后向美國國務卿西華德（William H. Seward,1861-69年擔任國務卿）的匯報，總理衙門是在一次歡送晚宴上，由總署大臣文祥提出，通過英國駐華公使館秘書柏卓安（John McLeary Brown,1842-1926）居間聯絡，正式對他發出邀請的。

經過一番思量，蒲安臣答應出任中國欽差。

蒲安臣其人

蒲安臣是林肯總統任命的美國第一任駐華公使。1861年奉命使華時，他在美國政壇已是名人，不過總理衙門對此并不了解。

蒲安臣畢業于哈佛法學院，從政前是名律師。美國內戰前夕，他任麻省的國會眾議員，是堅定的廢奴主義者。令他名聲大噪的是一篇題為“馬薩諸塞州的抗辯”（Defense of Massachusetts）的國會演講，而這又要從“薩莫拐杖挨打事件”講起。

1856年5月19及20兩日，同樣來自麻省的參議員查理斯?薩莫（Charles Summer）接連發表反對蓄奴的演講，抨擊主張蓄奴的南卡萊羅納州民主黨眾議員普瑞思頓?布魯克斯（Preston Brooks）及其親戚。22日，布魯克斯走到薩莫在參議院的辦公室，用拐杖襲擊了正在辦公的薩莫，以致后者不省人事，拐杖碎了一地。

一個月后的6月21日，蒲安臣在國會發表了那篇被《紐約時報》譽為其職業生涯“最著名的演講”。在演講中，他撻伐南方的蓄奴制度，將打人者布魯克斯斥為國會山“最卑劣的懦夫”。暴怒之下，布魯克斯向蒲安臣提出決斗，詎料后者竟爽快答應了。由于美國法律不允許決斗，蒲安臣把地點選在美加邊境尼亞加拉大瀑布的加方一側，并準備好了來福槍。就在這當口，布魯克斯服軟了，不肯去加拿大決斗。事情遂以蒲安臣揚名立萬，成為“英雄”而告終。

隨后，“英雄”蒲安臣去印第安納波利斯做競選演講。那次演講讓他認識了肯塔基州來的律師兼前國會眾議員湯瑪斯?馬歇爾（Thomas Francis Marshall）。湯瑪斯熱情地表示，他千里迢迢地趕來，只是要“看看英勇前往尼加拉瓜瀑布的究竟是個什么人”，兩人都反對奴隸制度，政治立場十分接近。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美國反對蓄奴的政治領袖們聯合起來，組建了一個新的政黨，亦即今天執政的共和黨。

丁韙良譯《萬國公法》

1861年10月24日，蒲安臣抵達香港，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時間，直到1862年7月才北上進京。蒲安臣本人不懂中文，但卻很快獲得了總理衙門的好感。和在國內政治中的鋒芒畢露不同，他在外交上表現溫和，并且作為一名擅長演講的律師，他總是言辭得體，能夠委婉地給中國外交提些指導意見。

而美國除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初期因江面船只沖突而炮擊過廣州之外，并不曾與中國發生正面的軍事沖突，加上其對華外交上奉守中立原則，在中國不動武也不要求租界和殖民地，所以蒲安臣也不像其他西方駐華公使那樣，動輒跑去總理衙門左右理論、上下施壓。

因此在總理衙門大臣們的眼中，蒲安臣是個“好人”，于是也常常拜托他在各駐京公使之間協調關系。

蒲安臣與總理衙門交往融洽，更向后者引薦了美國傳教士丁韙良。這一舉動對中國的近代化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當時丁韙良正在翻譯美國法學家亨利?惠頓（Henry Wheaton）于1836年出版的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國際法原理”），后來中文名字定為《萬國公法》。蒲安臣覺得中國應該了解國際法，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對此喜聞樂見。法國代理公使哥士耆（Michel Alexandre Klecskowsky）就曾對蒲安臣說：“那個要讓中國人了解歐洲國際法的家伙是誰？殺了他——把他掐死！他將給我們帶來無窮的麻煩。”不過蒲安臣和當時的英國公使布魯斯（Frederick Bruce）都十分支持丁韙良繼續翻譯。

《萬國公法》于同治三年冬正式在北京刊刻出版（陽歷已是1864年），系中國第一份國際法著作，很快傳到了日本和朝鮮等國家。丁韙良逐漸成為總理衙門的好助手，不僅在剛剛開張的同文館教英文，日后更成為京師大學堂的西學總教習。

