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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愛花:1200年前的交通肇事案

蔣愛花
2024-05-03 10:47
私家歷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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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發明交通工具以來,關于交通事故的記載并不鮮見。如今處理各種交通事故,有關部門都有規范的流程和判斷標準,也有相應的法律條款作為事故處理的依據。在唐代,遇到道路糾紛,怎么判案呢?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一件文書引起了我的注意。這就是《唐寶應元年(762年)六月康失芬行車傷人案卷》。

《唐寶應元年(762年)六月康失芬行車傷人案卷》出土于阿斯塔那第509號墓

牛車失控

案卷記載的是唐代寶應元年,也就是762年的一起交通事故,發生在西州高昌城,一輛牛車失控,撞傷了兩個孩子。在這里,我們不禁好奇,一千多年前的交通肇事案,有怎樣的處理經過呢?事故發生的地點是西州的高昌城,并不是中原地帶,而作為邊疆地區,唐朝法律的執行情況如何呢?這張小小的卷宗,有哪些看點呢?

根據案卷的記載,這起事故是一起重大交通事故,發生在762年六月的一天。當天,高昌城內驕陽似火,天氣悶熱。居民史拂郍8歲的兒子金兒、曹沒冒8歲的女兒想子在一起玩,這倆孩子正在張游鶴的商鋪前坐著玩耍。突然,一輛牛車從鬧市區急速駛過,不管駕車人如何拖拉硬拽,牛依舊像發瘋一樣拉著車子沖進了人群。不幸的是,牛車將金兒和想子撞倒,車輪從倆孩子身上碾過。被撞倒的孩子是金兒,腰部以下的骨頭全部碎裂,性命難保;想子的腰骨損折,同樣有性命之憂。光天化日之下,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駕車的肇事人名叫康失芬,30歲,他是一名雇工,是粟特人靳嗔奴家所雇用的人。當天,他駕牛車想把城里的土坯搬到城外,從城外返回時,牛突然狂奔不止,所以才發生了兩個孩子被撞的悲劇。

可以說,這起交通事故事實比較清楚,證據也較為確鑿。事故發生后,倆孩子的家長一起將康失芬告到了官府。先是金兒的父親史拂郍向官府提交呈詞,上寫“男金兒八歲,在張游鶴店門前坐,乃被行客靳嗔奴家生活人將車輾損,腰以下骨并碎破,今見困重,恐性命不存,請處分。謹牒。元年建未月日,百姓史拂郍牒”。呈詞的意思大致是:我8歲的兒子金兒在店門口坐著,被車碾過受到損傷,腰部以下的骨頭破碎,傷勢很重,恐怕性命難保,請求官府大人明斷。接著,想子的父親曹沒冒也向官府提交了呈詞,內容與史拂郍大致相同。

那么,這起交通肇事案的判決主體是誰呢?文書上的細節給出了答案。案卷上的4個縫隙處都押有“錚”字,內容中還有“錚示”二字。不斷出現的“錚”字,據學者考證,應該是法官的名字;“錚示”表明他是本地具有判案權限的官員。案卷并沒提到“錚”擔任何種職務,不過參考當時的制度,他很有可能是縣令或縣尉。唐代西北地區基層組織與內地類似,也實行州縣制。據《唐六典》所載:“京畿及天下諸縣令之職,皆掌導揚風化,撫字黎氓,敦四人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孤窮,審察冤屈,躬親獄訟,務知百姓之疾苦。”這句話的意思是,縣令擔任地方的父母官,掌風化,維護一方平安。如果遇到有人打官司,則躬親獄訟,即親自審理,以了解百姓疾苦。縣尉則是縣令的輔佐之官,掌治安捕盜之事。

按照卷宗內容來看,既有爭端緣由,又有判案經過,還有最終的審判結果,符合唐代完整的判案流程。依縣令“躬親獄訟”的職責標準來衡量,“錚示”便是地方長官履行這一職責的具體體現。話說“百姓無小事”,經過縣令的初次斷案后,官府還對案件的細節進行核查,用現在的法律術語來說,叫“固定證據”。文書中還有“檢誠白”“誠白”“曾示”等字樣。這是什么意思呢?唐代有“錄事掌受事發辰,檢勾稽失”的規定,意思是錄事官的職責在于檢勾稽失,即核實事情的真偽,以避免產生誤判,所以在署名之前加上了“檢”字,說明錄事官已履行了核查職責。

