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進棺材，一聲長嘆。黃色紙花被一一放入棺中。“辛苦了，謝謝你所做的一切。”伴著周遭最后一句話語，棺蓋緩緩合上，光亮消失，這個世界倏然寂靜。

想要如何結束這一生？這一題在黑暗中縈繞。

不知過了多久，村田打開棺蓋問：“感覺怎么樣？”我睜開眼，一時很難概括感受，脫口而出“活著真好！”村田笑著說，“死亡意味著什么，我們聽過很多種說法，但是當自己躺進棺材或許才有實感。”

在東京都森下車站附近的巷子里，打開一扇門爬上狹長的樓梯，暗藍色燈光中有一個小吧臺，幾位中年人圍坐著喝酒聊天。在吧臺角落的高腳凳坐下，打開菜單簿第一頁，寫著“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公開談論‘死亡’，并以此思考我們的生活方式呢？”

今年2月，村田開了一家名為mementomori的飲食店，拉丁語中意指“勿忘終有一死”。看起來像是酒吧的小屋子包羅萬象，擺放著棺材、各式骨灰罐、祭品等，為顧客提供“入棺體驗”。這并不是村田的一時興起，在此之前她一直從事海葬工作。

村田展示她從世界各地帶回的骨灰壇、祭品等。

過去十多年，村田接觸的多是人們已化為骨灰的狀態，她越來越想知道這些人生前過著怎樣的人生、如何選擇生命結束的方式。“我希望能在他們活著的時候就相識，毫無禁忌地討論自己希望如何迎接生命的終曲。所以我想創建一個可以任意討論這些問題的地方。”于是便有了這間以“終活”為主題的飲食店。

“終活”作為日本的自創新詞，通常被解釋為臨終活動，2009年首次在日媒報道中出現，當時正值日本總人口數達到峰值開始下跌，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過22%，圍繞如何終老的關注度持續走高。3年后，“終活”一詞躋身日本流行詞前十，有了更進一步含義——“以自己希望的方式為生命終結做好準備”。

少子老齡化加速的背景下，“終活”在日本引發的持續性討論炒熱了殯葬、遺產繼承、養老看護等行業，帶動了一整個產業的逆勢成長，各地政府也開始發布新政應對“終活”需求。今年3月，東京都發布了《東京居住“終活”指南》，重點解決老齡人口的空置房屋問題，還為都內各區市村町提供財政補貼，幫助設立“終活”支援窗口，提供臨終醫療、立遺囑、遺物整理等咨詢服務。

在東亞社會的金融資產老齡化趨勢下，養老商機顯露。但對已經進入“超老齡化社會”的日本而言或許更為特殊，不限于養老，深植于這片文化土壤的生死觀、家庭紐帶、人生準則等，使“死亡”逐漸變成一件可以接納、預期、且非完全負面的事情。

“想要以即使明天離世也可以的心態活到最后一天。”

“抹去有關我的所有痕跡之后，利落地和大家說再見。”

“希望不給任何人添麻煩地長眠而去。”

…………

顧客寫下的臨終想法。

在村田店里，一一閱讀過往顧客們在墻上寫下的對人生終點的種種想法，我想象著他們的生活狀態。那一晚，入殮師木村光希也在場。他說，“因為工作的緣故面對了很多人的死亡，想說的是人都會死，不論年紀、健康與否，都有可能在明天就告別世界。為了讓自己不后悔，珍惜與周圍人的關系，要好好說出‘謝謝’、‘對不起’這樣的話。”

“我希望像貓一樣自由自在地生活，像貓一樣悄無聲息地離開。”村田道出自己的心聲，并把這個問題拋向我。我草率地寫下一個答案貼到留言墻上，以此為契機和一些與死亡相關行業的從業者一起思考，在度過一生后，我們如何走向生命的終點。

海葬心愿

見到村田時正值東京櫻花盛放的季節，坐在mementomori的小包廂里，身后書架上都是關于死亡的書籍。十多年前也是在這樣的季節，她突然得知母親的生命所剩時間只能以周計數。