最初在同文館，丁韙良曾因學生少且花費時間多，想退職，也是蒲安臣勸說他要堅持下去。

“我們真正的朋友”

1865年初，蒲安臣要回美國公干一趟。總理衙門以為他任期結束被召回了，十分不舍。

3月3日，恭親王奕?特意在總理衙門接見蒲安臣，稱將與“我們真正的朋友”（our true friend）分別，不免傷感。待蒲安臣應說只是短暫回國之后，恭親王表達了希望蒲安臣能夠再回到中國來的愿望。蒲安臣感謝恭親王的信任，承諾“如果有能為貴國政府效力之處，我一定會回來”。恭親王聽罷，要蒲安臣舉杯保證會回來，蒲安臣照著做了。

恭親王等人視蒲安臣為真朋友，并非沒有緣故。拿蒲安臣與英國駐華公使館的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做個簡單的比較，就清楚了。

按說與中國接觸最早的是英國，威妥瑪更是早于1842年就來到香港，中文說得很溜。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他擔任英國統帥額爾金伯爵的秘書，后來大部分時間在英國駐京公使館任職，1871年出任公使，直到1882年離京，在中國供職長達40年。

但威妥瑪個性張揚，脾氣火爆。一方面他認為中國應盡快向他的歐洲老家學習以縮小差距，另一方面又藉由這種差距俯視中國，動輒威嚇、逼迫清廷。威妥瑪造訪總理衙門是家常便飯，但往往都不歡而散。

而每有不快，威妥瑪就跑到和總理衙門交情不錯的丁韙良家里“吐槽”。按照丁韙良的說法，威妥瑪并不是來聽取他的建議的，而是希望丁韙良把他的不滿傳遞給總理衙門——雖然威妥瑪本人從來沒有張口這樣要求過。

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歷任英國駐華公使館秘書、署理公使、公使。1886年出任劍橋大學第一任漢學教授。他把自己收藏的883種4304卷中文圖書都捐贈給了劍橋大學圖書館。威妥瑪的一大學術貢獻是創制了中文的羅馬字拼寫法，后來經過他在劍橋漢學教授的繼承者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修訂后，于1892年形成了系統的“威妥瑪——翟理斯拼法”，用來拼寫中文。例如“毛澤東”拼寫為“Mao Tse-tung”，“蔣介石”為“Chiang Kai-shek”。當下中國很多翻譯作品在涉及人名和地名的時候出一些非常荒謬的錯誤，例如把“Chiang Kai-shek”譯為“常凱申”，把“Tung-sean”（董恂）翻譯為“童顯”等，主要是接受了漢語拼音系統的譯者不了解威妥瑪拼音法所致

所以，當總理衙門開始在歐美公使館中物色外交使團的領隊時，蒲安臣很自然地成了上選。法、俄兩國本來就不在考慮范圍之內——法國殖民越南的意圖昭然若揭，俄國在中國西部及北部邊境持續施壓。英國則因為“阿斯本艦隊”之事，與清廷鬧得十分不愉快。中國本意是向英國購買戰艦、招募洋員做教官，成立小型海軍，結果竟演繹成“中方出錢，英方控船”的局面，不得不解散了艦隊，人財兩空。因此，總理衙門不會找英國人做代表，況且后來組建的蒲安臣外交使團的主要目的之一恰是和英國洽談中英雙邊關系。

斌椿去歐洲

1865年3月6日，在恭親王接見蒲安臣的三天后，總理衙門大臣董恂、恒祺和崇綸前往美國公使館造訪蒲安臣。

在談到如何處理外交糾紛時，蒲安臣向董恂提了兩條建議：其一，在確保中方有理的情況下，將交涉全過程形成外交文書，通報各國駐京公使，形成輿論壓力，以免對方采取武力或其他不公正的手段；其二，向西方派遣一個外交使團。

蒲安臣的兩條建議，總理衙門后來都采納了，特別是對外派遣使團這一條。當時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也想促成此事，于是趁著赫德回英國探親完婚之際，北京朝廷于1866年2月派遣在海關充任漢文幫辦的滿洲人斌椿（1804-1871），連同他的兒子廣英以及同文館學習英語的學生德明、鳳儀等人一起，跟著赫德前往歐洲游歷，觀察風土民情。

斌椿雖然已經63歲，但他腦袋比較靈活，愿赴萬里之外為國公干，更有著中國朝廷看重的老成持重。斌椿一行考察了英、法、荷蘭等國，但并未涉及任何外交事務以及條約談判，充其量只能算一個小規模的觀光團，回國之后對中國外交亦無甚建樹。然而，能夠比較正式地派幾個人出去看一看，對大清國的外交而言終究是個突破，哪怕它十分卑微。