家長上告

前面提到,兩個孩子在這起事故中受傷,屬于無過錯方,那么這個案子該怎么判、怎么賠呢?唐代行政高效,哪怕邊州也不例外。在基層核實清楚事實后,高昌縣的官員錚接到這個案子,他認為這起交通事故關系到兩個孩子的后續治療,而且社會影響不小。錚很快就做出了決定,提審肇事者康失芬,而且在不同時間,先后對康失芬審問了三次。過程是這樣的:

第一次,一個叫舒的法官詢問康失芬:“對于這場交通事故,你有什么要說的嗎?”

康失芬回答:“這起交通事故是我造成的,是我的責任。”康失芬對事實供認不諱,承認了他趕牛車軋人的事實。

第二次,舒詢問康失芬:“你為什么不制止奔跑的牛車,以至于傷人如此?”

康失芬覺得自己委屈,他回答說:“我也是替雇主打工,今天要拉磚坯,想著找一輛力量大一點的車,于是我去借了一輛牛車。但這是借來的牛車,我對牛的習性并不熟悉。不知道怎么著,牛突然失去了控制。我想,牛大概是受了驚嚇才一路狂奔的。在牛狂奔的時候,我也嘗試補救,努力拉拽,但‘力所不逮’,沒能控制住牛車,最終釀成事故。”

第三次,舒問康失芬:“既然已經發生了這樣的交通事故,造成了這樣的后果,事實清楚,責任明確,你有什么賠償打算嗎?”

康失芬表示:“情愿保辜,將醫藥看待。如不差身死,請求準法科斷。”這是卷子中的原文,意思是說,康失芬首先請求保辜,能為兩個孩子治療;如果受傷的孩子,任何一個不幸身亡,官府再按法律處罰自己。這里提到了一個大家并不熟悉的詞“保辜”,何為保辜?

所謂保辜制度,指的是古代在發生了人身傷害案件后,根據傷情程度的大小來為傷害人定罪量刑的制度。保辜制度始于西周,唐代以后不斷修改和完善。該制度有利于傷害人將自己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同時通過他為受害人尋醫問藥的主動幫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和雙方矛盾,從而化解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保辜制度在古代的司法實踐中形成了一個比較完善的操作流程。首先,適用保辜制度要滿足兩個前提條件:一是只適用于毆打或傷害他人,但未當場致死的案件;二是加害人具備承擔保辜義務的主客觀條件,客觀條件是具有一定的財力和人力,主觀條件是具有承擔保辜義務的愿望,“自愿”提出保辜請求。只有符合了前兩個條件,保辜制度的實施才會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康失芬的情形恰好符合保辜制度的實施條件,因此無論對康本人,還是受傷的孩童而言,依照該制度進行救治,之后觀察療效,無疑是眼下最好的選擇。

唐代保辜制度懲處的標準有兩個:一是被害者的受傷害程度;二是加害者的事后彌補程度。與此同時,對加害者在案件發生后一段期限內進行的救助,該期限要根據被害者的傷情進行判定。加害者為了能夠得到較輕的量刑,在規定的期限內會不遺余力地對造成的傷害進行彌補,尤其是很多情況下,受害人的家庭較為困難,無法負擔高額的醫療費,此時加害者的救助就能夠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從而使得被害人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提高了被害人治愈的可能性。由此看來,保辜制度不僅能夠使得被害人受到的傷害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還能夠使加害人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反思以及補救,體現了“恢復性司法”的理念。

回到本案,康失芬的意思是他想請求為兩個孩子先治療,如果任何一個不幸身亡,官府再按法律處罰自己。前面提到,康失芬也是為主人打工,他自己賠償能力有限,雇主靳嗔奴在事故發生后,也被官府抓了起來。后來雇主的家人找來了一位保人,作為申請保辜的擔保人。保人何伏昏等人也寫下狀子,表示愿意擔保靳嗔奴和康失芬,如果被擔保的人逃跑,擔保者愿意替罪即受重杖二十。最后,官府在保人的擔保下,同意保辜,并放出靳嗔奴和康失芬,但規定兩人在保辜期間,不許離開高昌縣。至此,這個案子的處理過程告一段落。