Mementomori的圖書架。

青春期時與母親的關系鬧得很僵，村田高中畢業離家之后幾乎沒有回過老家。“直到母親倒下住院，最后的9個月里，我每天都去醫院，那段日子和她說了一生想說的話。”村田在病床邊盡量避免說到死亡的話題，但是有一天母親對她說“不想進墓地，把我撒在海里，就伊江島吧（沖繩群島中的一個島嶼）。”

村田想起母親過去也說過這樣的話，但在那一刻體會到的是它作為遺愿的分量。她想問不愿入葬家族墓地的詳細原因，但看著備受疼痛折磨的母親回答說：“知道了，現在不要想這些，要努力治病。”村田可以理解的是，生物原本的姿態就是歸于自然，對母親來說傳統墓葬不是一個可以安息的地方，但是父親猶豫不決，他不能接受將母親的骨灰撒向大海，希望葬入家族墓。

和許多亞洲國家一樣，日本歷史上長期強調父權家長制的家族觀，長子不僅繼承家業，也繼承“家族之墓”，即使在戰后這一傳統也仍然留存。然而，如今的家庭形態多種多樣，人們一生中可能會變更居住地，維護和管理家族墓地變得困難。而且少子化導致單身人口增加，在年輕人當中家族之墓的觀念日益淡薄。

為了滿足母親的遺愿，同時尊重父親的傳統觀念，村田和妹妹當時決定將母親的骨灰一部分撒入大海，一部分葬入父親的家族墓地。21世紀初，海葬在日本并不常見，她查詢后發現，在“墓地和葬禮等相關法律”中，并未考慮到骨灰播撒這種葬禮方式，也沒有針對性的規定。于是她聯系了在沖繩的殯葬公司和熟識的潛水船進行了海葬。

于是在母親去世后，村田創設了一家專門提供海葬服務的殯葬公司，購入了一艘船。那時候，海葬概念才剛進入日本，一切從頭開始。在村田的印象中，許多人乘船出海時才第一次完全袒露自己對逝者的感情，也許上船時還心情陰郁，但在下船時都變得開朗了一些，自然的力量或許有治愈心靈的效果。

在經營海葬公司的這些年里，村田感受到現代日本人對遺體去向的擔憂和期待，在她看來，日本傳統的家族墓葬體系面臨著系統性崩潰，就像養老金問題一樣。那些沒有后嗣的人、正在經歷離婚或再婚的人，以及那些擁有與眾不同生死觀、想回歸自然的人，都希望以符合個人風格的方式離開這個世界，并以什么方式被后人紀念或遺忘，包括海葬、樹葬、永代供養墓（墓地或公墓管理人代表死者家屬提供追悼服務和管理的墳墓）等。

倘若拋開個人意愿，老齡化社會的現實也在沖擊著日本葬儀系統。日本二戰后嬰兒潮時期（1947年至1949年）出生的約700萬人正在邁過75歲門檻，加速助推死亡人數遠高于出生人數的“多死亡社會”。2023年日本全國死亡人數突破159萬人，是2000年的1.65倍，也因此在人口稠密的都市區域出現“火化等待”問題，火葬設施的數量跟不上死亡人數的攀升。盡管地方政府迫切需要修建或更新殯儀館、火葬場，但往往遭到周邊居民的反對。

努力活在當下的現代人或許不會去想也不愿去想身后事，而木村光希從小就看著父親對死者進行入殮儀式，更早認識生死之事，對入殮師這個職業也產生了自然的興趣和敬意，大學畢業后繼承了父親的事業，并很快自立門戶，創立了入殮師學院和葬儀公司，而他本人直到現在依然做著入殮師的工作。

“在進行入殮儀式的過程中，我會重新感受生命的尊嚴和人一生的重量。”木村光希說道。

審視與死亡打交道

過去，日本殯葬業的具體工作內容鮮為人知，直到日本電影《入殮師》在2009年奪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獎，入殮師的職業才在社會上獲得了廣泛認可，也是在那時，木村光希正式成為一名入殮師。

木村光希

一般而言，后事是以遺體處理為中心的事宜，但在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文化圈，僅僅處理遺體是不充分的，顯得對故人不夠尊敬，通常要進行追悼，對葬儀傾盡全力，其中入殮儀式是重要一環。

