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上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與上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基金會聯合舉辦了第二期“提振消費維護權益”大講堂?！奥殬I索賠現象對消費信心與營商環境的影響”成為討論的熱點話題。

據披露，上海去年職業索賠投訴量高達24.6萬件，近8000人年投訴量超過10件。更奇葩的是，有人在一年內以“無證拍黃瓜”為由向1372家餐飲店提出高額索賠！

其實，之前“拍黃瓜”的爭議不斷：有火鍋店因為賣“拍黃瓜”被重罰1萬元；之前“涼皮放黃瓜絲被罰”還上過熱搜；湖南株洲一對父子曾舉報當地飯館“拍黃瓜”竟然49次，相對于這個舉報1372家餐飲店“拍黃瓜”的人，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

“拍黃瓜”之所以成了“職業打假人”最愛舉報的項目，是因為這雖然是一個家常菜，但是之前屬于食品監管中“冷食類食品、生食類食品”的特殊類目，而需要辦理專門的食品安全許可，對餐館提出了擁有不低于5平方米的制作涼菜的專間等高門檻。所以，在之前，對小飯館賣“拍黃瓜”是“一告一個準”，而按照《食品安全法》餐館可能面臨動輒數千乃至上萬元的重罰。

顯然，之前既有法律的宏觀規定和餐飲企業的實際運營之間產生了不小的落差，而這種落差又被“職業打假人”惡意利用。結果就是普遍性違法、選擇性執法、要挾式舉報之間的惡性循環。為了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去年7月12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專門公布了《食品經營許可和備案管理辦法》，其中對拍黃瓜、泡茶等簡單食品制售行為，作出了簡化許可的規定。贏得民間一片叫好聲，被贊為“解放了‘拍黃瓜’”，這也讓很多“職業打假人”不能再借黃瓜生事。 

“職業打假”淪為敲詐商家的灰色產業

要強調的是，目前“職業打假人”群體已經完全背離了消費者維權的初衷，不再是普通公眾認識當中的那個“白衣騎士”“市場啄木鳥”，相反“職業打假”已淪為專門敲詐小微經營者、綁架執法者、敗壞營商環境的灰色產業。

從舉報對象上看，他們舉報的往往是一些和商品、服務質量關系不大的“規則瑕疵”，諸如：舉報商家在廣告當中用了“第一”、“最”等字眼的“絕對性用語”；舉報“拍黃瓜”“包子鋪賣豆腐腦”等“超范圍經營”；舉報農家加工的農產品沒有生產日期和標簽，等等。這些“違法”很多只是技術瑕疵，本來通過執法機關一線指導、警告糾正就可以改正的，但是，“職業打假人”還是選擇借機牟利。

之前重慶農婦網上賣自家做的扣肉，有人故意下單150份之后，又起訴其為沒有標簽的“三無產品”，一度法院判農婦要賠償5萬元，引發了很大爭議。今年年初，某地一家包子鋪因在外賣平臺賣豆腐腦，被市場監管部門認定超許可范圍經營，罰款15000元，當時央廣網刊文提醒“法治的底色是世道人心”，對處罰的公平性提出質疑，而這背后是“職業打假人”海量舉報當地包子鋪等點心店賣豆腐腦、豆漿的問題。

據這次上海市市場監管局的披露，目前舉報中排名前兩位的問題分別是廣告違法行為（占34.79%）和不正當競爭行為（占31.11%）。所謂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所謂使用“絕對化用語”的情況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也就是大家熟悉商家使用了“最好”“第一”“領先”之類的“絕對化用語”，這些表達雖然形式上有違《廣告法》，但是可以通過執法談話來改正，也可以適用“輕微違法首違不罰”，并沒有嚴重的社會危害。

商家、執法機關因被舉報者反復糾纏攀扯而搭上了很大的精力，結果就是商家（特別是小微商家）戰戰兢兢，甚至很多網店一刀切地屏蔽“最大”“第一”等用詞，連書的“第一章”都要打馬賽克。 