值得注意的是,判決中的某些內容在《唐律疏議》中并不存在,或與律令有著差異。如在康失芬依據律條規定請求保辜后,何伏昏等人又出具了保狀,保人不但要確保康失芬放出后身在一地而不逃匿,以便對被傷害人金兒、想子進行養護與醫治,而且還要承擔另一條款:若被保者康失芬逃亡或食言,連保之人除情愿依律代其受罪外,并愿承受決重杖二十的處罰。出現這種情形,或許是當地在長期司法實踐的基礎上進行了相應的調整,也可能是針對本案的專門補充。無論如何,這種“修正案”的形式彰顯了唐代司法的靈活性與適用性。

如何量刑

這起案件的最終執行結果如何呢?肇事人康失芬會受到怎樣的處罰呢?遺憾的是,《唐寶應元年(762年)六月康失芬行車傷人案卷》中沒有記載,但是,我們不妨依據唐朝的法律條文來進行分析。

《唐律疏議》是唐朝的成文法典,是唐朝初年的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和宰相房玄齡共同領銜制定的法律。唐律規定:“諸于城內街巷及人眾中,無故走車馬者笞五十,以故殺傷人者,減斗殺傷一等。”意思是,在鬧市區無故跑馬車的,會被處以鞭笞50下;而在人群中跑馬車導致他人死亡的,為故意殺人罪,僅比斗殺人罪輕一等,斗殺傷屬于故意殺人罪,在唐代的最高刑是死刑,比它減一等,就是流放三千里。這是唐代流刑中的最高等級,一般還有附加刑——三年“居作”,居作的意思是三年佩戴枷鎖勞動。

因為兩個孩子的傷勢還沒確定,官府采取了保辜措施。按照《唐律疏議》中“保辜”的條款,在《斗訟》中第307條明文規定:“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支(肢)體及破骨者五十日。毆傷不相須。余條毆傷及殺傷各準此。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外及雖在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他故,謂別增余患而死者。”條款的內容大意是這樣的:首先規定了毆傷人手足、他物傷人、刀刃及湯火傷人、傷人骨骼等傷害行為,保辜期分別為十日、二十日、三十日及五十日;之后規定了辜期屆滿后的不同情況以及對于侵權人的處罰措施:在保辜期之內,如果被害人死亡,則以殺人罪處罰侵權人,如被害人在保辜期外死亡或者在保辜期之內因其他原因死亡,則依照毆傷法進行處置。

按照《唐律疏議》的條款,肇事人康失芬的保辜期限是50天,也就是說,官府最終如何量刑,要根據這50天內金兒和想子的病情來判斷。如果在保辜期限內,有孩子去世了,肇事人康失芬就要以殺人罪論處;如果在保辜期限內孩子沒有去世,則肇事人康失芬以傷害他人的法律論處。如果金兒和想子中有一個孩子死亡,康失芬就會被判流放三千里。

人命關天,量刑既要有合理的評判時間,又要追求一定的效率。如何實現二者的平衡,唐朝人是怎么做的呢?案卷中多次出現了有關時間的記載,如“四日”“十九日”等,這些日期所包含的內容恰好對應了案情的審理順序。在當月四日至二十二日共計19天的時間中,“鬧市駕車傷人案”終于塵埃落定。判案時間基本吻合唐制規定:“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可見,在唐代的邊疆地區,已經實現了司法行政效率的高效與精準。

到這里,唐代這起發生在西州高昌城里的交通事故一案講完了。這并不是一起復雜的交通事故,相反,它的過程很簡單:牛車駕駛員康失芬沒有控制好牛車,撞向了街邊兩個正在玩耍的孩子,給兩個孩子造成了嚴重的傷害。肇事人康失芬通過申請“保辜”,對孩子們的傷情進行鑒定,以此作為判定自己責任的依據。看似這只是綿長歷史中無足輕重的小事件,但實際上蘊含著眾多現實性的意義。對于這起交通事故的判決是唐代法律在邊疆地區的生動實踐,也體現出唐代政府對邊疆地區行之有效的管理。

