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1724.4.22-1804.2.12）是德國最偉大的哲學家，以一己之力改變了十八世紀德國哲學的面貌；更重要的是，他為世界哲學史開辟了一個新時代。日本學者安倍能成曾說，康德哲學是蓄水池，之前的哲學都流向他，后來的哲學又從他這里流出。我國著名的康德學者鄭昕也留下了一句廣為流傳的格言：“超過康德，可能有新哲學，掠過康德，只能有壞哲學。”時至今日，康德仍是“活的思想家”，他的理想主義可以看作是應對當今時代平庸化的一劑良藥。在2024年——康德誕辰300周年，逝世220周年——澎湃新聞同中國康德學會共同策劃，將陸續發布對世界各地資深康德學者的深度訪談，再次挖掘這位哲學家的光輝精神以及對于現今世界的意義。

【訪談按語】

關子尹是香港著名哲學家、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他1951年出生于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學取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后，在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DAAD）的資助下負笈德國波鴻魯爾大學（Ruhr-Universit?t Bochum），師從黑格爾檔案館主任奧托·珀格勒（Otto P?ggeler）教授，于198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后在臺灣東海大學任教三年，嗣后即返回香港中文大學，歷任講師、高級講師、教授及講席教授，并兩次出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系主任。關子尹教授于香港中文大學創立了人文電算研究中心及現象學與當代哲學資料中心，并長期擔任中心主任。2016年，關子尹教授正式榮休，榮休前哲學系為之召開了兩天的學術會議，并邀請關教授發表題為“十年磨一劍”之榮休演講。是次榮休會議及演講為哲學系創系至今首次為教員舉辦之大型榮休紀念活動，足見關教授在學術界德高望重之典范。

關子尹教授畢生治學嚴謹，學貫中西，享譽國際哲學界。關教授學術興趣廣泛，見識淵博，尤精于康德哲學、德法現象學以及漢語和漢字相關的哲學問題。關教授一生著述頗豐，迄今共發表多部專著及近200篇學術論文，另有譯著、編著和雜文若干，其中代表作有Die hermeneutische Ph?nomenologie und das tautologische Denken Heideggers（《海德格爾的詮釋現象學與同一性思維》）、《從哲學的觀點看》《語默無常：尋找定向中的哲學反思》《徘徊于天人之際：海德格的哲學思路》等。關教授于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執教過不少科目，如“哲學概論”“西方哲學史”“康德”“海德格”“語言哲學”“現象學”等，俱廣受師生歡迎，不少學生甚至學者都曾選修或旁聽其講課，課堂每每座無虛席。關教授桃李滿門，教學孜孜不倦，深受學生愛戴。香港著名作家梁文道、學者周保松、劉創馥、梁家榮等均師承關教授。

2019年，關子尹教授受邀前往北京大學參加“康德哲學與人類未來”國際學術研討會并作主旨發言，當時就讀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專業的碩士生顧永龍在會議期間對他進行了專訪，以下是近期由關教授親自改定的文稿。

關子尹

一，關子尹教授的求學之路

關子尹教授是香港著名的哲學家、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有趣的是，他在大學本科首先修讀的是生物學，后來才選擇哲學作為專業，個中原因是什么呢？

原來可追溯到關教授在皇仁書院就讀中六課程的光景。當其時，皇仁大部分的醫科班生和近半的理科班生最后都會進入香港大學醫學院修讀。那時關教授讀的是理科班，但由于學習興趣已經相當廣泛，故成績雖是上游，已經很清楚將來不打算當醫生。莫非關教授對醫學沒有興趣嗎？非也！事實上，興趣廣泛的關教授表示，自己不僅對理科，而且對醫學也有相當大的興趣，只是不愿以醫生為終生職志，所以最后采取了一個折衷的方法，在一年后離開皇仁書院，考進了香港中文大學選擇生物學作為專業。后來，由于在大學里認識了不少朋友，在不斷的相互砥礪和交流的過程中，發現真正適合自己的其實是哲學，加上自己在中學的時候早已對哲學有一定的興趣基礎，而當時生物系的系主任了解情況后也鼓勵關教授更換專業，所以，關教授最后便選擇了哲學。