欽差“1+2”

斌椿一行收效甚微，1867年恭親王特別指示不能再派這樣的團，要派就派懂行的。

總理衙門向西方派遣外交使團的計劃由來已久，但對蒲安臣任命、對使團其他人員的挑選，以及國書的繕寫和翻譯，只在短時間內就完成了。至于讓一個美國人（并且是任上的外交官）來擔任中國欽差是否合適，恭親王認為并無妨礙——當時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就是個英國人，但并不影響他為中國辦差；既然朝中無人知曉歐美的外交規則，也只能不拘一格引進人才，而蒲安臣恰好能夠填補中國外交的這一空白。

11月22日，就在蒲安臣辭去美國駐華公使一職的第二天，恭親王致函美國公使館，對蒲安臣的決定表示敬意，并表示說中國需要在世界舞臺上發出自己的聲音。隨信而至的，是大清皇帝對蒲安臣的任命，授權他處理中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一切事務。

不過，恭親王仍舊要在政治上堵悠悠眾口，另外也要做外交上的長遠考慮，所以在任命蒲安臣之后，又迅速提請任命了兩名同等地位的中國欽差，亦即花翎記名海關道志剛和禮部郎中孫家谷。這二人隨同蒲安臣出訪，一邊學習辦理外交，一邊方便及時和總署溝通情況。這就出現了“1+2”位欽差同時出使的狀況，但蒲安臣認為兩位中國欽差乃是“學習者”（learners），與他所當角色并不相同。

清廷給蒲安臣等三位領隊大員的正式任命是“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簡單呼其為“欽差”。而“欽差”這一名頭在英文外交術語中相當模糊，蒲安臣在給美國國務卿西華德的匯報中說自己被任命為中國的“envoy”，即特使；但他所攜帶的中國皇帝致美英等國的國書英文件由柏卓安翻譯，經衛三畏、赫德和丁韙良核校，在英譯文中稱呼欽差為“High Ministe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這就與通行的“特命全權公使”（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基本一致了。而蒲安臣抵達美國后，美方就是以“特別全權公使”看待他的。

派一個洋欽差出國，朝廷也不是百分百放心。為了節制蒲安臣，恭親王特別制訂了8項出使條規，涉及欽差權力范圍、外交禮儀、與中國欽差溝通等方面。嗣后還對蒲安臣特別聲明了有礙中國國體之事斷不可行，等等。

為平衡英法兩國起見，恭親王又奏請聘請懂得中文的英國人柏卓安和在中國海關稅務司工作的法國人德善（Deschamps）分別為左、右協理。當然，這種任命也是對擔任欽差的美國人的一種制衡手段。從整個人事布局來看，恭親王和文祥等人可謂費盡心機，力圖做到滴水不漏。

既然此行也是一次學習之旅，因此恭親王又奏請挑選幾名同文館學生一起隨團游歷，這包括在同文館學習英文的德明、鳳儀，學習俄文的塔克什訥、桂榮，學習法文的聯芳、廷俊，以及候選縣丞亢廷鏞、候選巡檢王掄秀、候選從九品嚴士琦、總理衙門兵馬司吏目莊椿齡，外加馬弁千總雷炳文、六品軍功坐補千總把總果慶瑞等。連同三名華洋欽差、兩名英法協理，使團總計17人。其中德明、鳳儀和德善，都曾經參加過斌椿在1866年的歐洲之行。

1867年12月12日，蒲安臣從上海向美國國務卿西華德發去了一份有關自己出任中國欽差的詳細匯報。在這個匯報的末尾，他寫道：“請允許我多說一句，那就是當世界上最古老的、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國家要和西方建立關系，并通過他的代表要求世界上最年輕的國家去居中幫襯這一變化的時候，這個外交使命是不容商量或者拒絕的。”由此，蒲安臣將自己定位為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中國）的代表，第一站要前往的恰是他的故鄉、世界上最年輕的國家——美國。

1868年2月，蒲安臣一行從上海乘坐輪船，前往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開啟了歐美外交之旅。此刻，對所有的中國成員而言，大洋彼岸的一切還都是未知之數，但他們心里都有一個夢想，要向世界發出中國的聲音。而做夢的不只是他們，在彼岸的美國，很多人也在做著另一個有關中國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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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崇，系美國特拉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