司法啟示

有趣的是,康失芬案沒有展現出的教化細節,在唐代另一樁案子中得到了體現。唐朝咸通年間,鳳州刺史盧方硋治下的百姓犯了輕罪,按照法律,盧方硋便處罰了犯罪嫌疑人。這本是場普通的案件,罪犯受到懲罰,正義得到維護,社會照常有序運行。但現實生活中難免有些意外,老天爺跟這位刺史開了個大大的玩笑。本來不重的懲罰,卻讓犯罪嫌疑人一命嗚呼。犯罪嫌疑人的妻子眼見丈夫就這么走了,心里哪是滋味。就算他做了錯事,也罪不至死。于是,犯罪嫌疑人的妻子來到官府,訴說自己的冤情,要求官府對相關人員作出處罰,為丈夫討一個公道。隨后,包括刺史盧方硋在內的一眾官員都被投進了大牢,這件事在柳仲郢的幫助下才有了轉機。

柳仲郢出身名門望族,機敏聰慧,書法家柳公權是他的叔叔。他當時擔任山南西道節度使,是盧方硋的上司。聽說了盧方硋被處理的案件后,柳仲郢認為處理結果有失公允。他認為,刺史等官員也是依法辦事,并非擾亂司法為自己牟利。倘若不仔細辨別案件的來龍去脈,只會造成更大的社會影響。再三考慮之后,柳仲郢叫來犯罪嫌疑人的妻子,開導她說:“刺史科小罪誡人,但本非死刑,雖未出辜,其實病死。”意思是,盧方硋懲罰你丈夫的本意在于治病救人,讓他改過自新,用的刑罰也很有分寸。你的丈夫盡管在保辜期限內死亡,主要原因還在于自身患病。當然,盧方硋在這件事中的責任同樣不可推卸,他的刑罰讓你丈夫遭受苦痛,難以招架病患,所以盧方硋理當受罰。

最終的結果是,“罰方硋百直,系者皆釋,郡人深感之”。柳仲郢面對犯罪嫌疑人死于獄中的情形,仔細辨別實情,依據保辜制度中“雖在限內,以他故死者”的規定,將主要責任人罰錢,其余人員全部釋放。處理方法得當,引得當地百姓紛紛點贊。

當前,我國也有“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即刑事和解制度,在學術研究領域備受矚目。刑事和解是一種運用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特殊的案件處理方式,即加害人通過與被害人及其親屬以認罪、賠償、道歉等方式達成諒解或協議,可以免去或減輕司法的定罪量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如今的刑事和解制度與古代的保辜制度有著一定的相通性。在案件發生后,加害者在法律規定的期限內對受害者竭盡全力地給予補償,在期限截止時,再對加害者進行定罪,具體的量刑要根據受害者的情況進行判定。加害者在傷害造成后是否對受害者進行補償,讓我們可以從客觀的角度推斷出加害人是否在主觀上真心悔過。

從前面所講的鳳州刺史盧方硋的事例中可以看出,保辜制度不僅適用于百姓,還適用于官員。這對官員判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得憑借個人喜好隨意判罰。這實際上也是對官員權力的監督和約束。盡管唐朝社會存在專制主義,但在具體司法實踐上卻體現出一定的民主色彩。

儒家思想中有“和為貴”的理念,要求人與人和睦相處,提倡用和解的方式化解矛盾和糾紛。保辜制度是古代司法智慧與儒家“和文化”的結晶。在保護被害人利益的同時,也有利于加害人事后補救以減輕自身責任,同時有利于化解矛盾,減少沖突,整體上維護了社會秩序。在醫療條件和證據制度不發達的中國古代社會,實行保辜制度可以把人身傷害與責任挽救有機結合,這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鑒意義。中國古代的保辜制度與現在的刑事和解制度都強調了對受害人進行保護、對加害人賦予悔改機會,以達到平穩修復社會關系的目的。

(本文摘自蔣愛花著《大唐謎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

    責任編輯:鐘源
    圖片編輯:張穎
    澎湃新聞報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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