畢業后到外國負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許很多哲學專業的學生都會對此有所共鳴，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關教授到德國攻讀博士呢？當中的故事又是怎樣的呢？

關教授表示，那時不少香港學生都會選擇到英語國家留學，他卻選擇了不同的道路。關教授很早就對德國哲學感興趣，雖然他在大學第三年和第四年的時候已經開始學習康德哲學，但總的來說，他在本科的時候讀得較多的還是英美分析哲學。后來，他逐漸感到歐陸哲學在探求問題根本方面，能給予自己更大的知性滿足，因此，在權衡再三后，終于決定在研究院專攻康德和黑格爾哲學。關教授談到自己在研究院第一年的時候就撰寫了關于康德的文章，而且完成和發表了自己整個哲學生涯的首兩篇正式的哲學論文，分別以康德的第一批判和第三批判為研究重點，在研究院第二年的時候，才專研黑格爾。

伴隨著德語的學習與加強，也促成了他日后前往德國攻讀博士。

關教授表示，雖然自己從大學本科二年級開始學習德語，但那時根本沒有想到，將來終于會負笈德國的，而且當時尚有其他有興趣的課程和哲學家的思想可以研究。不過，隨著德語能力的加強，和對德國哲學興趣的加深，和最重要的，是留學德國這一條聽起來那么“另類”的道路很符合關教授攻艱取難的性格，所以最后便順理成章地便到德國繼續學習。

不少到德國留學的學生，也許一年會回家一次。關教授又如何呢？

關教授原來對自己許下一個承諾，以此鞭策自己：是若未能完成學位，便誓不回香港。關教授表示，當年人在異鄉和前途茫茫，內心總不免有少許不安，自己在剛到德國的最初幾個月，每當聽到中國音樂，便會觸動鄉愁。不過，當課程開始后，由于要應付各種智性上的挑戰，便再沒有時間和心力去想其他事情了，唯有一往直前。結果，關教授真的一讀便是五年，直到攻博完成，才賦歸途。

二，康德哲學的重要意義

2019年在北京大學舉辦的康德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為“康德哲學與人類未來”，關于康德哲學的根本特點、它對于當代乃至人類未來的發展有什么意義和價值無疑是難以回避的重要問題，作為其中一位著名的德國哲學研究者，關教授對此又有什么看法呢？

關教授開宗明義指出，康德哲學的根本標志在于它對于理性的尊重、對人格的塑成有所要求、對義務和道德自律的說明具有相當“平正”的理論立場，它猶如一條引導人類文明朝向理性發展的康莊大道。康德哲學的概念技術和系統論述具有足夠的深度和高度能夠幫助人們建立起哲學修養。康德哲學在議題涉足方面雖然非常廣泛，幾乎涵蓋了人類的主要關注，但康德并不希望人們只做一個技術上的“智匠”（Philodox），而是要做一個“哲學家”（Philosoph），一個“哲學家”不可以抽離世界而只駐足于概念世界，而需要回到現實世界當中，努力尋找自己能關注的議題，并在特定的處境之中積極地運用自己的哲學理性。因此，對于研讀哲學的學生而言，無論終于要研究什么重點，在進入自己感興趣的議題之前首先研究康德哲學是相當不錯的預備。

康德哲學闡明了道德責求和人類自我塑成的重要性。

關教授指出，康德在《實用人類學》一書中談到人類學可以區分為physiological和pragmatic二者，前者探討自然界孕育出來的人是如何受到自然界的規定，而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后者則探討人能如何塑成自己去做一個怎樣的人。關教授指出，這一點對于人類未來的實踐具有啟發的意義，因為康德闡明了，即便人們受到種種掣肘和處于惡劣環境之下，也不要覺得自己被完全決定而陷入無所作為，而要鼓起自我決定的勇氣，自己決定自己做一個怎樣的人。就此而言，關教授指出，康德哲學并不是一套純粹研究概念的哲學，而更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