木村的主要工作是為逝者進行最后的儀容整理，包括清潔遺體、更衣、縫合傷口、化妝等，使逝者在告別儀式中保有尊嚴和美好的形象。由于逝者的容貌會迅速變化，需要仔細處理每一個細節。木村說，在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同時，會想象著他們是如何被家人和朋友們深愛與尊敬，也會提前聽取家屬和朋友對逝者生活片段的回憶，并根據這些信息將逝者重視和喜歡的事物反映在葬禮上。

成日與死亡打交道的入殮師，與專業技能同等重要的是體貼入微的關懷，同時還需要極強的心理承受能力。木村盡管從小耳濡目染，也有情緒失控的時候。

“我會盡量不讓自己的情緒流露出來，但當我看到在葬禮上失去孩子的父母痛哭流涕，無論我多么努力控制自己，眼淚還是不由自主地流出來。”與他們一起悲傷并不是木村的職責，但他也不想讓自己像機器人一樣，完全沒有情緒。“我還是會保留對死亡的悲傷和恐懼，同時冷靜地完成我的工作。情感和冷靜之間的理想比例應該是2：8，會盡量避免給遺屬帶來負擔。”

有時候，逝者肢體殘缺或容顏嚴重受損的情況下，并不適宜讓親屬面對面告別。木村會悉心解釋原因，但也經常感到言語的蒼白，找不到合適的話語安慰。“失去親人的家屬會非常痛苦，最重要也最困難的是理解和貼近他們的心情。”

作為令和時代的入殮師，木村就明顯洞察到自己與父親那一代工匠的不同。“在父親的時代，葬禮的風格和形式相對固定，入殮儀式也按照固定的步驟進行。我發現越來越多人要求個性化的葬禮，以滿足逝者及其家屬的愿望。在技術和動作方面，現在對入殮的品質要求更高。”在他看來，入殮師這一職業在未來將變得更加重要，伴隨著老齡化加劇，人們對死亡的接納度越來越高，認知也將越來越深刻。

村田也認同，大家至少應該思考人生以何種方式畫上句號，這是“終活”的一種，將有助于更從容地面對余生。而“終活”具體包含哪些內容并無清晰界限，可以是精神心理層面、知識層面、也可以是整理財產、準備葬禮和墓地等具體的行動。

在日語語境中，“活”作為詞匯后綴，有時不單純是“活動”本身的意思，而是以某事為目標做出的努力，比如“就活”（為找工作進行的活動）、“婚活”（為結婚所進行的活動），背后可能是社會環境和生活方式的變化，使原本理所當然的事情變得難以實現，需要額外的努力，而這當中也孕育出巨大商機，為這些“活動”提供專業知識和幫助將帶動一整個產業的活躍。

村田稱，她創立的海葬公司已經被一家主營“終活”業務的上市企業“鐮倉新書”收購，鐮倉新書首席運營官小林史生對澎湃新聞說：“（終活）市場非常大，可能是以萬億日元為單位的級別。”

我將信將疑地去探索“死亡”中的潛在市場，“終活”商業模式號稱從解決社會問題中獲利，背后是人口結構巨變給經濟發展帶來的新浪潮。

生命盡頭的商機

“鐮倉新書”的前臺只有一臺觸屏設備，輸入聯絡人和訪問者信息后，系統自動呼叫相對應的員工接待。難以想象這樣一家創立于昭和年代的日本企業，最初以出版佛教類書籍為主要業務，幾經改革和轉型做起了電子商務，目前依托互聯網平臺提供與“終活”有關的信息服務，截至2024年1月的財年銷售額達到58億日元。

小林史生介紹，日本喪葬市場的特點是“不透明”，客戶很難摸清當地的市場行情，自己作為第三方機構的優勢是，可以根據客戶的預算和需求去匹配相應的服務。全國范圍內可以立墓碑的地方很多，可能有過萬處場所，其中既有寺廟、公營靈園等價格適中的選擇，也有比較昂貴的私營墓地，還有一些有別于傳統的深海葬、森林循環葬等，另外還有省略守靈、葬禮等各種程序直接火葬的“直葬”方式。隨著時代發展選擇越來越多樣。但是多數客戶不了解全貌，信息是非對稱的。近十年，像“鐮倉新書”這樣的“終活“公司大量涌現，負責幫客戶挑選和對接相應的服務供應商，達成交易后從供應端收取中介費用。