“職業打假”嚴重占用執法資源

據披露，2023年上海市職業類索賠類投訴數量達到了驚人的24.6萬件，其中年投訴量超過10件的投訴者有近8000人。更早的數據是，2014年，原上海市工商局12315系統共接到職業打假類訴求867件，占當年投訴舉報總量的1.9%；2018年上半年職業打假類訴求達到61939件，占同期投訴舉報總量的30.6%。

從數據上說，“職業打假”的數據飆升，已經嚴重占用市場監管部門的有限的執法資源以及相關司法資源，讓執法單位不勝其煩。像有人舉報1372家餐館“拍黃瓜”，可以想象因為這種舉報耗費了多大的執法資源，而這些執法資源原本可以投到與民生相關、與食品安全相關的執法領域，現在卻被個別“職業打假人”牽著鼻子走，執法機關事實上當了舉報人的“工具人”。

不僅是上海面臨“職業打假”的騷擾、糾纏，這也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據天津東麗區市監局的披露，去年該局的政復議幾乎均為職業打假人申請。2023年，四川德陽什邡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發布了《關于對惡意投訴舉報行為的告誡書》，提出對于利用投訴舉報進行敲詐勒索、威脅恐嚇等涉嫌違法犯罪的行為，將及時移送公安機關，依法追究惡意投訴舉報人的責任等。2022年，江西宜春市專門出臺了《宜春市關于規范職業投訴舉報行為 營造“四最”一流營商環境的實施辦法》。 

治理“職業打假”，鬧劇該收場了

如前所述，“職業打假人”糾纏舉報的往往是“拍黃瓜”“賣豆腐腦”“絕對化用語”等瑕疵，可以說這些舉報和民生福祉、真正的消費者權益已經南轅北轍，相反這些舉報被落實之后，一旦適用行政處罰，必然導致“小過重罰”的尷尬結局。

結果就是，打假人賺得盆滿缽滿，執法者不勝其煩，留下一堆“賣拍黃瓜被重罰”的極端個案，政府公信受損，法律尊嚴蒙羞，經營者戰戰兢兢，市場營商環境被破壞，簡政放權的政策紅利被“截胡”——全社會輸了，贏的只是職業舉報人。

“職業打假人”能興風作浪，背后的原因很復雜。

一者，現行的不少法律規定過于原則、籠統，和現實的經營環境有一定的脫節，這讓很多“職業舉報人”打著法律的幌子實施敲詐。像“涼皮里面放黃瓜絲”本身就不宜適用《食品安全法》當中有關“冷食類食品”的特殊監管規定。這需要進一步細化執法標準和流程。

二者，個別執法機關沒有精準把握“輕微違法首違不罰”、過罰相當等的原則性規定，機械套用法律，讓“職業舉報人”有機可乘。

三者，社會對于“職業打假人”負面影響，尚沒有形成廣泛共識，不少人還是相信“職業打假人”的所謂“積極作用”，導致執法部門難以下決心果斷處置。

要讓市場監管標準回歸民間，回歸群眾的真實訴求，執法不能再被“牽著鼻子走”，要杜絕普遍性違法、選擇性執法和要挾式舉報之間的惡性循環。

一者，要精準厘定“職業打假”的法律性質。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知假買假”行為性質認定類案裁判規則匯總》，明確了“職業打假”構成犯罪的情形，如果索取的賠償數額超過了合法權益范圍或合理范圍，或者索賠多次且數額較大的，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且使用欺詐、脅迫等手段的，那么就構成了敲詐勒索罪。如果“知假買假”構成刑事犯罪，就絕不能姑息。

二者，要進一步完善行政執法標準，包括區分牟利性索賠與一般消費維權行為、分類分級適用懲罰性賠償以避免“小錯大賠”、全鏈條落實過罰相當原則，要堅決杜絕“小過重罰”的極端個案，絕不能讓執法成要挾商家的道具。

三者，完善舉報獎勵機制，特別是利用數智技術加快建立跨部門共享的投訴舉報異常名錄等，將“職業舉報人”剔除出正常受理舉報的范圍。

“職業打假者”就不是消費者，不應該適用消費者維權的規則；打假不應成為一門“灰色生意”，更不能綁架執法部門。1372家餐飲店被舉報“無證賣黃瓜”，這種鬧劇該收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