從關教授負笈德國求學到現在已經四十多年，整個華語哲學圈對康德哲學的理解也不斷變化，關教授在轉變的趨勢當中也注意到一些頗值得深思的現象。對于時下一些明星式的哲學家提出的各種新潮和時髦議題，關教授坦言自己一向很少關注，自己更傾向于以文本和自己關心的學術議題為依歸。

就總的發展趨勢而言，關教授認為整個華語哲學圈對于康德哲學的興趣日漸濃厚，而研究方法也漸趨于豐富多樣。他觀察到近年不少研究歐陸哲學的學人開始利用英美分析哲學的方法論和概念，甚至出現了“分析的康德”“分析的黑格爾”的研究路徑，關教授認為這無疑加強和補充了以往的康德和黑格爾研究，是很好的發展。不過，關教授表示，年輕一代在學習哲學時需要謹慎，切忌純粹因追逐最時髦的學術思潮而迷失了治學的方向。在研究康德哲學的道路上，人們為了解決某個哲學問題，也許需要重點專攻某個技術性的關節，關教授認為人們在力求跟上當下的概念技術高度時，亦不要讓自己迷失在諸多技術細節之中，因而忘了康德哲學、甚至哲學本身的終極關懷，千萬不要“見樹不見林”，只見到康德哲學的局部學說，而見不到其恪守理性自律、重視人類尊嚴，和倡導人類社會走向啟蒙等基本精神面貌。

關子尹譯著《論康德與黑格爾》

研究康德哲學的方法論和概念日益豐富，這與上世紀眾多現代思潮有密切關系。上世紀，歐美學界先后誕生了不少現代哲學思潮，這些新的思潮難免與古典哲學，特別是康德哲學產生思想碰撞，在一連串的思想的交鋒中，康德哲學處于什么位置呢﹖

關教授指出，有謂吾人或可以不同意康德，但不可以跨過康德。康德哲學涉及的議題之廣泛和博大，包含了很多不能規避的重要哲學問題，因此，很多新的思潮其實都在不同的層面上回應康德哲學，即便是海德格爾和胡塞爾等哲學大家亦不能免。可以說，這些現代哲學思潮沒有使得康德哲學備受冷落，反而提供了不少理解和反思康德哲學的新的切入點。

三，從康德說開去

關教授的研究興趣及范圍相當廣泛，除了德國哲學，還包括現象學、語言哲學、人文電算，它們和關教授的康德哲學研究又產生了怎樣的思想碰撞及火花呢？

關教授的研究興趣廣泛，對德國古典哲學曾經下了不少功夫，而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則是海德格爾。有趣的是，他慶幸自己在研究海德格爾之前，曾經對康德和黑格爾下過不少功夫，甚至表示康德哲學是自己學習哲學道路上的“最決定性的環節”。關教授指出，在研究海德格爾之前，曾經用力于康德哲學之所以特別重要，這是因為海德格爾本身除了學力深厚，還是一位具有超強魅力和感染力的哲學家，其思想于涵蓋西方哲學上幾乎所有重要議題之余，常常以自己的方法對其重新加以鋪陳，甚至強為之解以為己用。倘若沒有如康德哲學這樣具有同樣思想高度、統觀能力，和較為平正的哲學視野的訓練準備，人們很容易會一頭扎進海德格爾哲學當中，完全受其左右。關教授表示，就是因為讀過康德，他幾乎一完成博士階段，便已經懂得如何與海德格爾保持一定距離。關教授還說，早年曾經是海德格爾追隨者的哈貝馬斯便有很類似的學習經驗，和對海德格爾有同樣的“戒心”。關教授最后補充說，他完成博士階段后，雖然沒有回到康德作為研究重點，但畢竟也寫了不少關于康德哲學的論文，而且，一直認為康德哲學的訓練讓自己一生受用。