21世紀初期，“鐮倉新書”只提供最基礎的墓地、葬禮相關信息和匹配服務，彼時殯葬業規模有限，從2019年開始大邁步，拓展了“逝后手續辦理”、“養老看護”、“遺產繼承”、“遺物整理”等不同領域的咨詢業務。目前與其合作的葬禮公司大約有6000家，墓地有大約1萬個，養老看護設施大概有7500到8000個。這也側面反映出“終活”市場的迅速擴大。

根據日本人口統計，過去兩年，每年死亡人數為150余萬人，這個數字預計到2040年將增加到167萬。這意味著需要舉行的葬禮以及去世后的服務需求將會增加。小林史生認為，數據證實“終活”是一種顯性需求，只是這個概念尚未普及。

圍繞“終活”，日本媒體在2023年對50至79歲的2000名日本公民進行民調，76.8%的受訪者認為有必要進行“終活”，主要理由是“不想給家庭添麻煩”，他們當中超半數已經在實踐，最主要的活動是準備墓地，其次是整理和購入保險。

小林指出，離世帶來的困擾主要分為三類，分別是與金錢、健康和人際關系有關，墓地和葬禮等服務是出自處理人際關系的角度。從未來市場的角度來看，解決金錢問題的服務將變得越來越重要。這包括遺產繼承、房地產、保險和金融產品等。

當下，日本社會存在很多有關臨終的社會難題，比如孤獨死的空置房屋、無人問津的墳墓被遺棄，老人患癡呆癥無法自主支配財產等。東京都今年3月發布的《東京居住“終活”指南》，就是旨在解決老齡人口的空置房屋問題。

東京居住終活指南

東京都住宅政策本部的福田向澎湃新聞（www.kxwhcb.com）介紹，東京都空置房屋目前為81萬套，空置率為10.6%。房屋空置被視為一個非常大的行政問題，日本中央政府、都道府縣、市町村正在推動與民間組織合作，具體工作由各自治體來主導，包括調查空置房屋后制定對策，改造地區振興和咨詢系統。

福田指出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東京各區中世田谷區的空置房屋最多（5萬套），這是東京都23個區中人口最多的區，但因老齡化率迅速上升，導致住宅空置。此外，在世田谷區等房產價值較高的地區，繼承人在進行財產分割時容易出現分歧，導致難以完成房產繼承，出現很多無人管理的空置房。

隨著日本老齡人口的膨脹，65歲以上人群掌握的財富比例不斷增加，出現“金融資產老齡化”的趨勢。根據日本統計局和總務省數據，2022年日本65歲以上的人口比例約為29%，60歲以上人口持有的金融資產占全體的比例超6成，65歲以上工薪家庭（兩人及以上）2022年平均每月儲蓄11萬日元，是10年前的三倍多。

“如果65歲以上的人不消費，日本的經濟就無法活躍起來。”小林認為，65歲以上傾向于儲蓄的老人當中，很多人對未來不安，如果可以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對日本經濟來說至關重要。

然而，目前日本“終活”企業的規模和服務質量參差不齊。據日本埼玉縣消費者事務支援中心統計，2021年至2023年三年間，該中心接到有關“終活”服務的消費問題咨詢超過500起，相關企業資質存在問題。

日本醫療、護理、福利非營利組織“24只眼睛”理事長山崎宏撰文呼吁，不要盲目跟風“終活”熱潮，該領域的所謂專家和顧問，其專業資質存在差距。在醫療和福利咨詢領域，獲得日本國家層面資格認證的是專業人士被稱為“社會福祉士”，一般需通過國家級考試或從專業院校畢業。而私營企業咨詢服務的專業性有待考證。

不過，日本地方政府與民間“終活”企業合作的支援形式正在推廣，一定程度上篩選出了具有保障的高品質服務。在東京都江戶川區，區政府與私營企業合作，從去年夏天開始在區役所設立了一個“追悼角”，無償幫助遺屬為離世親人辦理各種手續，減輕他們的焦慮和不必要的負擔，提供所需的咨詢、指導和接待。