現象學也是關教授的研究興趣之一，特別是海德格爾的現象學。而原來這與關教授的康德哲學研究也息息相關。

關教授受到老師Otto P?ggeler的啟發，曾經撰寫了一篇名為“Heidegger's Schematism of Life and its Kantian Inheritance: A Critical Appraisal”的文章。事緣早在海德格爾之前，狄爾泰就曾提出需要用“生命范疇”（Lebenskategorien）去補充康德哲學原有的范疇論的建議，早期的海德格爾尚未建立自己的一套強調 Existenzialien的概念語言時，便曾受狄爾泰的“生命范疇”理論的影響。關教授的論文乃順此理論脈絡指出，后來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仿傚了康德哲學從“范疇論”帶出“圖式論”的發展，以現象學的概念語言建構一套和生命實踐有關的“生命圖式學說”（Schematism of Life），作為人生于世上的一種形式上的指導，關教授表示，盡管他后對后期海德格爾大力批評，他對海德格爾的這一份“康德遺產”還是擊節贊賞的。就這樣地，我們在海德格爾哲學里可以清楚地找到康德哲學的痕跡。

人文電算（即“數字人文”）是計算機技術于人文研究上的應用，關教授起初接觸這個領域，是他重返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任教后的事。他后來兼任中大的人文電算研究中心主任，為了開發“漢語多功能字庫”的需要，為字庫加入古文字元素。這除了對廣大用戶提供服務，原來還有一個目的，就是為漢字六書尋找理論基礎。但隨著對古文字研究的深入，關教授漸漸發現了古文字與哲學也有共通的可能。例如關教授曾寫過一篇名為〈從大克鼎和史墻盤中的“哲”字看哲學〉的文章，該文提供了一個解讀康德帶有“經世”愿景的哲學理念（Philosophy in cosmic sense）的新角度。以“哲”字為例，在“大克鼎”和“史墻盤”這兩件青銅器中，金文“哲”字的下部是從“心”而非像現在寫法的從口，而且上面還加了一個“目”作為部件，字的最頂部的手其實是斷木之形，右邊加上斤，斤是斧頭之義，這就構成了用“眼”去觀察，和用“心”去“斷疑”的意思，意指人生無論在理論領域還是在實踐領域，都是有“斷疑”的需要的。在理論上是涉及疑難中的辨惑，在實踐上則是行動中的決擇，這除了和康德哲學的核心思想是一致外，甚至可與希臘柏拉圖到亞里士多德哲學傳統的dihairesis和prohairesis等概念合拍。

而更有趣的，是“史墻盤”的“哲”字左下方還多了一個雙人旁（彳）。查古文字中的雙人旁，按照專家學者如羅振玉和高本漢等的解釋，是“四達之衢”的意思，即四通八達的道路，這意味著哲學猶如處于十字路的匯聚處，必須是入世的，和對人類同儕負責的。我們也可以看到，漢字中的道和德兩個字都帶有雙人旁。“道”字的部首在古文字里是“辵”，是雙人旁下加一只腳（止），亦有同樣的意思。康德哲學一向強調經世意義的哲學才是哲學的真正歸宿，其第二批判中也有“實踐理性的優先”（Primat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的說法，這在金文的“哲”字中都可找到跨文化和跨世代的依據。所以關教授說，對金文的研究加深了他對康德哲學的理解，同時也體現了借著漢字思維深化哲學思考的可能。

語言哲學是關教授近年的重要研究項目，而有普通語言學之父之稱的威廉·馮·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是其主要的研究對象。關教授認為，固然有不少學者嘗試研究康德哲學與語言哲學的相關性，甚至提出康德也有一套語言哲學，但關教授認為這方面研究的理據仍不太充分。一方面，康德固深入探討了人類的知、情、意等能力，但另一方面，語言是人類心智更底層和更重要的能力，而康德對此卻沒有一種標題化的研究和討論！難道康德真的對語言這種人類重要的能力無從置喙嗎？