來到“追悼角”，不同于其他辦事窗口，設有半封閉式的隔間以保護隱私。隔著一層玻璃，青木作為咨詢接待員出現在視野中。

直面無常

“做這份工作，我經常收到感謝的話語，其實我很感恩大家讓我有機會為他們做些什么，但是因為工作內容的特殊性，我卻無法說出感謝。”在東京都江戶川區役所，負責“追悼角”咨詢工作的青木對澎湃新聞說，死者的遺屬要為逝者辦理很多手續，據說日本有些地方復雜的話多達40多道手續，在各個部門之間轉來轉去很麻煩，所以設置窗口的主要目的是告訴當事人，需要按怎樣的步驟辦理哪些手續、攜帶哪些材料。

東京都江戶川區區役所內的“追悼角”。

在“追悼角”工作尚不滿一年，仍有一些咨詢者給青木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想起這個窗口剛開設的時候，有一位和她年齡相近的中年男士，身有殘疾的妻子去世了，要辦的手續比普通人復雜的多。“這位男士傾訴說，他很感激在照顧妻子的過程中與很多人建立了珍貴的聯系，也學到了很多東西，現在這些后事算是妻子留給他的功課。他的女兒還說，會盡全力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不讓母親感到羞愧。”青木說，其實，許多死者家屬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消極，他們的樂觀精神令人感動。

青木還記得有一位女性帶著女兒一起到“追悼角”，要為丈夫料理后事。“實際要辦的手續很少，我告訴她可以不用特地預約趕來，但是她說一定要來，因為想要給女兒傳遞她父親‘活過的證明’。”這是一個人一生中最后要完成的手續，之后便與這個世界了無關聯。于是青木接受預約，并按程序作引導。

除了逝者遺屬之外，她也接觸過一些老人獨自前去為自己咨詢，“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被打擾，所以經常來向我們尋求建議，這種情況很多。”

在區役所從事這樣一份工作看起來并不光鮮，但青木甘之如飴，她本身對斷舍離比較感興趣，工作也促使她對人生有了更多領悟：“如果我突然離世，也不想給家人添麻煩。未來是未知的，更加堅定了我享受當下的決心。”

正如日本古典文學《平家物語》所傳達的“諸行無常，盛者必衰”的無常感，一切事物瞬息萬變，生老病死也同樣無可逃避。尤其是在自然災害多發的日本，屢經災難的他們對“無常”表現出了多一分的理解和接受。這種觀念影響著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追求“盡可能地活在當下”。

提及日本人的生死觀，很多人立即想到的是“切腹”殉死。民俗學者五來重在《日本人的生死觀》一書中指出，平民百姓的生死觀有其自身的特征。以菊花為象征的貴族文化、王朝文化，以刀為象征的武士道文化，或多或少殘留在日本人的精神之中。但是不同于“菊”與“刀”，在普通平民看來，“死后靈魂和肉體分離，前者去往另一個世界，靈魂不滅并有再生的信仰。”日劇《重啟人生》中的情節正是上述生死觀的一種戲劇性反映。

長久以來，一定程度上受到佛教傳入的影響，死后投身于極樂世界是部分日本人生死觀的一部分，因此他們對死亡予以了一些積極的意味。但是對于日本而言，“多死亡社會”的到來將對原有的社會體系和認知造成沖擊，引發一場范式轉變。

“人們無法選擇自己的出生時間，如果可以選擇死亡時刻該多好。 我想，如果我能決定自己如何離世會比較安心，所以沒有絲毫猶豫。”在兩年前上映的電影《歲月自珍》中，一位日本老年女性在電視中微笑著為政府推出的“75歲方案”做廣告，這一方案為75歲以上的老人提供提前走到人生終點的選擇，簡單來說就是75歲以上可選擇安樂死。

盡管這一政策是虛構的，但其中描繪的社會現實并非都是虛構，無力負擔生活重壓的高齡者、在老齡化社會中躊躇的年輕人、竭盡所能應對老年負擔的政府，正是日本社會現實的一個剖面。

圖片來源：電影《歲月自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