關教授提到自己的一篇名為〈略論哲學語言及其操作空間〉的文章，他指出，很多人談到現代哲學的“語言轉向”時，所想到的大概是美英分析哲學。不過，關教授指出，語言轉向是現代哲學多個學派的“共取之法”，它是一種帶普遍性的研究路向，因此，語言轉向并非英美分析哲學的獨有專利。關教授提到自己在文章中歸納出幾種不同意義的語言轉向模式：治療模式（英美分析哲學）、構成模式（現象學：胡塞爾、梅洛-龐蒂）、解構模式（后結構主義）、詮釋-辯證模式（伽達默爾）、先驗-實用模式（哈貝馬斯）。他指出，現象學、伽達默爾和哈貝馬斯的語言學模式都可以回溯至洪堡特的育成模式的語言學思想。

關教授表示，與海德格爾的思想一樣，洪堡特的語言思想與康德哲學在結構方面也存在某些重要的相似性。康德的知識論其實是一套繼承自亞里士多德的形式與質料合一的學說（hylomorphism），在康德的認識論中，質料是外在被給予的認知內容；關教授指出，在洪堡特的語言學當中，質料指的卻是聲音和由聲音帶出的人類無始而起的感觸（后來的雅各布遜不是有sound matter的講法嗎），它們都是經驗性的東西。在康德哲學中，“形式”可以區分為兩層：即感性直覺的形式（時間和空間）和思想的形式（即知性范疇）兩層，二者都由人類內在的認識能力提借，兩種形式必須分工，協同地運籌于感性質料之上，而形質兩者又不可分離，只有兩者結合一起才構成知識。

這種形質合一的思想也反映在洪堡特的語言學思想中。與康德相似，洪堡特在語言學中也把形式分別為兩個層面：即語音的形式（Lautform）和言語的形式。若果說康德的形質合一理論打造了西方的既有經驗基礎，又能說明觀念訴求的知識理論的話，則洪堡特建立在語音基礎上的形質合一理論，其實是換了一個平臺去說明，人類的心靈是如何憑一把聲音，便能把最具物質性的事物到最抽象的觀念都予以表達。關教授認為，洪堡特別出心裁地把康德的知識論中的結構轉化為一套影響力極大的語言學思想，并對現代的語言學和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當代語言學兼語言哲學巨擘的喬姆斯基把洪堡特奉為圭臬，不是沒有理由的。

四，對康德哲學的反思

康德哲學之中是否存在需要反思的地方呢？

關教授談到，康德十分強調人類的理性，這是康德哲學持久和偉大的價值，但正因為如此，康德哲學往往予人一種過分強調人類理性，因而忽略了人性中諸多陰暗面的印象。特別是上世紀不少現代思潮致力于反思人性中的陰暗面，更加深了這種想法。

《語默無常：尋找定向中的哲學反思》

到底康德如何理解人性中的陰暗面呢？

關教授指出，康德并非對此不了解，事實上，他對此早有察覺，康德就曾經把人性比作“扭曲的木材”(crooked timber)，而在《純然理性界限內的宗教》書中，更有“根本惡”的表述。盡管如此，關教授指出，在康德的哲學中，人性的陰暗面相較于其他課題確實未被康德本人重點探討，這也許是康德哲學中值得被反思的地方。關教授認為，在當今，我們固要加強對理性的限制乃至對非理性的諸種可能性的反思，但與此同時，我們卻不能夠因為人類理性是有限的便予以輕視。人類理性固然存在不少有限性和局限性，上世紀有部分思潮亦加以推波助瀾，過分強調人類理性的有限性，甚至達到不信任人類理性的地步，這是否跟康德哲學的根本精神背道而馳？

關教授語重心長地表示：正如對康德而言，自由的真諦是能容納“兩可”，即不被決定之余，卻能自律。理性的“處境”其實不遑多讓。人類理性無疑會有時而窮和犯錯誤的可能，甚或會暗藏一些非理性的元素，這或許就是理性的“命運”。但人類理性之為理性，貴乎它本身具有自我檢討、自我批評，和自我責求的能力，即使它仍是有限的，我們也不能夠輕言放棄。我們有多少限度的理性，也應充分運用！并以此最有限的理性盡可能去駕馭犯錯誤的可能。吾人只要仍有一絲理性的光芒，也總要讓它照亮黑暗。堅守理性之光是人類的唯一前途，這也是康德哲學最值得我們珍惜的地方。